插队生活回忆(18)：看田的风波

       记得那是在插队第四年的秋天，大队领导让我也参加看田的工作。“看田”，有些地方又叫 “护秋”，就是在秋天从庄稼开始成熟到全部收割完毕，村里派专人组成小组，在地里和村口日夜巡逻盘查，防止庄稼被盗。我开始并不想干，倒不是像老乡那样怕得罪人，而是觉得日夜工作生活不规律 (只能轮班睡觉)，自己看书练琴的时间也少了。但又想到，领导让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参加看田是对咱的信任，硬是不干恐怕不妥，好在只有一个月左右，就答应了。

      一天晚饭后，我照例来到小学校的教室，这是我们集合的地点。教室里有个大炕，是我们夜里轮流休息的地方。每晚大家都先到这里聚齐，商量轮流巡逻的安排。那天村里的党支部书记突然来了。他对我们说，有人反映郭兴家有扒玉米的动静，你们晚一点悄悄到他家窗外听听，如果里面确实在扒玉米，就进去把他抓住。“扒玉米” 就是把成熟的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搓下来。如果这个时节在家扒玉米，那肯定是从地里偷的。经过商议，决定由包括我在内的两名知青和一名本村小伙子去。因为我们三个人都不和郭兴在同一生产队，和他不熟。这样如果需要抓他时，比较容易 “公事公办”。

      支书走了以后，大家又聊了一会儿郭兴的情况。我才得知他是贫农成分，老婆几年前病死了，只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常常不能上工，干也只能干点儿轻活，所以工分挣得很少。家里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什么家庭副业，所以很穷。两个男人光靠队上分那点儿口粮，肯定是不够吃的。我当时就感觉到去抓郭兴是一件没人爱干的差事，但领导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推。另外我也想，偷集体的粮食总是不对的，所以抓也没有错。

      过了晚十点，多数老乡都已经睡下了。我们三个人借着月光来到郭兴家，悄悄翻墙进了院子，发现他家的油灯还亮着。我们捏手捏脚地走到窗前蹲下，听到屋里果然有扒玉米的声音。听了一会儿，觉得确实没有听错，我们就站起身来大声叫门了。

      刚一叫，屋里的油灯马上熄了。又叫了几声，里面才答应，说是已经睡下了，有事明天再说吧。我们坚持说有要紧事，屋里才又点亮了灯。门开了。我看到郭兴是个瘦老头，还有些驼背。他结结巴巴地问有什么事。我们没多解释，边问他刚才在干什么，边从堂屋进到里屋。见炕上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躺在被窝里，还没睡着。我觉得这孩子眼熟，但当时顾不上多想。见到炕席鼓囊囊的，我们就把炕席一掀，发现下面铺满了新鲜的玉米粒和玉米棒子，这下可是人脏俱在了。

      郭兴哑口无言，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对我们又鞠躬又作揖，不停地说：“饶了我吧！放了我吧！ 我实在是没办法！ 我再也不敢啦！…” 我们打断他，让他到小学校跟领导说去。但他不走，回头看了看炕上的儿子，突然过去抱住儿子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大拴那！ 这下可闹下鼓捣啦 (闯下大祸的意思)！ 这可怎么好啊！? 叫我怎么活呀！? …” 大拴见父亲这样，也跟着哭了起来，我们在一旁劝阻也没有用。

      这时我才想起以前是怎样见过这孩子的。那是以往中午收工，有时碰上小学校放学。一个背着蓝布书包的男孩看见我，常对我笑笑，然后一溜烟地跑开。原来他就是郭兴的儿子大拴。此刻看到父子俩抱头哭作一团，心里乱糟糟的。我们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都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硬要把郭兴拉走并不是拉不动他，但谁也没有动手。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我们决定让那个本村小伙子去报告领导。不一会儿，大队长来了。他让郭兴和我们都到小学校去，让大拴抱上被子也跟着到那儿去睡觉，郭兴家的门上锁，钥匙大队长拿着。

      到了小学校，发现副大队长兼一队队长已经在那里等侯，因为这是入秋以来发现的最大的案子，但不知支书为什么没在。两位大队干部请郭兴上炕坐下，开始和他谈话。出乎我的预料，谈话是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问郭兴都是在什么时候 “拿”，怎么能“拿” 那么多…… 郭兴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看到队干部们这么和气，他也放松了。他们聊够了，郭兴也和我们一起在那里休息。

      第二天早晨，民兵彻底检查了郭兴的家，共搜出扒过和没扒过的玉米棒子一百余个，连同扒下的玉米粒一起收入了大队粮库。领导还放出话说，对此事要严肃处理。

      白天，我照例到地里巡察，见到我们生产队的人在收玉米，就像往常一样搭把手儿帮着装装车什么的。昨夜的事早已传遍全村，老乡们议论纷纷，口径基本一致 – 同情郭兴，为他担心。更有心直口快者，叫着我的名字大声质问：“你们是怎么想起去抓郭兴的? 他又穷又有病，还让不让人家活?” 我觉得委屈，想说：“是支书让去的，我们能不去吗?” 但又想起自己当时也是愿意去的，又何必辩解呢? 老乡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根据大队的规定，偷一个玉米棒子要扣罚十斤口粮。郭兴偷了一百多个，就是把他家两口人一年的口粮全部扣光也不够啊 (当时每人每年的口粮是三百六十斤)。要是真的把口粮扣了，他和大拴吃什么呀，怎么活呀?

      可能是因为难于处理，大队将此事上报了公社，公社也迟迟没有回音。秋收完毕，我和其他知青回城过冬去了。第二年开春回村，听说队里并没有扣郭兴的口粮，事情好像不了了之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一天中午收工，又碰上小学校放学。我一眼看见背着蓝布书包的大拴，他也看见了我。和往常一样，他对我笑了笑就一溜烟地跑开了。我当时心里一热，看来这孩子没有怨恨我们。但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他和他父亲。
 
      多少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总是很后悔：当初如果坚持不参加看田，就不会卷进这场风波，也不会对郭兴和大拴感到歉疚了。但我也想到，即使我不参加，大队领导也会派别人去抓他。他那样“拿”集体的粮食真的错了吗? 领导派我们抓他真的对吗? 对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很多事情是很难简单地用“对”或者“错”来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