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爷
茶爷的博客
作者: 晴空(陈.岗.老.松) [5132:2704], 02:54:12 11/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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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戴季英是被当时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放倒的。
吴芝圃是刘少奇、安子文的人。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2月吴芝圃在河南被国民党逮捕，但不久获释（？），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辗转于南京、上海、北京和河南洛阳等地，在中学里教书。
1936年秋，他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恢复了党籍。
显然，1931-1936年，吴芝圃脱党了，而当时找到党组织对于他来说很难吗？
就已河南省为例，可以说除了鄂豫皖这样的苏区，豫北、豫西、豫东遍地都有地下党。对于吴芝圃这样大革命时期就在河南建立组织的老党员，接上关系易如反掌。
著名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就是在豫西卢氏县被地下党发展的；魏巍是在豫东的开封被地下党派遣去了陕甘宁苏区；豫北的党组织也很老，赵总书记当时还是革命青年呢。
对比一下陈赓脱险，类似的主动找到党组织或是跑到苏区去的人有都是。
陈云在1935年孤身一人从川西离开长征中的红军，去了上海找到地下组织。唯独这个吴芝圃在大城市逍遥。
1936年，正是少奇主持北方局，大力开展“六十一人自首出狱”。对于吴芝圃这样类似的经历的人是欢迎的很。
吴芝圃代表的河南省委开除戴季英党籍的理由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可以看出来，都是“虚”得很的东西。
戴季英战争年代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敌后最危难的地方打出来的。
1927年底是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可以说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红25军孤悬敌后，独自长征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
长征路上独树镇突围，副军长徐海东带头冲锋，身负重伤；庾家河突围，军长程子华带领部队殊死奋战，从中午血战到黄昏，反复冲杀20多次，连刺刀都拼弯了，最终打退了敌人，毙伤敌800多人，军长程子华在冲锋中双手都被敌重机枪子弹打穿、昏迷不醒，战士们轮流抬着他行军。当时有十个伤口，因为没有药物，只好用盐水煮了布条往伤口里来回擦。那时程子华躺在担架上，失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时常休克。看着抬他和保护他的红军战士，程子华几次要求截肢，这样可以愈合得更快一些，少拖累部队，医生钱信忠（55年少将没有同意。到达陕北时，程子华已瘦得皮包骨，身上的褥疮让他的脚脱下了整整一个壳，双手终身残废，像鸡爪子一样。四坡村渡河战斗中，红25军遭马鸿逵部突袭，军政委吴焕先率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100余人迅速抢占塬上制高点阻击敌人，战斗中胸部中弹牺牲。
那么戴季英作为红25军政治部主任，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如何呢？红25军的老人都说戴季英非常勇敢，多次负伤，与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相比也是毫不逊色。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前半期，戴季英多次被派遣到敌后，带领千八百人开辟根据地，可以说天天与死亡擦肩。先是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津浦路西根据地，抗战后期开辟豫西豫中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参与中原突围，开辟鄂豫陕根据
地。
其实吴芝圃与戴季英的矛盾，是典型的白区党与苏区党、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矛盾。是五十年代苏区党与军队干部被刘邓收拾掉的先声，高岗、彭德怀是这个趋势的两个高潮而已。少奇同志能够上位也是披荆斩棘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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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ZT tiexue论坛
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戴季英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
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２月１２日作出），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
”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
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
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
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此后，
戴季英后半生似乎人间蒸发了。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１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
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
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
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
，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能和陈独秀等人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说明戴季英此人绝非普通人，但他的生
平事迹却好像一个谜。笔者根据大量资料，试图还世人一个真实的戴季英……
一
戴季英，又名继英，１９０６年２月２８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
松树岗程维德村，家庭比较富裕。他先后就读于武汉启黄中学、武汉省立第一中
学，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６年７月，年仅２０岁的戴季英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武汉三镇知名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１９２７年２月，作
为武汉省立第一中学进步学生，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洪流。
１９２７年６月，戴季英受党委派，回家乡参加发动农民运动，担任中共黄
安县委委员、代理书记。９月，中共黄安、麻城两县委发动了“九月暴动”。戴
季英负责领导黄安各乡暴动的宣传与组织工作。１１月初中共鄂东特委决定武装
夺取黄安城，戴季英当选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同时兼任七里坪农民义勇
队总指挥。１１月１３日晚１０点钟，黄（安）麻（城）两县的３万余起义农民
，浩浩荡荡地向黄安进发，１４日凌晨４时一举突破城垣，歼灭了县警备队，缴
枪１００余支，活捉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和一批土豪劣绅。
１１月１８日，大别山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突
然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曹学楷、吴焕先、戴季英率领大部
起义武装，到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
北部坚持斗争。
１９２８年春，黄麻起义武装余部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７军，吴光浩任
军长，戴季英担任第７军党委委员，率部开始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
的斗争。５月，戴季英担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
县地方武装指挥部总指挥，积极发动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发动青年农民加入红军
，为“扩红”做出很大贡献。１０月，他被选为中共鄂东特委委员。１９２９年
１２月，他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参与了领导创建和巩固鄂豫边革命
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３１年６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由沈泽民（茅盾之弟）任书记，戴
季英当选省委委员，成为沈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１９３２年４月，戴季英任
红四方面军２５军７４师政委，率部在皖西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第四
次反“围剿”失利后，主力被迫西征，戴季英所在第７４师，留在鄂豫皖坚持斗
争。这一时期，戴的战功是非常显赫的。
１９３３年３月４日，红２５军侦悉敌马鸿逵（西北二马之一）第一○五旅
进占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今属新县），与汤恩伯第八十九师换防，决定趁马
部由西北新调来大别山、人地生疏立足未稳，采取快速突击战术将其歼灭。３月
５日傍晚，吴焕先向全军作了紧急动员，当夜秘密急行３０公里，拂晓到达郭家
河。此次战斗，以第７４军为主力的红２５军大胜，红军仅伤亡３０余人，全歼
国民党军两个团，毙敌二○七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二○五团团长
马鸣及其以下官兵２０００多人，缴获山炮１门、迫击炮８门、机枪１２挺、长
短枪２０００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６０多人落荒而逃。
１９３３年４月８日，“颇有战将之风”的戴季英升任红２５军政委，同时
兼第７４师政治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
导人之一。４月中旬，红２５军在潘家河村再次与国民党军作战，击退“清剿”
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４个的师兵力，共歼国民党军１个多团，使其围歼红军的计
划破产。“郭家河战斗”、“潘家河战斗”已载入军史，戴季英的参与决策之功
是不可抹杀的。
经此两战，红２５军军威大振，迅速发展到１．３万余人。但是，也使左倾
路线领导人（以沈泽民为代表）忘乎所以，命令红２５军强攻敌重镇黄安七里坪
。５月２日，红２５军被迫攻打黄安七里坪，与强敌相持４３天不下，被迫撤围
。此役红２５军伤亡６０００余人，实力大损。７月，敌人调集１４个师、４个
独立旅共１０万余人，向鄂东北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吴焕先、戴季
英力主避敌锋芒，率部转战皖西北。途中，敌以３个师扼守要道，另以２个师又
５个旅重兵合围，使红２５军遭受重创，全军只剩３０００余人……
在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中，部队每到一地，戴季英总是亲自召开会议，了解
干部、战士的思想和执行纪律的情况，注重在斗争中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作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亲历险境，
与战士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杀。当时部队缺粮严重，他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
看着他青黄的脸，警卫员悄悄寻来一点大米给他熬一小碗稀饭，他一口未尝，让
警卫员将稀饭全部送给了伤病员……
然而，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掀起的“肃反”运动中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造成严重后果。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收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
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
派”、“取消派”、“第三党”、“ＡＢ团”……戴季英积极贯彻执行。对此，
时任红２５军副军长兼第７４师师长的徐海东深恶痛绝，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戴季英把第７４师主力２２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４９名党团干部
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
出口供时，戴季英叫警卫员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
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
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４９个人都被杀了。
在红２５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沈泽民狂热地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
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于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开始了。七
里坪是距黄安县城１５公里的大镇，住着敌十三师６０００多人，周围修满了围
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网和鹿砦。前方攻打七里坪，戴季英却在后方
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给
抓起来了。此时，饥饿、伤亡、“肃反”的恐怖，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
。然而，中共鄂豫皖省委却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
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戴季英在第７４师的“肃反”更加
扩大化了。
二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红２５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部队进行了整编，戴季英
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将士２８００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
队”的旗帜，于１１月１６日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北上长征。
独树镇战斗，是红２５军长征初期的关键性一仗，也是该军军史上辉煌的一
页。这次战斗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在两军“狭路相逢”之际，红２５军作为具
有顽强战斗作风的“勇者”，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立于不败之地，充分
显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进入伏牛山区后，红２５军领导发现，该地区人烟
稀少，粮食和物资匮乏，加之敌军跟踪而至，在这里建立苏区同样很困难。因此
，军领导再次改变计划，决定转进陕南商洛地区。这时，敌军正分两路追击，并
派兵控制了入陕的要道。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红２５军沿一条人迹罕至的隐蔽小
路，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一举突破了敌军在河南布置的第三道封锁线。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０日，红２５军进入陕西洛南县境，即在该县庾家河召
开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并将中共鄂豫皖省
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
河南省西部地区，该地区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
薄弱。红２５军到来之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适合红军立足发展。
当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因此，红２５军抓紧
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很快在鄂陕边区建立了第一块根据地，初步奠定了鄂
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期间，戴季英历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中共鄂豫陕省委
委员，全程参加了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１９３５年１月，蒋介石令驻河南、湖北、陕西３省国民党军以１１个团的
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２５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
以大回旋的行动南下郧西，北返洛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和反
动政权。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们适时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丁、
抗夫”的五抗斗争，很快打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局面。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鄂西二天门召开常委会，讨论部
队战略方向和行动议会。针对一些干部、战士认为“红２５军无法孤军在鄂豫陕
边界独立创建根据地，应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思想情绪，会上展开了激
烈争论。在吴焕先力主、戴季英支持下，中共鄂豫陕省委终于统一思想，继续开
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３月１０日，吴、戴指挥红２５军在陕西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截击
敌警备第２旅两个团，经激战击溃敌５个营，毙伤敌２００余人，敌旅长张飞生
受伤，俘敌团长以下４００余人，乘胜开辟了华阳革命根据地。４月９日，又一
举击溃警备敌第３旅，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４月中旬，蒋介石正调集３０多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
“围剿”，扬言要在３个月内消灭根据地的红军。为反击敌军“围剿”，吴焕先
、戴季英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率部每天行军百余里，
日夜与敌周旋。６月，当敌人被拖得晕头转向时，他们挥师首先北上商洛，奔袭
“鸡鸣三省”（鄂豫陕）的古镇荆紫关，打乱敌军部署。７月，他们又在山阳县
袁家沟口伏击敌警备第１旅，以伤亡１００余人的代价，取得毙敌团长以下３０
０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１４００余人，缴获轻重机枪４０挺、长短枪１６
００余支的重大胜利。继而，部队转到外线行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兵锋
直抵西安城南１０余公里之韦曲（长安县境内），使敌人大为震惊。至此，宣告
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失败。
三
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红２５军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
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地区集结
，企图将我主力红军围歼于川西地区。此时，红２５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
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在这关键时刻，原中共鄂豫皖
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２５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
切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中共鄂豫
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和敌情动态全面分析
，主持工作的吴焕先、戴季英等决定：郑位三等同志留下领导部分武装，继续坚
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红２５军主力立即西征甘肃，以牵制陕甘边界之敌，策应
党中央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２５军的领导，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
局，独立自主地作出继续西征北上的这一战略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它完全符合
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也反映了以吴焕先、戴季英为代表的红２５军全体指战员心向党中央、盼望与主
力红军会师的急切愿望。
７月１６日，红２５军４０００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
鄂豫陕苏区，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当时，部队进行了西征北上的政治动员，
戴季英等提出的口号就是“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
８月初，红２５军攻占甘肃两当县城，随后翻越麦积山，攻占胡宗南部的后
方基地天水县城。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红２５军
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天水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
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红２５军如一把尖刀，直
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蒋介石从成都行营接连发出５道电令，调兵遣将，堵
截、追击红２５军。这样，红２５军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兵力达２０万人，有力地
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８月１５日，吴焕先、戴季英率部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铺。兴隆铺一带
是回民居住地带，吴、戴通过调查了解到，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统治
造成民族纠纷，汉回隔阂严重。因此，他们专门为部队规定了过回民区必须坚决
执行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把猪肉都作了处理，并派出手枪团和一部分回
族战士先期进入兴隆铺，张贴标语、传单、布告等，进行宣传。部队进入兴隆铺
后，吴、戴亲自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举行座谈会，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及
民族政策、纪律等，讲明红军只暂作停留，不征粮派款，不拉夫抓丁，解除群众
顾虑。随后，吴、戴等在一片锣鼓、鞭炮声中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了匾额和礼
品。红２５军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换来了回民的一片赞颂。后来，当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这里时，面对热情的欢迎，始知是吴焕先、戴季英
及其领导的红２５军种下的“善果”，对吴、戴称赞不已。
经过３天休整，在回族乡亲摆设香案的隆重礼送下，红２５军离开兴隆铺，
沿西（安）兰（州）公路东进，开始了西征北上的大周旋战略行动：先是攻克隆
德县城，接着连夜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８月２１日，红２５军在
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田宫塬，徒步涉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上游河水陡
涨，军部机关直属队及在塬上担任后卫任务的第２２３团被阻于河北岸。就在此
时，敌第三十五师二○八团１０００余人，由泾川县城沿着王田宫塬突然袭来，
企图把红２５军后卫部队压在河边吃掉。战斗中，吴焕先不幸牺牲。这位卓越的
青年将领壮烈牺牲时年仅２８岁。
政委牺牲的噩耗传出，全军上下极度悲愤，战友们呼喊着：“为政委报仇！
”纷纷冲向敌阵与敌展开肉搏，血战四五个小时，终于全歼尾追之敌，击毙敌团
长马开基。
９月７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甘肃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红２５军领导进
行调整，决定副军长徐海东升任军长，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英
改任参谋长，郭述申接任政治部主任。９月１５日，经过２０多天转战，红２５
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２６军、红２７军会合。
进入陕北后，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十万之众，向陕
甘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
红色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合作，率领红
１５军团在甘泉县劳山地区、鄜县（今富县）榆林桥地区，打了两个大胜仗，消
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
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受左倾路线影响，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郭洪
涛、聂洪钧等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矛头直指红２６军及其领导人刘志
丹。一些人始则诬蔑刘志丹“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
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初到陕北
不熟悉情况的戴季英只能“奉命行事”。一时间，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
，红２６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９月下旬，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１５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
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
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
红军自相残杀，他镇定地把那封信交还给通讯员：“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
就说我去瓦窑堡了。”说完，他翻身上马，一路飞驰，奔向瓦窑堡。他一到瓦窑
堡便被戴季英投入监狱，备受折磨，连他的战马也被押了起来。据说，审讯期间
，戴季英屡次亲自动手用皮鞭狠抽刘志丹、高岗，还把刘带着５岁女孩的妻子投
入了劳改队。很快，强加给刘志丹的“罪状”下来了：一是执行“富农路线”，
指土改中，刘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二是“捎山主义”，指
刘坚持农村割据，主张“有击更有游”，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
险攻打大城市；三是“投降主义”，指刘在统战工作中积极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
动武装中的一些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坚持了党的
正确路线。
陕甘边苏区的战士和革命群众怎么也不相信，出生入死打出革命根据地的这
些领导人会是“奸细”！红２６军、红２７军等西北方面红军甚至在猜疑，从外
面来的红２５军是不是白军？一些地区的群众听说他们的领袖刘志丹被捕，有上
千户逃往白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县发生了“反水”现象
，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眼看红军内部就要爆发冲突，错
误“肃反”造成的后果正在毁灭西北苏区！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
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
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王、刘、
贾出发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
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
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再三审查证
明，那些“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
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随
后，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进行
了辩解，周恩来怒斥：“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
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１１月７日，中共中央举办释放刘志丹、高岗、
习仲勋等１８人的宴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席。１１月３０日，党中央决定
处分负责肃反的戴季英、聂洪钧二人，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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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军兴，南方８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留在鄂豫皖
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所部红２８军，改编为新四军第４支队，高为司令员，戴季英
担任副司令员。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却彼此猜忌，高甚至怀疑戴是
党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戴也处处和高较劲。１９３８年４月，第４支队挺进皖中
，在皖中、皖西党的负责人李世农、张恺帆等协助下发展游击武装。当年秋天，
建立了一支由戴季英领导的游击纵队，下辖第１、第２两个大队，约２０００人
。为新四军第４支队的发展、壮大，戴季英是做过贡献的。１２月中旬，戴积极
推动高敬亭率部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取得了部分战果。
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总指挥（副总指挥
徐海东）兼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包括第４支队在内的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
路东地区，旨在打开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同年６月，高敬亭在安徽合肥被错杀
，原第４支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４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戴
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另一部分兵力组成第５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期间
，戴率部挺进安徽巢县、相城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屡有斩获。在徐海东病重
时，他还代理过司令员职务，是第４支队的一号当家人。在张云逸领导下，戴季
英率部参加了开辟津浦路西（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津浦路东（以来安县半塔
集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很快，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７０００人，初
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
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战略协同、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戴季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一套，搞统一战线也不外行。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
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
主席韩德勤连手，频频对江北新四军挑起摩擦、制造流血事件，妄图切断新四军
与八路军的联系，把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时张云逸的妻子韩碧携幼子远之
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为“人质”，向张云逸、戴季英施加压力
。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戴季英和张云逸联名致电安徽各机关、团体暨各界领
袖。
通电有理、有利、有节，语气不卑不亢，使李品仙部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
。随后，张、戴坚决贯彻党中央先击李品仙、后打韩德勤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
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李作战的胜利；继而，指挥第４、第５支队和向
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从而取得
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史称“
半塔保卫战”，是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最终，国民党方面被迫将韩
碧母子释放。后来，陈毅曾经高度评价过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视其为黄桥决
战的序曲：“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一时期，戴季英
还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五
是年１１月底至１９４１年３月，戴季英同新四军的谭友林、郭述申等共１
０余人，从安徽涡阳出发，奔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到达延安后，戴季英一
行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了吗？项英
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
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最后，毛泽东说，你们来
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等。于是，戴进入
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１９４２年底至１９４３年初，党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
西北高干会议，解决西北历史问题。毛泽东、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
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在这次会议上，党
中央纠正了１９３５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比较公正地指出：时任
中共陕甘晋省委正副书记的朱理治、郭洪涛敌情观念过重，应负“肃反”主要责
任。１９４４年７月，戴季英写成《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书稿，对鄂豫皖苏区
的历史和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回顾，说法还算公正。
１９４４年夏，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发动豫湘桂
战役。面对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是望风而逃，致使
河南广大地区沦陷。９月，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暨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
在延安成立，戴季英担任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政委，王树声担任
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司令员。两人都是鄂豫皖时期的老相识，受命后立即率部
向河南敌后挺进，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５年２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戴季英分别担任司令
员、政委。在此前后，他们率河南人民抗日军第３、第４支队进入豫西伏牛山区
，展开攻势作战，消灭日军、伪军的有生力量，并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
抗日民主政府。在河南人民抗日军６个支队迅速展开的基础上，中共河南区委先
后建立６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
河南军区在豫西的活动，很让毛泽东欣赏。１９４５年１月１日，毛泽东与
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该校第３部主任）等谈话
，高瞻远瞩地指出：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
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１
万多地方部队。在此，可以说不点名地表扬了戴季英等人。同年２月１５日，毛
泽东在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
大，……他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
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可见戴在毛泽
东心目中还是有相当分量的。
王树声、戴季英在豫西活动期间，还与国民党爱国将领高树勋结下了统战关
系。高树勋后来能走上起义道路，与王、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进军伏牛山区，筹建抗日民主政府，广
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方针，积极扩大抗日根据地，这不仅震慑了
国民党顽固派和当地土顽，而且给伏牛山区的人民带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１９４５年８月，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奉党中央之命，王树声、戴
季英率部和新四军第５师、八路军３５９旅会师。同年１０月起，戴季英历任中
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他与第一纵队司
令员王树声，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牵制住国民党相当
多兵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１９４６年７月，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开始。突围过程中，李先念、郑
位三、王树声、戴季英等率中原军区部队集战略转移、战略牵制重任于一身，以
机动灵活、英勇果敢的行动“四面开花”，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制造
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而且牵制了国民党程潜、刘峙、胡宗南３部共３２
个旅３６万人的兵力，并在突围战役中以较小的伤亡予敌以重大杀伤，赢得了解
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当中原突围各路部队胜利实现战略转移，即将进入兄弟解放区之时，中共中
央根据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中原部队改变原定进入解决区的战略转移
终点，在鄂、豫、皖、川、陕解放区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王树声
、戴季英表现出了高度的全局观念，从７月下旬开始，王、戴率部经过艰苦转战
，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王、戴分别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创建
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王、戴所部与中原军区其他部队一起，以
顽强的毅力，经受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之敌的残酷“清剿”和恶劣自然环境
的严峻考验，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我陕北、华北、华东以及东北等解放区度过解放
战争“战略防御”的艰难时期。
中原军区各部队顾全大局、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及为解放战争全局胜利所
建立的丰功伟绩，当年就曾得到了党中央和有关战区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与充分肯
定。１９４６年５月上旬，周恩来在赴宣化店视察时就说：“同志们在敌人围困
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
席曾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义，有你们在这里，蒋
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
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危险境
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亦曾作过最坏的设想。１９４７年１１月，陈毅在河南汲
县对新四军第５师部分干部讲话时曾直言：“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
念、王震、王树声、戴季英同志在内。”
六
中原突围胜利后，戴季英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书记、中原人民政府财
经委员会主任等职。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戴季英为之奋斗２０多年的新中国诞生
了，他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
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
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２日，戴被开除党籍，其“罪状”
如前述《人民日报》所称，从此永远淡出人们的视野……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７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
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１９４２年１２
月《关于１９３５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
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
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
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
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重新戴到戴季英头上。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
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
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
音。
１９９３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
在《传记文学》第２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
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
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
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
认为，红２５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
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
１９９７年７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
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没有配发图片。于是，有的军
事历史学者慨叹：难道戴是见不得光的人吗？令人欣慰的是，全书出版时，戴还
在世。
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
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戴家乡的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
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据说，有人甚至
鼓动总书记胡耀邦，要他致信中纪委为戴平反。
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２５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
２５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
样，已经算不容易了！”
戴季英在“隐居”之时，勤于动笔，曾有本关于戴氏家族事迹的书出版。目
前，已经年近百岁的戴季英仍然健在，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
接受。
(注:戴季英现已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