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时年16岁。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两次谈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
一盏多么明亮的生命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而，邓小平！这个不朽的名字，在中华大地，在五洲四海到处传颂。这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这位以自己的深情热爱着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东方老人，走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段征程。
他的身躯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骨灰也撒入大海，但是，他的光辉业绩、伟大思想、高尚品格永远留在亿万人民心中！
这位老人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老党员”、“老公民”，多么普通而又富有深刻内涵的称呼啊！
“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是很平静的。他已经80岁了，而1922年时，他才18岁。当时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此为起点，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情相当愉快，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进军西南；由左右江畔到太行山上，由大别山麓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他和他的战友们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终于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站立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巍然屹立的中国人民的雄姿。
“自己一生最忙的就是这10年。”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绪是很复杂的。工作繁忙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者还能不做事?芽”只是在1956年到1966年他出任总书记期间，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指导思想方面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两者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截然分开，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浸透和交织，有时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错误趋向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是无疑的。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最大痛苦莫过于眼看着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害、破坏而又无能为力。同时，邓小平本人一生中的“三落三起”就有“二落二起”发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而决定自己“起落”的力量大都是来自毛泽东。以往正是毛泽东对自己格外信任，着力举荐，自己也对毛泽东特别敬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1977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里非常坦然。在第三次“起”之前，他曾这样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芽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复出了！而这一次的复出比较前两次更为辉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创了今天这样的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在他这次复出直至走完人生里程的近20年中，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起，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当代的政治家，如果能做出两大贡献中的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邓小平则做了两个，做得那样完全，那样卓有成效。并把这两个贡献中的内在联系衔接得那样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