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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洪涛院士非典病毒定性的失误和原因
(2010-08-04 03:06:14)
洪涛院士生于1931年7月，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首次发现人类B组轮状病毒并进行了系统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还首次发现了出血热病毒的形态，解决了久而未决的病原学问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由于广东出现了非典的流行，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专家，洪涛于2003年2月7日开始，投入了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的研究。2月13日，首次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广东送来的“非典”标本，这天洪涛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经过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并于2月18日下午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2月18日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权威部门的结论，通过权威媒体发布出来。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最大的瘟疫。
从研究成果公布那天起，洪涛院士开始走了下坡路，犯了一系列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明显的低级错误
洪涛院士通过“非典”标本的电镜照片，就敢向全世界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明显缺乏责任心，理由如下：
（1）、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临床。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在SARS开始流行时，广东的医生用了各种抗生素试验治疗，大量病例证明抗生素治疗无效。这是公开的事实，广东的老百姓都知道，否则老百姓怎么会知到非典无药可治，抢购食品呢？如果病原真的是衣原体，衣原体引起的肺炎一般呈散发性，流行的可能性少，大多病情轻，死亡率低，并且在应用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后即可特效。而SARS病人病情严重，死亡率高，应用抗生素无效。如将衣原体作为SARS病原体，经不起临床实践的检验。钟南山院士根据疾病的临床特征，认为可能是由一种未知的新病毒引起的。感染了“非典”的蔡卫平，是“广东省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成员，他在病床上十分激动地说：“要是衣原体，我把头砍下来给你……”[84]
洪涛院士在两例死亡病例的肺组织找到衣原体，只能证实这两个病人携带了衣原体，并不能证实衣原体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广东全部305个病例(当时公布的最新病例数是305例)。有的专家还尖锐指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征询广东临床专家意见就急于宣布结论，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态度。”
如果按照“衣原体说”治疗非典，治疗方案将大大简化，但如果“衣原体说”是错误的，我们可能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这正是对付过多起临床非典病例的广东专家直言“衣原体说”过于草率的原因。
但是洪涛院士不调查广东的医疗实践，不研究患者的治疗过程，不重视同行的不同意见，完全相信自己的“眼见为实”，一意孤行，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的不正确结论，并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公布，误导了领导，误导了百姓，使中国在抗击SARS的战争中，在全世界面前打了第一个败仗。这个错误是很明显的、很低级的、很遗憾的、很不应该的、损失是大的，教训是惨痛的。
（2）、要确定一种微生物作为新传染病的病原体不是哪个人说得算，而是有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伟大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科学验证方法,被称为确定病原的“金标准”--科赫法则(详见问题1.2）。每一个学医的学生都知道这个“科赫法则”，作为专门从事病毒研究的院士更应严格遵守。但是洪涛领导的科研队伍，却犯下了极为低级的学术错误，他无视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传染病病原鉴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则，而仅根据电子显微镜照片来鉴定病原，犯了被国际同行评价为“违背常识”(“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学术错误。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40年的院士，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的结论，不符合“科赫法则”，为什么敢这样做？
科学家在科研中出现错误是不奇怪的，但出现低级错误就不应该了，特别是出现明显低级错误还总强调客观原因，就更不应该了。而且为多次多方面低级的抵赖，这里用“顽强的低级抵赖”是不过分的，理由如下：
（1）、2003年05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在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的《洪涛院士回首SARS病原之争衣原体败给冠状病毒》的文章中说：“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衣原体，并于2月18日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
回顾当时情景，洪涛说，自己曾要求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要留有20％的余地’，但实际发布时‘还是余地留小了’。”[85]
这是洪院士把自己失误的责任在往媒体上推。媒体不是医学专家，媒体只能如实报道专家的研究成果，而不可能有任何的篡改。特别是这个问题关系到上万人的生命，全国瞩目全世界瞩目，科学家和媒体都应该严谨、严肃。“要留有20％的余地”，媒体没法留，就是留90%的余地，媒体也绝对不可能把“衣原体”留成“冠状病毒”。让媒体留余地，本身就说明自己的根据是不十分可靠的，不可靠的又为什么急于公布？自己的低级错误埋怨媒体“余地留小了”，能说这不是明显的低级抵赖吗？
（2）、在2月18日洪涛院士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之后，国内外医学界以不同方式表示异议，并加紧研究工作，3月17日，WHO的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包括全球欧美亚三大洲、9个国家和地区、11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网络，其中没有中国大陆的科学家。3月21日，香港大学的科学家从患者体内发现病毒，根据电子显微镜观察，初步认为这是冠状病毒。三天后，美国CDC肯定了这个发现。［Science 300， 224－225 （2003）］。3月28日，中国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网络。4月16日，WHO在日内瓦正式宣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这个病毒被命名为SARS病毒。
到此非典的病原为衣原体学说以宣布彻底失败，但是4月10日下午，在一个官方发布会上，洪涛通报了中国疾控中心发现冠状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时表示，“个人认为，可能是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发生作用”。12日，洪涛再次公开表示，“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存在”。[86]。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涛院士还在中央电视台上说：“我们发现衣原体老跟冠状病毒伴随，很可能它们两个有什么协同作用，要么是协同，它需要它，要么是它感染了，铺平了道路，冠状病毒给衣原体的供给造成温床，铺平了道路，这种可能性都有的。”[87]
在全世界都公认“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之后，洪涛还要强调“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现在查的是致病的元凶是什么病原体，在全世界公认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衣原体，是不是明显强词夺理，是不是明显低级抵赖。
（3）、洪涛院士也承认，“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没有问题，通过基因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洪院士又说，“但是，在几例非典病人的标本试验中，衣原体是客观发现，自己‘没有造假’。”我们知道，造假与失误是两回事，造假是主观故意，而失误是非主观的错误。没人说洪院士在故意“造假”，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失误？以后怎么避免失误，可洪院士似乎一直都在回避这个实质性问题[85]。
（4）、洪涛介绍，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成立不过一年多，中央投资6亿元，但新的研究所尚在建设中，预计2008年建成，显然远水难解近渴，SARS医学研究难以借力。在德国、美国订购的设备，由于非典时期运输不便，几个月还没运到。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适合做动物模型试验的实验室，还缺少超速离心机等价值昂贵的医学研究设备[85]。
这些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但因为这些就可以不顾临床医生的医疗实践，就可以不顾同行的反对，就可以违背“科赫法则”，轻易宣布重大医学问题吗？
(5）、报道中，洪涛说，这里有一个学风问题，“很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请注意，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自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发布衣原体的不是别人，也没有别人，只是洪院士自己，何处来的“我们”？把“我”换成“我们”，意味着什么？不是抵赖又是什么？如此重大的问题，仅仅“浮躁”两个字就可以解释清除吗？
(6)、洪涛院士以权威自居，利用权利和媒体，压制不同意见。“衣原体”说出现后，国内外医学界无一家研究结构认同，广州的报刊首先出现不同观点，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卫生部的最新决定：“不以卫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名义发布的任何病原研究的信息，属个人行为。”。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再三通过中央媒体公开宣布：他们找到了衣原体，衣原体合并冠状病毒的个案是致死性的，仅仅冠状病毒的感染，病情就会轻一些……李立明还通过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向全国的医院推荐七种对衣原体有效的特效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对SARS病毒一点作用都没有。
学术的争论是正常的、必要的，没有争论就不能鉴别和发展，任何以权威和行政手段无理压制不同观点都是错误的、不应该的。
（7）、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体与SARS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如果说2月18日的公布是有些“浮躁”，是媒体“余地留少了”。衣原体的结果公布后广东的临床医学家强烈反对，国外科学家也纷纷质疑，日本专家就直斥SARS的衣原体病原说“违背常识”。［Nature 422， 459 （2003）］。结果公布后面对国内外的质疑，应该认真考虑不同意见的建议，进一步实验研究，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洪涛院士铁嘴钢牙，老眼金睛，自信心特强，对不同意见忽略不计。可见洪涛院士的顽强精神。一口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体，面对全世界的众口一辞，仍旧坚持自己的“发现”。
如此重大的问题，原因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浮躁”吗？为什么对自己的科研成果“浮躁”，对待别人的科研成果却“冷淡”、“忧郁”。中国新闻网2003-05-22 08:13:58的文章，《疫苗问世最快要2年血清疗法不宜大力提倡》，文中提出“就302医院著名医学专家姜素椿教授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血清治疗非典成功一事，洪涛表示，‘血清疗法是在医学还不发达的时候采用的一种方法。在无法断定康复患者血液内是否存在其他未知病毒的情况下，贸然将其输入到其他患者或健康人体内，可能会导致新的危险。而现有的检测技术还不能打保险。’洪涛认为，在目前技术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血清疗法不可取。
‘血清的来源也是问题，有那么多重患者，你不能要求所有刚康复的患者都捐献血清。’洪涛说，‘除非找到能替代的大动物，例如马，但现有的医学技术还不能直接输入动物的血清。’”[88]
在SARS流行期间，姜素椿是解放军302医院的教授，因抢救SARS病人受感染，被确诊感染上了非典。姜教授开始想到了使用非典患者恢复期血清治疗。由于他的坚持，在他的治疗过程中采取了这个特殊的办法进行试验成功。
血清疗法应用历史已100多年，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详见问题7.3.3.4、为什么说血清疗法是正确的？。在病毒性疾病应急时使用，可以明显降低死亡率，而且没有后遗症。并且姜素椿教授在自己身上试验成功，但是洪涛院士对自己的“衣原体”学说不考虑临床实际，不考虑患者利益，大力宣传，对别人的试验成果却持十二分的“冷静”，十二分的“忧虑”，使血清疗法并没有在国内推广应用。血清疗法疗法的本质就是输血，如果输血如此危险，手术谁也不敢做了。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清楚看出，在中国抗击SARS的战斗中，中国医学界的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其中洪涛院士的上述失误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不能用偶然的“浮躁”解释清楚，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论资排辈”的职称制度、“各自为政”的科研体系、“权威称霸”的学术环境、“不负责任”的科研项目和“脱离实际”的研究方法等。
美国发现“杀戮场” 提供地球最后一次大规模灭绝证据(图)
文章来源: 综合新闻 于 2019-03-30 12:39:59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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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SlashGear报道，古生物学家Robert DePalma试图通过地狱溪地层(Hell Creek Formation)中一处名为Tanis的遗址来获取有关地球最后一次大规模灭绝的证据。 该遗址被认为是一个“杀戮场”，是许多死亡生物的化石遗骸的家园，从鱼类到恐龙等。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告，这个“杀戮场”的所有生物在6600万年前的某一天同时死亡，它们代表了生命的各个阶段。“集体坟墓”是在K-T 界线（K-T boundary）期间建立的 - 即介于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的界线。在KT大规模灭绝事件期间，恐龙灭绝，地球上75％的生命被摧毁。
KT大规模灭绝事件被认为是大型陨石或小型小行星撞击造成的，这些小行星在大约6600万年前在尤卡坦半岛附近产生了撞击。在海底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撞击坑，并将汽化的小行星尘埃和熔岩喷射到大气中。
这颗微粒云散布在地球上，为大规模灭绝事件铺平了道路。熔化的岩石喷射到大气中，形成一个叫做玻陨石(tektites)，然后像雨点一般回落地球时冷却下来。与此同时，海啸淹没了该地区。结果是导致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杀戮场”。它就像地球历史上这个灾难性时刻的快照一样存在。在“杀戮场”内，包括死亡鱼类、昆虫及哺乳动物，烧毁和松散树枝的残骸，以及三角龙、琥珀等的部分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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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Justness 于 2019-03-29 18:43:37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1095 次 (21168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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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的加拿大国家记忆
知识分子 发布于 2017-02-27
已认证的官方帐号
严装待发的医疗工作者，图片来自http://CNN.com
编者按：
自去年入冬以来，我国16个省份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截至今年1月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已有200多人发病，80余人死亡。这也是2013年首次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疫情。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H7N9病毒变异株已经出现耐药性，并呼吁民众不要接触活禽。
虽然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传染病的阴影从未远离。2003年非典疫情殷鉴不远。14年前的那个春天，SARS不仅横扫中国，也在气候寒冷、地广人稀、向来不是传染病滋生之地的加拿大肆虐。加拿大成为除中国以外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且病死率为全球最高之一。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李浩然医生近日撰文，重温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传染病疫情防控系统。
撰文 | 李浩然（多伦多大学）
责编 | 叶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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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病人”
2003年2月21日，香港京华国际酒店。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刘教授住进了该酒店九楼的911号房。数天前，当他收到侄儿婚礼的邀请函时，曾有过片刻犹豫。在临床一线工作多年，刚接触过几位肺炎患者，当时的他已经略感不适。但自行服用了抗生素以后，早先的症状已经没有那么明显，这才随老伴一起敲定了香港行程。
在刘教授夫妇入住后不久，来自多伦多士嘉堡的关老太太夫妇办理了退房手续，她此前也曾在九楼住了三天，可能在走廊上，或者电梯间，和刘教授擦肩而过。23日，当关老太太登上赴加拿大的飞机时，她不知道，刘教授已经在一天前就诊于广华医院，并因病情恶化而转入了重症监护室（ICU）。她更未曾想到，十天的香港之行，将是她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
返回多伦多的第二天，关老太太就出现发烧、肌肉酸痛和咳嗽症状。在家人的陪同下，她去看了家庭医生，但病情未见好转。十天以后，她在家中病逝。她的家人拒绝尸检，死亡证明上的死因写的是：心力衰竭。
就在关老太太去世两天后，她44岁的儿子也出现了类似症状。他去了士嘉堡的一家社区医院，在急诊室等候的20个小时期间，他的病床与其他病床只被窗帘所隔。次日，他很快出现了呼吸衰竭，主管医生在ICU为他进行了插管、辅助通气治疗。此时医生们对大洋彼岸迅速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仍一无所知，他们怀疑可能是结核。根据预防常规，他们对病人进行了隔离，通报了公共卫生部门，并要求病人家属在家里自行隔离观察。他们不曾料到，病毒已经在关老太太的家人中间传播开来，情况进一步失控。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了首个全球警告，报告一种新型的传染病正在香港和越南蔓延。3月13日，关老太太的儿子去世，此前的结核检查结果为阴性。随着关家的亲戚相继发病，医生们才意识到，这神秘的疾病可能源自香港，但其究竟通过何种途径传播，仍然不得而知。谨慎起见，病中的关家人被相继转到多伦多三家最大的医院：新宁医院、西奈山医院和西区医院，这些医院均配备有负压隔离病房。
情况并未由此变好，在士嘉堡的那家社区医院，当时同在急诊室的数人先后起病。其中一人在去世前，传染了他的妻子和另外三名家庭成员，而病毒又从他的妻子传染给了七名前来探望的朋友、六名医护人员、两名病人、两名急救人员、一名消防队员和一名护工。而另外一人，先后传染人数更多达50人，并导致了约克中心医院的关停。
当时在京华国际酒店的九楼，入住的客人还包括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三名新加坡游客和一位加拿大温哥华人。在随后的一周，台湾、越南、新加坡、多伦多相继出现疫情。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发出全球警告，认为新加坡和加拿大的病例属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并同时发布了全球旅游警告。
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温哥华人。在从香港返回温哥华后，他也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他的家里，除了妻子，没有别的亲戚。在发病后，他直接去了温哥华总医院，传染科医生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隔离。他最终传染的人数为零。
多伦多当时报纸（图片来源：Canadian Environmental Health Atlas, Toronto Star）
3月25日，全加拿大共报告19例SARS，其中18例在多伦多，1例在温哥华。而当天下午，又有48例患者因为疑似SARS收治入院。这创下了这轮疫情以来的记录，多伦多地区的负压病房已经超负荷运转，多位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患病。25日当天，安大略省政府将SARS定为强制汇报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部门有权对患者进行隔离。3月26日，安大略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指令数千人在家中隔离，一切救治工作由省政府统一部署指挥，所有医院执行橙色代码（Code Orange），暂停一切非必要医疗服务。
SARS疫情余震未了
2003年4月13日，星期日，多伦多新宁医院SARS病区。
张医生今天值班。出门前，他还告诉同为医生的太太，尽管执行了最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新加坡的一名医生也不幸感染SARS离世。
张医生的病人是两名重病SARS患者，在繁忙的白班结束后，他与同事进行了交接，回到了家中。家里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他已经同太太商量好，回家以后就自我隔离：大部分时间待在地下室，上楼吃饭时戴上口罩，自己单独使用一套餐具。
三天以后的4月16日，他开始感觉到异样。不断上升的体温提醒自己，他可能被传染了SARS。他知道这是一种新型病毒导致的呼吸道传染病，尚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他飞速地在脑海里思考了一下他不在人世的可能：家里的财政状况、子女和家人。当他想到他可能再没有机会看见自己的一双女儿长大成人时，心底忽地一颤。
他打电话给同事：请假，安排自己的临床工作。同事告诉他，还没有医务人员在遵守严格消毒隔离制度下，感染上SARS，让他不要过于担心。
次日，当体温升高到39度时，他打电话给了传染科的值班医生，后者告诉他，第二天请到医院接受检查。在那一夜，他辗转反侧：自己是否传染给了太太？如果太太生病，谁来照顾孩子们？她们会不会已经被传染？想到万一亲人们染病去世，即使自己幸存，余生也将在痛苦中度过。
第二天，张医生开车回了医院，在自己的车位停好车，径直去了急诊。急诊检查结果显示，血象基本正常，淋巴细胞计数偏低，血糖略高，胸片疑似阴影，CT显示肺部浸润。他被收入住院，开始接受利巴韦林和泼尼松治疗。忍受着利巴韦林导致的恶心，他的转氨酶也开始升高。更令人担忧的是，淋巴细胞持续下降，伴随血小板减少，还有乳酸脱氢酶的攀升，显示体内炎症反应正在恶化。在甲强龙冲击治疗三天后，体温没有丝毫下降。
4月26日，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他强忍着气促，打电话给女儿们道晚安，因为他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太太在电话那头表现得很镇定，让他多了一丝勇气。
当晚的值班医生韦伯斯特曾是他在医学院时的老师，也是资深的呼吸科专家。他认为此时的呼吸症状，可能是因为肺部严重的纤维化。两位医生之间的谈话，丝毫没能缓解张医生的焦虑，他变得紧张和烦躁，甚至提出转院治疗的要求，希望能抓住哪怕是最后一根稻草。新宁医院是加拿大最大的医院之一，转院治疗没有现实意义。
在甲强龙冲击治疗三天以后，一般的指南都建议换用中低剂量泼尼松维持。韦伯斯特医生推测，大剂量激素使用以后的骤停，可能是呼吸症状恶化的原因。当夜，他让护士又注射了125mg的甲强龙。一小时后，张医生开始觉得症状缓解，沉沉睡去。当第二天早晨的阳光照进病房时，他欣慰的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插管，而且感觉在好转。
张医生在病房里面度过了自己47岁的生日，他也得知自己当时照料过的两个病人，都相继不幸病逝。但自己活了过来，在入院三周以后，他的体温恢复正常，血氧饱和度再次回到99%。当得到出院医嘱，当自己步出病房，当同护士们招手道别，当回到自己落满灰尘的汽车时，他感觉犹如重生。
他后来才知道，在住院的三周，他的汽车，宛如一块告示牌，提醒着过往同事，自己在同病魔战斗。重新踏上油门，也同时载满了同事们的挂念和祝福。
张医生的汽车（图片来源：Cheung CM. My experience with SARS. CMAJ. 2003 Dec 9;169(12)）
SARS疫情余震未了
2003年3月28日，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宣布从患者组织标本中分离出冠状病毒。
4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阶段性成果，全球10家实验室认为SARS病毒为冠状病毒。
4月14日，加拿大研究者率先公布了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
5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对多伦多的旅游警告。
SARS疫情在全球暴发的概况，图片来自Canadian Environmental Health Atlas
至此，多数医院放松了SARS期间严密的防护措施，N95口罩也不再被ICU和急诊以外的科室常规使用。医生们不再被要求全天戴上口罩，吃午餐时终于可以彼此说话了。
但到了5月20日，多伦多一家康复医院的5名患者出现发热，其中两名患者曾经入住过约克总医院的骨科。进一步调查发现，该院有八名曾经诊断为肺炎的病人均为SARS阳性。
多伦多的两波SARS病情（图片来源：Donald E. Low. SARS: Lessons from Toronto.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US), 2004.）
第二阶段的疫情可能起源于一位96岁的老大爷，他于3月22日因骨盆骨折住入约克总医院。尽管他出现了类似肺炎的症状，但他的症状似乎对抗生素治疗敏感，而且他并无确定的病原接触史。当时的医生认为，患者的发热、咳嗽可能由于吸入性肺炎引起，而腹泻则是抗生素引起的艰难梭菌感染导致。当这位老大爷最终被确诊为SARS时，病毒已感染了好几位病友、来探访的朋友以及相关的医护人员。
随后的几周，约克总医院先后有79位患者感染SARS，医院不得不停止接受除SARS外的其他病人。多伦多地区的其他医院，也再次披挂上阵。而世界卫生组织也又一次将多伦多放在了疫情地图上。
两轮SARS疫情，加拿大共确诊375例SARS，45%为医护人员，死亡44例，病死率高达12%。仅多伦多地区就隔离了25000居民，旅游业损失3亿5千万加元，零售业下降3亿8千万加元。
随后的独立调查表明，安大略省公共卫生系统在这场危机面前，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省事先没有重大疫情应急系统，在预防院内感染、职业防护方面有多达11处重要漏洞。公共卫生部门与医院之间欠缺沟通，导致存在的漏洞没有及时弥补。医疗人员疲于奔命，研究者缺少国际参与和对话，当《柳叶刀》发表关于SARS论文的时候，全部22名作者来自于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无一人来自加拿大。在第一轮疫情过后，过早地放松了警惕，导致了第二波疫情，严重影响了多伦多的国际声誉。
反观温哥华，不仅在第一时间有效地隔离了首个疑似病人，其所在的研究机构BC Cancer Agency还率先公布了SARS全基因组序列。温哥华机场每天有至少2000人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还有更多人经此中转至北美其他地区。其公共卫生部门早在几年前就有重大疫情预案，当2003年2月20日香港重现一例H5N1流感时，疾控部门即发出了网络预警，并且在随后的24日、28日和3月12日再次预警。尽管全世界还蒙在鼓里，当第一例疑似SARS病人到达温哥华中心医院时，急诊科已经受过了防疫演练，要求隔离所有疑似肺炎发热病人。病人入院后15分钟之内，即启动了全套呼吸防护隔离措施，半小时之内被转入了急诊单独病房，两个小时以后即进入了负压隔离病房。这一切，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第一个警告早了一周。当时京华国际酒店九楼的感染游客中，唯有这名来自温哥华的游客没有造成二次传播。整个SARS疫情期间，温哥华共确诊5名SARS患者，其中4例均为输入性病例，无一例扩散。
2018年将是西非埃博拉爆发4周年，SARS爆发15周年，西班牙流感爆发100周年。近一百年来，人类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传染病的阴影从未远离。人们不禁要问，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当下一个超级病毒来临时，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