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和在刘武生著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这两本书中，都写到了一九七三年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扩大会议。高书写道：“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刘书写道：“由于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尘封了整整三十多年的这桩历史公案，只能从某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窥见。”
我看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如此重要的会议的原始记录，怎么会“没有保存”呢？如此珍贵的中央档案，怎么会“全部销毁”呢？在高书中引用了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邓颖超同周恩来传记组的谈话，倒是透露了一些销毁的过程。据邓颖超说：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一九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原始记录后全部销毁。
看了这些文字，并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疑团，我一直想要证实和探究这件烧毁档案的重大事件，而觉得不能“顺便一提”，轻轻放过。因为在任何国家、任何朝代，烧毁重要档案、特别是中央的核心机密档案，都是不能允许的。
◇ 批周会档案已被证实全部烧毁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老朋友相隔三十多年未曾见面，见了面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赵炜已经有七十多岁高龄了，但她双鬓微白、精神矍烁，至今仍在各地讲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平事迹。
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
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邓小平也在会上发了言，对周批得很厉害。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政治局批周会的档案，终于证实已被全部烧掉了。关于政治局扩大会批判周恩来的情况，过去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只有中央极小范围内的少数人知道。我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也从未向上海市的领导透露过任何有关信息。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批判江青等人的过程中，才逐步地把批周会的内幕揭开。
时至今日，在海内的权威出版物中，总算有了关于这次会议的介绍。例如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中写道：“（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十二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从上述文字来看，政治局批周会就是江青、姚文元等人对周恩来的“围攻”和“诬蔑”，而且江青等另有野心，想当“常委”；毛泽东虽然提议召开此次会议，但及时发现了江青等人讲的“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等错话，“保护”了周恩来，并制止了“增补常委”的阴谋。既然如此，政治局批周会的原始记录岂不正是揭露“四人帮”反对周总理、阴谋夺权的绝佳材料，妥善保存和大量引用还来不及，却为什么要在江青等人被捕、判刑之后急于烧毁呢？邓颖超、叶剑英要求为批周会平反，这是合理的，中央据此作出平反决定就可以了，为什么偏偏要把中央的重要档案全部烧毁？此中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找了相关的人员作了了解，终于对这宗疑案有了初步的结论。
◇ 批周会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
批周会的起因全在毛泽东。
林彪事件以后，从一九七二年起，周恩来就着手在各个领域包括外交领域纠正林彪的极左影响。可是毛泽东担心反对极左反下去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周恩来的批极左就再也批不下去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要外交部对美苏峰会进行研究，外交部当即出了一期《新情况》，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后，对世界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周恩来对这期《新情况》加以称赞，毛泽东却认为不符合他对国际形势的一贯分析。七月四日，毛泽东不找周恩来，偏偏找正在筹备中共“十大”的张春桥、王洪文谈话，对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名为批评外交部，实际点了周恩来的名：“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毛泽东“劝告”张春桥和王洪文：“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在这里把话说得够重了：什么“屁文件”，“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贼船”，“搞修正主义”等等，完全把问题的性质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当天晚上，张春桥向政治局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当然觉出了这个批评的份量，一边撤回外交部《新情况》，一边向毛泽东写检讨。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道：“此类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了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和周恩来作了四次正式会谈，三次单独会谈。在会谈时，周恩来都是严格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口径谈话的。十一月十二日，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毛泽东，基辛格说苏联要摧毁中国的核能力，而美国“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基辛格想让美国替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这使一向强调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毛泽东感到极大的不快，他当场向基辛格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苏联“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毛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保护”。
十一月十四日凌晨，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作了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商定了“公报”的措词。“公报”全文送毛泽东审定。会谈本已结束，基辛格也将在十五日上午离开中国。但是，就在启程回国前几小时，基辛格又突然提出，要单独拜会周恩来，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周恩来马上用电话请示毛泽东，回答是主席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佳，不忍心叫醒他，但对基辛格又觉得不见不好，就在译员唐闻生的陪同下与基辛格作了单独会谈。
会谈时周恩来对于基辛格提出的问题，由于未及请示毛泽东，所以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只是答复：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在基辛格后来写的《基辛格秘录》一书中，在“会谈备忘录”里也记下了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周总理：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为一国总理，这样回答并未丧失原则，要说有缺点的话，就是没有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当场顶回去，同时在事后又没有把最后一轮单独会谈的情况补报毛泽东。
谁知，情况传到了毛泽东那里，就成了周恩来的重大罪错。以毛泽东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气魄和敏感，他认为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不向他请示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任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毛泽东对此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泽东严厉地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这样，就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开了两天小会，江青批判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接受美国“核保护”。周恩来对毛的批评作了初步检查，也做了一些辩解。江青当场斥责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毛泽东嫌政治局小范围批周还不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肃清影响，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年老多病的，２０来人都要参加批周，连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被指定列席会议。会场从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扩大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拟定，计有：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中联部部长耿飚，再加外交部的四个“小字辈”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批周会改由王洪文主持，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毛泽东还指定王海容、唐闻生做他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他的指示。
◇ 毛泽东为批周会定调
批周会开始时，为了让与会者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先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执行他所制订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耸人听闻地指出：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就为周恩来的“投降卖国”的罪名定了调子。
在传达时，王海容、唐闻生又对七月份毛泽东关于“上他们的贼船”这句话作了说明：毛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乔冠华）、姬老爷（姬鹏飞）的贼船”。在谈话记录送审时，毛泽东把乔、姬两人的名字删掉了，这里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毛泽东大笔一删，便把周恩来和林彪相提并论，这又为“路线斗争的头子”的头衔定下了基调。
与会的人听了毛泽东指示的传达，都感到震惊。就像乔冠华后来所说的，听了联络员传达毛主席的话，简直“毛骨悚然”。
毛泽东一声号令，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炮火连天，与会者纷纷指责周恩来“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无一不发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员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态批周。
与会的章含之后来在她的回忆录《我与乔冠华》里写了一段话，说出了当时的心理状态：“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而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虽然说得躲躲闪闪，但却道出了几分真实，并且说明与会者“没有一个”不对批周表态的。
至于江青、姚文元等人在会上当然跟得更紧，江青嚷嚷的“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头子”，根据就是毛泽东批评周是“修正主义”的“儿皇帝”和“贼船”的“老板”，只是上纲上得更高，差一点就可以把周恩来打倒了。
据原在王洪文处工作的萧木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告诉我：王洪文当时主持批周会，每天深夜把会议的原始记录从人民大会堂带回钓鱼台，便由萧木和秘书小沈用铅笔把原始记录原原本本地誊抄成一号铅字般大小的大字，呈送给目力不济的毛泽东阅看。萧木说：“原始记录是一个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说明毛对这个会上的发言非常注意，每个人的发言都要看，他是直接领导会议的。”为了保密，记录不能送到印刷厂去排印，只能手抄。
由此可见，《周恩来年谱》认为批周会是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的“围攻”、“斥责”和“诬蔑”，显然是片面的，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在毛泽东的亲自策动和指挥下，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人员对周恩来作了围攻、斥责和诬蔑。”
在这里需要补叙一个插曲：过了一段时间，当时参加批周会的乔冠华在接待外宾时见到周恩来，向周当面表示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对不起周恩来，请求原谅。周恩来慨然说：“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可见，周恩来对于谁要整他，完全是心知肚明的。
◇ 邓小平既捧毛泽东又诛周恩来
邓小平当时只是十届中央委员，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毛泽东却指定他参加批周会，要看他在会上的态度和表现。
邓小平在会上发了什么言？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发言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寥寥数语之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讲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
照毛毛这样说法，邓小平只是“寥寥数语”批评周恩来，这能够使毛泽东满意吗？事实上，毛泽东十分关注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在会议过程中，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小平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毛毛自己也写道：毛泽东听说邓小平发言以后，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作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这就产生了矛盾。邓小平如果只是“寥寥数语”批评周恩来，怎能引起毛泽东的赞赏，并且马上要把他请来作“彻夜长谈”呢？
终于，我们从纪登奎的谈话中知道了真相：一九八八年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访问了十届、十一届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作了一个谈话纪录。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邓小平“提醒”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邓小平的“提醒”真是份量很重：你现在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距离主席是“一步之遥”，只有你有资格“可望而可即”，取毛主席而代之，希望你警惕。邓小平不像江青说得那样露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他说得更高明，更含蓄，既捧了毛泽东，又“诛”了周恩来，令周恩来更加有口难辩。事实上，十分本份的周恩来自遵义会议以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他一直非常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所以，他对邓小平和江青的发言感到非常委屈，最后只得在检讨里写上：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邓小平凭着和周恩来几十年的交情，明知周没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却偏要这么讲，完全是为了取悦于毛泽东。果然，毛泽东在得知邓小平作了这样有份量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这才动起了和邓小平作彻夜长谈的念头。
邓小平通过了毛泽东的“考试”，毛泽东才下决心重用邓小平。十多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在会上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不忘记继续“敲打”周恩来，指责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他还借打仗说事：“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说明他余怒未消，继续向周恩来发出警告。
◇ 烧毁批周会记录原因何在？
在历时十多天的政治局批周会上，周恩来受尽了侮辱和委屈，茶饭无心，夜不能寐，连胡子都不刮，人很快消瘦下来。他在会议期间，忍受着膀胱癌带来的痛苦，一边听批判，一边还要时时离席上厕所排血尿。他要求面见毛泽东作检讨，毛不同意，要他在会上检讨。江青又不让别人帮周，逼周一定要自己写检查。周恩来向两个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小字辈”提出请求：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抖，记不下别人的批判内容，想请她们帮助，又被斥为想通过她们摸主席的底。最后，周恩来对毛的定罪无法声辩，他只得相忍为党，默默地吞下苦果，拼着癌症发作的病体，写了一份言辞恳切、上纲上线的检查。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中美会谈的叶剑英，这次也“陪绑”一起挨批。叶剑英也写了一份检讨，题目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们两人在会上作了检查，又挨了一顿批。
至此，毛泽东看到人们称道的“周恩来外交”的威风已经扫地，对周恩来的气也出得差不多了，再说林彪出事以后政治局总要有人负责，周恩来不宜打倒，他自己就出来充“好人”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检讨上批示：“可以了。”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要整周恩来，却把责任推到“小字辈”“几个娘们”头上，难怪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心里不服，只得背后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于是，一场高层的批斗会至此正式落幕；时至今日，随着内情的不断披露，批周会的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我们所探索的烧毁批周会原始记录的原因，终于露出了端倪：
一、是为了替周恩来、叶剑英平反，把他们的检讨烧了；
二、是为了保护复出的邓小平，保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等人，把他们批周的发言统统销毁了；
三、是为了把反周的罪名完全归咎于江青等“四人帮”；
四、是为了掩盖中共高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五、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保护了批周的总后台、总指挥——毛泽东。
墨写的记录是可以烧毁的，但是历史却销毁不了。它镌刻在世纪的崖壁上，随着时间的磨洗，一笔一画，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了它原本的真实面貌。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