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从左至右）在毛泽东遗体前的合影，这张照片成为压垮华国锋的最后一根稻草
杜修贤提供了一张令人吃惊的“八人照片”
一九八Ｏ年初，《人民日报》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我们把这张照片和拍摄经过送给了中央纪委主任陈云同志。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也不得而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做用。
回想当时处理这张照片的情况，是富有历史价值的。我把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写在下面：
我们党的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它革掉了共产党的命，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在一段时间内革成一个封建法西斯的党。毛泽东曾经预言，共产党可能变成法西斯党，他自己造成的事实，证明了他自己的预言。“林、江反党集团”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长期重用的，他决定以他们完全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踢开党委闹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的一场宫庭政变式的斗争；先把“四人帮”抓起来，然后才经过政治局同意的。并没有发动又一场革命，革掉毛泽东这一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路线，还是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把“四人帮”逮捕起来，也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说是为了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
当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新华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这当然同事实有很大出入。因为当时早就没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没有党中央了，上上下下的党组织早就一脚踢开了。文革以后很早就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除了毛主席唯一的亲密战友林彪以外，其他中央的领袖人物都可以打倒，事实也是这样。所以，很早就只有毛主席，没有党了。怎么可能有什么同毛主席、同他的左倾路线和同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文革小组”相对立的党中央政治局来毅然粉碎“四人帮”呢？
说是执行人民的意志，这又对又不对。对，是人民早就想打倒“四人帮”，结束这场灾难的“大革命”。不对，是人民还没有形成打倒“四人帮”的有组织的力量。丙辰“四五”天安门的集会示威是充分显示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憎恨，那毕竟是人民忍无可忍的自发行动。当时共产党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没有去领导，反而去镇压；也没有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去领导，把它引导到去胜利完成打倒“四人帮”的历史航程上。
粉碎“四人帮”之所以是宫庭政变式的斗争，因为组织领导这一伟大行动的是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几位元老级人物。他们并不反对毛泽东，也不反对他那套左倾路线。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如华国锋和汪东兴，只想把“四人帮”拉下台，以保全已经到手的统治大权。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华、汪同“四人帮”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是同他们妥协的。只是“四人帮”看不起华、汪，争夺要当毛的继承人，以便独霸最高领导核心。连华、汪这样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俩搞掉，这才逼着华、汪下决心同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帮”抓起来。
秘密拍摄“八人照片”的经过
这里有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引起震动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他们手拉着手肃立在主席遗体前沉痛告别。这八人，除了“四人帮”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同志。拍摄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过详细叙述。一九八Ｏ年二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写下来。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写的拍摄经过连同照片一起送给陈云同志。
现在将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在下面：
陈云同志：
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
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
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
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着。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
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
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过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入大会堂。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
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送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
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他中央负责人圈阅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将圈阅过的条子寄给我。
汪东兴诬陷杜修贤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就放风说我是摄影界的一霸。在天安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人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审稿件时，汪东兴就当着华国锋的面，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第一副主席没有？你为什么不突出宣传华主席”？
随后，汪东兴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开全国宣传会上，捏造罪名对我进一步迫害。他造谣说：“华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会上致词的五人照片是从电视里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来的，是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思想偏到四人帮一边去了”。
从此，我就成了新华社的重点审查对象。进驻新华社的郑屏年到新华社以后，我给他看过这张八人照片。于是，郑屏年的五人小组向汪东兴呈报重点审查我的“材料”。汪东兴亲自审批了审查我的问题，并以中央要审查的名义向群众宣布限制我自由的规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帮”的照片、底片。当时我没有交出这次拍的底片、照片。后来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要我把这些底片、样片全部交给汪东兴。因此，我将这次拍摄的全部底片、样片密封后，交给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转交汪东兴。因为我在拍摄这些照片时就有想法，我认为没有叶副主席参加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拍摄致词的五人照片时，就把叶副主席拍上，而且影像大，这是我针对那张八人照片不要叶副主席有感产生的拍摄思想。因此，我在交这些底片、样片时就留了一张八人手挽手的底片。因为怕对我进行查抄，我将这张底片做了转移保存，留存至今。
从汪东兴当着华主席的面骂我不宣传华主席到全国宣传会议上点名造谣整我，我反复想，我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是我从电视中搞了三天三夜拼接出来的，是纯属造谣，因为照片是第二天就见报了，电视片还没有洗出来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更是欲加之罪。追悼会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会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摄角度是华主席、叶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万人在场的天安门广场拍摄的，怎会就犯了罪呢？
请问汪东兴，你们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里安排拍摄的手挽手八人照片是突出了谁？贬低了谁？排挤了谁？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有起码的道德是说实话，共产党更应该从自己嘴里说的、用手写的都应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是实事求是的。汪东兴诬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杀人灭口。
现将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两张照片可以比较一下，是哪张突出了“四人帮”？
这张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来。现在送给你，我认为是一张很重要的照片，同时请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汪东兴对我的打击迫害。
敬礼！
杜修贤
一九八Ｏ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书陈云要求查清是“四人帮”还是“八人帮”
这张照片送给陈云同志时，是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开始，这次会议将调整中央最高领导班子。我们在这个时候送上这个材料，是想趁这个机会促成压低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领导地位。到了这年十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给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我对八人照片的说明，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扩大传阅这个八人照片。
陈云同志考虑不必扩大，因而我写的这个材料就压了下来。现在把它也抄在下面：
玉清同志：
前天向你提的几点意见再重复一下：
一、那张八人照片已经传得更多人知道了，有人来找我要看。我估计，在中央工作会议时，会有更多的同志要找我看。我觉得不好不给看。所以，我想是否可以索性拿出来？请你考虑，是不是应该拿出来？如可以，我写了一个照片说明，请你看是不是适当？（用与不用，都请退我）
二、人民日报希望刊登陈云同志的文章，比如六二年的三篇，我们认为现在登出来，对统一全党思想、贯彻落实调整方针很有好处。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的文章比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都重要。请你请示一下，希望陈云同志批准。如批准了，请你代报社写一个［编者按］，当然，如果能写一篇介绍文章更好。
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解决的既是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十分重大的经济问题。我以为这样的会议，除了党政领导同志以外，最好吸收一小部分党内专家参加。是否向陈云同志反映一下。
以上意见是否适当，希考虑。
此致
敬礼！
胡绩伟
十月十二日
附件：对八人照片的说明
请同志们看看这张照片，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张照片，是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凌晨）在主席卧室的灵床前拍摄的，摄影者是中南海摄影组（真名是“中央外事摄影组”）组长杜修贤同志（他又是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
十一日夜，汪东兴叫杜修贤同志跟着他从人民大会堂到中南海。到了主席住地，姚文元见到杜就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
拍照片时已经是十二日早晨了。
照片拍好以后，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都向杜要这次的照片。杜洗了三份样片，每份七、八张，分送他们三人。江青选了几张，其中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手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江青选好以后，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的几张连同那张条子寄给杜，要杜放印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杜洗了八套连条子一起送江青。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大骂杜是摄影界一霸，在宣传工作会议时骂杜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以后汪东兴、郭玉锋向新华社派出以郑屏年为首的工作组，把杜作为清查“四人帮”的重点对象，抄了他的家，没收了摄有“四人帮”的所有照片和底片。杜偷偷留下了这张八个人手挽手的底片，转移到一个朋友家里保存起来。
三中全会前，杜把这张底片洗了出来，，交了一张照片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同志。我们看了很惊异，不敢拿出来，怕影响安定团结。
今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我们又拿出这张照片，反复研究，觉得应该拿出来了。所以，我们鼓着勇气送给中央副主席兼中纪委主席陈云同志。
现在，政治局已经很顺利地解决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三中全会期间的严重错误问题，听说华国锋同志还没有坦率地承认错误。所以，我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把这张照片交给同志们，请大家看一看，想一想；请中纪委认真清查一下；希望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同志作出交代。
一首打油诗：《问？》
下面一首打油诗，是我看了照片以后写的，作为这张照片的说明，抄在下面，帮助同志们思考。
问？
一看这张照片，
使人大吃一惊！
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接着一个问。
似乎坠入五里雾，
越问越不清；
又像看破了一线天机，
找到了很多怪事的总根。
那是“四人帮”，
怎么还有陈锡联、毛远新？
怎么还有华国锋、汪东兴？
他们不是四个，
怎么会是八个？
是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告别？
为什么又多一个毛远新？
为什么又偏偏没有李先念、叶剑英？
这八个人是偶尔碰在一起？
还是谁约集起来？
谁是召集人？
在主席的灵床前，
他们是那样虔诚。
为什么你拉着我、我拉着他，
八个人结成了一股绳？
他们仅仅互相——手儿握得紧又紧，
还是心儿连着心，
八条心也结成了一条心？
他们是在灵前话别——永远紧记：“你办事，我放心”。
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
请老人家在天国放心？
他们仅仅是在向过去告别？
还是为将来在海誓山盟？
胡绩伟
十月十二日
翻出这些材料来，是一九九一年，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我是把这一照片事件作为是“八人帮”的证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我只强调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和他们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一个方面，而看轻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争夺接班人的矛盾，低估了“四人帮”想排挤华、汪，独霸天下的又一个方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八人照片虽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八人帮”，但足以说明，华国锋、汪东兴同志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相当亲密的。
华、汪同“四人帮”这种亲密关系，也决定了他们在继位以后的当权时期，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的软弱和妥协性。这就是在思想上并没有认真批判“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反而提出“两个凡是”的总方针。
在组织上并没有认真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反而一方面阻挠平反冤假错案、阻挠解放和重用老干部，一方面又安排“四人帮”的亲信到重要岗位。他们不仅没有去挖“四人帮”的毒根，而且为“四人帮”的追随者和同路人的“借尸还魂”留下了祸根。
应该说华国锋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
但是，这样来概括华国锋这一时期的主要是非，还是不全面不公正的。
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
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人这样议论评价过，所以我想简单地加以阐明。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是立了大功的。他在“文革” 结束、继任党的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靠的是毛主席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所谓政治遗嘱，他的决策和施政的主要原则，也是毛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亲自指示”。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的忠实继承人。他坚持“两个凡是”是必然的，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但他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党的民主原则和平地进行改选才下台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
在我党的历史上，领袖的决策是不容许反对的。特别是建国二三十年来，谁敢对毛主席的决策说一个“不”字？有人说过“不”，得到的是悲惨下场，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领袖下台，那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毛的整人办法，就是把对他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领导成员中的不同意见，都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多年的老战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
而华国锋，作了错误的决策，却可以反对。尽管他也想对这种反对的意见进行压制，但控制不严、手段不狠，远远不如毛时期那样专横霸道。因而，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可以反对，在中央机关不仅可以打擦边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讲话来抵制和反对，如中央组织部解放干部的工作。
我是中央党报的总编辑，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央党报对华的决策可以抵制，可以从侧面甚至正面来进行不同观点的宣传，可以在理论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批驳。当然，这些都有毛主席的话作根据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这些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