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冈村宁次与蒋

　　2013-2-8 10:57 发布者: 齐烨原作者: 丁晓山|来自: 搜狐文化

摘要: 在64年前的今天，1949年2月5日，毛泽东发表惩办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声明。冈村宁次，这样一个疯狂的屠夫，双手沾满了中 ... ...

【提要】在64年前的今天，1949年2月5日，毛泽东发表惩办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声明。冈村宁次，这样一个疯狂的屠夫，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恶魔”，蒋介石在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竟把他给无罪释放了。他的整个军旅生涯就是日本侵华史的缩写版，当他的同僚一一受到法律严惩的时候，他却若无其事的回到了日本。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点，伴着起航的汽笛，美国轮船维克斯号驶离了上海黄浦江。经过数日的颠簸，维克斯号抵达日本横滨港。船上那位65岁的老头儿在上岸之前，请同船的理发师替自己梳理了一番，还换上干净的衬衣和西装，然后他强打精神登上了码头。等待他的是手持鲜花的小学生，以及他在中国作战时的旧部下。老头儿向迎接者们致以亲切的微笑，心里却比哭还难受，毕竟他刚从战俘监狱出来没多久，并鬼使神差地捡回了一条性命。此人正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七年前在码头欢送冈村宁次去中国干坏事的东条英机一干人等，随着二战结束，已大多化成灰土，而犯下了累累战争罪行的冈村宁次，如何能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活着回到日本呢……

前天 10:50 上传

下载附件 (57.9 KB)

本文选自《中外书摘》作者：李臻原题：《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之谜》

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于此前一直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大多集结于四川、贵州一带的大后方，不可能迅速赶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军的投降。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等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在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以后，已经发起了战略性的大反攻。新四军迅速收复了大江南北的十几个县城，主力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蒋介石望着进攻到大城市边上的新四军、八路军，感到国民党中央军是如此鞭长莫及。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一样微妙。德国已经投降，美国的海陆空军从太平洋上攻到了日本的家门口。为了敦促日本投降，美国于8月6日向日本广岛投下了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死伤数十万人，日本仍然没有投降的表示。美国不得已在8月9日再次向日本长崎投下一枚原子弹。同一日，苏联红军三个方面军共计160万人跨越中苏国境，强渡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迅速突破日本关东军的防守工事，向满洲腹地挺进，关东军第一梯队30万人被击溃，其余部队向纵深地带溃逃。至此，“大日本皇军”已经万劫不复，如果坚持抵抗，只会被盟军攻入日本本土，招来像德国那般的毁灭性打击。日本裕仁天皇这才在激烈的内阁争吵中，出面规劝主战派们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无条件投降。

鉴于当时美苏积极争抢胜利果实的形势，东京大本营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东京暗示冈村宁次应该放手让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往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最终导致美苏反目，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事态于己不利索性先把水搅浑，日后伺机而动。

但是，东京指示并不符合“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个人愿望。他认为：一则共产党人的反日情绪明显高于国民党人；二则国民党在国际上直接和美国打交道，代表中国政府，顺从国民党的旨意或许能使自己在战后的审判中捞些好处。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其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

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两天后，冈村宁次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曾经在中国战场上不可一世的冈村宁次，如今为了个人考虑，已经成了蒋介石委员长的马前卒。换作一年前，他每天做梦都在琢磨着怎样把国民党中央军一举围歼，怎样把蒋介石的重庆陪都炸个稀巴烂……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宁次对共产党非常不合作，对国民党却是另一副嘴脸。8月27日，国民党“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抵达南京时，冈村宁次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总司令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更有甚者，冈村宁次一改“上将按例不拜中将”的骄狂态度，主动以自己的上将身份拜会了中将冷欣。

二战结束初期，200多万日军、日侨很快就顺利地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恐怕都堪称奇迹。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到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身为阶下囚的日本人进行肉体报复或是流放关押，但是中国人没有这样做。一是因为我中华民族之宽厚仁义的本性，二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的“中日合作亲善”的潮流。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派人给冈村宁次送去了月饼和茅台酒，像招待自己的亲戚。

1945年12月23日晨，冈村宁次“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宁次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介石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在东京正式开庭。1946年8月和10月，远东军事法庭两次发出传票，敦促中国政府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审判。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同样被列为一号战犯。

面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敦促，面对全国人民和共产党方面的责难，国民党方面完全弃之不顾。1946年年底，为了藏匿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一座非常隐蔽的别墅。冈村宁次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多。当然，他并没有闲着。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受了国民党如此大的恩惠，他更应当努力地工作。隐居期间，冈村宁次著述颇丰，它们是《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次，拐弯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关于战事的看法，甚至后来冈村宁次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日本兵离村时的情景则是：日军43大队蜂拥来到临近渤海湾的滨县东北十几公里的这个村子，是1944年快要结束的11月22日一个阴沉沉天气的傍晚时刻。“日军”走过之后寸草不留。这是中国人民痛切的控诉。1000多名日本军住过一夜的村子，样子就完全变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处都丢着猪头、鸡爪，鸡毛乱飞。从房屋门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面粉、衣服，各式各样的布头，扔得到处皆是，连落脚地方都没有。当然，这还是指“哪里都看不见人影”的村庄。日军只能是烧光、抢光，无法杀光。无怪日军士兵在谈到所谓“三光”，也即“扫荡”时，是这样认识的：比战斗更重要的是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杀掉牛、猪、鸡，把凳子或是农具有时连棺材也当作劈柴。用搜罗来的油和面粉烹调成“野战饭菜”来吃，这就是所谓“戒烧”。如果去“奸淫”，酒和女人都会有的，赌博的“资本”也有了，但别把性命丢了。这就是“戒淫”。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冈村宁次等人不敢正视这些事实，还在那里大谈什么“戒烧、戒淫、戒杀”，这才真是“实为可笑”。

冈村宁次也不是老那么“沉着”，具有军人风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冈村“突然接到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紧张。”又是忙着收拾行装，又是急着联系汽车，29日一早，即乘美国船仓惶出逃，“由于匆忙动身归国，竟未领取国防部的判决书。”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再次幸免于难，过去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儿了。”

此时此刻，这位连判决书都没有领取的“幸运儿”心里，恐怕只有逃脱了法网的庆幸，离开了中国的惊恐，哪里还有什么“沉着”、“从容”的“大将风度”呢？冈村宁次还很迷信，他在北京的几年中，就有一位“占卜大师”小玉吞象“时时来访”，为他占卜。到了战后，冈村宁次更是坐禅诵经，日盛一日，俨然像个“居士”。

总而言之，冈村宁次就是这么一个一方面对中国有相当了解，并有相当实战经验，也确有一定才干的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十分冷酷、虚伪，且不敢面对历史的人。在人民眼中，他是个灾星，在战争狂和某些中国人眼中，他又是个“将才”。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老人，当他的同伙们已经一一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却在积极参与着中国的内战。其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有着丰富的侵略经验。这些经验让国民党军官们对冈村宁次产生了迷信，以为凭借冈村宁次一席点拨，可以扭转国共战场上的颓势。冈村宁次自己曾写道：“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国民党）嘱托，又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

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宁次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再不送人过去，国际军事法庭都要解散了。国民党在左右为难中作出这样的决定：对外称冈村宁次因肺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6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于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接受中国政府的审判。冈村宁次再次变得惶恐不安。

8月9日，负责审判冈村宁次的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冈村宁次才被送进上海高境庙战犯监狱。也就是说，抗战胜利结束已整整三年了，冈村宁次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囚犯。

冈村宁次被送回监狱后，典狱长孙介君前来监室“慰问”，点拨道：“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并点拨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冈村宁次心领神会，表示理解国民党政府的苦衷。

审判还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政府的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判决。这个案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拖了下去。期间，汤恩伯面见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在停战时有功，应对其判无罪，蒋大致同意。原本，蒋介石对无罪释放冈村宁次还是存有一些顾虑的，国民党内部对此也颇多争议，但经过汤恩伯的一番劝说，蒋介石终于下了放冈村宁次一马的决心。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判断蒋介石是头脑发热还是太重感情。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六个月后，对冈村宁次的案子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石美瑜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个形式。

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如下：

“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审判结束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有的民间武术团体甚至声称要“手刃战犯冈村”。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声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同一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宁次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就这样，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在中国人民愤怒的声讨中，踏上了驶向日本的轮船维克斯号。

回国以后，冈村宁次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1966年死于东京。

如果说冈村宁次对他对本国妇女犯下的罪行还有那么一点内疚的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简直连一丝悔恨也没有，而且不仅没有悔恨，甚至还死不认账，颠倒黑白。在他的自传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

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临清、馆陶、邱县一带进行大“扫荡”时，每逢攻入村庄前，上司都要下达这样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来，家畜也集中，好吧。临走时候点把火！”这样的命令，在进入哪个村子时候也都是这样传达的。鬼子进村冈村宁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111大队曹长种村一男也供认，1943年5月，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行动时“我的中队是支队，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日本兵进村的情景是这样的：

“冲呀！”他们托着枪，随着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队长，一齐闯进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脚疼，也跟着飞跑过去。可以听到老婆子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混杂着猪的叫声。部队也好像是到了村里，可以听到士兵的大喊声，农民的咒骂声，女人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叫声，猪和鸡垂死的叫声等等。这些声音掺杂在散乱的人们到处奔跑的脚步声里。

冈村宁次在指挥上是很大胆，敢冒险的。他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时，曾主张进攻西安和延安，摧毁中国抗日中坚共产党的总部，并压迫重庆，妄想一举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他任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时，又提出进攻中国政府所在地重庆。他在给部下讲述所谓“统帅思想”时，特别提出的一条就是“大胆果敢，确信必胜。”认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自传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共党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共党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共党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还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对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冈村宁次说：“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据冈村宁次的日记，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过了5天，也即12月23日，蒋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要点：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审讯，社会正义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冈村宁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个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将”、“天才”吗？当然不是。首先，冈村宁次在作战上也无法摆脱日军那一套陈旧而机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挥上决非像他的部下吹嘘的那样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就是在冈村宁次颇为自得的武汉会战中，他的指挥也屡屡出现重大失策，以致参加过武汉会战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起当年的战况时，竟发出“不知畑俊六和冈村宁次当时是怎样想的”感慨。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冈村宁次自称是极其关心日军军风纪的，声称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为日本军队“掠夺、杀人、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军纪)”的“理论”：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冈村宁次这一套“理论”，倒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那么既然如此，在这位如此关心军纪，而又大权独揽的司令官先生的统率下，至少华北日军的军纪应该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日军，在冀中是怎么样的“军纪”，给冀中妇女带来的是怎样的苦痛。冈村宁次为人十分冷酷，不择手段。他自己在自传中说：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甚至可以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多么冷酷无情。

三是在晋升和授勋时，因“服务”优异，几次打破常规。如按日军规定，中将晋级后，一年内不得任命为师团长，而冈村宁次晋升为中将后，旋即被任命为师团长，“因此这是一次破例的人事调动。”又如1942年3月30日，授予冈村宁次一级军功金到鸟勋章，专程前往中国为冈村宁次授勋的日军人事局长富永解释说，“按照规定，一级军功只能授予大将，此次鉴于攻占武汉前后的功绩，特予颁发。”冈村宁次是以中将身份受此“殊荣”的第一人，故而这又是一次破例。

这么一个对中国有着相当的了解和研究，而且又有着相当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的老鬼子，对于中国的抗日军民来说，当然是一个劲敌。

1945年2月，一直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与冈村宁次打过多年交道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此人“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在处事和个性上，冈村宁次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既要抓大事，也不放过小事；既积极进取，而又脚踏实地；既好动，而又坐得住。

冈村宁次多次强调，“司令官要抓大纲，要信任参谋长。”主官应“着重考虑大局。

部下幕僚日常事务繁忙，往往无暇顾及大局。

为领导者，对此必须特别修养磨炼。”认为统帅不应陷入日常琐事，搞事务主义，而应放手让部下去干，自己集中精力思考大局。那么，冈村宁次到底要抓些什么“大纲”，考虑些什么“大局”呢？这从下面的事例中似乎可略见一二。

抗战后期，1944年，冈村宁次突然约见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当时的情况亲信周永业有一段回忆：孙偕周永业如约到日本兵团部后，见日本方面只有冈村宁次、坂西一良和他的参谋长小林大佐，伪军方面只是孙良诚和周永业，宴会是西餐。饭后只见坂西对小林使一个眼色，两人一声没讲便出了客厅。室中只有冈村、孙良诚、周永业三个人。这时冈村低着头在地下溜来溜去约有十几分钟没有开腔，他的神情似乎很苦闷，想要说什么话，又不肯讲。又呆了一个不小的时间，冈村走到孙良诚的背后，用左手拍着孙的左肩膀说：“孙将军，我想求你协助我一下，我愿意通过你的努力，跟冯玉祥先生说，再通过冯先生跟蒋介石说，我愿意牺牲我的最高指挥官和大将的军衔，愿意跟他讲和，如果办的到，我亲自飞重庆怎样？”孙良诚当时没言语，约五六分钟以后对冈村说：“我努力去做吧！”冈村说：“你努力吧！”这样便结束了谈话。如果周永业的记忆不误的话，冈村宁次与孙良诚的会见当在1944年9月25日之前的某一天。因为据冈村宁次本人的回忆，他是8月25日接到改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9月4日抵达汉口就任，9月25日即由汉口出发，去南方视察部队去了。作为一个统兵一方的军事将领，本来是无需操心与蒋介石讲和这样的事的，而冈村宁次却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看来他确比只会听命打仗的其他日军将领高出一筹。

不过周永业的记忆也可能有误，冈村宁次与孙良诚的会面，很可能不是在*月间，而是在八月以后，因为文中提到“最高指挥官”，而冈村宁次是在1944年11月24日才被任命为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即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也只有以此身份，讲上面那些话才更可信。冈村宁次自己讲：“自我就任总司令官直至停战的八个月期间，最重要事项有二，即进攻四川作战及开展对重庆工作。”

所谓“重庆工作”，就是日本争取与重庆蒋介石讲和的工作；所谓“四川作战”，是指冈村宁次计划集中兵力，进攻重庆。看来冈村宁次是作了两手准备，一面是拉，拉不过来就打。虽说冈村与孙良诚的谈话后来也并无什么实际结果，四川作战的方案也未获批准，但从中可看出，冈村宁次脑子里，是在考虑战与和这一类大题目的。

冈村宁次平时集中精力思考“大题目”，把具体事务委与部下，并极少干涉部下的工作。

对他这一种风格，他的部下是很有些感触的。冈村宁次任十一军司令官时的一位作战参谋宫崎周一说：“往往听说，有的将官对战术上的细小问题，也与幕僚争辩讨论，还有的将军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使幕僚无所事事而丧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因此，有的将军对于重要的方向性的问题缺乏指导。”而冈村宁次“却能从大局着眼，高度概括地掌握其要点。回顾起来，我等实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

这段话自然不乏吹捧之辞，但也令人感到冈村宁次的确有比其他日军将领高明的地方，用宫崎的话说，就是所谓“着眼点高。”不过，要说冈村宁次只注重大局，不注意细节，那也是不全面的。冈村宁次在思考大局的同时，又极其注意某些细节问题。他说：统率切忌干涉细节。但有关世道人情之事虽属细节，却应考虑其对统率的重大影响。而辅佐者由于忙于事务，往往对之考虑不周。因此，统率者应亲自指示此等细节，并付诸实现。比如说洗澡，这在一般人看来，是绝摆不上战争时期大将这一级统兵将领的桌面的。而冈村宁次都予以相当重视，他说：行军宿营时，如有沐浴设备，宿营的最高长官应注意迅速入浴并尽量缩短时间。如有人来访或其他事项时，也应使之稍待，而先行入浴。日本军队等级是很森严的，长官不先洗澡，谁也无法洗澡。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一位日本反战士兵的回忆就会理解的：“在部队中，军衔和资历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这些新兵，要给上级擦皮鞋、洗衣服、打扫屋子和端菜端饭，一天到晚就像个小家鼠似的忙得团团转。一天里难得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夜间躺在床上蒙上毯子偷偷地哭泣。如果这个抽泣声被老兵听见，就会把所有的新兵强拉起来排成一列，从头至尾来回地赏以拳头。因此，有的人只好躲进厕所里去哭泣。”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官没洗澡，士兵却洗了澡，那是严重的“僭越”事件。可是，劳累了一天，好不容易赶上有条件洗个澡，谁不愿意痛痛快快洗个澡，解除疲劳，早点休息？如果偏偏碰上那种不通人情的长官，不是处理公文，高谈阔论，就是一洗洗个没完，士兵们嘴上不敢说，心里不骂才怪呢。冈村宁次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对此大概是有所体会吧。所以他很注意不要因自己影响了别人入浴，说他从任大队长以来，养成了快浴的习惯，“一般只用十分钟即可。”洗澡时要不要勤务兵擦背呢？冈村宁次对此也有所“论述”，他说：澡塘的勤务兵经常要给我擦背。我从前述统率的观点出发尽量快洗，往往就不让他们擦背，但在时间富裕又不影响别人入浴的情况下，则尽量接受他们的好意。这是因为勤务兵们过去在部队里习惯地把中队长当作军中最大的人物，而今在陆军大将身边照料生活，感到光荣，因而，诚心诚意要为我服务。理解他们的这一心情，就不应辜负其好意。

表面看来只是一介武夫的冈村宁次，居然能够体验到勤务兵的心理，也着实是不简单。

他本人似乎对此也深感自豪，在1944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冈村宁次写道：十几年来，据我观察，即便是具有相当优秀人格的将官、团队长等，不少对部下入浴问题是不关心的。实为遗憾。

“相当优秀”的人都没看到的问题，“我”却注意到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冈村宁次讲，这是因为他有所谓爱护部下必须深入体察部下的立场。客观地讲，此人的确用心精细，且善于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平时连洗澡这样的小事都用心考虑，战时就不用说了。冈村宁次十分注意作战时的一些微小环节，像战前下达命令时，要考虑各位指挥官的具体情况，不同性格，有的交待任务要具体细致，有的则不必多说；在作战过程中，对那种默默实干，不喜汇报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应注意查询，否则“则有濒临危机之虞。”战后，应及时到医院慰问伤员。等等。

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考虑全局，又很注意细节的劲敌。

冈村宁次是很好战的，这与日军的作战风格是一致的。有专家在论及日本陆军的作战风格时，说：“日军作战的一贯长处是：决策大胆，进攻十分主动而坚决，步兵的行动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冈村宁次身上即充满了这种“顽强而又带有狂热精神”的味道。抗战初期在武汉等地作战时，冈村宁次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仍能取胜，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军指挥失当，素质低下，但也确与冈村宁次主动、顽强的进攻精神有关。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自传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共党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共党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共党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审讯，社会正义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甚至可以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多么冷酷无情。

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临清、馆陶、邱县一带进行大“扫荡”时，每逢攻入村庄前，上司都要下达这样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来，家畜也集中，好吧。临走时候点把火！”这样的命令，在进入哪个村子时候也都是这样传达的。鬼子进村冈村宁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111大队曹长种村一男也供认，1943年5月，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行动时“我的中队是支队，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日本兵进村的情景是这样的：

日本兵离村时的情景则是：日军43大队蜂拥来到临近渤海湾的滨县东北十几公里的这个村子，是1944年快要结束的11月22日一个阴沉沉天气的傍晚时刻。“日军”走过之后寸草不留。这是中国人民痛切的控诉。1000多名日本军住过一夜的村子，样子就完全变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处都丢着猪头、鸡爪，鸡毛乱飞。从房屋门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面粉、衣服，各式各样的布头，扔得到处皆是，连落脚地方都没有。当然，这还是指“哪里都看不见人影”的村庄。日军只能是烧光、抢光，无法杀光。无怪日军士兵在谈到所谓“三光”，也即“扫荡”时，是这样认识的：比战斗更重要的是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杀掉牛、猪、鸡，把凳子或是农具——有时连棺材也当作劈柴。用搜罗来的油和面粉烹调成“野战饭菜”来吃，这就是所谓“戒烧”。如果去“奸淫”，酒和女人都会有的，赌博的“资本”也有了，但别把性命丢了。这就是“戒淫”。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冈村宁次等人不敢正视这些事实，还在那里大谈什么“戒烧、戒淫、戒杀”，这才真是“实为可笑”。

文章摘自《冀中“五一大扫荡”：鬼子进村》作者：丁晓山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我是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