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锺亚章长篇小说《活在悉尼》中的男性形象

锺亚章先生的长篇小说《活在悉尼》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小说真实反映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留学生在澳洲悉尼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成功地塑造了一群个性各异的男性形象，他们是一群有朝气、有骨气的真正男子汉，代表了中国留学生的主流。

小说《活在悉尼》重点描写的几位男性，有着大致相同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他们都来自于上海，受过非常正规的教育，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英雄主义在他们童年时代就深深扎下了根。他们中有的人下过乡，插过队，还有的到过边远山区的三线工厂。他们有文化有阅历，见过世面又特别能吃苦，而且极富同情心、责任心和正义感。小说主人公博斯的自信、魏威的坚毅、林小东的大气都被作者渲染得淋漓尽致，即使是在小说中昙花一现的人物艾伦也被作者塑造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从中看到中国式教育的深刻影响。博斯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江西井冈山插队五年，「文革」后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且热爱武术、擅长绘画和摄影。在他的身上，既有艺术家的气质，又有习武者的侠气，遇事敢作敢当，为人豪爽，恪守承诺，重情重义。魏威原是国内一家国营厂的厂长，来到澳洲后很快成为留学生的主心骨，为人真诚，性格坚毅。他虽然一周要打三份工，几乎从不休息，但对待同胞，他总比别人多一份牵挂，多一份不了情。林小东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其男子汉气质丝毫不逊色于那些高大威猛的男人。对陷于绝境的弱女子，他能够摒弃世俗之见，施以援手。在大家碰到困难时，他能够仗义疏财。刚来澳洲不久的艾伦，虽是初出茅庐，眼睛深度近视，做事手忙脚乱，但面对歹徒，却表现出了男子汉应有的勇气，甚至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小说正是通过这一群硬汉形象的描写，表现了男性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坚忍不拔的硬骨头精神。
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博斯、魏威、林小东等小说中的人物同样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和心灵的痛苦过程。小说真实描写了留学生那种漂泊无依的感觉：「在澳洲的人感觉是一直活在云层里，喝醉了酒，恍惚着，心神飘忽。」不少人原来在国内有着体面的工作，但「到了外国才知道生存是第一需要。洗碗，活在最底层，到处听到骂人话。」这是当年留学生群体生活的真实写照。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经济还很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人瞧不起。所以当年在海外的留学生不仅要应对生活的压力，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鬼佬平时看你笑嘻嘻的，其实打他们心里，用高人一等的尺度在衡量你」！种族歧视、身份歧视和文化差异等带来的矛盾、紧张和焦虑是留学生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然而，一味消沉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才能迎来光明的前途。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博斯、魏威、林小东们没有被压垮，他们始终以一个男人应有的勇气和自信，坚强地面对一切，并重新开始认识人生，探索人生价值。他们以「活一份潇洒，爱一份勇敢」的姿态，以「赚钱是成功，赢得尊重也是成功」的信念，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战，从而赢得了普遍的尊重。护士小姐娜达莎称赞道：「博斯是一个非常有义气的中国男人。」黄玲玲发自内心地评价林小东说：「有的人虽然是长得瘦小，但他的内心，所展示的，是一种极宽广的男人世界，越是与他接触，这种感受也就越深。」小说《活在悉尼》正是通过对博斯、魏威、林小东等男子汉形象的描写，张扬了男性应有的美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真正男子汉的期待。

小说《活在悉尼》因为写的是一群上海男人，自然会引出一些对上海男人的议论。一位中国北方女人在看到博斯和林小东为了帮助受骗留学生而日夜奔忙，甚至不惜慷慨解囊时，颇为不解地说：你们不像上海男人。在她的印象里，上海男人的特点就是精明，会算计，怎么可能会如此不顾一切地去帮助别人呢？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上海男人，他们用自己的爱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上海男人的传统偏见。博斯因较早获得澳洲身份而被称作「成功人士」，这在当时的生存困境中，获得澳洲身份确实是许多留学生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博斯并没有把获得身份看作是自己的最终目标，更没有利用身份只顾自己发财致富，他所关心的是全体留学生的生存。在他获得身份之后，便想方设法地帮助中国留学生争取集体居留。当得知数百名留学生被两名北京骗子以办理移民为名骗去一百多万元血汗钱之后，十分着急，在自己投资失败，欠下银行数十万巨款的情况下，仍然强撑着极度疲惫的身躯，为大家四处奔走，最终获得成功。博斯以自己的真诚和爱心，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与尊重，展现了一个「真正上海男人」的风采。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留学生基金会成立了，博斯被推举为会长。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博斯的餐馆里，唱啊！跳啊！叫啊！「英皇十字区的居民震惊了，他们发现这群本来低头打工的，埋头读书的中国青年人疯狂了，原来他们疯狂起来，是那么赤热，那么红火，那么激情四射，那么有声有色！」中国留学生节就此确定。中国留学生从此要扬眉吐气，抬头做人。「团结就是力量」，爱心可以撑起一片天空。小说通过对博斯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彰显了男性的人格魅力，深化了作品的生存主题，对什么是「活」，怎样才能「活得有意义」做出了精彩的诠释。
魏威显然是作者用来反映留学生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过早走完自己人生历程的典型。正像作者所说：「有的人因此躺下了，有的人像『英雄』一般光荣献身，更有的人幸存下来，融入了这个多元的澳洲社会。」魏威虽然「躺下了」，但读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却看不到任何悲伤，相反，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始终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锺亚章先生说：「我的小说就是要展现人性，展现人性的闪光，人性是最伟大的。」人性不仅能超越阶级、超越种族，还能够超越生死。而人性最高的表现就是爱！当魏威得知自己患了晚期胃癌后，他没有惊恐和绝望：「魏威坐在靠帐台边的椅子上，脸色发黑，拍拍我手，依然撑起笑容说，以前年轻时就拚命惯了，无所谓。那时挂在嘴边的是，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党费我一直在交，所以我不怕死，别为我担心，我坐在这里看『天下第一家』开张大吉！」超越了生死的豁达、坚强和乐观！博斯感叹道：「交这样硬汉朋友，三生有幸！」可能有人会想，魏威也许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财迷吧。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错了！在生死面前，魏威表现出了无私和忘我的精神境界，表现出了大爱！他在重度昏迷后刚恢复知觉，就要人赶紧「救一个与他并不熟悉的女人」 —— 被绑架了的莉莉。他不能说话，在纸上「颤巍巍地弯弯扭扭地写下：救莉」。同样，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得知小郑要自杀，完全不顾医生的劝阻，吊着药水，硬是让人推着他来到现场，一路喊着：「小郑，小郑，小郑！」他吐着血，竭力说服小郑放弃自杀的念头。当小郑不顾劝阻跳下大桥的瞬间，魏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魏威悲剧式的结局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从而也把他的爱心张扬到了极致，令人荡气回肠！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赚钱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在小说《活在悉尼》中的男性身上，始终洋溢着手足之情和同胞之爱，并成为影响小说叙事的重要情节。博斯对同胞的关爱使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救火队员」：为朋友寻找出走的妻子，替被欺侮的女性出气，甚至拚死解救要自杀的小郑。青年画家周东东被当地土著人打成重伤后，他亲自接待从上海来的周父，并妥善安排住处。他的热情和真诚使他成为公认的「天下第一好人」。对留学生中一些不争气的「东西」，博斯的宽容虽然令人难以置信，实则反映了博斯怒其不争的心态。上海同乡简姆士可说是留学生中的败类，他不仅勾结黑社会分子，进行赌博和毒品生意，还利用博斯对他的信任，骗取博斯投资地产生意，在事情暴露后，还策划一场假绑架案，企图进一步诈骗博斯的钱财，害得博斯为了营救他，差点丢掉性命。面对这样一个毫无悔改之意的无耻之徒，博斯甚至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好人」，竟然不以追究。而魏威不惜拼着性命也要救小郑的行为，同样反映了留学生之间刻骨铭心的手足之情。作者说，那时的留学生特别团结，一声招呼就能来几百人，几千人。是的，这就是同胞手足的力量。
在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中，女性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受到男权文化的挤压，在大部分文艺作品中，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大都以男性为主导，强调男性强势文化。然而在《活在悉尼》中，作者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性惟我独尊的传统观念。在这群上海男人眼中，女性是应该得到更多呵护的群体，而男性则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表现了作者对所谓的男性权威和女权主义的重新思考，赋予了男性如何看待女性的崭新视角。小说中，林小东对黄玲玲的拯救，博斯对黎巴嫩老板的惩罚和对安徽妹子莉莉的无私帮助等等都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关怀和爱护。此外，对待女性的真正态度，还表现在对待女性的更多的尊重上。在这一点上，博斯、林小东对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黄玲玲所给予的尊重，表现了现代男性对待女性的应有态度和男人的博大胸怀。

作者钟亚章先生1990年旅居澳洲，亲身经历了那段留学生生活。在小说《活在悉尼》中的人物身上倾注了他的全部情感。他说：“我每天写作前都要先用一个小时进入角色，与人物对话，然后才能进入写作状态，我常常是含着眼泪在写的。”创作需要灵感，但更需要的是感情，只有打动自己，才能打动读者。小说最富感情的部分是游子们的拳拳爱国之心，是对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坚守。这是小说众多男性形象的灵魂之所在，也是其性格发展的逻辑起点。他们的自信，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团结，他们的宽容都源于他们对祖国的爱，源于生生不息的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小说从林小东在新买的二手汽车上播放《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中开头，拉开了一群上海男人在澳洲生活的序幕。从而为小说的情节发展定下了基调：爱国的、乐观的、开朗的、阳光的。小说中的男人们面对贫穷，没有自卑；面对困难，没有低头；面对欺骗与死亡，没有更多的沮丧与哀伤。打工的艰辛磨砺了他们的意志，生活的坎坷锻炼了他们的斗志。他们虽然离开了祖国，但一颗中国心永远不会变。尽管他们梦想成为澳洲永久居民，但有损人格和国家尊严的事情他们不会做。当移民公司的查理向博斯和林小东介绍说，可以从政治角度入手申请难民拿身份时，博斯立即予以回绝，“林小东掏出查理的名片，伸出手，看着我。我立即把那张名片也拿出来给他。林小东用劲一撕，再一撕，往路边垃圾筒里一抛”。真是好样的！他们身处澳洲，爱国怀乡之情深深熔铸在他们的血液中。在新年庆祝会上，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小妹找歌泪花流》、《掌声响起来》、《我爱北京天安门》。在蓓尔蒙公园召开的留学生抗议澳洲移民局强行遣返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誓师大会上，一曲《中国心》把大会推向高潮：“个个泪花闪闪，人人互相握手，开会前还是一簇簇的小集体，国语、沪语、粤语等等的语言，此刻全用一种语言在唱，用一种语言在问候：您好，您好。”那种激情，是在国内的人根本无法体会到的。会上，上海留学生陈国辉说：“在被人瞧不起的时候，如何站起来，用你的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告诉这些人，我们虽穷，但我们的民族有铁的意志，我们伸出来的拳头能击碎任何以钱以势力以种族想压制我们的恶人恶霸恶鬼。”“我们的中国心永远不会变”！表现了中国男人不妥协、不气馁、不屈服、不低头的气概。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出所谓“精神难民”的模样，他们的精神不但没有失落，而且十分高昂。钟亚章先生说：“写留学生生活，这一段是回避不了的。”

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人际关系复杂。在博斯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三教九流都有，但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博斯始终以中国人的姿态出现，不卑不亢，自尊自强。在与当地白人张姆斯的周旋中，在与黎巴嫩老板的较量中，在与意大利黑帮的接触中，在与当地各色人等的相处中，都能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立场，即使在获得澳洲永久居留身份后仍然如此。事实证明，越是这样的态度，越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



当然，小说并不是道德评判，以博斯为代表的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也不是完人。在他们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例如博斯和魏威由于求胜心切而导致他们上当受骗。博斯在上海已经有了女友，但却在周东东还处于昏迷时与其女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恋情。魏威也未能处理好与前妻的关系，以至遭到前妻的怨恨。而林小东则因长期性压抑，急于寻找女友，闹出一些笑话。但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些人物的缺点而否认他们的价值。相反，正是因为这些缺点和不足，才证明他们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存在于作者理想中的“英雄”。作者对人物性格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充分展现，反映了那一代留学生真实的生存状态，显示了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严肃性，从而也进一步证明了作品的真正价值。

小说《活在悉尼》除了对男性正面形象的肯定之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和鞭挞了“不争气”的中国男人。他们有的自大、傲慢，如娇生惯养的北京高干子弟迟松，靠着有钱有权的母亲在澳洲过着养尊处优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生活，还美其名曰要体验留学生生活。两个北京人沦为骗子，合伙骗走了数百名留学生一百多万元的血汗钱。上海人简姆士成为令人不齿的毒贩、赌徒、骗子。来自上海的歌唱家赵清纠缠于三个女人之间，为了自己看病甚至让女友卖淫，这是个十足的吃软饭的家伙。在小说中，这些留学生中的败类和软骨头，无一例外地受到过博斯的教训和惩罚。

小说《活在悉尼》中的男性形象的书写，实际上是对中国留学生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命运叙事。小说叙述的故事虽然主要发生在唐人街和英皇十字区，但作者能够以整个悉尼为背景，表现了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的特点和风土人情，生动描绘了来自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人们的喜怒哀乐、情感冲突和文化碰撞，使小说具有了比较开阔的视野。小说还通过对蓓蓓、艾伦被吸毒者枪杀、周东东被当地土著人打伤致死，台湾人艾丽、安徽人莉莉遭当地无赖强奸、成群结伙的帮派势力轮番对唐人街侵扰、工厂老板对女工毫无廉耻的性侵犯，以及吸毒、赌博和同性恋等事件和现象的描写，对1990年代初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的澳洲社会秩序进行了批判。从而表明了进入新世纪之后，澳华作家更能以乐观自信的心态重新审视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并进行历史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