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

　　　　　　　　　　　　　　　　　　　　　　　　　　　　　　一　

　　　　是又一个无聊无望的一天。窗外，下午的太阳光刺得人眼睛痛。人就象裹在热铁皮里面一样，喘不过气来。宿舍里只有我和常来坐坐的朱恒两人。已经说了很长时间的话。也无非是那些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的话．．．．．．直到桌上的小半导体收音机里，吵闹的样板戏突然换成了低缓沉重的音乐，紧接着，是男播音员同样低缓沉重的语调。　　这样的音乐和语调在一月和七月已来过两次，可惜送来的消息都不是我们想听到的。在寒彻入骨的一月，它送来的还正是我们在当时最怕听到的。“一二不过三”，这一次？　

　　　是的。那个早就该走的人，总算走了，今天。万岁？离十二月还早着呢，其实还不到八十三岁。就这已经太多了。万岁？？　　

　　　“好哇！好哇！放倒！放倒！好哇！”朱恒突然叫起来，那么大声，那么不顾一切，一边叫，一边大笑，一边还重重地拍打着坐在身下的桌面，一下接着一下。　
　
　　　四目对视。沉默。
　　
　　　几十米之内如果有人，一定早都听到了。好在我那时是仓库保管员，所谓宿舍，其实就是在仓库隔壁的办公室里搭了一张床，离集体宿舍很远。但至少我是听到了。我们这些年来同病相怜，常在一起发牢骚。朱恒是老高三，在我们一帮知青中间至今是以“成熟”而不是“讲义气”出名。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牙膏”――　你不挤他不说。此时此刻的情形，是盼望已久，也是突如其来，是我们谁都从未面对过的，带有一种说不清的严重性。　
　
　　　相视一笑。　　彼此都领悟到，他的失控已把我们之间的交情无可挽回地推进了一大步。　
　
　　　朱恒六六年高中毕业，要不是文革，大学毕业都五六年了。但如今他年近三十，和我们一大帮初中都没真正毕业的人一起，在这个为刑满释放的囚犯专设的劳改农场当知青。没人说得清我们在这里是接受谁的再教育。算是领导看他是个知识分子，让他在厂里当个机修工。这一定是全世界最原始的水泥厂。全厂一两百人，每小时产量一吨左右。测量过一次空气含尘量，据说超过国家标准一百或是一千倍，反正结果就永远没向我们公布。年复一年，我们一起忍受着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抽搐般的死折腾。不该死的人一个个先死了，这个早该走的人，却死死赖着不走。闭不拢的嘴巴，收不住的口水，前言不搭后语的“最高指示”，莫名其妙的“诗词”，天怒人怨的政治运动，往死里折磨着亿万国人。而这亿万人，也只能一天一天地来熬这一个人。他活一天，就一切都还是他说了算，就一天别想有任何好的变化。

　　　直到这一个酷热的九月的下午。　　


　　　　　　　　　　　　　　　　　　　　　　　　　　　　　　二　
　
　　　哭，还是不哭：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整整一个星期，收音机里除了哀乐没有其他音乐，或任何与娱乐沾边的东西。全国每一个单位都搭起了灵堂，都开追悼会。得鞠躬，得致哀，还得悲痛。许多人满脸是泪，让你不得不相信是真的，也觉得这次不哭一下恐怕是过不了关了。哀乐重复，一遍又一遍，铺天盖地，淹没一切。任何一个“中立”的人，就会被卷裹进去，哭得涕泪滂沱　――　但我不是中立的。低头鞠躬是被迫，但哭不出来，也不想装，否则我终身都会鄙视自己的犯贱。你满脸鼻涕的领导瞪起那双红肿的泪眼又如何？你板起那一脸横肉又如何？你看着办。
　　
　　　追悼会完了以后，我留心了一下，我们常在一起的知青们，没有一个哭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看见到处的墙上贴出了很多杀人布告：地富反坏分子，多年来积狠在心，九月九日，幸灾乐祸，丧心病狂，疯狂叫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没记住一个人名。
　　
　　　再忘不掉打在每一个殉葬者名字上的那一个个大叉：狂暴，凄厉，腥红。　

　　　　
　　　　　　　　　　　　　　　　　　　　　　　　　　　　三　　

　　　我们知道“死者为大”。我们知道不能“在别人的坟墓上跳舞”。常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他？　
　
　　　他是我们的爷爷辈。一个高龄老人最终逝去，本应得到每一个人的尊敬与哀悼，因为他又一次提醒了我们，那每一个人都无从逃避的生命的有限与悲哀。然而，这个老人的死，却对亿万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从小就知道，他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大救星，红太阳。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住在他照不到的地方，水深火热，生不如死。每年六一儿童节，学校里演节目，一定有那首《金瓶似的小山》：“你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小绵羊一般缠绵而温驯。我曾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中间的一个。那一年科学家们研究后，说他至少能活一百四十岁。我失望的是他不能真正万岁，但至少他把我的一生都管了，再说到他一百四十岁时，科学不就又发展了很多吗　．．．．．．　

　　　这一切都早已不再。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被浪费的年华，还因为我们亲眼看到的贫穷入骨的乡村与农民，亲耳听到的饿殍遍野的故事，倒行逆施的城市人下乡，死不要脸的“明察秋毫”神话，无穷无尽的折腾．．．．．．　　也知道只要他活一天，情况就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大家都在跟他拖，等他走，这样就预先排除了及时变化的任何可能。但中国的老人实在是经拖，他越老你越肯等，你越等他越能拖，成本越积越大。当百万中国人在四月终于走上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忍无可忍的民族在对这个老人下最后的驱逐令。他死乞白赖拖到九月，就再也拖不下去了。尸骨未寒，他亲手选定的继承人便亲手将他的遗孀投入监狱，却顿时在这充满了压抑的土地上引爆了一座狂欢的火山。
　　
　　　一九七六年，中国的十月，一个民族欢庆一个老人之死。唯有他死，才能有民族的生机。
　　
　　　一年多后，高考恢复。朱恒和我们一起复习备考。他是老高三，自然成了我们所有人的老师。我的许多数学都是他教的。在这个关节上，一家离家乡省城较近的机械厂，来这里招一个有经验的机修工。照顾他的年纪，领导把机会给了他。但对方要的是一个技术骨干，条件是要去的话就必须放弃高考。几个不眠之夜以后，他最终决定去那家工厂。高考成败难卜，而他已年过三十。他被那个八十多的老人拖得太久了。
　　
　　　临行前一天，他告诉我们，人事科为此去政审的人对他透露，十一年前高中毕业时，因他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又是重点中学高材生，学校已保送他上北京航空学院，所有的材料都还保存在档案里。　
　
　　　我知道航空是他的梦。他是我们这里唯一订阅《航空知识》的人。
　　
　　　他当时脸上的神情，我至今历历在目。　　　　　　　


　　　　　　　　　　　　　　　　　　　　　　　　　　　　　四　

　　　七八级大学生比七七级的情况更复杂。半年前因形形色色的原因被打入另册的，现在网开一面都进来了,连平均年龄也明显大过上一届。十七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小齐，在班上象一个稀有动物。只要远远望见那几个三十出头的女生，他扭头就跑，不然逮着了又要被逼着叫阿姨。都是好不容易熬过来的人，被耽误了的感觉抹之不去。食堂里排队打饭的那三五分钟，还非得掏出小本子来念英语单词。老师们都说，这两届学生的紧迫感，对时间的珍惜，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都知道为什么，但看着还是心酸。　
　
　　　但我们自己却只有兴奋。中国人从过去的错误中已经学到了太多，知道自己已经比世界落后得太多，从此再不会让一个昏庸的老人，连明天都不知有没有了的人，为了他一己的私利，阻挡整个国家的进步，糟蹋亿万人的未来。我们的弟妹，学生，更不用说我们的下一辈，再不必用他们年青宝贵的生命来熬，来拖，来耗。
　　
　　　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一个多么独特的国家。别的国家讲得通的道理，这里偏就讲不通。别的地方行不通的事情，这里偏就非如此不可。世界大势，到此作废，人生苦短，时间也似乎在此停步。“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冤屈，白头送了黑头再等二十年，也还是连个说法都得不着。 　　中国人从未有过认真的“来世”与“末日审判”观念。从前是靠历史评价代替“末日审判”，如今更是底线坍塌，空空如也。即便是恶贯满盈的掌权者，只要不象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齐奥塞斯库这样受了现世报，就永远都算赢了，算赚了，盖棺即论定，死生莫大矣。
　
　　　　中国的掌权者因此而无所不用其极，老头子因此而特别能熬。六十岁的人还年青如“哥”，一熬就可以再是一个十年。这以后呢，一切从头再来过。说到底，熬的是制度。熬到意识形态彻底破产，政治制度变成恐龙，社会被仇恨浸透到随时都会爆炸，环境被污染毒化到时刻都将奔溃。把现代的《包身工》与《日出》，近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官场现形记》，古代的《秦中吟》、《窦娥冤》与《水浒》，都一起倒过来熬成了当代文学。连三千六百年前夏末之人熬他们的红太阳时的诅咒，也熬成了互联网上触处可见的时髦：“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分手以后我只见过朱恒两三次。他长我快十岁，如今应已是年过花甲。我自己，从一个十几岁的知青开始，至今也就是熬了两三个老头子而已。蓦然回首，又是新的一年。在中国，一个人说几句良心话　――　关于地震、环保、或者艾滋病　――　也还是得坐牢。白雪纷飞，搅得圣诞节的音乐弥漫天地，让我忽然想起那首一样温馨的“金瓶似的小山”――　而我离变成一个真正的老人，也不远了。　
　
　　　逝者如斯夫。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俄亥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