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世纪难题 ZT

十年前跨入新世纪时，大多数美国人深信这仍将是美国的世纪；十年后的今天，如此相信美国的人似乎正在减少。

　　新世纪的前夜，离美国赢得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仅隔十年，彼时美国刚刚完胜了科索沃战争，有所向披靡之势。诞生在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处于鼎盛期，经济增势强劲，联邦政府财政收支出现了多年不见的大量盈余，国力如日中天。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美国陷入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难以自拔，耗费已经以万亿美元计；经济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失业率升至两位数，财政赤字首过万亿美元。在这十年里，美国中位数家庭收入不升反降，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经历了绝对贫困，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占人口比例从13.7％升至15.4％，美国国债与GDP之比从58％攀升至97％，代表股市的标普500指数则从1500点跌至1100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今非昔比。

　　大国的停顿衰弱，往往有长远的根源。美国今日之问题，其始可溯至上世纪60年代。那时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国力鼎盛，于是开始了所谓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运动。消除一切法律上的种族歧视，修改移民法，大幅放宽移民条件，政府给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费医疗（Medi-care），给单亲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食品和住房，等等。铲除种族歧视的余孽，自是正确之举，今日美国能有一位黑人总统，即得益于此；大幅修改移民法，今日看来即有不妥之处，现今困扰美国的上千万非法移民，不能说与此无关；提供各种耗费巨大的社会福利，却种下了日后政府财政赤字高涨的根源。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社会福利一旦提供，即极难在日后削减，还易被政客们层层加码。至2009财政年度，在美国联邦政府3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各类建设的资金仅为4.2％，而用于Medicare的资金则占到13.9％；反观Medicare刚开始的1967年，相对应的上述两个比例分别是9.3％和1.7％。

　　一国的赤字开支若是用在了建设和教育上，则不用太担忧，因为那等同于投资，会提高这个国家日后的生产能力。美国却将这巨大的赤字主要开支在福利上。并非美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都已经是世界一流，无需政府支出。四年前一场并不很大的飓风使新奥尔良市的海堤全面倒塌，整个城市遭淹，上千市民死于非命；两年前明尼苏达州一条州际高速公路上的一座大型桥梁整体垮塌，数十辆路过的汽车沉入河底；在“9·11事件”中被夷为平地的世界贸易中心旧址，至今仍是一片废墟，重建一延再延。至于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平均水平，则连生性乐观的美国人也不敢自夸。巨额赤字和国债，最终要么靠加税，要么靠通胀来解决，哪一种办法都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利。

　　然而，今日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依然热衷于福利开支。支持和推动这种热衷的是美国社会一股根深蒂固的思潮，即作为一个美国人，无论你先天多么不足，后天多么不负责任，你都应该享受一定的由政府提供的福利，这些福利包括食物、教育、医疗、住房等。即将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将用政府的钱使所有美国人都享受医疗保险，这被称为是美国近四十年来最大的内政举措，影响深远。然而除实现全民享有医保外，医改法案本来要解决的美国医疗体系的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减少已经把美国的企业和纳税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高昂医疗费用，都被推倒了以后去解决。而医疗福利支出一旦增加，今后要想减少谈何容易。当一国未被利用的资源还很多，经济在快速增长时，多一点福利开支不至于造成重大问题，但当这样的经济增长不复存在时，无休止的福利支出只会导致国力的衰败。

　　如果说巨额福利支出是美国这样的政治体制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么近20年来美国犯的另一个错误，却是在它的体制下本不应该犯的错误。自20年前赢得了“冷战”后，许多美国人进入了一种飘飘然的状态，认为自己的制度已臻完美，无需任何改进了，就连庞大的苏联都在自己面前轰然倒下。

　　本来，美国政体的一个优点是国家若有了问题，无人能够掩盖，问题会及时得到广泛的讨论。但在这种飘飘然的状态下，大多数人过去20年里对问题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认为制度本身会很好地应对问题，政府无需采取什么特别措施。

　　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其实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房地产泡沫风险已经显现，也不断有人提醒当局要采取措施。但以美联储为代表的经济决策者认为美国的市场体制非常完善，资产泡沫自然会消除，哪怕万一泡沫破灭，其体制也有足够的内在弹性，能很好地应对。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本来可以采用的政策手段，比如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金，降低购买房地产的杠杆率等等，都没有被采用。也有少数美国的经济决策者看到了房地产问题的严重性，呼吁要采取措施，但在美国的体制里，金融界和房地产界的政治影响力极大，足以阻止政府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尽管遭受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今日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的优越性无与伦比，各类人才的积累令任何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自然禀赋优越，经济和财富基础非常雄厚，军事实力更无可匹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有坚强的制度基础。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南北战争，还是“大萧条”，美国的体制总能动员各方力量战胜国家面临的困难。

　　但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否适时成功应对当前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却也在未定之数。我们观察到，不少美国的精英分子对自己体制的缺陷仍然视而不见，习惯性地从别的国家的行为中寻找自身问题的根源。按理，在经历了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后，美国举国上下应该对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一番深刻的检讨，因为所有危机最终都是国家管治的危机。但这并没有发生，甚至许多问题还根本无法进行公开的讨论。从政治上讲，美国的体制良好运作的前提是各种政治力量向当中靠拢，达成共识或妥协。但时下政治力量向两端分离。前述医改法案在参众两院投票时，至今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赞成票。而一些右翼媒体对奥巴马总统的攻击，则近乎野蛮，已超出了文明社会所能容忍的程度，却拥有大量受众。政治人物和民众走向两个极端，各执己见，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国家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美国的体制似乎能对猛烈的外来冲击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比如“9·11事件”；但对“温水煮青蛙”型的冲击，却难以应对。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然日趋激烈，政府在许多经济领域的正面作用有待加强。这些领域包括金融监管、国际贸易、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政策制定等等。美国立国230多年来的成就，大体是基于政府在经济领域只起有限而弱化的作用（A limited and weak role）之上的。面对新情况，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应对以及在应对中如何演变，对各国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