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过历史检验的真正理论创新

一个经过历史检验的真正理论创新

暂时无派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总结自己一生时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了新中国，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同意他本人的这个划分，就应该相应地将他一生创立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也大致上理解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第二部分是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下简称继续革命理论）。前一部分的争议不大，而后一部分则在他逝世后不久就被认为是他“晚年的错误”而完全否定了。实事求是地说，继续革命理论在被宣传得最热烈的时候，以及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一个不太短的时间内，都不太被人理解。不被理解的原因是，这个理论的核心在许多人看来是脱离实际的。这个核心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人说，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今天回过头去看，无论是对这个理论充满了敬佩的人，还是对其充满了仇恨的人，只要他多少还有点事求是的态度，都不能不为它惊人的准确性和科学的预见性而叹服。过去三十年发生在中国和世界上的事情，就象这个理论的形象图解，将当年那个很抽象的思考，生动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有关中国革命的部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虽然也充满了创造性，但还不能说是对马列主义的真正发展。而继续革命理论却是不见于任何马列主义经典文献的，是对马列主义划时代的突破。“理论创新”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时髦名词。近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创新”速度之惊人，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千古绝句都显得索然无味。这种近乎儿戏的花样翻新，不仅使理论本身的严肃性大打折扣，也使人们对理论的尊重荡然无存。最近，一位“精英”人士在《炎黄春秋》里一语道破玄机：原来这些漏洞百出的“理论”，不过是为了达到指鹿为马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系列“包装”品。与这些包装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过三十年的历史检验和否定它的人自己言行的反证，继续革命理论越发显示出其真理的光辉，成了当之无愧的马列主义理论创新。

要理解继续革命理论，就必须首先准确地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列宁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的定义，涵盖了生产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地位高低和取得社会财富的多寡。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谁拥有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主体，谁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谁就可以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劳动成果。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如果我们将列宁的定义进一步推导，就会发现，当占有生产资料的集团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应该是无阶级社会。在这样的无阶级社会里，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所获生活资料的不同也只反映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社会产品进一步丰富到足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要，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就是兴趣的不同，而所获生活资料的不同就反映了需要的不同。前一个阶段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后一个阶段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照这样的推理，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是无阶级社会的。因为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一个（后来增加到数个）处在国际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包围的孤岛，同时因为列宁在有生之年没有充分时间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所以，尽管他认为资产阶级灭亡后，它的尸体会在人们中腐烂并散发臭气，尽管他发现小生产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尽管他向人们提出了“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他并没有预见到产生资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将来自共产党内，他留下的理论也不能帮助我们合理地解释今天的现实。在列宁的故乡，他的后人们果然喊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因此，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虽然相对精确，却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同志对阶级的理解，没有停留在列宁的定义上。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阶级整体被消灭以后，他仍然不承认中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相反，他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是始终存在的，而这个危险主要来自党内。我对这一论断的理解是：在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共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产品没有达到极大的丰富，同时由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只由少数人管理，这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始终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结成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去占有社会财富的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关系三要素的主次关系可能会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形。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社会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现象交织出现；个人财富（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也会交织主宰，出现钱权交易和权钱交易的社会腐败。由于这些特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可能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它可能向它的高级阶段发展，从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倒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如果说，三十前资产阶级在中国还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了。“主流”们是不承认阶级的，但他们又无法否认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剥削现象和巨大的贫富差别，于是就用了一个含糊不清的“阶层”来搪塞和解释。也有人认为，阶层就是阶级。其实，阶级和阶层是两个有原则区别的概念。阶级，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支配）程度来划分的（如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我们通常所说的“阶层”，则是以生活资料的多寡来划分的（如富人、穷人及中间阶层）。西方国家习惯上对收入居于社会中间60-70%的人称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他们的“中产阶级”其实只是一个中间阶层，其中有一些人属于真正的资产阶级，而另外相当一部分不过是收入较高的工薪阶层，本质上也是无产阶级。同一个阶级内可以有不同的阶层，同一个阶层也可以包含不同的阶级。在封建社会，有大地主，也有小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大资本家，也有小资本家。在农民阶级里，有富裕中农，也有贫雇农；在工人阶级内，有的工人非常贫穷，而另一些则因为掌握了当时的高技术，可能会比有的小资本家还富。但是，再富的工人因为没有掌握生产资料，也不可能剥削他人，相反，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却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阶级社会，而且是一个阶级斗争比传统资本主义更为激烈的社会。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必要对列宁有关阶级的定义加以补充。阶级的内涵不仅应包括经济基础，也要包括上层建筑，那种机械地片面强调经济基础而忽视上层建筑对它的反作用的观点，不是辩证法的观点。下面是我根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作出的新的阶级定义：阶级就是大的社会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所掌握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同，其中一些集团能够占有其它集团的劳动。

按照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理解，在公有制占绝对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是隐蔽地存在于上层建筑之中的，它主要表现在权力为什么人服务上。在这样的社会，阶级是一种执政理念，执政的结果可以是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是以权谋私；在这样的社会，阶级也是一种思想路线，实践的结果可以表现为向共产主义前进，也可以表现为向资本主义倒退。这种“隐性”的上层建筑的阶级，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向“显性”的经济基础的阶级转化的可能。基于社会主义社会一党执政的特点，这个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执政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

这个定义同样可以解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现象。我们知道，西方国家许多的大型公司都属于股票支持的“公共公司”。这就给人一个错觉，好象凡是持股人都是资本拥有者；凡是公司的雇员，无论是CEO还是清洁工，都是“打工仔”。这里的关键，是各自所拥有的权力的不同。普通股民的钱是交给少数人来作资本的，他们对这些潜在的资本没有什么控制力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剩余价值。炒股的收入和长期投资的“红利”与储蓄利息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它的相对较高的“回报”，不过是对其风险的补偿。我相信任何一个将钱存在银行人都不会认为，银行家用他的钱投资赚了钱，他自己也因此就是金融资本家了。中国某些“精英”将资本主义的“股份制”说成是什么“新公有制”，这纯粹是混淆是非的一派胡言。

今天的中国有三大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于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和目前已经开始的土地私有化过程，农民阶级正在迅速地走向分化。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在成为资本拥有者，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向着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迈进，而剩下的绝大部分将很快走向破产。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走进城市，以农民工的形式加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或者留在农村成为新地主的长工。因此，中国的社会将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基本阶级构成。前者占人口的95%以上，除了产业工人，它还包括普通政府公务员，医生，教师等知识劳动阶层和在中、外资企业里工作的所谓“白领”。而后者则包括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至于社会上的文人知识分子，则历来构不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中的一部分将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为社会的正义奋斗，而另一部分则会成为依附资本的 “帮闲”，从资产阶级获得的剩余价值中分一杯羹。

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这三者中，哪一个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最大、剥削最残酷呢？是官僚资产阶级。中国当今的官僚资产阶级由两部分组成：（共产党的）党内部分和党外部分。党内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资本经营；党外部分则是与党内权贵相勾结的冒险家和投机商。这两个部分勾结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利益集团”。应该指出，官僚资产阶级的党外部分与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前者与权力相勾结，在经济领域“ 欺行霸市”，一夜暴富，而后者走的则是由小到大资本积累的路子。 .

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常常是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它又不限于腐败。大体上，可以将它分为几个“层次”。最低层次，公权“私用化”。这个层次的特点是将公职的权力和待遇私用，比如，贪污公款，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等等。第二个层次，公权“商品化”。这个层次的特点是，将权力直接当成商品进入流通，其典型的例子是买官卖官，以工程、土地审批权索贿受贿。第三个层次，公权“资本化”。这个阶层的特点是，将权力转化成资本参与企业经营，其例子包括以权入股企业分红，作“黑社会”的后台老板坐地分赃，贱卖国企据为己有，或者在国企业内搞什么MBO侵吞公有生产资料。第四个层次，公权“期货化”。这个层次的特点是，不以权力为本人谋取眼前利益，却为子孙后代带来长远利益。这个层次的人一般都身居高位，即使不谋取任何私利，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也足以保证他们终身享用。普通百姓可以用一个间接的办法来识别他们是“高层次”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即看他们的子女家人“身价”如何。第五个层次是最高层次，即公权“意识形态化”。这个层次的特点是，他们既不用权力为自己、也不为子女谋取任何私利。他们是真正的“清官”，工作非常努力，个人操行无可挑剔。然而，他们奋斗的目标却是颠覆社会主义。这个层次的人数虽少，却是最危险的，我们可以从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身上看到他们的影子。应该说明，这是一个直观的、简化的划分，实际情况可能是各个“层次”交织存在。

相对于从封建社会脱胎产生的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倒退回去的官僚资本主义更血腥、更肮脏、更腐朽。概括地说，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一经产生就造成社会的极度两极分化。由于资本积累直接来源于现成的公共生产资料，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就跳过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阶段而直接进入垄断阶段。第二，工人阶级要遭受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双重压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资本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抗争。因此，虽然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资本同时增长的。这并不是资本的“慈善”和“民主”恩赐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从社会主义倒退回去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情况是相反的。工人阶级根本没来得及弄明白自己的生产资料是如何丢失的，就一切丧失怡尽。他们的福利不是从少到多，而是从有到无。第三，弱小的民族资本没有发展的空间。一方面，少部分人的一夜暴富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投机和浮躁心理，人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积少成多地积累资本的耐心；另一方面，“从天而降”的大资本先机占据了原料和市场，使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极度不不平等状态。第四，官僚资本总是与买办投降结伴出现。由于他们的资本是明目张胆地掠夺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总有一种害怕“清算”的恐惧心理，因此就必然要以民族利益交换国际资本主义的保护。这同国际资本主义势力摧毁社会主义体制的企图恰好一拍即合。所以，由社会主义倒退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都是懦弱的，这些国家的官僚资本集团很少有不卖国的。第五，社会意识形态极度混乱。由于经济体制的迅速转变，人们的信仰变得非常茫然。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一定程度还留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另一方面，社会的极度不公又使受欺压的群体产生不择手段抗争的报复心理。他们要不就是不信一切“说教”，只相信自己的拳头，要不就是轻信乌七八糟的歪理，堕入邪教。还有的人则是“有奶便是娘”，为了钱什么廉耻之心都不复存在。而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又会打出自己并不想去实践的所谓“传统美德”和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观”的旗号去招摇撞骗。在这种混乱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整个民族必然是一盘散沙。毛泽东同志1962年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种社会是这样描述的：“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他的话，不幸言中了。
一个理论的先进与否，不在于它能否深刻地解释事物的现象和精确地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而在于它能否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和改造客观世界。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是真理，也不在于它对社会运动的解释和预见，而在于它对社会运动的能动推动。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个理论指导下的一次实践。那么，那次实践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从现象上，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阻止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倒退。但它的失败并没有否定继续革命理论，恰恰相反，正是它的失败和后来发生的官僚资产阶级由隐性向显性转变的社会大变动，使这个理论完成了由假说向真理的成熟过程。今天，希望中国再来一次类似的文化大革命，或者企盼再出一个毛泽东同志那样的革命领袖来拯救人民，大概只是一个不大可能的幻想。象那样由执政党领导人自己发动的、带有明显的自我革命性质的社会大民主，已经不大可能再次发生了。但是，那场运动和指导那场运动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历史意义，却是怎么评价都不算过高的，它们是我们这些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继续革命理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永远都是不平坦的，在共产主义真正到来之前，永远不要指望什么没有阶级斗争的“和谐社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不勇敢地站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去抗争，我们就只能永远做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