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理由

洁心(博客标题 :品茶轩 ) 对此文的评论如下，代序言：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形式。思维的改变，从语言开始。”

说得好。语言改变思维，思维改变行为。暴力式的语言引发暴力式的思维，暴力式的思维引发暴力式的行为。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执，或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很多时候都是由暴力的思维开始的，而这种思维是由语言而诱发的。

极端，宣扬仇恨的语言把世界简单化，隔离化，只有黑与白，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只有对与错，没有容纳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空间，只有“你们”与“我们”，没有持不同意见者。但凡持不同意见人的都是敌人。是敌人，就要发起战争把它消灭。纵观世界上的战争（包括政治斗争，宗教大战等等），不都是因为人们心里有个假想敌，而这个假想敌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观点的殊异而变成敌人了。

人们以为一说到暴力，指的就是肉体上的暴力，但是如果我们深究一下，就会发觉肉体上的暴力其实来源于思维，来源于语言。没有思维，怎么会有行为？而狭窄的语言构造出来的正是狭窄的思维。统治阶级深知语言的力量，所以控制了语言，就可以用它来影响思维，继而使它为阶级利益服务。所以，propaganda是一种很好的工具。

人在这种语言环境的影响下，逐渐被麻痹，丧失自己思想上的自由。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在这种状况下做出的事，即使是陷害他人，乃至杀人，也可以很方便的不为之负责，因为可以用组织做借口。而组织也可以用自己的一套ideology来做借口，所以有人愿意为一种ideology，一种信仰（宗教或非宗教）来杀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求索在推荐此文时说道：“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粗看起来这句话似乎（甚至）混淆了好人与坏人间的界限，超越了“做好事的是好人，做坏事的是坏人”这种常识，然而细想之下，不禁让人对以上“常识”起疑——与它相左的事情数不胜数。也正因如此，“杀一个人的是罪犯，杀一万个人的是英雄”。

记忆的理由

作者: 启之
推荐: 求索

我心目中的好书是“三有”：有思想有知识有现实意义。用这个充满偏见的尺子去衡量近30年出的书，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1980年代的书可以说是“三有”，1990年代是一有二无（有知识无思想无现实意义），新世纪的书干脆“三无”。如果有哪位读书人问我从“三有”变成“三无”的原因，我就请他自己掌嘴。为什么？因为他明知故问。当然，这一结论，说的是主流，是极而言之，挂万漏一势所难免。比方说，徐贲的这本书，就是当今之世偶尔出现的“三有”。

徐贲估计，此书只有几百个读者。这种悲观情绪要不得，他应该看到成绩，看到光明，首先为“偶尔”浮一大白。然后为拙文再浮一白。

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

近两年，我一直在采访老电影人。所有的被访者，无论是编导演，还是处局长，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都挨过整也都整过别人。谈到这种彼此互整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问他们一个很蠢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会彼此上纲上线到那么离奇的地步？你们相信扣在对方头上的帽子吗？”受访者往往这样回答我：“那时候，不上纲上线就过不了关。你给别人扣的帽子越大，才越说明你进步。”

一些老电影人把他们撰写的回忆录送给我，其中文先生的回忆录最有史料价值——书后附录了1957年反右时7次批判会的发言记录。在这些批判者中，有不少是我敬重的老前辈。于是我又冒了傻气，问文先生：“您改正之后回到了原单位，当年那些整您的人给您道过歉吗？”“人家干吗要道歉？是组织让他们干的。要是换了我，我也不会道歉！”这是文先生的回答。

这些老电影人给我留下两个疑问，第一，是什么力量使人们为了过关、为了进步说谎？第二，组织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它能把人弄得失去常识和理性？

徐贲在书里讲了196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的一个著名实验，这个实验至少给我提供了一半答案。实验分几个步骤。第一步，海招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一“科学实验”。年龄从20岁到50岁，教育程度从小学到博士。第二步，主持方告诉选定的40名参考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招来的人将作为“老师”，教导他的“学生”。师生分处两个房间里，彼此看不见对方，但能听到相互的声音。第三步，主持方给老师发了考试卷，并宣布实验规则：他们每个人的手边都有一个电击控制器，控制器分十个档次，最低是45伏，最高是450伏。这控制器一端与发电机联接，另一端与隔壁“学生”的身体联接。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可以按下控制器的钮键给予处罚，按到多少档，随便。第四步，在实验过程中，如果“老师”想停止实验，主持方就会按下列顺序提示他：“请继续。”“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如果经过四次反复的怂恿之后，“老师”还是不想干下去了，那么他就可以退出。否则，实验就会继续进行，直到“老师”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到致命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之后，实验才会停止。

事实上，“学生”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老师”按下钮键，以为学生会真的遭到电击，这也是假的——“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和他的同事们估计，能下狠心按下450伏特的将只是少数人，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实验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第一次实验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有如此心肠。

从这个实验中，米尔格伦得出了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相类的结论：“人性,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也就是美国民主社会所培养的那种性格，在权威下达恶意命令时，无法让公民不做出残忍和非人的行为来。只要以为命令来自合法的权威，就有相当多的人会按命令去行事。他们不会顾及行为的内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制约。”由此，米尔格伦提出，在合适的条件下“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会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在坏的制度下，好人同样会作恶。

米尔格伦的这个实验告诉我，使人们为了过关，为了进步而说谎的力量就是“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它使儿女检举父母，使学生揭发老师，使夫妻互相监视，使朋友形同陌路，使同事成为仇敌。而制造这一“组织化的社会环境”的是制度，是制度使作恶者问心无愧，让人们白日见鬼，把人们弄得失去了常识和理性。

米尔格伦的实验是1961年做的，20年后，邓小平从亲身经历中认识了同样的道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算完成了”

1980年代中期，我对“文革”的语言发生兴趣，弄了个本子，专门记心得笔记。现在是否能找到这个本子，我没有把握。但有些心得还记得。

比如，我发现，“文革”语言大都与战争有关。同志变成了“战友”，工作成了“战斗”，“要文斗，不要武斗”，反正离不开“斗”。斗的双方都是“不获全胜，誓不收兵”。战争离不开死，所以动不动就拿死说事，比如“誓死捍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着干，死了算。”看来，毛泽东把“宋彬彬”改成“宋要武”颇具革命汉语的象征意义。其次，“文革”语言多是两极化的对立性表达：革命/反动，红/黑，造反/保守。“彻底”、“一切”、“根本”一类绝对化的形容词大行其道。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是“永远”，使用频率最高的副词是“最”，1968年3月28日，《乌兰察布日报》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写给林副主席的决心书。此书不足一千字，用了13个“永远”——“永远向您学习”、“永远永远健康”等，45个“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统帅”、“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最精辟、最系统地阐述”、“最灵活、最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等等。不知道这种用法算不算是中国之最。反正如此一来，中性的表意词汇极度萎缩，以至于从纸媒上完全消失。第三，语言的严重粗鄙化和野蛮化。骂人成了革命的标志，“滚他妈的蛋”写进了红卫兵战歌。污辱性的语言无处不在：“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不一而足。老兵没落期，流氓的黑话也成了他们的语言，“刷夜”、“拍婆子”……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形式。思维的改变，从语言开始。思维的深广，情感的丰富多彩，同样依赖于语言。一律灰蓝中山式，办不了服装展销。枯干无味、野蛮绝对的语言也没法表达深刻复杂的感情和思想。

1990年代末，读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对作者惊人的洞察力又惊又喜又佩服。我从“文革”语言中归纳出来的一点可怜的东西，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奥威尔预见到了——此书的第五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大洋国真理部干部温斯顿到食堂吃饭，碰到了他的朋友塞姆。塞姆在研究部门工作，是位语言学家，是大洋国制造“新话”方面的专家，正在编撰第11版的《新话词典》。这位身材矮小、眼睛大而暴突的家伙一边吃饭一边不无炫耀地谈起他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你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词，可是根本不沾边！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下骨头。……消灭单词是件很美妙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里的多余词最多，不过名词里也有几百个可以去掉。”

温斯顿对消灭单词的好处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当他被告知，新话是世界上惟一一种词汇总量在日趋缩小的语言时，他不便表示臧否，只能胡乱笑笑。塞姆只好继续开导他：“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全部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年复一年，词汇量一直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这是个自律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就连这点也没必要。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算完成了。”

确实，革命不但“完美”了汉语，也泽被了德文——徐贲告诉我们，同样的灾难也发生在德国。二战后，一位侥幸逃脱了大屠杀的大学教授，德国犹太人克莱普勒，根据在纳粹统治期间偷偷写下关于日常生活语言的笔记，写了《第三帝国语言》一书。克莱普勒看到：“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例如，纳粹语言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犹太人’、‘德国人’、‘敌人’（‘人民群众’、‘阶级敌人’、‘当一颗螺丝钉’）。这种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犹太害虫’（‘要扫除一切害虫，全无敌’、‘牛鬼蛇神’）。这种语言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

克莱普勒发现：“纳粹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一旦纳粹语言麻痹了普通人的自觉意识，“那套笼罩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便会成为他们思想的自动表述。”更可怕的是，纳粹语言不但毒害了纳粹的信奉者、追随者，而且毒害了反对纳粹的人，包括他自己。他反躬自问：“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想到了当时的知识界，克莱普勒不能不悲从中来：“为什么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就不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清醒地意识到极权语言的毒害？”“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怎么就能这么背叛自己的全部教育和人性？”他想到了纳粹时期的“文化批评”：这种“把自己与现实政治分割开来的”，“有名无实、装模作样的‘批评’简直是思想的耻辱”。

克莱普勒所说的耻辱，作者同样感同身受——上述括号中的文字，都来自于徐贲。他用语言的同质性，提示我们去思考“文革”与纳粹的关系。这些极有针对性的文字，使我觉得他搬给国人的已经不是“他山之石”，而是“他山之玉”。换句话说，克莱普勒的发现可以直接为我们研究“文革”语言所用。此书1947年在德国出版，53年后的2000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问世。其英文书名是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希望有心人将它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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