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话是司马温公说的，横竖都觉着有道理。不过，例外总是有的。我和苏炜在一起，就从来没有喝过酒。
苏炜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温润谦恭的男人，他永远生活在理想之中或者说为理想而活着，他让人不可企及的品格就是他从来不以哪怕一丝的恶意揣度他周围的任何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他的精力的大部分，投入到了中国七十年代末开始的那场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之中。
历史犯了一个错误，让苏炜比我早半年进了大学，或者说让我晚来了半年。当我还在努力适应着大学这个新环境的时候，苏炜他们已经开始按照他们的理想行动了。这一轮的思想启蒙运动最早发起于各地的高等院校，最猛烈的冲击就是像雨后小蘑菇一样遍地出现的自办校园刊物，有十三家校刊成为这一股潮流中的先锋，康乐园里的《红豆》即是其中之一。《红豆》的创办人和主编是苏炜，因此，《红豆》就有了苏炜的性情，苏炜的风格，对历史和现实的冷峻思索和深刻批判，始终笼罩着浓重的感情气氛，不像《我们》那一类的硝烟弥漫。虽然有不少人对这一点不甚满意，但是《红豆》上实实在在地产生过许多好文章，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回味陈海鹰的《黑海潮》和吴少秋的《冬天，一个小孩掉进河里》所给我带来的心灵冲击。
苏炜是同学里比较早开始写小说的，常拿了手稿来让我看，可是以我当时的人生阅历，我也提不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意见。忽然有一天，苏炜说要北上采风，杭州也是一站。我便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了他，叫他到杭州后住在我家。一个月以后，苏炜回来了，找到我鬼鬼祟祟地说，在你家发现一个细节，将来一定要用到小说里。原来是因为他到我家那天，一进门，便听见我在里屋说话，由是大吃一惊。探头进去，结果是我父亲正在放我春节时在家的录音。我知道，这一类的细节是最容易感动苏炜的。我母亲到现在还会忽然想起来，说，苏炜这个小孩，是真好。他这次采风的收获，就是写出了短篇小说《酒娘》，发表以后得了个奖，成了系里的一个小小的骄傲。
大学毕业以后不久，苏炜即去美国读书，我则回到西子湖畔继续我逍遥的日子。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忽然动了心，北上游学，住在北京东郊的酒仙桥。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我终于醒悟，毕业分配时我拒绝上京，还有一重更深刻的意义：天天的煮大白菜吃馒头，使得人除事业心以外，完全没有了生活的乐趣。不过有一个消息还是让我很高兴，苏炜回来了，而且在北京。
苏炜在电话那头急急地撺掇我进城，因为他用他的海龟身份在北太平庄得了套房子。我记下地址，当即出发。找到门牌，却无人应门。我在门口团团转了一小时四十分钟，正盘算什么时候开始光火最为经济，见苏炜背着个大书包匆匆地回来了。这次历史性重逢的谈话从我大声地抱怨开始，中间苏炜不失时机地解释说出去为我找一种正宗的美国酸黄瓜耽搁了，最后带着他永远的天真的微笑说，电话里告诉你了，钥匙就在门口的毡垫底下。
虽然不吃水煮大白菜了，酸黄瓜还是不好吃。不过这一晚我的心思全在了苏炜从国外带回来的照片和唱片上。苏炜的照相机好，照片的构思也好，所有照片是都放大成24寸彩色的，所有的天空都“蓝得非常希腊”。唱片都是古典音乐的，其中许多还是胶木唱片。我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苏炜便在一边喋喋不休地解释每一件东西的来历。即便这样，他还是用他的大炉子和小炉子，很快地为我积起一浴缸的热水，让我在这个初春能洗上一个北京的热水澡。
苏炜在北京过的是单身生活，自然是干锅冷灶。第二天起床后，我们就要为中午饭动脑筋。忽然苏炜灵机一动，说，中午我们到再复家吃饭去。
刘再复先生是我于当时中国文化人中最为钦敬的一位，集宽、仁、淳、厚、中、正、平、和于一身。但就此便要去他家里吃中午饭，我觉得还是下不了手。苏炜说，没关系。既然苏炜领头，我只管跟着。再复面对我们公然的吃饭要求大为高兴，他母亲烧得一手好福建菜，正合我的南方口味。这顿饭是我此次北京生活中最难忘的一顿饭了，更何况谈话也令人非常地愉快，再复先生还送了我一本他刚出的新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没有理由等着吃晚饭的，只好告别出来。
吃饱喝足以后的心情是轻松的，苏炜说，那我们去李陀那里坐坐吧。我反正客随主便，无可无不可。到李陀的办公室坐下，李陀问了些南方文坛的情况，不失时机的谈些看法作些指点，我便有些不耐，看看苏炜的脸上也有点尴尬，个把小时就出来了。出得大门，我问苏炜，李陀算是巴黎青年吗？苏炜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他是真的拿你当外省青年了。
回到南方以后，和苏炜天隔地远，便少了见面的机会。接着世道开始有些不大太平，听说苏炜也有些激动。再过些时，苏炜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最后的消息是苏炜又去美国了，并从此绝了音讯。
九十年代了，一次我又访京，和陈平原钱理群闲坐。我正纠缠老钱让他说清楚《三毛流浪记》里那些灰貌污嘴的小孩里哪一个是他，平原忽然说，听说苏炜现在的生活就是“汽车、女人、狗”。谁知道这离我再见苏炜已经不远了。
我因为公干，去了加州伯克利。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王念祖二位先生盛情邀我一叙。我反正不忙，事毕之后就买道东进。这一叙因为和阮铭话不投机，叙得有些乏味，但意想不到的收获是认识了唐德刚先生。我过去读唐先生著作极是获益匪浅，如今有机会当面聆听教诲，大是喜出望外，纽约一行可算不虚了。第二天，文贯中、孟玄二位兄长领我四下快活。我一面吃着顶门杠一般的油条，一面向孟玄打听苏炜的下落。孟玄说，哈，苏炜前天还在纽约，刚回普林斯顿。并即刻找出苏炜的电话给我。拨通苏炜的电话，电话里的快乐是全不掩饰的。我决定天亮就挥师普林斯顿。苏炜还给了我苏晓康的电话，说他也在纽约，可以去看看。
下了火车，苏炜开一辆红色的两门车来接我。看他从车里出来，我便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汽车！女人！狗！苏炜笑着说，女人在家等着呢。然后回头，对着车里喊道：Patton! 汽车的后坐上，巴顿抬起它大而且带一双忧郁眼睛的狗头。
到了家，开门的女人不是牛芸。牛芸曾是康乐名姝，我不可能认不准的。这时苏炜介绍说，这是孟君。其实，是不是牛芸有什么关系？孟君很端庄，也很大方，她就是“女人”，这就够了。
苏炜的家很简单，一套卧具，几件吃饭桌椅，屋里就显得小而宽敞。我似乎忽然有些明白了为什么说是“汽车、女人、狗”，国内的朋友们错会了意了。不过我总能在苏炜的家里见到些新鲜东西，上次在北京，是照片、酸黄瓜和铺上厚厚的地毯的小厕所，这一次是一对薄得不及两寸的网状大音箱，效果非常迷人。他们坐在他们的“牛屎” （Bean Bag Chair) 里，我坐在餐椅上俯瞰着他们。我们说些话，都是关于同学和别的一些人和事，然后就是苏炜滔滔不绝的在美国大街小巷里淘旧唱片的有趣故事。后来我问苏炜，林培瑞在吗？苏炜说，他最近出去了，陈一谘在家，去看看？我见天色向晚，第二天还得赶飞机，便罢了。
不知何时，苏炜离开普林斯顿，听说如今在耶鲁教书。这些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写作上。那些随笔散文，一如过去的温情脉脉。他还做了一阵子的张爱铃研究。后来忽然写出一个中篇小说，叫《米调》，竟是雄浑沉郁，和过去的风格大大的不同了。不过，随便他的写作风格如何变化，他永远都生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世界中。我就是这样认为。
我和苏炜总是要再见面的。有时侯我翻起地图，看着从京士顿过桥到纽黑文的路径，再拿手量一下，就觉得实在不算远。所以倒也不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