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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轮盘赌——致命的核游戏

(2011-03-20 06:55:39) 下一个

译者按:这是一篇近7年前发表于日本《时代》报纸的文章,尽管可能带有相当强烈的感情色彩,但今年3月11日在日本发生的特大地震、大海啸及由此引发的严重核事故不幸一一印证了此文作者7年前的预言。看看这篇文章,有助于理解美国政府近日来对日本核灾难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日本的轮盘赌——致命的核游戏

Leuren Moret

2004年5月23日

日本《时代》日报专稿

在全世界所有对于建设核电站缺乏合理评估的国家中,日本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

日本列岛位于被称之为太平洋的“火”环 上 —— 一个巨大的环绕北美洲、南美洲、亚洲和东南亚岛链的活火山和板块构造带。这里主要的地震和火山喷发都是由于太平洋板块向西的移动和其他板块向着亚洲板块的“潜没”移动所造成的。

日本正坐落于四个地质板块的顶端,在“潜没”区域的边缘,而且是地球上地质活动最活跃的地带之一。海床下剧烈的板块移动产生极高的温度和压力,熔岩、蒸汽及火山灰造就了日本美丽的列岛和火山口奇观。

尽管如此,像全世界许多国家一样,——这些国家在使用通用电气和西屋公司的设计,占全部商用核反应推的85%——日本已经将核能作为一种主要的能源。实际上,核能大国的前三名是:美国,能源部2000年公布现有118座反应堆,法国,72座,然后就是日本,据2003年内阁白皮书,现有52座在用反应堆。

日本的这52座反应堆——供应其全部电力需求的30%左右——都集中在仅相当于加利福尼亚面积的区域内,许多反应堆彼此间的距离不超过150公里,而且几乎全都建造在便于使用海水降温的海岸地带。

但是,许多反应堆被轻率的选址在活动断层上,特别是太平洋沿岸的“潜没”区域,那里频繁发生里氏7到8或更高级别的大地震。在日本,大地震的发生周期只有不到十年。在核反应堆地质选址方面,全世界几乎没有比日本这样一个核反应堆数量全球第三的国家更危险的了。

神户大学地震专家、教授川本石桥说:“我认为目前的处境非常可怕”“这就像一个浑身缠满炸弹的神风敢死队员,只是等待着爆炸!”

去年夏天,在担心大地震威胁的日本市民的请求下,我访问了静冈地区的滨冈核电站。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我的发现。

由于滨冈位于靠近两个板块交界处的“潜没”地带的正上方,早就该发生大地震,因此被认为是日本最危险的核电站。

与当地市民一起围绕着核电站走了一整天,收集岩石,研究那里松软的沉积物,由于是位于贯穿整个区域几乎垂直的断层上方,以及记录了断层运动的痕迹,这些是剧烈的板块构造移动的证据。

第二天,我吃惊地看到有那么多的记者参加在挂川市政厅和静冈地区议事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问这些记者为什么要老远从东京来听一个美国地球学家的话,他们回答因为从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来告诉他们日本的核电站有多么危险。

我对他们说,这就是“外部施压”的影响力,同样,一些在美国怀有类似担心的人们由于很少得到媒体的关注,我们需要媒体报道时就邀请一位日本人为我们说话,一些像著名的地震专家石桥教授这样的人。

当展示的地质学征兆确认宾冈处于极度危险时,到场的媒体记者们显然被震惊了。中部电力公司存档的航拍地图和向政府提交的建立核电站的申请显示了大断层贯穿滨冈地区,而且透露出这家公司意识到地震的危险。它们仔细地将核电站位置选在两个大断层之间。

这家公司在它们的网站上宣称:“核电站的基础结构深植在岩石层中并且可以承受里氏8.5级的地震。”

根据我对这一区域岩石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核电站下面的沉积岩产生严重的断层。我找到的一些微小断层仅有不到一厘米的间隔。

当我用力握住一些岩石样本时它们像糖一样在我手中崩裂。记者们说:“电力公司告诉我们那里确实都是坚硬的岩石啊!当我反问:“你们认为这些岩石真的坚硬吗?”他们都笑了。

去年七月七日,在我访问滨冈的同一天,石桥在札幌举行的测地和地球物理国际联合会会议上警告地震引发不仅仅日本而是全球性核灾难的危险,他说:“核设施地震设计依据的标准以现代地震学的观点来看太陈旧而且不够充分。执政当局必须承认地震引发核灾难的可能性,并且客观地评估这些风险。”

在茨城地区东海发生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核电站事故之后,1999年九月,在核电站附近建立了一个巨大昂贵的应急响应中心以安抚周围的居民。

然而,在参观了这个距离滨冈数公里的中心后,我意识到如果发生核电站水冷系统遭地震损毁并且引发反应堆熔毁的事故,日本实际上没有应对核灾难的方案。

除此之外,紧急响应中心的官员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及的是,乏燃料棒储存库在地震引起冷却水流失的状况下会发生极度的危险。如去年《科学与全球安全》杂志的报道,根据2001年美国核监管委员会的研究,如果这些储存库由于冷却功能严重受损——比如其中的冷却水流失——,并且燃料棒温度上升到足够发生燃烧的程度,其中的放射性物质便会释放到周围环境中。这可能引发一场甚至比切尔诺贝利更大的核灾难。

如果一场核灾难发生,电站的工作人员以及滨冈紧急响应中心的人员将立即暴露在致命的核辐射中。在参观期间,ERC的工程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小的喷淋装置,据称是用来对工作人员进行洗消。但无论如何,这对于吸入了放射性物质的ERC工作人员体内的核污染是没有用的。

当我问ERC官员,他们计划如何从静冈地区疏散数百万民众,并且是在一次比神户级别更大的地震摧毁了通信线路、公路、铁路、饮用水和下水道系统之后,他们无言以对。(神户与滨冈处在同一个“潜没”地带上)

去年,美国联邦紧急状态管理局前主管James Lee Witt 受纽约市民之雇评估美国政府对核电站事故的紧急响应方案。结果纽约市民震惊地得知,政府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应对一场发生在距离纽约市80公里的Indian Point核反应堆事故。

日本政府并不比这更好,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准备控制或处理这样一场灾难。预防实际上是可以考虑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1998 年,Kei Sugaoka,一位51岁的日裔美国高级工程师,自1980年开始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到1998年因“告密”被解雇,他提醒日本核能监管部门关注 1989年反应堆巡视中的问题,他的要求被通用电气公司的客户——东京电力公司压下。这引发了核电站关闭及日本电力工业的改组。

后来,通用电气的文件透露他们实际上通知了(TEPCO)东京电力公司,但TEPCO没有将事故通报日本能源监管部门。

菊池宇一,一位日本核工程师也成了“告密”者,私下告诉过我很多日本核电站事故,比如反应堆内部由于振动引起冷却系统管道爆裂。他说:“各电力公司是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为了增加利润减少政府监管。”

Sugaoka 同意这种说法,“除了各种其他问题外,最可怕的事情是所有的核电站都已老化,造成长期暴露在强辐射和高热环境中的管道和接头状况恶化。”

像大多数“告密”者一样,他们是平民英雄,但都失去了工作。

放射性和公共安全小组是一些独立的美国科学家,已经从生活在核电站周围的儿童那里收集了4000个幼儿牙齿。他们检验这些牙齿中锶-90的含量,这是一种具有放射性的核裂变生成物,随着核电站的排放释放到周围环境中。

未出生的婴儿可能通过母亲的饮食和饮水受到锶-90放射性污染。任何生活在核电站周围的人体内都受到长期低水平放射性污染。几十年来癌症发病率升高,婴儿死亡率升高和婴儿出生体重不足,直到智力障碍都与放射性污染有关联。

欧盟委员会2003年一月发表了提交欧盟议会的关于低剂量放射性风险的独立研究报告,证实美国政府发起的、自1945年在日本开始、现在仍在进行中的对广岛长崎幸存者开展的原子弹氢弹研究,对放射性污染的危险被低估了1000倍。

另外,今年3月26日——美国最严重的宾夕法尼亚三里岛反应堆核灾难25周年前夜——《放射性和公共安全计划》发布了关于那次核事故影响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处于下风头的国家中婴儿死亡率上升53%,甲状腺癌发病率上升70%——这些数据与所有关于短期和长期健康安全效应的数据一样从来不是来自美国政府。

在日本,不是一场核灾难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

就像前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后一样,日本将成为一个遭受放射性疾病毁灭未来几代人的国家,并且扩散到农业区域的污染无疑将造成一场公共健康领域的灾难。它的经济可能永远也难以恢复。

考虑到大地震的极度危险性,考虑到许多严重的安全及核废料储存问题,及时且紧迫的是关闭它现有的一半核反应堆,日本应将核电站转换为化石燃料比如天然气。这种转换与新建电厂比较更经济,并且客服政治和其他障碍,西伯利亚丰富的天然气蕴藏量可能以相当低的成本通过管道输送到日本。已经有几个美国核电站在公众压力下迫使能源公司转换成使用天然气。

Ernest Sternglass,一位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曾经促成美国停止大气层核试验,在评论以这种方式摆脱核陷阱时说:“最近,位于科罗拉多州的Fort St. Vrain(圣.布兰堡)核电站,在反应堆反复出现问题后刚刚被转换成使用化石燃料即天然气。一个较早的位于辛辛那提的Zimmer核电站,最初设计为使用核燃料,但是在开始运行之前就被转换为使用天然气。这样的转换可以适用于任何核电站,成本只有新建电站的20%到30%。现有的汽轮机、传送设施和土地都能得到利用。”

在转换使用天然气之后,圣.布兰堡电站比使用核燃料生产了两倍的电力,而且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当然也完全没有核风险。

为了将来的几代人和社会经济,现在日本就应该实现从核燃料到化石燃料的彻底转换。

日本《时代》编辑按:Leuren Moret 是一位美国地球学家(geoscientist),曾经在劳伦斯-利弗莫尔核武器试验室参与亚卡山项目,1991年因报道该项目和利弗莫尔的欺诈行为而成为“告密者”。她现在是一位独立国际放射学专家,并且是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市的环境部门主管。她曾经四次访问日本,与日本市民、科学家和民选官员就核辐射与和平议题一起工作。

张一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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