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同志与世长辞了。我军这位杰出的战将，以卓著的战功、坚强的党性、磊落的人格，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悼念逝者本来就是哀痛的，何况又是这样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我们和陈再道同志相识在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和他一起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金戈铁马，以及和平年代的忧患奋进，深知他的逝世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在我们人民军队的辉煌战史上，陈再道同志的英勇善战是出名的。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一员战将”，陈毅同志盛赞“再道之勇”。而这“一员战将”，这“再道之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烈火锻造出来的。
陈再道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他一心向往革命事业。１９２６年，他１７岁时就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浓重的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的屠刀，陈再道同志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勇猛地参加了１９２７年９月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并于同年１１月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起义遭到敌人的血腥镇压，有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生怕自己脑壳搬家，悄悄离开了队伍，甚至投敌叛变，成了叛徒。可陈再道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仅存的一部分起义人员毅然奔向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是著名的木兰山七十二名游击英雄战士之一。１９２８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随红四方面军拚杀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驰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中。他和他指挥的部队，攻空山坝，保万源城，渡嘉陵江，三过雪山草地，历经无数恶仗、大仗。由于他骁勇善战，忠诚于党的事业，几年间，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到师长、军长，成长为我军早期的优秀指挥员。
陈再道同志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１９３７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再道同志由军长改任１２９师３８６旅副旅长。同年１０月，按照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他率领仅有５个连队组成的东进纵队，由太行山区根据地奔赴冀南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冀南地区处于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经过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这里是一片大平原，要在此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比在山地困难得多。同时，这个地区不仅有日本侵略军，有被日军收编的伪军，还有土匪、会道门、游杂武装。他们各霸一方，到处烧杀掳掠，社会情况复杂，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陈再道同志紧紧依靠地方党的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我军很快在冀南站稳了脚跟。不久，成立了冀南军区，刘、邓首长又任命陈再道同志为军区司令员，并派宋任穷同志到冀南军区任政治委员。经过他们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协助冀南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二十几个县的抗日政权，地方武装由５００多人发展到１万多人，东进纵队也由原来的５个连队发展到３个团。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２９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来到冀南。在徐向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陈再道同志指挥东进纵队四处征战，积极打击日军，严惩汉奸，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使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１９３８年６月，东进纵队３个团发展到７０００人，还建立了８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共２万余人。冀南根据地的开创、巩固和扩大，不仅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有力地支援了延安和太行等根据地，而且为后来参加“百团大战”、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清剿”和“铁壁合围”，打下了良好基础，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指挥员都是党指挥下的忠诚战士。陈再道同志的一生，自觉地坚定地听党的话，对党赤胆忠心，党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工作经常调动，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同志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二纵司令员等职，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他率部激战上党、邯郸，出击陇海路、定陶、巨野、羊山集，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决战淮海战场……在这些战役战斗中，他始终听从党的指挥，以军事家的全局眼光和广阔胸襟，积极率部完成本部队担负的任务，主动协同配合友邻部队作战。二纵主力在鄄城战斗中，担负攻坚战斗任务很重，当六纵在打任庄的时候，苗庄的敌人来援，给六纵造成困难。陈再道等二纵领导同志发现这一敌情，未等上级命令，就立即果断行事，主动调所属五旅去打苗庄，使六纵顺利完成了战斗任务。１９４８年我军进入全面反攻作战，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过去多以纵队为作战单位的方式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改变为以兵团或集团为单位作战，不论是围歼战或阻击战，多是以两三个纵队为一个集团，往往根据部队所处位置与作战任务来确定指挥关系。比如１９４８年４月，野战军决定由二纵和华野十纵为一个集团作战，由十纵宋时轮同志指挥。后来为了配合粟裕兵团西进，上级又命令由陈赓来指挥二纵、四纵和华野十纵以及桐柏军区主力。不久二纵配合华野部队进行淮海作战，上级又决定中野的一、二、三纵队为一个集团，统一由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指挥。无论指挥关系怎么变动，作为二纵司令员的陈再道同志，总是从全局出发，自觉服从指挥，协同友邻部队，共同完成任务。他曾说：“整个中原战场是一盘棋，在中原地区的两大野战部队和各军区部队都要在这盘棋上活动，达到高度集中统一，特别是在大兵团集体行动时更是如此。指挥员必须胸怀全局，服从大局，否则，就不可能和敌人在中原决战。”陈再道同志在听党的话、维护我军集中统一的指挥方面，确实堪称楷模。
陈再道同志虽然一直担任军事指挥员，但他一贯关心政治工作，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且拖住了国民党三十几个旅以后，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野战军的部署，利用大规模反攻的间隙，进行了整党和整军，开展“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活动。陈再道同志亲自深入部队了解思想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了有些基层干部对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以及担心开展民主以后，部队不好管理等等思想问题。经过发扬民主，密切了官兵关系，部队生龙活虎，一片欢腾，为转入战略大反攻作了很好的思想动员和准备。陈再道同志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与他共事的人不管来自兄弟部队，还是来自地方，他都赤诚相见、密切合作。有一段时间，他当纵队司令员，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当政委。他对李菁玉同志很尊重，凡事都一起商量，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东进纵队不长时间就打开了局面。许多老战友谈到他，都称赞再道同志胸襟宽大，好相处，好共事。有不同意见，他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从不往心里去，事情过去了，又和好如初。他爱护干部，爱护战士，尊重地方同志，关心群众疾苦，他工作过的地方，上下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比较好。
陈再道同志杰出的战将品质和风格，在和平时期也放射出绚丽的光彩。建国之后，他长期担任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加强部队建设和民兵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六十年代，他在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时，发现培养了“硬骨头六连”等典型，为推动和平时期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当林彪搞“突出政治”一套，有人要批判管训练的一位军区领导时，他挺身而出，在大会小会上说：“不要动不动就整人，抓训练，是我们党委集体定的，要说有责任，首先由我司令员负。”当有人向他搜集彭德怀同志的反面材料时，他大声痛斥：“我说彭老总是大好人，他做的好事你怎么不往本子上记？”在军委的讨论会上，他同样敢于对林彪的话提出不同意见。他就是这样旗帜鲜明地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敢于抵制错误的东西，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七·二○事件”，对陈再道同志进行了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面对强大压力，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一个浑身铮铮铁骨的战将本色。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晚年的陈再道同志，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拚命精神。１９７２年，他重新工作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冒着重新被打倒的危险，不知疲倦地下部队，上灾区，搞训练，抓廉政。粉碎“四人帮”后，他已近７０高龄。在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他还像当年战争年代指挥打仗深入前线一样，到南疆铁路、青藏铁路等铁道兵所在的各艰苦地区检查考察工作。从吴八老岛到金沙江畔，从长城脚下到巴山汉水，从南疆边境到唐古拉山巅，都留下了他不辞辛苦的足迹。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再道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铁道兵部队的建设和祖国的铁路建设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即使不担任部队的领导工作了，还是时时关心军队建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他病重住院，我们和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一面为十四大的胜利召开而高兴，同时向我们倾吐他对部队建设的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他所了解到的农村情况，希望抓紧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还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多么可歌可敬的战将啊！陈再道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他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坚决听党的话，对党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英勇顽强，不畏强暴，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优良作风；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关心部队，热爱群众，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高贵品德，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常青的事业中！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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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日）
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一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 “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也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他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三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第四，“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反革命、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这一次，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斗争、批判，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这是极端错误的；不出“七二零”事件，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说了话么，为什么出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没有很好的认识。再一个，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怪那些事，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这是我一系列的…执行这个…造成的。但是还有旁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执行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反对主席路线，而且顽固的坚持，造了许多舆论准备，定了许多的框框，调过来欺骗下面，欺骗战士，欺骗群众；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我们就听嘛！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 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骗。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ＸＸＸ布置去了。但是“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么。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点也不冤枉。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 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二、 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主要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里去，毛主席的书带着，带着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话不听，主席的指示不照办，不贯彻，不学习，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今年一、二月军委会议，四月军委会议。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听，听不进去。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会议，就是说乱了，就看了表面现象，就是听不得了，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还要其他的报告，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实际问题，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领会，好好学习。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研究、贯彻，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错误不改。四月会议，制订的十条，就没有很好地执行，就对抗。蜕化了嘛！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夜里送去，让在门外念，还发脾气，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看，到了什么程度。今年四月，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没有好好做，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主席报告。四、五、六月这个时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们的警惕。批广州、济南的就是看了，也没有听进去。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该死啊！（略）
不听林副主席的话，对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多么重要，多么英明，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听罗瑞卿的，很积极。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紧。罗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积极的。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帮罗瑞卿，说什么叶群、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严重，我们不知道，自己官僚主义，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一天在那里搞练武，拼凑尖子，日夜练，不搞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还提出林副主席的 报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么指示要修改。某些词句，就是指的拼凑尖子，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好象还有成绩。那么会议上，当然其他人不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说八条是过瘾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边，阶级斗争，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指示就不听，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你自己资产阶级，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这是必然的，不听主席、林副主席的话，非跨台不可。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不改，一次不听，那多么危险。
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总参谋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做了伟大的事情，立了伟大功勋。这个问题，过去有人讲过，自己不看这些事情，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就是反对中央革命。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我们提意见，要讲阶级，讲成分，不能唯成分论。对那一段讨论时，提意见，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我们态度不好。血统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批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对伯达同志报告时，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讨论提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略）说他们不听我们的，只听革命小将的。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说不答应。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调个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个地方学校多，工业多的城市，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来做工作，你们掌握。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报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么提意见，胆大妄为，反对中央文革。 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怕这怕那，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众，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呢？不相信群众，到怕群众，以后要镇压群众，实行刘邓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动路线，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斗争激烈，自己就藏起来。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懒惰，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革命事业心，一天就是为我，吃、乐、玩耍，不到实际中去，也不到群众中去。不说地方，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所以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作风非常恶劣，听不进反面的意见，说反对我更不行。受我们训的人不少。为什么呢？没有道理。自己那么懒，不做事情。为什么训呢？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并不是为革命，为工作。所以说我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怕群众，不革命。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见。“七二零”事件也证明，也是怕死。
我们党委工作，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坏了的。我这个班子，把大家带坏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出政治，作风不民主，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家说了不算。政治空气很稀薄，政治原则很差，对上面的东西，就是当了个交通，当了个收发，没有很好的认真研究，认真贯彻，认真执行，认真检查。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我的错误就怕人揭，自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压制，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一致，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班长坏嘛，错误那么多，怕人家揭，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来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这样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错。当然，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但是，那不行，要打击，要批评。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说话，说他们还有些道理，那马上就找来批评。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他跑到三新，到处可以说话，觉得亲近，我听到有人说，就把他找来，说他偏向了，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就打击。所以，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变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是必然的，你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总想糊住，包住。这一下搞，都搞出来了，大家帮嘛，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陈再道，连骨头带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资产阶级了，都是腐化的东西了，今后要重新来脱胎换骨，又按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脱胎换骨。过去的彻底抛掉，对我只能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就看不出来，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林总讲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革命的事业心，革命的干劲，完全消失了。
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执行，你革什么命。怎么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自己变了质，到了刘邓那里去了，自己还说自己满对的。对主席、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只有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只有敌人，只有反动派才不满。他（按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们反对他，就不听，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抗无产阶级，对抗革命，反对伟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这次来，斗，那没有什么，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这个错误，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坚决执行主席的，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还是想我回头来。所以这十天来，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帮助我。开了几次斗争会，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没出“七二零”事件，我解决好，“七二零”事件与我无关系，也不是我组织来的。这样想，不是你组织的，你一直在活动，一直在那里搞舆论，搞策动，不是你造成的是谁？所以罪责难逃。特别是我这个人，一个人死了算什么，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主席、对中央、对中央革命，对武汉的造反派、武汉的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挥员、民兵。造成多大的恶果。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面大、深广。几方面，这一方面吃了亏，造反派方面，被我们打击。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这都是我们的罪过。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镇压武汉革命，“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一点也不冤枉。反对毛主席路线，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还不罪该万死，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部队的指挥员，这是罪恶滔天。毒害大家，保陈再道。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那个要喊打倒我，还要捉。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搞的么，我搞的。所以，我现在成了反革命，等着中央、人民审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到最后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三、 我的决心
最近主席几次指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当然，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他伟大的干部政策，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广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讲的，来一个人就叫看哪，就念给我听。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了没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个群众谅解，重新革命好好学习，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来读文件给我听，帮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应该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听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还想把错误带到那里去。以前是带到火葬场，现在那还有火葬场。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做什么不算毛主席，不靠党，不靠人民，你一事无成。活着吃饭，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毛主席教导，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我们战争几十年，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强的人多哩，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没有打死，那牺牲了多少，他们为什么？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还在要你转变，承认错误，把错误交出来，那个野兽，牛都不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里破坏了，搞的乌烟瘴气，搞的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公开的向中央进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我一万个拥护。对我个人的处理，罢官、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我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还希望我重新革命，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对我的处理，我是坚决拥护，我是坚决拥护，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有感恩不尽。今后要拿实际行动，你光说不行。象恩格斯说的，看一个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要看他在做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人坏了，看你能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现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应该下这个决心。今后叫我劳动，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拿到群众中去监督。所以，我一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什么斗争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改造世界观。世界观不转变，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听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再一个，不是在这里说了，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断的，对错误认识不够的，还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拿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不断的改造。我只要下决心，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只要自己不顽固，听说，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真正地立场站过来，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真正不怕丑，真正不怕割尾巴。丑就是这样丑嘛，已经全国都臭了么，你还包着干什么呢？
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听党的话，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转变，你是个反革命么，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广大干部、群众。我现在是个反革命，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在人民监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来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你再顽固不顽固，毛主席讲了，顽固是坚固，以后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顽固，顽而不固了。所以，我还是不想死，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导，我重新革命。能劳动几年，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许多同志都说了：“不是你呀，联系到后代”，是啊，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我感谢主席的教导，我一定照着做，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我下决心不辜负，我今天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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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再道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贾庆林出席
《 人民日报 》（ 2009年1月22日 01 版）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１日电 （记者黎云）纪念陈再道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２１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会议。
陈再道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军委顾问，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陈再道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学习他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的指挥才能；学习他善于学习、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学习他襟怀坦荡、克己奉公的崇高品格。
郭伯雄指出，当前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面临新的形势，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提高我军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能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张万年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廖锡龙、常万全、吴胜利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主持。
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崇汇、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松、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先后发言。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9-01/22/content_181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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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陈再道同志
刘华清 宋任穷 陈锡联 孔庆德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70835/176725/176732/105571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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