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同志与世长辞了。我军这位杰出的战将，以卓著的战功、坚强的党性、磊落的人格，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悼念逝者本来就是哀痛的，何况又是这样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我们和陈再道同志相识在红军时期的艰难岁月，和他一起经历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解放战争的金戈铁马，以及和平年代的忧患奋进，深知他的逝世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在我们人民军队的辉煌战史上，陈再道同志的英勇善战是出名的。毛泽东同志说他是“一员战将”，陈毅同志盛赞“再道之勇”。而这“一员战将”，这“再道之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烈火锻造出来的。
陈再道同志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他一心向往革命事业。１９２６年，他１７岁时就参加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以后，面对浓重的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的屠刀，陈再道同志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勇猛地参加了１９２７年９月大别山南麓的秋收暴动，并于同年１１月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起义遭到敌人的血腥镇压，有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生怕自己脑壳搬家，悄悄离开了队伍，甚至投敌叛变，成了叛徒。可陈再道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与仅存的一部分起义人员毅然奔向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是著名的木兰山七十二名游击英雄战士之一。１９２８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随红四方面军拚杀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驰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中。他和他指挥的部队，攻空山坝，保万源城，渡嘉陵江，三过雪山草地，历经无数恶仗、大仗。由于他骁勇善战，忠诚于党的事业，几年间，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到师长、军长，成长为我军早期的优秀指挥员。
陈再道同志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１９３７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再道同志由军长改任１２９师３８６旅副旅长。同年１０月，按照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他率领仅有５个连队组成的东进纵队，由太行山区根据地奔赴冀南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冀南地区处于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经过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可这里是一片大平原，要在此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比在山地困难得多。同时，这个地区不仅有日本侵略军，有被日军收编的伪军，还有土匪、会道门、游杂武装。他们各霸一方，到处烧杀掳掠，社会情况复杂，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陈再道同志紧紧依靠地方党的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我军很快在冀南站稳了脚跟。不久，成立了冀南军区，刘、邓首长又任命陈再道同志为军区司令员，并派宋任穷同志到冀南军区任政治委员。经过他们短短几个月的努力，协助冀南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二十几个县的抗日政权，地方武装由５００多人发展到１万多人，东进纵队也由原来的５个连队发展到３个团。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２９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来到冀南。在徐向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陈再道同志指挥东进纵队四处征战，积极打击日军，严惩汉奸，向敌人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使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１９３８年６月，东进纵队３个团发展到７０００人，还建立了８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共２万余人。冀南根据地的开创、巩固和扩大，不仅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有力地支援了延安和太行等根据地，而且为后来参加“百团大战”、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清剿”和“铁壁合围”，打下了良好基础，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指挥员都是党指挥下的忠诚战士。陈再道同志的一生，自觉地坚定地听党的话，对党赤胆忠心，党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工作经常调动，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同志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司令员，中原野战军二纵司令员等职，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他率部激战上党、邯郸，出击陇海路、定陶、巨野、羊山集，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转战桐柏、江汉地区，决战淮海战场……在这些战役战斗中，他始终听从党的指挥，以军事家的全局眼光和广阔胸襟，积极率部完成本部队担负的任务，主动协同配合友邻部队作战。二纵主力在鄄城战斗中，担负攻坚战斗任务很重，当六纵在打任庄的时候，苗庄的敌人来援，给六纵造成困难。陈再道等二纵领导同志发现这一敌情，未等上级命令，就立即果断行事，主动调所属五旅去打苗庄，使六纵顺利完成了战斗任务。１９４８年我军进入全面反攻作战，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过去多以纵队为作战单位的方式已不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改变为以兵团或集团为单位作战，不论是围歼战或阻击战，多是以两三个纵队为一个集团，往往根据部队所处位置与作战任务来确定指挥关系。比如１９４８年４月，野战军决定由二纵和华野十纵为一个集团作战，由十纵宋时轮同志指挥。后来为了配合粟裕兵团西进，上级又命令由陈赓来指挥二纵、四纵和华野十纵以及桐柏军区主力。不久二纵配合华野部队进行淮海作战，上级又决定中野的一、二、三纵队为一个集团，统一由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指挥。无论指挥关系怎么变动，作为二纵司令员的陈再道同志，总是从全局出发，自觉服从指挥，协同友邻部队，共同完成任务。他曾说：“整个中原战场是一盘棋，在中原地区的两大野战部队和各军区部队都要在这盘棋上活动，达到高度集中统一，特别是在大兵团集体行动时更是如此。指挥员必须胸怀全局，服从大局，否则，就不可能和敌人在中原决战。”陈再道同志在听党的话、维护我军集中统一的指挥方面，确实堪称楷模。
陈再道同志虽然一直担任军事指挥员，但他一贯关心政治工作，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且拖住了国民党三十几个旅以后，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野战军的部署，利用大规模反攻的间隙，进行了整党和整军，开展“三查”、“三整”和“三大民主”活动。陈再道同志亲自深入部队了解思想情况，有的放矢地解决了有些基层干部对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以及担心开展民主以后，部队不好管理等等思想问题。经过发扬民主，密切了官兵关系，部队生龙活虎，一片欢腾，为转入战略大反攻作了很好的思想动员和准备。陈再道同志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与他共事的人不管来自兄弟部队，还是来自地方，他都赤诚相见、密切合作。有一段时间，他当纵队司令员，晋冀豫边区省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当政委。他对李菁玉同志很尊重，凡事都一起商量，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东进纵队不长时间就打开了局面。许多老战友谈到他，都称赞再道同志胸襟宽大，好相处，好共事。有不同意见，他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从不往心里去，事情过去了，又和好如初。他爱护干部，爱护战士，尊重地方同志，关心群众疾苦，他工作过的地方，上下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比较好。
陈再道同志杰出的战将品质和风格，在和平时期也放射出绚丽的光彩。建国之后，他长期担任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总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加强部队建设和民兵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六十年代，他在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时，发现培养了“硬骨头六连”等典型，为推动和平时期部队的全面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当林彪搞“突出政治”一套，有人要批判管训练的一位军区领导时，他挺身而出，在大会小会上说：“不要动不动就整人，抓训练，是我们党委集体定的，要说有责任，首先由我司令员负。”当有人向他搜集彭德怀同志的反面材料时，他大声痛斥：“我说彭老总是大好人，他做的好事你怎么不往本子上记？”在军委的讨论会上，他同样敢于对林彪的话提出不同意见。他就是这样旗帜鲜明地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敢于抵制错误的东西，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所谓“七·二○事件”，对陈再道同志进行了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面对强大压力，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一个浑身铮铮铁骨的战将本色。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晚年的陈再道同志，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拚命精神。１９７２年，他重新工作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冒着重新被打倒的危险，不知疲倦地下部队，上灾区，搞训练，抓廉政。粉碎“四人帮”后，他已近７０高龄。在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他还像当年战争年代指挥打仗深入前线一样，到南疆铁路、青藏铁路等铁道兵所在的各艰苦地区检查考察工作。从吴八老岛到金沙江畔，从长城脚下到巴山汉水，从南疆边境到唐古拉山巅，都留下了他不辞辛苦的足迹。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再道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铁道兵部队的建设和祖国的铁路建设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即使不担任部队的领导工作了，还是时时关心军队建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他病重住院，我们和中央领导同志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一面为十四大的胜利召开而高兴，同时向我们倾吐他对部队建设的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他所了解到的农村情况，希望抓紧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还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多么可歌可敬的战将啊！陈再道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他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坚决听党的话，对党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英勇顽强，不畏强暴，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优良作风；他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关心部队，热爱群众，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高贵品德，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常青的事业中！
亲爱的老战友，陈再道同志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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