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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天翻地覆。一切常规早被打破，中南海的舞会也渐少至停。
小孟和她的伙伴们，此时正是十八九岁，风华正茂的年龄，早晨八九钟的太阳。他们自然是激流勇进，自然是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小将。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而解放军又要学空军，这同林彪叶群对空军的特殊关怀不无关系。而空军文工团又是宣传的喉舌，众目所瞩。那些年轻的文工团员们左右着空军文工团的大革命，甚至左右着整个空军的大革命。几名小将们的言行，有时甚至能预测着运动的发展方向。
“刘少奇看了《??姐》后，说??姐可以死，为什么不可以死呢？”一个小将这样传达着。围绕着??姐的“死”与“不死”，小将们传出的消息，展开了一场场大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竟然公开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毛主席说支持我们红旗造反团。”一些小将这样宣传。
“毛主席说红旗造反团是黑旗造反团。”一些小将这样驳斥。
于是两派打得人仰马翻。
一个普通女文工团员、无职无权的舞蹈演员，只因她是通天人物之一，1971年结婚时门庭若市，来送礼祝贺的人，竟然挤不下宽敞的小礼堂。贺喜小汽车排满了同福大院，直排到同福胡同口的几百米之外。叶群、吴法宪纷至沓来。
文工团早已分成两大派。一派名曰“硬骨头革命造反团”。一派称为“红旗革命造反团”。两大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红旗”造反团，一举砸烂“硬骨头”造反团，砸牌子，抢大印，天翻地覆。
“硬骨头”——被“红旗”称之为“臭骨头”的小将们感到十分迷惘：党啊，你在哪里？毛主席，你老人家可了解我们的心意？
小将们迷茫，老将们自然看在眼里，老将们把小将悄悄叫到一旁，悄悄出主意：“你们不是去过中南海，去过毛主席那儿吗，现在为什么不去？”这一语真是道破天机，迷津指路。小将们立刻恍然大悟，心领神会。
1967年的元旦刚过，小孟和四个常来去中南海跳舞的小将们，走在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上。眼望红墙，自从1966年8月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来中南海了，每周三、六的舞会，早已停止，革命时期，哪能按部就班。但毛主席他老人家眼下日理万机，能见我们吗？可非常时期，特殊情况啊，试试看吧。
小将们来到中南海西门，向显得十分威严的门卫战士说明来意：“我们要见毛主席。”要见毛主席？谈何容易，战士用疑惑的目光审视着她们。看着这几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兵，卫兵也感到新奇。
“我们有重要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认得我们。你不相信，往里打电话问问。”
卫兵被纠缠得实在没法，只好派人往里打电话请示，不到十分钟的工夫，里面传出话来：“主席同意见。”
小孟和几个伙伴，由警卫人员带领，进了毛主席的客厅。没有想到，毛主席已在等候她们了。
在毛泽东不断被神化的年代里，她们能与主席见面，那仿佛是发生在天国里的事情。她们觉得，此时的主席不再是春藕斋里跳舞的那个主席，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聊天，随便说说笑笑的那个主席了，她们和当时全国人民的感觉一样，主席是统帅，是舵手，是党的化身，是红太阳！
“主席，您好！”
“好久不见了嘛，你们都是空军的小同志吧。你是小板凳，你是田大头，你是小孟，我的半个小同乡，我没有说错吧？”
“主席，您的记性真好，您说得都对。”
“我们找您谈我们团里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个小将大胆地开了个头。
“噢，找我谈文化大革命，好啊，那就谈谈看。”
“我们团里阶级斗争太复杂了，我们那里有个反动组织，叫红旗造反团，实际上是黑旗造反团，里面有不少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
“他们镇压革命派。”
“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
“他们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派！”
“我们那里的牛鬼蛇神太猖狂了！”
“革命派受压。”
小将们七嘴八舌，恨不得一口气把全部要说的话都说完。小将们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兴奋，有人甚至流着眼泪。
毛主席静静地听着，不言不语，安之若素。他拿起一支烟，掰成两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然后又拿起打火机，把香烟点燃。然后才慢慢地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嘛，我看你们团里没有那么多的坏人，还是好人多。”
毛主席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呢，要团结大多数人嘛。”
小将们听了之后，并没有完全平息他们的激动之情。
“我们团里确实坏人不少，他们骂我们是保皇狗。我们就是要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看你们这些小同志，很有革命热情。你们空军里的事情，可以去找叶群同志。”
主席说着，顺手从茶几上的笔筒里，拿起一枝红杆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五个名字。他一边写一边嘴里还念叨着。写完之后，又数着人头，念了一遍。然后在几个名字的下边，又写下了三个字：找叶群。写到这儿他将笔放在一边，并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叶群，当时的林办主任，职务不低，能量更大。林彪深知军权的重要，要抓军队，不能不先抓空军。他们和空军有着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关系，难怪儿子成了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叶群是林彪此时的得力助手。当时的局外人也许还不完全清楚，吴法宪，当时的空军司令，早已对她俯首贴耳了。
毛主席的一张普通的纸片，却有着无比的威力，通过秘书，送到叶群手里。叶群如获至宝，真是天赐良机，抓住空军的好机会。主席的手书啊。
在京西宾馆的一间不太大的会客厅里，叶群会见了五个空军来的小将。单纯至诚的小将们深深为之感动：叶主任啊，我们可找到了党。
“你们这些革命小将，都是左派嘛，我们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空军，吴法宪，吴司令，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要相信他。你们空军的腿长，最有灵活性，林副主席都相信你们。你们有事找吴司令商量，我是支持你们的，林副主席是支持你们的，我代表林副主席向你们问好，并通过你们，向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
“我们一定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回团之后，好好干革命。你们这些左派，也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干革命。不管是什么，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造反，造反有理！”
“我们一定不辜负叶主任的教导，感谢叶主任的关怀。”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回去之后，对谁都不要讲，你们来我这里了。这是机密，否则坏人会钻空子，懂吗？”
叶群又把她早已准备好的珍贵礼物——毛主席像章，一一送给几名小将，小将们能得到叶主任送给的毛主席纪念章，高兴得连声道谢。
从此，叶群的手直接伸到了空政文工团，伸到了空军。
五个小将中，小孟更为单纯，幼稚。她回文工团的当天下午，就把叶群接见小将们的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她哥哥也在空政文工团的舞蹈队，既是舞蹈演员，又是创作人员，他参加了“红旗造反团”，并是个十分活跃、立场坚定的人物。他与妹妹正好是两派，但他们毕竟还是有兄妹之情，哥哥爱护妹妹，妹妹关心哥哥。
当然，小孟之所以把叶主任接见的情况向哥哥说，还有另一层意思：你看，叶主任都支持我们了，你还不赶快转弯，赶快反戈一击，你这么干下去是危险的。她哥哥听了这个情况，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很快又把这一绝密消息传给红旗这一派的战士，尽管在传播这一新闻时，都说要绝对保密，但这是绝对保不了密的，叶主任接见小将的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文工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很快传开了。
五个小将中的头头找小孟谈话：“你把什么都告诉给你的臭哥哥，叶主任讲了，不许说，你为什么还要说？”
小孟承认了错误，但祸从口出，承认错误又有什么用？那个头头已把小孟看成了异己分子。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早在叶群接见小将们之前发生的。吴法宪曾让文工团的主要领导把常去主席那儿跳舞的几名小将召集在一起，要她们把去主席那儿的情况汇报一下：主席说了什么话，喜欢听什么歌，什么戏？健康状况如何？吃什么药？到哪儿去？生活习惯？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都要向组织汇报。当然那位领导说，这是为了能更了解主席的思想、生活情况，才能更好地为毛主席服务，为毛主席组织节目，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几个小将确实照着做了，她们尽量回忆着在主席那儿的所见所闻，一边回忆，一边用笔写下来。就这样，她们每个人都写了几大篇。据说，在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前夕，就有一名小将借着去主席那儿玩的机会，偷偷把主席吃的药，拿了两片，送给于新野，以备化验，了解主席身体状况。当然，这件事是在九一三之后，那名小将被关押，自己交代了出来。
小将们回忆的材料，都由领导交给吴法宪，由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再交给谁，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对于让小将们回忆情况，写成材料的事，单纯的小孟当时也认为这是领导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为毛主席服务。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叶群接见她们之后，由于她泄密，她很明显地已被排斥在骨干分子之外了。“硬骨头”这一派不信任她，她有一个“红旗”的哥哥，都是她转向的原因，她的观点逐渐地转到了“红旗”这边。
1967年的年底，小孟跟哥哥谈起了文工团领导让她们写毛主席那儿的情况的事。她这时已对这件事有了些新的看法。
小孟的哥哥听了她讲的情况，敏感地认为：这种做法，不是想通过小将们探听主席的情况，了解主席的动向吗？这可是严重的问题，必须向上，向毛主席反映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于是，小孟讲情况，她哥哥就把这情况写成了材料，并一式两份。一份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妥善保管，另一份，密交蒯大富，由蒯转给了江青。当时，他认为转给了江青，就是转给了主席。
但万万没想到，善良的人们往往总是吃亏在这没想到上，这份材料竟落到了叶群手中。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和叶群早已勾结在一起，她们沆瀣一气。用她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
叶群看了这份材料，大吃一惊，深知这一材料的严重程度，若这材料果真转给主席，那可是大事，敢于探听主席的消息，该当何罪。赶紧采取措施，早下手为强，事不宜迟。
不久，大约是1968年2月份的一个夜晚，小孟哥哥家被抄了，他们翻箱倒柜，最后从箱子里拿走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小孟哥哥写的那份揭发材料。
第二天的清晨，小孟的哥哥被带走，进行群众专政，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文工团女头头小李走进小孟宿舍，以严肃的神情对小孟说：“孟锦云，空军首长找你有事，你到团部来一下。”
小孟随着那个头头来到总团办公室，一进门，觉得有些奇怪，怎么？是空军保卫部的保卫干事。保卫干事出示一张逮捕证，并说：“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被捕了，你赶快签字！”
小孟吓蒙了。她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啪！啪！”两个耳光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那个二十几岁的革委会的头头小李，打了小孟之后，还气得咬牙切齿：“孟锦云，你反动透顶，你反对毛主席，你罪该万死！”
她被推上了小汽车。她被关进了监狱，名副其实的铁窗大牢。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度日如年的时光啊，她不知该怎么熬过。
几个月过去了，她开始被允许在外边劳动改造，下地、种田、拔草，她这时感到，比蹲牢房的日子强多了。虽然她仍是囚犯，但毕竟见到了天日。
有谁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半个小同乡”啊。可她不能诉说这一切，说也没有人听没有人信。
一年之后，她又被送到外地，送到西安大力农场劳改。之后，又被送到甘肃兰州，在一个军工厂里做小雷达。这时，她可以写信了，但也只是给文工团的革委会头头，那个从宿舍把她叫走的女头头小李。这是厂领导根据上面传达的指示来定的。她每封信，无非是写自己认罪的情况，向组织，向领导汇报自己改造的现状，但就是这样的信，也要先给厂领导审查之后，由他们代发出去。文工团的人，都知道孟锦云是“现行反革命”，已被逮捕，但谁也不敢打听详情。
空政文工团的革委会头头们公开地、郑重地宣布：孟锦云的问题是文工团的“一号问题”，不许问，不许打听，因为绝对不能扩散，谁讲她的问题就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就是作反面宣传，就是攻击毛主席。孟锦云的问题，任何人不能重复，不能打听，打听就是现行反革命。
当时小小的文工团，被抓捕的竟有七八个人，被叶群专政的达三十人，但大家都知道，唯独孟锦云的问题与众不同，是“一号问题”。
几年来，与世隔绝，信息全无。家人不知她的所在，她更不知家人的状况。
有一天，那个女头头给她来了封信，说她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考虑到她改造态度还比较老实，所以提早解决她的问题。又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把她接走了，把她送回了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涿县。尽管她的问题已宽大处理，已做出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她不能进北京，更不能回文工团，原因还是：孟锦云的问题不能扩散。
她在涿县也只待了几天，只允许她依旧在空政歌舞团的哥哥嫂嫂去看望了她。
她被悄悄地送出了北京，送回了她的家乡——湖北武汉。组织上决定恢复她的军籍，并补发了她几千元的工资。由武汉军区负责安排她的工作。
就这样，从1968年春天被关押1973年的春天，她才结束了监狱劳改生活，整整五年的时光。很快，小孟被分配到武汉一个军队医院，做了护士。她，由一个舞蹈演员，成了病人的护理员。回武汉时的小孟，已是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了。她以她的天生丽质，以她秀美的容貌，亭亭玉立的身姿，她可以让不少男子为之倾倒。但对她政治问题的含糊其辞，足以使许多人望而生畏。但裴琼，小孟那个医院的一名政工干部，他看到了小孟的档案。他们相爱了。他们结婚了。小裴，带着勇敢，冒着风险；小孟，带着欢喜，顶着艰难。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他们按照常规生活。许多问题使她疑惑不解：为什么我的问题一下子得以解决？为什么说我没有问题，而又不让我回文工团，为什么武汉医院的领导再三强调，对??也不要讲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为什么和我同时参军的人定为二十二级，而只给我定二十三级？一系列的问号，一个个疑问，使小孟得出结论：我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她毅然决定要上北京，找空军党委，找总政的负责人，问清她的问题，问清她的结论，要重新审查。
在北京，她偶然见到了一个和她同受审查的女友小丽。而小丽恢复自由后，已见过了毛主席。
有一次，小丽又来到了主席身边。她向主席讲起了孟锦云，讲起了孟锦云的遭遇。毛主席毕竟没有忘掉她的半个小同乡。
“小孟能不能回北京？”
“当然可以，这么大个北京，盛不下我的半个小同乡！”
“小孟能不能回空军文工团？”
“可以嘛！”
“小孟能不能回文工团跟我们一起跳舞？”
“可以，可以嘛！”
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可以”。
听了这些，小丽心里有了数，她认为可以想办法找小孟来。
当那个女头头去见毛主席的时候，主席竟主动提起：
“听说你们空军抓了孟锦云，赶快放人，她没有过错嘛，她告吴法宪有什么错？”
这就是小孟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一切，小孟是不得而知的。
当小丽与主席有了前面那段关于孟锦云问题的对话之后，不几天，就像命运有意的安排一样，小孟竟神话般地来到了小丽的面前。
小丽向小孟讲述了分别后的一切。她的日子并不好过，小孟在监狱里受苦，她在狱外受难。她下放农村，监督改造。
然而，这一切毕竟过去了。她和她都成了自由人，而且小孟的女友，还成了主席的客人。
女友同小孟商量着去见毛主席。
“主席会见我吗？”
“我带你去试试。”
看来，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只要方向对头，跨一步就够了，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