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17 20:54:50)
王曼恬当时凭借她的特殊关系，向江青写密信告发天津的“二黑”问题，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从此上台，担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市委后又担任市委书记。
她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又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来往于津京两地工作。她为什么到中央文化组任职呢？据吴德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1976年12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1月18日至26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1月22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20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时15分王熄灯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20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21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21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王曼恬自杀的当晚，市委书记王一、赵武成等都分别赶到现场。王一当晚在家里已经服了安眠药，在听值班人员汇报时，他情不自禁地摆着头。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缢的，听说‘吊死鬼’都吐出舌头，其状甚惨。可王曼恬只是脸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样安详。”原来她将毛巾、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杆上，一头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听说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长，被审查时就是在床上用这种方法自缢的。王曼恬当时曾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看来她是了解这种自杀方法的。无独有偶，时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自杀身亡。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
王曼恬自杀身亡后，相关人员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种资料。当年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上述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其次是由于她在中央文化组兼职，经常给天津传些上边的小道消息，特别是1976年她积极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就是她对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积极紧跟。当时市委把王曼恬定为“四人帮”死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