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建设﹕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引言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用中共术语来说是“左倾”的﹐即他头脑里想要做的事超出了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并且﹐他还将他头脑里的这些想法见之于行动﹐硬是要去做那种不可为而为之的事。
由于他身为执政党主席﹐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故也能将他这不可而为之的事做出一番景象来。
在此过程中﹐老人家的头脑一再发热﹐举措一再“冒进”﹐以致搞出了“大跃进”﹐搞出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1)
与此同时﹐他还拒服退烧药﹐严惩为他开方送药的人﹐痛斥彭德怀的“万言书”﹐整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如此高烧不止且又讳疾忌医﹐结果只能是烧坏了头脑﹐搞乱了国家。“大跃进”搞了三年﹐国民经济倒退了十年﹐老百姓也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亲自执导的这场经济建设运动﹐以锣鼓喧天开幕﹐以饿殍遍地收场。
毛泽东打江山搞暴力革命是先从农村搞起来的﹔继而坐江山搞经济冒进也是先从农村搞起来的。他是农民的儿子﹐与农村有着天然的感情。过去他较多地依靠着农村﹐如今他又较多地关注着农村。
后者似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偿﹐但这种补偿到头来适得其反─他用的心越多﹐带来的灾难也越多﹐农民由战争时期出力最大的阶级变成了和平年代吃苦最多的阶级。平心而论﹐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是其始料不及的。
最初(1953年12月)﹐他赞成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可过了不到两年(1955年6月)﹐他就想加快这个速度﹐想让农民跑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想使农业合作社数目在半年内(1955年下半年)翻一番﹐由65万个增加到130万个。
他的新主张一经提出﹐就受到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抵制。后者提出这样几条反对理由﹕
其一﹐合作化速度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合﹐不应超越工业化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
其二﹐已经成立的六十几万个合作社还存在许多问题﹔
其三﹐老区与新区发展不平衡﹐老区需要继续巩固﹐新区则要认真打基础﹐布点示?﹐训练干部﹔
其四﹐应吸取苏联和匈牙利搞合作化过急的教训﹔
因此﹐“办合作社要发展一段﹐巩固一段﹐不要连滚带爬地往前进﹔连滚带爬往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2)
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从事农业方面工作﹐理应在其专业方面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可是﹐在这个党里以及在整个国家里﹐任何发言权都要服从于毛泽东的发言权﹐甚至事实的客观性也要屈从于他老人家的权威性。
1955年7月11日﹐毛泽东约见邓子恢等人﹐严厉地批评后者﹐说要用“大炮”轰其思想。
7月31日﹐毛泽东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无嘲讽地斥责那些不同意见者﹐“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懮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3)
8月26日﹐毛泽东批示﹕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电报﹐应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而不要写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这实是削去了农村工作部本应拥有的承上启下的职权。
1 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为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争论做结论。毛泽东断言﹕邓子恢同志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4)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
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暂时平息下去了﹐但留下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者﹐就是执政党主席如何对待党内不同意见﹑以及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如果事情仅仅是毛泽东不采纳邓子恢意见﹐还不能说他有多大的错。因为﹐就常理而言﹐提出某种不同意见与反对这种不同意见﹐应该是对等的。你可以有此看法﹐我也可以有彼看法。不能说凡提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就是开口七分理。另外﹐就权力机构关系而言﹐毛泽东领衔的党中央本就是邓子恢主管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上级机关﹐而后者只是前者的咨询部门与执行部门。后者上书前者与前者否决后者都是正常的﹐都是合乎程序的。
可问题是毛泽东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常常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具有敌对性质的政治主张﹐如把邓的思想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后又通过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把邓的主张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这就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升为路线上的斗争─一种事关全局且不可调和的斗争。
数十年后﹐知情者薄一波为邓抱不平﹕“不用说子恢同志的主要意见是正确的﹐即使错误﹐也说不上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不宜提为路线错误。因为按照从苏联接过来的传统习惯﹐一项错误被宣布为路线错误﹐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那就毫无分析的余地﹐一切皆错﹐全盘否定。”(5)
他还指责邓子恢等人“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他还把由邓子恢领导的整个农村工作部说成是“促退部”﹐把该部如实反映情况斥之为“发谣风”。
并且﹐他还主持召开七届六中全会﹐发动全体中央委员来批判邓子恢等人的思想。与会者们先后作了二百多次批判性发言﹐纷纷声讨“小脚女人”﹐甚至给邓扣上了这样的帽子﹕“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等等。(6)
平心而论﹐毛泽东因言问罪这一执政手法﹐在处理邓子恢问题时还只是初见端倪﹐还没有做到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中所做到的那种程度上﹐至少还没有给邓子恢等人扣上反党集团的罪名。
不过﹐此事此人在十几年后还是被补批补罚了﹕此事在1967年11月23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被斥为“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和“砍了二十万个合作社”的滔天罪行﹔此人则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摧毁了邓子恢等人的抵制后﹐毛泽东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那么﹐搞的结果如何呢﹖具体地说老人家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农业合作化究竟给中国农民带来了什么呢﹖
当年秋后﹐毛泽东就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了第二年(1956年)四月﹐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形式合作化（初级社）﹐十月﹐又有许多省市自治区农村实现了高级形式合作化（高级社）﹐于是﹐数万万中国农民转眼之间就被老人家领着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这是在不到五年的时间(1953-1957年)内﹐完成了原计划需要15年的时间(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任务。
速度如此﹐成效又如何呢﹖从全国农村实现合作化到毛泽东本人逝世这二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获得改善﹐他们的人均粮食没有增加﹐他们的家庭副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加以痛割。这期间﹐他们还经历了一个人为的大饥荒时期﹐还经历了许多酷烈的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这一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实为农民的贫困化和灾难化的过程。
毛泽东过世后﹐中国农民就起来另搞一套﹐说是搞所有制不变下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是搞分田单干﹐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状况。
历史似有些残酷﹕这位原本是农民的儿子竟强使农民原地踏步了二十年﹐但最终不能阻止他们一等到他离去就开步走﹐走上了那条他曾千方百计地挡着不让走的路﹐并把他远远地抛在身后﹐抛在一个很少有香火供奉的孤寂处。
注解：
(1)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54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十五章。
(3)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4)引自﹕同(3)﹐第208页。
(5)引自﹕同(2)﹐第361页。
(6)以上引文均引自﹕同(2)。
【16】
据侍从人员回忆﹐毛泽东晚年经常生病﹐却不爱吃药﹐并常与医生闹别扭﹐有时还搞些恶作剧﹐作弄那些严格执行保健措施﹑勤勉为他服务的医生﹐以致连旁观者都看不过去。(1)
毛泽东的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养生保健上﹐而且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为政之药。而他此时老已将至﹐体质和心智都不比以往﹐尤其他老是坐在那把八面来风的龙椅上﹐故很容易感冒发烧。易于染病却难于就医﹐这病也就愈染愈重了。
毛泽东1955年夏试图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还只是刚刚发烧﹐并很快被邓子恢发现病状﹐但他我行我素﹐不纳谏﹐不吃药。结果脑袋越烧越热﹐以致烧出一个波及整个国家的“冒进”热潮来﹕一是从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烧”到生产力发展速度上﹐二是从农业“烧”到工业﹑“烧”到商业﹑“烧”到其它各行各业。
在此情势下﹐1956-1967年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被完全改写。原计划需要12年完成的任务如今被要求在3-5年内完成。按改写后的远景规划﹐到1967年时﹐钢产量为3000万吨﹐粮产量为10000万吨﹐棉产量为10000万担。后来结果是﹐1967年的钢为1000万吨﹐粮为4000万吨﹐棉为4000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一规划也不可能实现。
1956年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也被大加改写。各项经济指针的增长幅度几乎都在两位数以上﹐如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增长70.6％。
当这些计划付诸实践时﹐很快就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例如﹐资金不足﹐材料短缺﹐进而导致开工不足。到了4月份﹐还未开工项目占应开工项目的1/5。又如﹐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甚至生产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大多数煤矿的原煤含矸率都较1955年提高﹐原煤单位成本却超支4％﹐同时工伤死亡人数也增长15%。1956年始﹐《人民日报》发元旦社论﹐喊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数月下来﹐“多”与“快”﹐马马虎虎﹔“好”与“省”﹐大有问题。
就在毛泽东以及整个国家发烧之际﹐又有人出来开方送药。此次与先前不同﹕其一﹐送药者阵容更大﹐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领衔﹐有众多经济部门巨头如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参与﹔其二﹐开药者居然让发烧者退烧达一年之久﹐致使中国经济在1957年基本达到综合平衡。
直到1955年底﹐周恩来还在为毛泽东喝采﹐欢欣于社会主义的“建设高潮”﹐甚至埋怨自己怎么没能早一点发现“新大陆”。可是仅过一个月﹐他的眉头就开始皱起来。他接到了各种要求追加投资的报告﹐其追加量远远超过国家财政的承受力﹐即在国家财政增长9％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却要增长100％以上。这就好比一大帮饿汉要到一个升斗之家来“吃大户”﹐当家的能不焦急吗﹖
周恩来迅即向他所主管的经济部门提出“反冒进”任务﹐并和他的同事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连地大辐度压缩了三个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
其一﹐压缩1956年基建投资预算计划。通过所谓“二月促退会议”﹐把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投资计划从200亿元压到147亿元。后又通过所谓“剃一次平头”﹐把每一项目投资均减少5%﹐故使投资总额再由147亿元降至140亿元﹐并报经当年６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
其二﹐压缩第二个五年计划。“二五计划”草案原是在反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下编制的﹐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如他亲自把1962年计划钢产由1200万吨改写为1500万吨。显然﹐压缩这个计划是要冒风险的。国家计委憋了半年时间才勉勉强强地拿出修订方案。方案最初在一个月内被接连否定两次﹐最后经多方协调才磕磕碰碰地推出台来。修订者们将那些曾由毛本人钦定的高指标狠砍了几刀﹐例如﹐把1962年钢产指标由1500万吨砍为1050?1200万吨﹐把粮产指标由6400亿斤砍为5000亿斤﹐把棉产指标由7000万担砍为4800万担﹐砍的幅度均在20%以上。方案由当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批准通过。
其三﹐压缩1957年国民经济预算。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再次确认反“冒进”的方针﹐继续采取“退”和“慢”的步骤﹐提出“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策略。为此﹐国家计划部门将1957年预算作了大幅度削减﹐把各地各部门报上来的基建投资预算从243亿元削减为111亿元﹐削减幅度达54%﹐以致比上一年投资额度139.9亿元还要少20.6%﹐出现了负增长。1957年也因此成为建国以来少有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年。
周恩来等人紧接在毛泽东“反右倾”后而大搞“反冒进”﹐即便不能说是针锋相对﹐至少可以说是另有侧重﹐换言之﹐即便不能说是在反对毛泽东﹐至少可说是冷落了毛泽东﹐即把前者晾于一旁而另搞一套。
毛泽东反保守﹑反右倾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就起而说道﹕反保守﹐反右倾﹐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现在该批“左”了(2)。毛泽东仍在欣赏着“多﹑快﹑好﹑省”这一口号﹐周恩来却把它从由自己主持修订的“二五计划”中划掉﹐致使人们在一年多时间里不再提到它。
副总理陈云说的话更尖锐。周恩来反“冒进”还要考虑一下各方面平衡问题﹐讲究一点策略﹐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反“左”与反“右”连在一起说﹕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他尽管心里倾向后者而不满前者﹐但在面子上还要做到各打五十大板。陈云则顾虑少些﹐直截了当地议论道﹕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也就是“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3)他这已在说“宁右勿左”的话了。
事后看来﹐陈云说这些话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执政搞的多为“左”的东西﹐常常是一而“左”﹐再而“左”﹐“左”上加“左”。他在处分人时﹐也往往是对犯“右倾错误”者予以严厉打击﹐对犯“左倾错误”者则予以姑息迁就。长此以往﹐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风气。陈云反其道而唱出“宁右勿左”的调子﹐明确表示自己对“右”的偏爱﹐从而凸显了自己与党主席的分歧。
另外﹐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人大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反对国家预算制订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把执政党高层内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半明半暗地捅到党外﹐告知全国。计委主任李富春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了“冲昏头脑”这一大不敬的话。经委主任薄一波也当着毛泽东的面﹐痛陈“冒进”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痛陈被后者不无戏谑地称为“薄一波十条”。
对于周恩来等人的这些举动﹐毛泽东持什么样的态度呢﹖或者说﹐当前者在给发热的中国经济服下一副副退烧药和浇上一盆盆冷水时﹐后者在干什么﹖
据薄一波记述(4)﹐老人家当时对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斯大林评价问题倾注了较多的精力﹐以至于对国内正在进行的“反冒进”采取一种保留态度﹐用其本人的话说﹐他那时主要是“防御”﹐搞了某种“妥协方案”。他虽未直接反击﹐但心存不快﹐留下了日后做文章的伏笔。
当1957年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时﹐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态度也随之变化﹐由保留变为批判。
毛泽东批判“反冒进”﹐从1957年9-10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发难﹐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做结论﹐历时八个月。其间还举行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会会都批“反冒进”。(5)
老人家给问题定性很重﹐将之上升为“政治问题”。他说“反冒进”打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泄了六亿人的气﹐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离右派“大概50米远”﹔甚至说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而他刚把“反冒进”的人封为促退派。他两年前把邓子恢等讥讽为东摇西摆走路的“小脚女人”﹐现在又把周恩来等说成是慢慢爬行的“蜗牛”。
他对问题处理过严﹐以致不留情面。在“南宁会议”上﹐他把周恩来等人的报告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一起作为反面材料发给大家﹐指责前者同后者一样﹐都犯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只说一个生疮的指头而不谈其它九个健康的指头。他还摇着柯庆施的一篇满纸豪言壮语的文章﹐当众对周恩来说﹕你这当总理的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吗﹖周答写不出来。他又接着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另外﹐他还责成周恩来等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检讨。显然﹐作这种检讨是要讲许多违心话的﹐并且讲的都是自己贬损自己的话。这就使检讨者陷入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况﹕一是难下笔﹐对着自己良心﹐怎么写﹖二是难开口﹐对着台下千百双眼睛﹐怎么说﹖
曾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范若愚﹐真实地记下了他的这位首长如何写检讨的一幕(6)﹕周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一句一顿﹔后来停顿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再后便是周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发愣﹐不说不写﹐恍恍惚惚﹐一副苦人儿相。
这的确令人同情﹐本来就是自己做得很多且又做得不错﹐至少没有太大的错﹐现在反要自己做检讨﹐当众认错﹐岂不冤枉。周公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又是一个极守纪律的人﹐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无错却强说有错﹐心中有数却强装无知。这太难为他了。
后来﹐周恩来在大会上痛说自己﹕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工作上多为“经验主义”﹐有时为“教条主义”﹐还有时为“两者的混和”……周自己给自己扣上了许多顶十分难看的大帽子﹐不免让人想起那句戏词﹕“老爷息怒﹐小的该死”。另外﹐陈云﹑薄一波和李先念也都在大会上作了痛责自己的检讨。
毛泽东指责“反冒进”是“尖锐地针对我”﹐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使“我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这是在以我划线地看待党内意见分歧﹐把异见看作异己﹐把不能认同自己的主张看作是蓄意反对自己的主张。
老人家又进一步指责国务院部门搞分散主义﹐“想把大权揽过去”﹐对中央实行“封锁”﹐不让其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这种指责是十分严厉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着君权至上传统的国家里﹐说某人封锁中央﹑揽其大权﹐也就等于说他欺君罔上﹑图谋不轨。这可是大大的罪过。
被指责者之一薄一波在几十年后作了一个反驳﹕“尽管我们这些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或部门有这样那样不周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要进行‘一种封锁’﹐不让中央‘参与设计’。凡是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都是经过政治局或书记处的。经济工作的业务量很大﹐是不可能事事都请毛主席过问的。显然﹐毛主席的批评是言重了。”(7)
对于对于薄一波的反驳﹐毛泽东已无从回应了。对于其间的是是非非﹐笔者也难知详尽。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在老人家的如此指责中﹐透出了他对权力归属问题极为敏感的心理﹐透出了他对自己手下握有实权者的猜忌心﹐以及对自己手中大权是否旁落的警戒心。
从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老人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必须采取“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施政方式。
这个结论意味着他将要力排众议而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行事﹐意味着他将要推开众人而率然走上前台直接领导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他对此充满信心﹐并情不自禁地向人们宣布﹕
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了﹐我看是比哪一年都要冒得厉害。(8)
事实果然被他言中。1958年的确是一个“大冒进”的年份﹑一个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冒”得厉害的年份﹐或者说是一个“大高烧”的时期﹑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烧”得厉害的时期。
有病者即有医者﹐有高烧者即有送药者。可这一次﹐病生得重﹐药也须用得猛。这对两者都是一种考验﹕
医者有没有勇气开出这付猛药﹖
病者有没有决心服下这付猛药﹐愿不愿改一改自己身上的那个讳疾忌医的坏脾气﹖
注解：
(1)孟晓云口述﹐郭金荣撰写《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章。
(2)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4页。
(3)参见﹕同(2)﹐第555-556页。
(4)参见﹕同(2)﹐第635﹐641﹐559页。
(5)参见﹕同(2)﹐第24章﹐第25章﹔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九﹑十﹑十一章。
(6)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载《人物》1986年第一期。
(7)参见﹕同(2)﹐第651页。
(8)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本文引自﹕同(2)﹐第653页。
【17】
毛泽东所预言的“大冒进”﹐也就是后来的“大跃进”。这是他搞经济建设的代表作﹐是他坐江山后所办“第一件大事”的高潮部份。
“大跃进”自1958年狂飙骤起﹐到1961年不了了之﹐历时三年。
对于这三年﹐许多中年以上的大陆中国人至今还存有许多印象。这些印象有的是通过脑子里的某些画面保留下来的﹐也有的是通过肚子里的某些感受刻诸脏腑的。提起这三年﹐他们一方面会在脑中浮现许多轰轰烈烈的场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小高炉林立﹐大食堂烽起﹔另一方面又会在身上激起一种揪心搅腹的感受﹕一种天天喝稀饭﹑顿顿灌清汤后的饥饿感﹐一种五月不知肉味﹑三月不见油花后的暴馋感。几十年后许多人被问道对当年还有什么印象时﹐他们答得很干脆﹕没别的印象﹐就是饿﹗那个饿呀……这时整个国家都处在饥荒中﹐乡下人饿﹐城里人也饿﹐老百姓饿﹐当官者也饿﹐连毛泽东女儿也饿﹐只是大家饿的程度不同而已。
当时人们早上喊着口号去炼钢﹐晚上空着肚皮来上床﹐饥肠辘辘﹐辗转难眠﹐却又空醒床帏。白天里的热闹劲与夜晚中的困窘感﹐是一起保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的。此时婴儿出生率急剧跌落下来﹐整个人口呈负增长势。老人家好不尴尬﹐一方面在理论上批判马尔萨斯﹐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为被批判者提供绝好论据。
“大跃进”者们﹐最初发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结果却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使整个民族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要唱高调子能唱到何种程度。与此相应﹐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唱高调子者的跟头栽得有多重。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判“反冒进”﹐决心加快中国经济建设速度﹐并要求比苏联老大哥的速度还快些。(1)
时隔一个月﹐他就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把这个速度具体化了﹕“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2)
毛泽东在这里既一吐胸中豪气﹐又说得十分得体﹐只是说要赶上英国的钢产量﹐而没有说也要赶上苏联的速度﹐没有说我家的老二除了要赶上他家的老二外﹐还要赶上自家的老大﹐尽管后者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真实且非常急切的想法。
“15年赶上英国”﹐成了“大跃进”初期最响亮的口号﹐时时可闻其声﹐处处可见其字。即使许多年后﹐还能在内地一些老墙断壁上依稀看到这一口号的残迹。这一口号喊的时间不长﹐就不断被改口。口号前半部的数字被越改越小﹐以至被改为2年。
1958年初执政党中央在审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还基本上按“15年赶上英国”这个要求来考虑。尽管已有突破迹象﹐但还不过于出格。
１月南宁会议﹐还坚持第二个五年计划达到年产钢1500万吨﹐其中1958年钢产620万吨。
2月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周恩来仍宣称“二五计划”达到年产钢1500万吨﹐“三五计划”达到年产钢3000万吨﹐“四五计划”达到年产钢4500万吨。
3月成都会议﹐则提出争取“在比15年更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其中﹐1958年计划钢产涨至700万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又对一年多前八大一次会议已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大辐度修改。仅就1962年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来看﹐钢产计划由1050-1200万吨涨至2500-3000万吨﹐增幅一倍以上﹔粮产计划也由5000亿斤涨至6000-7000亿斤﹔棉产计划则由4800万担涨至6500-7500万担。
冶金部提出钢产5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1972年计划钢产1.2亿吨。轻工业部提出造纸5年超英国。纺织部提出棉纱﹑棉布5年超美国。化工部也提出5年超美国。煤炭部则提出2年超英﹑10年赶美。
毛泽东本人也于欣喜之际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半年前他在莫斯科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到此时就显得有些保守﹑有些小家子气了。
八大二次会议开后不久﹐共和国经济计划表上又呈热风劲吹﹑高潮迭起状。
6月7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提出新指标﹐计划1962年钢产6000万吨﹐比八大二次会议已确认数高出整整一倍。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再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新计划﹐预测1962年钢产可望达到8000─9000万吨以上﹐又比两个星期前上报数高出2000万吨到3000万吨。在当时国务院各部委中﹐冶金部可算是最大的一个牛皮篓子﹐同时也是最为毛泽东主席看重的一个下属部门。该部部长所作的一个大话连天的报告﹐也被老人家颂之为“一首抒情诗”。
6月中旬﹐李富春代表计委﹑经委以及财政部上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更正式地提出“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其中﹐1962年钢产指标为6000万吨﹐1967年钢产指标为1亿吨以上。毛泽东欣然批道﹕“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6月17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汇报年度计划﹐预计1958年钢产为900万吨﹐1959年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第二天﹐薄等又向毛泽东本人汇报﹐并再度修改指标﹐预计1958年钢产1000万吨﹐1959年为25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仍不满前一天议定的计划﹐提议再追加1958年计划﹐于是﹐钢产指标由1000万吨变为1100万吨（对外宣布为1070万吨）。
6月22日﹐毛泽东对上述修改计划作出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老人家还一时兴起﹐提笔将所批材料的题目也改了﹐将原先的《汇报提要》改为《两年超过英国》。(3)
本来老人家已在共和国经济计划书上跑开了六百里快马﹐但他还嫌这马跑得慢﹐还要对它甩起阵阵响鞭。不知这马还能够跑多快﹑跑多远﹖还有没有一个极限处﹖
仅隔两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8.17-30）又改写了各项计划﹕
关于1958年计划﹐毛亲自打电话﹐又给钢产指标追加50万吨﹐使之达到1150万吨﹐比1957年实际钢产535万吨增长115％左右。
关于1959年计划﹐钢产指标再增几百万吨﹐达到2700-3000万吨﹐比1958年指标增长一倍半以上﹔粮产指标则再增几千万斤﹐达到8000-10000万亿斤﹐比1958年指标增长三成。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计划﹕钢产指标为8000－10000万吨﹐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前一年1957年实际产量增加13.9至17.7倍﹔粮产指标为13000-15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2.5至3.1倍。
北戴河会后不足三月﹐郑州会议（1958.11.２-10）又拟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纲要规定第15年即1972年钢产指标﹐不仅要在总量上超过英国﹐而且要在人均占有量上超过英国。当时预测1972年英国人均产钢量0.5吨﹐并预测1972年中国人口八亿。依此推算﹐该年中国钢产要达到4亿吨﹗
值此﹐人们终于看到那匹狂奔的快马跑到了它的极限处。
物极必反。年产钢铁4亿吨数字已超过了人的想象力。人们望着它不寒而栗﹐甚至始作俑者本人也开始摇起头来﹐不禁自己向自己发问﹕1972年搞4亿吨钢﹐有此可能吗﹖有此需要吗﹖画中的马画得太理想了﹐以至画者自己都不敢相信了。于是毛泽东提议﹐此纲要不公布“只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4)
北戴河会议前有一插曲。赫鲁晓夫于7月底至8月初访华。毛泽东兴致冲冲地告诉客人﹕中国打算今年产钢1070万吨。客人听后没有表示出相应的兴致来﹐只是冷冷地答道﹕中国同志或许能够做到吧﹔说完他就不愿再谈下去了﹐显出一副很是怀疑且又敷衍了事的神情。这无疑使毛感到不是滋味﹐感到有点被轻视﹐同时也从反面激励他﹐激励他非要去做出来不可。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数度强调﹐要搞好钢的生产﹐就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对于那些完不成任务者﹐要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即“六条纪律”）。
毛公扬起秦皇之鞭要抽打他的跃进之马了﹐要把它从画面上抽打到地面上﹐从计划书中抽打到实际工作中。令他懊丧不已的是﹐这匹马在计划书中还跑得四蹄生风﹐一落到地面上就跑得不如人意了﹐磕磕碰碰﹐跌跌撞撞﹐以至跑成废马一匹。
必须承认﹐大跃进之初﹐上上下下都还能攒着一股子劲﹐全国各地都还能看到热气腾腾的景象﹐跃进之马确有些意气风发的劲头。因为﹐在大跃进的设想中包含了一层良好的愿望﹐即要尽快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故而很能打动我们这个穷够了苦怕了的民族的心﹐很能激发起中国老百姓的热情来。
“大办钢铁”者熬得两眼通红而干劲不减﹐山上挖矿﹐风餐露宿﹔山下炼钢﹐夜以继日。
“大办农业”者只有农忙而无农闲﹐种完粮棉修水利﹐忙完庄稼忙副业﹐抽空还要烧上几炉铁﹑几炉钢。
然而﹐大跃进的设想说到底是不切实际的﹐老百姓一度拚命干的许多事情是违反经济法则的﹐因而不可能获得预想成果。
1958年钢产量﹐宣传上说有1108万吨﹐事实上只有800万吨可称之为钢﹐其余均是所谓的“土钢”﹐即不能当作钢来用的“钢”。1958年铁产量﹐也因全国各地都生起小高炉而骤增数千万吨﹐但同时也耗去国家财政补贴40亿元之多（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十分之一）。小高炉冶炼本就属落后工艺﹐再加上由非专业的“广大群众”来操作﹐效益就可想而知了。平均每炼一吨铁就须补贴100元左右﹐生产成本是大高炉的三倍。
钢铁产量增长很快﹐但其质量下降更快。生钢的含硫量普遍过高﹐最高者能超出标准80倍﹐以致出现有钢铁而不敢造机器的事。冶金工业部报喜﹐机械工业部发愁。一机部赵尔陆部长摇着破钢烂铁吼道﹕我要这东西有什么用﹖能用它来造机器﹖赵部长后来带着几箱劣质钢铁上了庐山﹐打算向党中央毛主席陈述实情﹐但因老人家拒斥彭德怀谏言﹑禁谈大跃进过失﹐而不敢拿出来﹐隐忍而去。
大办钢铁的恶果还波及其它方面。1958年﹐中国农业风调雨顺﹐各种作物长势良好﹐但因大量农村劳力流向城市﹑流向钢铁工业而造成秋收人手不足﹐致使许多庄稼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这种情况再加上人民公社刮共产风﹑吃大锅饭等因素﹐很快就引发了1959年至1961年间的全国大饥荒。
1976年春﹐笔者曾去过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看到云岭村前后山上均为茅草漫坡﹐无一棵象样大树﹐不免诧异﹕地处江南深山区﹐时值阳春花三月﹐理应是满山丛林﹐满目青翠﹐可眼下是另一番景象。
向老乡打听后方知﹐原来这山上长满了樟树﹑杉树﹑栗树等﹐其中一些树君子长得有几人合抱那么粗。这就容易理解当年打游击出身的新四军为何要选此地来安置其总部。他们既擅长山林作战﹐又需要防空屏护﹐自是要选一林木茂密处以作地形依托。可到了1958年﹐那些曾经遮荫过叶挺军长的大树都被砍完了﹐都被砍去烧小高炉了。老乡看四下没人﹐悄悄地说﹐“这‘大跃进’真是大作孽﹗”
大跃进之“大”﹐主要在于声势之大﹔而声势之“大”﹐又主要在于计划指标之大﹑上报成绩之大。就上面而言﹐订计划﹐没有什么指标不敢订的﹔就下面来说﹐报成绩﹐也没有什么数字不敢报的。上上下下都搞出了许多“假大空”的东西。
就其原因看﹐出自领导﹐尤其出自毛泽东﹐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你在上面好大喜功﹐我在下面则胡吹乱拍﹔你做计划搞指标跑马﹐我报成绩则搞数字爆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其结果看﹐遗害社会﹐造成一种报喜不报懮﹑说大话吹大牛的风气﹐以至许多人在弄虚作假上互相攀比﹑你追我赶﹑争放“卫星”。
如放小麦亩产“卫星”﹕
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报2105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报2394斤﹔
6月16日﹐湖北谷城报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报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报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再报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报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报7320斤﹗
如放水稻亩产“卫星”﹕
6月26日﹐江西贵溪报2340斤﹐
7月22日﹐福建闽候报7275斤﹔
8月1日﹐湖北孝感报15000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报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报43075斤﹔
9月18日﹐广西环江竟报了130434斤﹗(6)
亩产13万斤稻谷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意味着这亩地里的每一平方丈土地都要长出一吨稻谷﹐或每一平方公尺土地都要长出一百公斤稻谷。这样的“卫星”不仅背离了事实﹐而且超过了人的想象力。真不知道当时那些人怎么能够把它说出来﹐且又怎么能够把它堂而皇之地刊于国家大报﹐公诸天下。如此荒唐事即便与古时“指鹿为马”相比﹐也难分伯仲﹐故十之八九要被后人笑它个一百年一千年。
在经济建设领域﹐毛泽东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战略家。他确有宏观上的想象能力﹐但缺乏微观上的实际操作能力﹔长于制作纲要﹐却疏于订立细则﹔心高﹐嘴阔﹐想大事﹐说大话﹐可具体做起来﹐就显得有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了。他总爱由着性子干﹐不讲章法﹐结果顾此失彼﹐丢三拉四﹔造了声势﹐丢了实效﹔要了数量﹐丢了质量﹔办了钢铁﹐丢了其它。
因此﹐像他这样雄心有余而耐心不足的执政者﹐很需要有人替他做具体且繁琐的工作﹐尤其需要那些遇事多从困难处考虑故而多有补救办法的人﹐替他拾其遗漏﹐补其短缺“打圆场”揩屁股。很难想象﹐离开了周恩来等人﹐他毛泽东还能够干什么﹖还能够那样悠闲地“只管大事不管小事”﹐还能够那样有时间去翻弄一本本线装书﹐还能够那样出了纰漏有人兜着﹑护着﹖可他到头来似乎不领这些情﹐反而常常去责难这些人﹐奚落这些人﹐冷嘲周公﹐热讽陈云。
换句话说﹐毛泽东比较适合安坐后台就一些方向性问题运筹帷幄﹐而不大适合跳到前台就一些具体问题指手划脚。他应该尊重和信任他的下属﹐给他们一定的独立行事权而不横加干涉﹐可他常常反着来﹐常常跑到前面把正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挤于一旁而由自己来主持一切。搞农业合作化时﹐他狠批了直接经管此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然后亲自上阵掀起了所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随后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他又狠批了总理﹑副总理﹑计委主任﹑经委主任和财政部长﹐接着自己挂帅搞起了所谓“大跃进”。可结果如何呢﹖“社会主义新高潮”搞成了一窝蜂﹐“大跃进”搞成了大折腾﹐计划搞成了笑话──可能要贻笑千年的笑话。
显然﹐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司令官﹐一个总爱和前线指挥官过不去的司令官。打江山时﹐他曾嘲笑﹕凡是蒋委员长亲自插手的仗总要损兵折将。轮到他坐江山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凡是伟大领袖亲自过问的事总要劳民伤财。
注解：
(1)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3─474页。
(2)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691-692页。
(3)引自﹕同(2)﹐第698-700页。
(4)引自﹕同(2)﹐第708-709页。
(5)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与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6)以上数字均见于同时期的中央以及各省市的大报。
【18】
1958年的中国﹐在搞“大跃进”的同时﹐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前者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内容﹐后者则以生产关系变革为主要内容。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即使不说是始作俑者﹐至少可说是出力最大的推波助澜者。
早在1955年﹐毛就有了“办大社”的念头(1)﹐后因受现实条件限制以及受邓子恢等人劝阻而搁置起来。
1958年春﹐毛又提出“小社并大社”问题﹐并发了相应文件。(2)
是年七月﹐陈伯达发表文章披露毛关于建立“大公社”的构想。(3)
八月上旬﹐老人家跑马中原﹐兴致勃勃地巡视了河北徐水﹑安国﹑河南新乡﹑山东历城等地的办大社情况﹐并于巡视中说了一句大白话﹕“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数日后﹐“人民公社好”这五个大字见诸报端﹐迅即成为惊天动地的口号﹐响遍全国。
当月下旬﹐北戴河会议作出决议﹐决定迅速在全国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数万万中国老农民一下子都变成了人民公社新“社员”。
人民公社既“大”又“公”。平均每个公社的规模相当于原来的二十八个半农业合作社那么大﹐拥有4500多农户。公社以公有制形式占有农村中的一切生产数据和部份生活数据﹔并按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方式分配消费数据﹐如以公共食堂方式向社员提供食物。
有些公社还向非本社人员提供食物﹐把烧好的大米饭抬于路口道旁﹐免费招待过往行人。这可乐坏了那些饥肠辘辘却又囊中羞涩的赶路人﹐一个个吃撑得躺在路边不思他往。吃饭不要钱的好事﹐曾是许多中国农民的梦想﹐以往只有在造反吃大户时才能做到﹐如今似乎只要办人民公社就可梦想成真了。
当听到安徽舒茶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这位原秋收起义领袖激动不已﹐并情不自禁地给这美好的图画再添上两笔﹕其一﹐既然该公社能做到吃饭不要钱﹐其它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做到﹔其二﹐既然现在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4)
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最风光的地方﹐要数老人家曾亲临关照过的河北省徐水县。８月4日﹐毛泽东视察该地﹔８月６日﹐中共中央派专人前去传达指示﹐要在此地搞共产主义试点﹔８月22日﹐中央协同省委﹑地委帮助县委搞出一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规定在1959年完成社会主义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争取在1963年进入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徐水县的人民公社很“大”﹐大到一县一社﹐即所谓“县社合一”﹐县长成了社长﹔也很“公”﹐公到对社员大包大揽﹐从吃饭穿衣到看病送葬统统包起来﹐即所谓“十五包”。上自县长下至勤杂工都不拿薪金拿津贴。县长或社长月贴８元﹐普通社员月贴２元。于是乎这些新社员们一手攥着一元钱﹐甩开步子直奔那“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共产主义。
正像“大跃进运动”因违反经济法则而成了一场大折腾一样﹐“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因超越现实条件而成了一场闹剧。
据当时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提供的报告﹐10月中旬其治下当阳县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11月７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８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一开完﹐大家就涌上街去拿商店里的东西﹐拿完了商店就去拿别人家里的东西。张三的鸡李四抓﹐甲队的菜乙队挖﹐最后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有一条还保留着﹐就是老婆还属于自己。不过﹐那位书记又就此补充道﹕这一条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需要请示上级。(5)
可以想象﹐听了书记这番话﹐村里那帮光棍汉的心中该是怎样一种躁动。跑马乡里真是乱跑马﹐经跑过“共产”的坎﹐快要跑入“共妻”的门。
那个由中共中央直接抓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人民公社”﹐也是好景不长。县公社翻箱倒柜﹐东挪西借﹐好不容易筹到一笔款子来给全县社员发津贴买用品﹐但只维持两个月就维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变成了“空产主义”。
吃饭不要钱的事﹐今天有﹐过去也有﹐但情况完全不同。过去是老百姓造了地主老财的反﹐吃了他们的陈年粮﹔如今则是政府干部造了老百姓的孽﹐挖了他们的穷家底。
中共山东范县（现属河南）第一书记向全县共产主义积极份子大会作报告﹐畅谈该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保证用三年时间做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数日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朗朗上口的规划﹐颇感兴趣﹐举笔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３年。也不要紧﹐３年完不成﹐顺延可也。”(6)
再让后人来看﹐老人家的“批示”也“很有意思”﹐甚至更有意思﹐偌大把年纪治理偌大个国家竟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般。不过﹐这样玩下去的结果不会让人觉着有意思。小孩子玩砸了他的过过家﹐顶多流两滴他自己的泪﹔而老人家玩砸了他的过过家﹐是要闯祸的﹐是要死人的﹐是要流许多老百姓的泪的。
注解：
(1)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第41篇﹐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7-258页。
(2)《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1958年4月8日。
(3)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载《红旗》1958年第4期。
(4)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5)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754-755页。
(6)引自﹕同(4)﹐第160页。
【19】
毛泽东搞经济建设﹐不只是志大才疏﹐而且脾气也不好﹐容不得别人批评自己。大跃进前期﹐他好高骛远﹔大跃进后期﹐他又刚愎自用。不过﹐在这浮躁与这固执之间还有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即老人家作了一番自我检讨﹑自我纠正的时期。
毛毕竟是从艰难困境中走出来的﹐总还不至于完全糊涂。你说他好高骛远﹐可他也有过认真调查研究的记录﹔你说他刚愎自用﹐可他也有过主动纠正错误的举措。白天里他还兴致勃勃﹐大话连天﹔夜深时他又懮心忡忡﹐辗转难眠﹐甚至能把许多经管具体事务的下属从被窝中叫出来细细盘问。(1)
这个相对缓和时期﹐自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始﹐经武昌会议（11月21日至27日）﹑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海会议（3月25日至4月1日）﹑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5日）﹐到庐山会议前半期（7月2日至22日）止﹐前后八个半月。
在此期间﹐毛作了多次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谈话和批示。他说﹕“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5亿多农民的年薪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2)
他还在不同场合指出﹕我们性子太急了﹐脑子也太热了﹐就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大跃进中存在着“冒险主义的错误”﹐开了海口﹐说了大话﹑作了空想﹐“务虚名而受实祸”﹔领导方面是有责任的﹐不仅下面作假我们相信﹐而且下面的许多假本身就是上面压出来的﹐即所谓“一吹二压三许愿”。
他反省道﹕“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关于客观经济规律﹑按比例﹐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不懂。”(3)
“八个月纠左”在具体措施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降低钢铁指标﹐二是遏制“共产风”。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总理是一个事务主义者﹐面面俱到﹐但不会抓主要矛盾。如今他推开周﹐自己跑到前台来大抓主要矛盾﹐提出搞工业应该“以钢为纲”。结果人们很快就看到﹐紧接着“事务主义者”后﹐又出现了一个“钢铁强迫症者”。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脑筋里头就是钢了﹐糊里糊涂﹑昏昏沉沉而又睡不着﹐最后不得不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4)
于是﹐他主持召开的武昌会议把1959年钢铁指标﹐由2700-3000万吨压缩到1800-2200万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又将指标压低为1800-2000万吨﹐八届七中全会再将指标内降为1650万吨。接着﹐他又请刚被他批为“右倾”而受到冷落的陈云再度出山﹐并准其将指标压至1300万吨。
毛泽东承认﹐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混淆了两个界限﹕
其一﹐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具体表现是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对内搞穷富拉平﹐对外搞任意调拨﹐即所谓“一平二调”﹔
其二﹐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打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否定按劳分配﹐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为此﹐他批评徐水县书记“急急忙忙往前闯”﹐批评陈伯达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家﹐但实际表现得过“左”。
毛作这些批评显然是在解脱自己。“徐水人民公社”的问题﹐固然有县委书记跑得太快的责任﹐但也有党中央主席亲临督察并大加鼓励的责任。陈伯达文章固然“左倾”﹐但文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正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宣传毛本人关于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的宏伟设想。但在毛对他们的批评中﹐看不到毛与他们有这些联系。
毛如此对待陈伯达正像他的另一个秘书田家英对他所作的评论﹕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5)
尽管老人家有点推卸责任﹐但他还是作了一些纠错的努力。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五个月后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逐步明确人民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承认经济差别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承认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这些政策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多多少少遏制了一下正狂吹猛刮着的“共产风”的势头。
当时﹐对于毛泽东的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有满意者﹐也有不满意者。
满意者对此大加赞赏﹐如薄一波说﹕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比我们醒得早﹐转得快﹐抓得紧。(6)
薄公可说是一个善于把各个方面搞得很平衡的为官之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史事件上﹐一方面对毛的问题揭得不少（本书就引述了他所提供的许多材料﹐笔者为此感谢他）﹐另一方面又不忘颂扬毛的伟大之处。只是前者说得具体些﹐后者说得抽象些。
薄在处理其它一些重要人物关系时﹐也有类似情况。在其《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第833-835页﹐他称颂陈云同志工作极端细致﹐关键时刻能够拿出真知灼见。仅隔一页﹐即在第837-838页﹐他又称颂邓小平讲话鲜明果断﹐言简意赅﹐充满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唯物辩证思想﹐末了还加一句“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略知中共党史的人都很清楚﹐陈云在大跃进前后所起的正面作用是邓小平难以相比的﹐这也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所起的促进作用是陈云难以相比的一样。两者的上述作为﹐表现于不同时期。薄公轻轻抹去了这一时间差﹐而把它们放在相同时期里相提并论﹐并显得难分伯仲。
另外一些人则对毛所作的上述姿态不以为然﹐甚至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八个月的纠“左”很有局限性﹐既没有充份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质﹐也没有深入挖掘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持这种态度的人大都是执政党中的刚正不阿者﹐以彭德怀元帅为其代表。他们敢于犯颜直谏﹐敢于对毛泽东这艘政治巨舰作出强行拦截。
“大跃进”高潮后的毛泽东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
其一﹐能不能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
其二﹐能不能自己批评自己的错误﹔
其三﹐能不能容忍别人批评自己的错误。
做到前者﹐只需要敏锐﹔做到其次﹐除有敏锐外﹐还需要勇气﹔做到后者﹐则除有敏锐和勇气外﹐还需要雅量。
对于毛泽东来说﹐不缺敏锐﹐有时也不缺勇气﹐但最缺雅量。执政后的毛泽东成了一个“一触即跳者”﹐尽管他常常把这顶帽子套在别人头上。他可以自己来纠自己的“左”﹐但容不得别人来纠他的“左”。当彭德怀等直言“反左”时﹐他陡然变色﹐一改“反左”为“反右”﹐于是有了庐山政治风向急转﹑“反右倾”斗争骤起之事。
五十年代中的两场反右斗争有一相似之处﹐即都是先让畅所欲言﹑后再因言治罪。五七年夏天﹐先是示以诚意﹐鼓励大鸣大放﹔后又整治大鸣大放者。五九年庐山﹐先是开“神仙会”﹐鼓励提意见﹔后又问罪提意见者。
老人家脾气不好﹐很容易恼羞成怒﹐却又爱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故而害苦了那些城府不深且又好说话的人﹐使他们接二连三地在他面前栽跟斗﹐一栽就栽得一辈子或半辈子爬不起来。他还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称之为“阳谋”﹐给本来就丰富多彩的中国语言又造出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词。
不过﹐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这个词造得文理不通﹕阳光之下哪来的“谋”﹐老谋深算又何必示之于“阳”。实际上﹐“阳谋”这个词﹐往轻处说﹐是一种不觉羞愧的自嘲语﹕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到末了还要自我标榜一下﹔往重处说﹐是一种破罐破摔的刁蛮话﹕没错﹐我就是要算计你﹔并且﹐我还要堂而皇之地告诉你我就是这么做的﹐你敢不服气吗﹖活脱脱一副恶猫戏鼠的模样。(7)
这不免使人想起作家王朔的那句名言﹕“我是××我怕谁﹗﹖”
注解：
(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5─816页。
(2)引自﹕同(1)﹐第813页。
(3)引自﹕同(1)﹐第819页。
(4)引自﹕同(1)﹐第808─815页。
(5)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45页。
(6)引自﹕同(1)﹐第823-824﹑817-818﹑808页。
(7)毛泽东﹕“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引自﹕同(5)﹐第331页。
【20】
庐山会议之初﹐毛泽东等中央常委列出十九个问题以供讨论(1)﹐目的是让那些刚从“大跃进”火在线被召回来的各方大员﹐从“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沉下心来总结经验教训。与会者对此反应不一﹕
高烧未退者﹐只爱说经验不愿谈教训﹔
不再发烧但看脸色说话者﹐吞吞吐吐地谈教训﹔
不再发烧且又不看脸色说话者﹐则快人快语地谈教训﹐其中谈得最重者亦是谈得最好者当数彭德怀将军。
彭将军庐山谏言由两部分组成﹕
其一﹐他在７月３日至７月10日八天中的七次发言和插话(2)﹔
其二﹐他于７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即所谓的“万言书”(3)。
彭德怀的这些言论概括起来说﹐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揭露大跃进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人﹐指出毛泽东身上所染有的种种毛病。据李锐记载﹐毛泽东后来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时说过这样的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4)他的这一说法实是对彭将军批评的一种响应﹐只是响应得太过度了。
彭德怀“对事”的批评﹐涉及所批“事”的三个方面﹐即范围﹑程度和性质。
就范围说﹐他指出这一时期出现一系列重大失误﹐既涉及大跃进问题﹐如基本建设“过急过快”﹐大炼钢铁费钱费物﹐其财政补贴“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来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又涉及人民公社化问题﹐如所有制问题“曾有一段混乱”﹐“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
就程度说﹐他指出所暴露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达到影响各阶级间关系和各阶层间关系的地步﹐“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并且﹐这一错误虽盛行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
就性质说﹐彭德怀把他所批评的“事”判定为“左倾”错误。这也是他庐山言论的重心所在。
所谓“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超越客观现实而作空想盲动。彭将军的批评紧紧抓住这一点﹕
──“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办早了”﹐没有经过高级社充分发展阶段﹑没有经过实验﹐就贸然兴办﹔
──大炼钢铁也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没有全面地考虑各种制约关系﹐就仓促上马﹔
──铺张浪费﹐“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
──任务指针“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
──“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代替经济法则”﹐“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这些“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就中共政治运作方式看﹐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路线”错误。它出自最高领导机关﹐有关党的大政方针﹐故能影响全局。
就中共自身发展历史看﹐最严重的“路线”错误莫过于“左倾路线”错误。如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中共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其中的王明“左倾路线”﹐几乎造成全军覆没的后果。诚然﹐陈独秀“右倾路线”也给中共带来严重危害﹐但比不上王明“左倾路线”。前者导致数万党人牺牲﹐后者则导致数十万人马损失﹔前者只是丢了脑袋﹐后者则不仅丢了脑袋﹐而且丢了军队﹑丢了根据地。若再顺着中共历史向后看﹐就会发现该党执政后仍是“左倾”错误最有危害性。
就中共党内斗争结局看﹐最声名狼藉的“路线”错误也莫过于“左倾路线”错误。它曾被揭得最深﹐批得最透。中共曾在延安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主要批判“左倾路线”﹐并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来整治“左倾”人物﹐结果搞臭了“左倾路线”以及与“左倾路线”有过关系的人和事。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苦熬阶段﹐毛泽东却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将领﹐召回中共大后方延安搞“整风”。一整就整了好几年﹐整去半个抗战时期﹔一整就整到抗战快结束﹐整得自己手忙脚乱。那边的“鬼子”要投降﹐这边的“首长”却在开大会。情急之下﹐诸将领只好仓促赶往抗日前线﹐率起已脱离自己指挥数年的抗日军队﹐夺败兵之城﹐缴降兵之械﹐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发动如此大规模整风运动﹐虽能为一些中共党人理解﹐但也使许多国人生出疑问﹕毛泽东似是把党内斗争看得高于民族斗争﹐把“反左”看得重于“抗日”。
延安整风后期﹐中共中央形成一个重要文件﹐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5)﹐全面总结自建党以来历次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其中﹐谈“左倾路线”教训部分﹐占总篇幅80％以上。
文件概括出“左倾路线”的一些特点﹐例如﹐表现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
又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6)
因此﹐当彭德怀在其信中谈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时﹐就已在给毛泽东对号入座了﹐就已在用一种外人不大熟悉而他和毛都很清楚的话语系统来给后者定性了。
再就毛泽东个人荣辱史看﹐一方面﹐他在党内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在于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被撤掉了红军总政委﹑前委总书记等职务﹐被驱逐于当时至关重要的军权之外﹔另一方面﹐他在党内所获得的最大成功也就在于推翻“左倾路线”统治﹐进而执掌中共中央大权。如今彭竟也把他当做“左倾”来批评﹐竟也用起他曾经用来批评别人的话来批评他本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据李锐记述(7)﹐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刚被印发出来时﹐与会者们还摸不清老人家的反应﹐还没有把“意见书”当作“反党纲领”﹐但都能感觉到信中“有刺”﹐即便是十分赞成彭德怀的人也不例外。黄克诚大将说他粗看了一下﹐就发现信中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尽管照实际情况﹐还可说得重些。这“有刺”﹐指的就是彭德怀信中有一些话很能戳痛正坐镇山上左右会议的毛泽东主席。
彭德怀“对人”的批评﹐也触及三方面问题﹐即有关毛泽东个人的责任问题﹑能力问题以及作风问题。
关于1958年失误的责任问题﹐彭德怀说﹕“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显然﹐这是话里有话﹕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每个人的责任并不一样﹐至少毛泽东的责任和他彭德怀的责任不一样﹐前者是主动犯错误﹐后者只是没有能够阻止前者犯错误。若再进一步分析“意见书”所历数的一桩桩错误﹐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是由毛泽东本人或直接倡导或大力推广的。对此﹐毛本人也不得不予承认。他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反复提到﹐自己是“始作俑者”﹐“第一个责任是我”。
诚然﹐彭将军也反复提到﹐“不要追究责任”。但是﹐不要追究责任不等于不要明确责任﹐不等于不要搞清楚问题。否则﹐干什么事都较真﹑都要弄个明白的彭老总﹐就没有必要去写这惹人生气招人嫌的“意见书”了。
再者﹐彭德怀说不追究责任﹐即不追究确有责任者的责任﹐言辞间显示出一种高姿态来﹕我老彭是能够原谅你老毛的﹐不想抓着你不放。可是﹐对于一贯居高临下﹑心高气傲的毛泽东来说﹐受人宽恕原宥比遭人穷追猛打﹐似乎更难以忍受。他后来在其批彭讲话中﹐屡屡表露出不想领彭德怀这个情的怨愤来。
在“意见书”中﹐彭德怀对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他写了这样一句后来引起许多非难的话﹕“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显然彭的话意是说﹐你老毛搞经济赶不上搞政治。
这句话在当时特定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格外刺耳。不久前﹐毛泽东先是数落邓子恢等人“象小脚女人一样走路”﹐后又嘲讽周恩来﹑陈云等人“象蜗牛一样爬行”。如今﹐他亲自跑到前台上来抓经济﹐结果也不怎么样﹐还不如他所批评的那些人。
就连毛身边的人也有这种看法。他的几位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在一起议论时﹐“有一共同观点﹕五八年由主席自己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施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他自己也觉得应当如何来转弯了。”(8)
不过﹐老人家的面子还拉不下来。一次在与谭震林﹑田家英谈话时﹐他突然提起此事﹐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9)如今彭将军又提起这惹他上火的事﹐不难想象﹐这回他要将庐山上的桌子拍得更响了。
另外﹐彭德怀还谈到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有任务指针而缺乏具体措施﹐有冲天干劲而缺乏科学分析﹐混淆了战略布局与具体策略﹑长远方针与当前步骤等等关系﹐脑子热得很﹐手脚乱得很。
读到彭将军的这些话﹐很容易使人想起“志大才疏”这句成语。而彭本人也爱用此话﹐曾用它来评价胡宗南﹑评价周盘。后者是他在湘军时的上司。(10)不过﹐他如今的上司与他过去的上司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位毛上司虽在搞经济上有些才短﹐但在搞政治上﹑在与人相斗上才高八斗﹐是那位周上司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还对毛泽东的领导作风问题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批评后者决策专断﹐工作浮躁﹐有时还撒点小谎。
彭在西北组讨论中讲了一段很重的话﹕“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明白人一听次话就知道他老彭在说谁了。因为﹐像这种个人专断现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但中央最严重。
他还谈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其批评所指再清楚不过了。
他还批评说﹐由于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显然﹐这前一句说的是“群众”﹐后一句说的是“毛主席”﹐说他偏听偏信。
彭又指出﹕“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这里所谓“算账派”﹑“观潮派”﹐都是毛常爱说的话﹐都是他常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扣出去的帽子。
老人家到前台搞经济之初﹐就多了一个心眼﹐预先准备了诸如“算账派”﹑“观潮派”这类帽子﹐把话抢说在前面﹐好堵日后批评者的嘴。这尽管没堵住彭将军的嘴﹐但还是堵了大多数人的嘴。
由于执政党主席好给人扣帽子﹐故在该党中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说话风气﹐即许多人不是先按自己的想法说话﹐而是先摸领导人的心理再说话。其中摸得最好者﹐当数“柯老”﹐即中共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如薄一波二十年后所言﹕“柯把毛主席的思路和喜爱琢磨透了。”(11)
另据李锐记述﹐庐山会议期间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员﹐纷纷向他和周小舟﹑周惠等能进出“美庐”﹑能和主席一聊几个小时的人打听情况﹐揣摩风向﹐对小道消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显然﹐这种兴趣不那么高雅﹐甚至有些格调低下。可这种兴趣后来竟成了许多执政党官吏的一种嗜好﹐成了他们之所以能够爬上高位或之所以能够安坐高位的一种必备素质。
彭还把堵塞言路问题提高到“路线”上来﹕“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三言两语﹐道出了中共党内斗争的重大隐情。不让人讲话﹐是“左倾路线”的一个重要特点。二三十年代的‘左’是如此﹐五六十年代的‘左’也是如此﹐八九十年代的‘左’又是如此。与此相应﹐不让人讲话﹐也是“左倾路线”难以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讳疾忌医﹐怎能够治好病﹖
实际上﹐毛本人也曾多次被“左倾路线”剥夺过发言权。对此﹐他耿耿于怀﹐几十年间唠唠叨叨﹑不断重提此事﹐既向党内人唠叨﹐又向党外人唠叨﹐甚至见了外国人也唠叨。1949年底﹐这位中国“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出国﹐刚见到那位比他更傲慢的斯大林时﹐就抱怨说自己曾在党内没有发言权。(12)
可如今﹐被别人剥夺发言权的人也剥夺别人的发言权﹐抱怨别人的人也被别人抱怨。因此﹐对于他不让人讲话这一专断作风的批评﹐也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是现实批评﹐就事论事﹔二是历史嘲讽﹐嘲讽此人台下被人欺台上亦欺人。尤其当这个批评是由彭德怀这位知根知底的老同事说出来时﹐就更显得有“刺”了。
彭还谈到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各地各部门”﹐竟使“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迷惑了许多人﹐搞乱了许多工作。这里的用词也是相当尖锐的﹐也是那位耳不顺的六旬老人难以消受的。
在西北组讨论会上﹐彭还谈了这样一件小事不小或大事不大的事情﹕他不久前去过毛泽东家乡的公社﹐了解到这个公社在吃国家偏饭﹑得到政府许多扶助的情况下﹐只增产14％﹐却虚报了比这高得多的数字。毛本人也刚去过这个公社。彭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毛回答说他在那里没谈过这个事。彭不相信他的话﹐“我看他是谈过的”。这实际上是说﹕我们的毛主席也在那里撒谎。
今天回过头来看﹐彭将军也太认真了。像毛这样的“大政治家”撒点小谎又算得了什么﹐可他非要把这当作一回事给捅出来不可。这或许能说明后者当将军可以﹐当政治家尤其是当中国政治家就很有问题了﹕大事小事都爱摸老虎屁股﹐到头来还能有他的好﹖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6─33页。
(2)参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88-590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55-856页﹔参见﹕同(1)﹐第127─128页。
(3)全文载于《彭德怀传》﹐第595-601页。
(4)引自﹕同(1)﹐第196页。
(5)全文载于《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955-1002页。
(6)引自﹕同(5)﹐第959﹑994页。
(7)参见﹕同(1)﹐第135─153页。
(8)(9)引自﹕同(1)﹐第17─18页。
(10)参见《彭德怀传》﹐第297─298页﹔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75页。
(11)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373页。
(12)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37页。
【21】
总的说来﹐上述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既有准确性一面﹐也有严厉性一面。人们对于前者异议不大﹐对于后者则有不同看法。
事隔许多年后﹐许多人为彭德怀抱不平﹐说彭总的信除了少数言辞较尖锐外﹐其它说法都较和缓﹐并强调彭总还没有把他所知道的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写出来(1)﹐因而他写出来的话并不重。但在笔者看来﹐人们可以认为彭总没有写出或说出他所知道的所有问题﹐但不能认为彭总对毛的批评不重。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言有公共语言亦有私人语言﹐或者说﹐被一定人所表述出来的一定说法有公共性质亦有私人性质﹕既有能为一般人所知晓的层面﹐也有仅为某些人所理解的层面。前者能够唤起多数人的一般认知力﹐后者仅能激活少数人的特有领悟力。尤其是在那些曾长期密切相处过的人之间﹐其语言表述意义的特殊性就更加突出了。特殊的生活交往经历产生特殊的语言交流系统﹐即在内涵上比公共语言更为丰富的私人语言系统。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处几十年﹐既有患难与共时﹐也有意见分歧时﹐恩恩怨怨﹐相知颇深。一方说之一二﹐另一方则悟之八九﹐其字面上的直陈意义要远远少于其语气中的蕴含意义。彭信中的一些话﹐在别人看来较一般化﹐只是描述一些事实而已﹐但在彭与毛之间则有可能蕴涵着特殊的意义﹐有可能激活他们内心最深层的东西﹐或有可能刺到对方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前文提到的那些话﹐如搞经济不象搞政治那样得心应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容易导致“左”的东西﹑“左”的一来就不让人讲话等﹐都是很有“刺”的。很可能﹐彭信中还有一些常人读来不觉如何而毛公读来一触即跳的话﹐至今未被人们充份注意到﹐或许永远不会被人们充份理解了﹐人去而言空。
不管怎么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是相当重的﹐是其它中共高层领导人所不敢为之的。可以说﹐毛自坐稳主席位子到睡进纪念堂中这数十年间在党内所受到的最严厉批评﹐莫过于彭的庐山言论了。
毛泽东曾作一诗称颂战场上的彭德怀﹐其中有这样两句﹕“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2)后人也可套用此话来称颂庐山上的彭老总﹕“谁敢当朝横骂﹐又见彭大将军。”
亚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3)﹕
当野心家珀西斯特刺图斯建立私人卫队以谋求独裁权力时﹐大立法者梭伦挺身站出来﹐说他比一些人聪明﹐因为这些人还看不出珀氏的野心﹐而他梭伦看到了﹔又说他比另一些人勇敢﹐因为这些人也看出了珀氏的野心却不敢说出来﹐而他梭伦看到了就说出来了。
彭德怀在庐山上似也如此。
显然﹐彭德怀比与会者中的一些人聪明﹐例如比“谭老板”（谭震林）﹑“贺胡子”（贺龙）等人要聪明得多。因为﹐这些人当时就根本没有看清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深远影响。
前者谭副总理﹐大跃进时数他最卖力﹐是毛公挂帅搞经济分遣在农业方面的先锋官﹔庐山会议时又数他最护短（不过﹐此公护短与“柯老”护短有所不同）﹐与彭德怀争执﹐与黄克诚大吵。可事隔数年后（1967年2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上的位置﹐颇有些近似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的位置。这一次轮到他向毛的错误发难了﹐结果也像彭将军一样被打倒﹐并被扣上“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谭老板如此扮演历史角色﹐让后人看来不像是一个明白人所做的事。
后者贺副总理且贺元帅﹐竟也坚信大跃进的神话﹐并积极参与整治彭德怀的活动﹐甚至把后者与他闲聊时讲的一些话也当做错误言论告发了(4)﹐使之成为彭将军的一条“罪证”。然而﹐历史也不厚待此公。事过七年后﹐贺某也跌落到彭将军的地步上﹐甚至跌落得更惨﹐被关押两年半就去世了﹐死在彭之前。后人读到这段历史﹐除了对毛过河拆桥感到愤愤不平外﹐对贺的荣辱升降也不免生出些疑问来﹕你贺老总也多少有些元帅风骨﹐做事怎能这样小家子气﹐看问题也怎能看不出这一点﹕他老毛既然能够把全军战功最大的彭元帅整倒﹐那么也能够翻过手来把你这个排行老五的贺元帅收拾掉﹐而且收拾起来要容易得多。贺某这种助毛整人又为毛所整的历史结局﹐让后人看来也觉着他不怎么明智﹐至少不比彭明智。
又显然﹐彭德怀比另外一些人勇敢﹐例如比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要勇敢得多。因为﹐这些人也看出了问题﹐甚至看得更充份些﹔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像彭德怀那样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没有能够像彭德怀那样敢于扭住毛泽东不放而非要讨个明白说法不可。尤其是当毛泽东决定要整倒彭德怀时﹐这些共和国大员们不仅没有劝阻他﹐反而屈服于他的压力﹐助其为虐﹐落井下石﹐置彭大将军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境地。
尤为可悲的是﹐彭将军上书既是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话﹐也是替他们这几位常在老人家面前行走的人说话﹐说他们想说而不好说或不敢说的话。他本是替这些人说话﹐结果却代这些人受过﹐甚至为这些人所毁。
彭德怀官在国防部长任上﹐主要管的是军事而不是经济。在出席庐山会议的中共高层官员中﹐就数他老彭管的事离会议原定内容最远。对于当时国家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比周恩来﹑刘少奇﹑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了解得更多﹑更具体。可会议的实际情况是﹐也就数他这位管军事的将领谈经济问题谈得最来兴致﹑最为透彻。
很显然﹐彭将军于庐山上大谈经济问题﹐是在为别人担载﹐替别人着想。据《彭德怀传》记载﹐“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5)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看到这个“比较适当”的实际结果后﹐不能不觉出这段话中隐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襟怀。
庐山会议开到7月23日前﹐彭将军比一些人聪明而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比另外一些人勇敢而说的话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不久﹐从“美庐”这所整个庐山中最具神秘性﹑最显幽深感的房子里闪出一个胖大身影﹐急冲冲而来﹐要向彭将军索取说聪明话﹑说勇敢话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共历史上一场最荒唐﹑最富有戏剧性的批判会揭幕了。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3-134页。
(2)引自《彭德怀自述》﹐第206─207页。
(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7页。
(4)参见﹕同(1)﹐第144页。
(5)参见《彭德怀传》﹐第601页﹔参见﹕同(1)﹐第129页。
【22】
1959年7月23日晨﹐住在庐山牯岭一带别墅里的“神仙”客们接到通知﹕上午开大会﹐主席要讲话。对此﹐他们既感突然﹐又不感突然。
说突然﹐这是临时改变会议议程﹐连那几大常委都未能预知。(1)
说不突然﹐会开到这个时节﹐主席也该出来讲话了。早先开的是“神仙会”（毛泽东语）﹕会外﹐岭上岭下﹐游兴大作﹐诗风劲吹﹔会内﹐云里雾中﹐闪烁其辞﹐不得要领。如此会况﹐急坏了那位上山想谈实事不想当神仙的彭将军﹐急得他一时性起﹐抓起笔来写了一通自己想说的话﹐并以信的形式呈递老人家。后者则将此信印发出来﹐要大家开会议论。可是﹐大多数“神仙”仍是语焉不详。他们很为难﹐不说不好﹐开会岂能无话﹔说也不好﹐不知主席用意究竟如何。于是﹐诸“神仙”一面指指点点彭总的意见﹐一面又不时转过头来张望“美庐”的动静﹐回眸中自有几分期待﹕虎已啸﹐龙岂能不吟﹖
老人家终于出来讲话了﹐并一发而不可收。(2)
开场白﹐别具风格﹕“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话一出口便带几分情绪﹕一个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的人﹐居然也恳请别人听他讲话。说是要“讲个把钟头”﹐结果一讲就讲了三个钟头。说是吃了三次安眠药都“睡不着”﹐如果睡着了又怎样﹖无疑会议将推后﹐重大事件日期将改写﹐而大多数与会者也不至于如此仓促赴会。可见﹐此人给其党史留下的痕迹太个人化﹐也太随意。
结束语﹐风格别具﹕“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用词不雅﹐但道出了某种真实的情状﹕从字面上看﹐道出了一个便秘患者终于能离开马桶时的感觉﹔从话里含义来说﹐则道出了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者在向对手作出打击后的心态。不过﹐他舒服了﹐别人就不舒服了。据李锐回忆﹐他们当时的感受“无异于晴天霹雳﹐闷头一棒。”(3)显然﹐在此公那种“拉出来就舒服”的感觉中﹐包含着让对手听进去就大大不舒服的预期。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是以让对手其苦无比为铺垫的。
从结构上看﹐毛讲话与彭德怀《意见书》相似﹐都是不对称的﹐都有前后两个不成比例的部份﹕前部份有条件地赞成对方﹐篇幅较小﹔后部份则严厉地批评对方﹐篇幅较大﹐是整个结构的重心所在。
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民族礼仪文化或面子文化的某种特点﹕即便马上就要狠狠地打将起来﹐也不忘礼数﹐不忘先客气一番﹐说声“承让”。不过﹐比起彭信﹐毛讲话的结构不对称性要更突出些﹐前部分轻描淡写﹐后部分浓墨重染﹑肆无忌惮。
讲话一开始﹐毛公就批评那些较“左”的人﹐说他们“一触即跳”﹐听不得坏话﹔转而又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骂祖宗三代”﹐劝他们要养成听得下坏话的“习惯”。这一段言词话里有话﹐说是批评﹐实为呵护。不难想象当时台下那些听众的神情﹐快乐“神仙”成了烦恼罗汉﹐一脸子迷惑。
接下来﹐毛公开始批评那些离右派“只差三十公里”的动摇份子。彭德怀的意见开始有了正式答复﹐并且是没完没了的答复。
毛公先说自己﹐说他现在与年青时有些不同﹐那时“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听他一两个星期”﹔不过﹐有一点自始至终没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毛在实际使用这个原则时﹐不仅做到人若犯他﹐他必犯人﹔而且做到人若犯其一﹐他必报之十﹐翻番倒算﹐加倍返还。彭仅在庐山以个人名义向他提意见﹐他则在长达十余年间发动整个中央以至全党全军全国来对彭进行声讨。前者只说得他不中听﹐他却整得人家不能过。在他这里﹐不仅有文章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
彭写信给他个人﹐他却把这信公诸大会﹐让众人来评头论足﹐说长道短。彭为此火冒三丈﹐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答道﹕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彭听后﹐或因不善辞令﹐或因气糊涂了﹐竟一时语塞﹐答不上话来。(4)
其实﹐彭很在理上﹕不错﹐我没有讲不要印发﹐但我也没有讲要印发﹐不印发至少有一半理﹐故在发不发时你也应该问我一下﹔何况这事关重大﹐就更应该左右掂量了﹔再说咱们同志相识数十年﹐住所相距数百尺﹐通个气﹐打声招呼﹐不至于太难。
毛泽东的辩解无疑是一种言不由衷且很难站住脚的托词。按照他答复彭的意思﹕如果你彭德怀在信上注明﹐此书信仅供我一人阅﹐请勿外传﹐那么﹐我老毛也会遵嘱照办。好像偌大个事只怪老彭少写了几个字。
这种假设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彭德怀不可能加上那么一句话。这不合常理常情﹐尤不合彭将军那种坦荡性情。何况他给毛泽东写信﹐既不属暗中密报﹐也不为私下交易﹐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加上这么一句故作神秘﹑不伦不类的话。其二﹐即使彭将军写上诸如“勿得外传”之类的话﹐收信者也未必不把它公诸于外。毛何许人﹖为了“革命需要”﹐什么做不出来。
彭德怀只是在小组会上批评毛泽东﹐毛泽东则开大会批判彭德怀。他除了在7月23日大会上正式批彭外﹐接着又在8月2日﹑11日﹑16日召开的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上﹐继续对彭及其支持者冷嘲热讽﹐给他们上纲上线。他还于7月31日﹑8月1日召开常委会﹐纠合其它中共顶尖人物﹐联袂整彭﹐一起来翻彭的历史老账﹐数落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在整彭德怀过程中﹐尽管有不少人打小报告﹑吹耳边风﹑献计献策﹐但主要导演者还是毛本人。他首先设陷﹐抛出彭信﹔继而紧逼﹐又是讲话又是批文﹔最后开中央全会做结论﹐把彭等打为叛臣。
7月16日﹐毛抛出彭的信﹐责成会议讨论。在7月23日前﹐会议讨论彭信的总体情况是﹕极少数人或完全赞成﹐或完全反对﹔大多数人都基本同意﹐只是对其中一些较尖锐的提法有异议。(5)
到了7月23日﹐毛亲作批彭讲话﹐一人扭转整个会议形势﹐促使多数与会者改变态度﹐开始批评彭总。在7月26日前﹐大家的态度还比较冷静﹐批评的语气较缓和﹐会议的气氛也较正常。(6)
到了7月26日﹐毛作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7)于是﹐会议批判升级﹐将彭德怀等人的犯颜直谏﹐指责为有组织的反党活动。这又是一人烧火﹐大家发热。
其后﹐毛继续作讲话﹑批文件﹐调子越唱越高﹐口气越说越重﹐甚至亲自扣帽子。像“猖狂进攻”﹑“军事俱乐部”这类热得烫人的词﹐均出自他的口。
可以说﹐在整个批彭过程中﹐每个关键场合都可以看到老人家的身影﹐每个关键时刻都可以听到老人家的声音。无怪乎当年受害者之一李锐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此人所作所为“无不直接起着如鼓风机对高炉升温的作用”。(8)
彭德怀批评毛泽东时﹐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谈其事﹐有失败也有成功﹔谈其人﹐有长处也有短处。轮到毛批评彭时﹐则全盘否定﹕谈事﹐一团漆黑﹔谈人﹐一无是处。
彭说毛在经济上犯了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毛则反斥彭在政治上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恶毒攻击和诬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它领导同志”。
彭说毛领导作风专断﹐听不得反面意见﹐毛则反讥彭“最不民主﹐最专制”﹐对下粗暴﹑专横﹐“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还“闹独立王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进行宗派主义分裂党的活动”。
毛的这种反弹﹐何止是“一触即跳”﹐更像是“跳起来就打”﹐“打起来便往死里整”。
然而﹐厉害不等于有理。毛对彭的反弹实为霸道﹐而彭对毛的批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毛泽东被彭德怀所批评的错误﹐是一种很可能要贻笑千年的错误。如放“亩产13万斤稻”的卫星﹑订“1974年钢产４亿吨”之计划﹐都将成为历史大笑料。
毛泽东在拒绝彭德怀批评后所继续犯下的错误﹐是一种很可能要留骂千古的错误。如国民经济倒退十年﹑人口损失数千万﹐都是我们民族的大悲剧﹑大惨祸。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且正常年景下﹐一次性饿死那么多人的惨况﹐肯定是前无古人﹐并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另外在思想上﹐彭德怀只是批评毛方法不当﹐毛泽东则反过来斥责彭立场反动。
彭说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则反斥彭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
彭说他有“主观主义”的倾向﹐他则反讥彭有“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据李锐记述﹐在8月1日常委会上﹐毛泽东专门批了彭德怀的所谓“经验主义世界观”。(9)他对彭说﹕你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你本来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经验主义。可问题是﹐你“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就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岂不无知﹔还不懂得经验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就觉着讲经验主义会“舒服点”﹔殊不知﹐这是涉及宇宙观和方法论的﹐是“不好随便承认的”。左一个“你不懂”﹐右一个“你不懂”﹐在不到五千字的讲话记录稿中竟出现7次之多。
与此相应﹐他还摆出一副你不懂我来告诉你的姿态﹐大谈马克思主义ABC﹐并不时引一些听讲者未必熟悉的外国人的名字和历史上的故事。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欺刚正﹐以利齿辱厚重。
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
比如﹐他说经验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还说得过去﹔但又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学﹐而且包括其它哲学﹐上自古希腊普鲁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马赫哲学只是经验主义一种﹐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故不等于经验主义本身。我们可以说马赫主义是经验主义﹐但不能说经验主义是马赫主义。这就如同可以说男人是人而不能说人是男人一样。
另外﹐毛还告诫彭德怀﹐“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这一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那些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马克思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0)﹔恩格斯则称霍布斯为“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11)﹔列宁则说﹐从洛克出发﹐既可以“走向唯我论”（贝克莱）﹔也可以“走向唯物主义”（狄德罗）。(12)因此﹐把经验主义断然认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颇为勉强。
再者﹐毛所引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列宁的一部很有局限性的哲学著作﹐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当时的学术进展。例如﹐列宁对当时业已出现的相对论﹑量子论等重大科学突破知之不多﹐却十分断然地去批判那些与上述科学成就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学说﹐从而使该书成为一本过于政治化﹑过于党派化的哲学文献。
当然﹐毛也不完全有失谦虚风度﹐毕竟还承认﹐“我也不懂多少理论﹐不是教授﹐只是知道一些。教授要读很多书。我书读得少﹐是些什么意思﹐大体懂一点。”可问题是﹐他虽然“只是知道一些”﹐但不妨碍自己好为人师﹐不妨碍自己在彭将军面前以及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
又如﹐他屡屡嘲讽彭德怀不懂马克思主义﹐尤其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他自己又懂得多少呢﹖诚然﹐我们不能说他完全不懂这一学说。他好歹也是上了“马恩列思毛”排行榜的﹐是入了“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之列的﹐是在马氏宗祠中享有一块牌位的。不过﹐稍加审视﹐就会发现这位中国导师与那些外籍导师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理解就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
在毛看来﹐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有时两者就是一回事﹐讲阶级斗争就是讲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3)这段话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不会很陌生。它曾被收入在那本“小红书”中的显着位置上（《毛主席语录》第二篇第一条）﹐曾被千百万“革命群众”反反复复诵读过。
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原创者那里﹐有着与毛不同的说法。马克思曾十分严肃地声明﹐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发明的﹐而是资产阶级学者首创的﹕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4)
在这一段话中﹐谈及与谈话者本人有关的阶级斗争一词﹐只有一处﹐即谈话者本人所称的第二点“新贡献”﹔并且﹐这一“新贡献”的主要之点﹐仅在于指出阶级斗争最终结果如何﹐即“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在于揭示阶级斗争本身性状如何。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版本究竟如何呢﹖按一般公认的说法﹐就是创始者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写的那一段话﹕“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5)
在马克思这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总结性陈辞中﹐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一词﹐只提到了一下与它有些相近的“社会革命”一词﹐并且﹐所谈重心也仅在于揭示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如何﹐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对抗性矛盾﹐而不在于阐述社会革命本身的性质如何。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对于动辄就向人们挥舞“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大旗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
不过﹐从上述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此公那种我行我素﹑不落旧套的个性来。他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这位“全世界无产阶级”最高导师的﹐不是按照马克思的本义来理解马克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乃至塑造马克思。
他自己觉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就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这方面的东西﹕不合其意的﹐即使连篇累牍﹐也视而不见﹔合乎其意的﹐哪怕只言词组﹐也要大加发挥﹐以至搞出了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不伦不类的马克思学说﹐一个能把彭将军脑袋侃得发晕的高深理论。
注解：
(1)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64页。
(2)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其中﹐毛泽东7月23日大会讲话﹐见第165─176页﹔毛泽东7月26日指示﹐见第196页﹔毛泽东7月26日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见第196─197页﹔毛泽东7月29日大会讲话﹐见第207─208页﹔毛泽东7月30日召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见第209─210页﹔毛泽东7月31日常委会讲话﹐见第216─225页﹔毛泽东8月1日常委会讲话﹐见第226─259页﹔毛泽东两次常委会后留列席会议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见第259─260页﹔毛泽东8月2日大会讲话﹐见第263─267页﹔毛泽东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见第267─268页﹔毛泽东于会议期间若干批语﹐见第268─275页﹔毛泽东8月11日大会讲话﹐见第326─333页﹔毛泽东8月16日大会讲话﹐见第344─351页﹔另参见《彭德怀传》﹐第三十三﹑三十四章。
(3)引自﹕同(1)﹐第176页。
(4)参见《彭德怀传》﹐第612页。
(5)参见﹕同(1)﹐第135─136页﹔参见﹕同(4)﹐第603页。
(6)参见﹕同(1)﹐第180页。
(7)引自﹕同(1)﹐第196页。
(8)引自﹕同(1)﹐第268页。
(9)引自﹕同(1)﹐第227─23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文版﹐第163页。
(1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10.27）》﹐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703页。
(12)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85─86页。
(13)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第1491页。
(14)《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3.5）》﹐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第509页。
(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32─33页。
【23】
毛泽东对彭德怀除作了上述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外﹐还作了许多历史批判。彭批评毛与毛批判彭﹐都是“对事也对人”。不过﹐前者的批评只是针对此一时的事和人﹔后者的批判既针对此一时的事和人﹐又针对彼一时的事和人﹐将前前后后三十一年（1928─1959）间的事和人都翻出来数落一番。
通观庐山批彭言论﹐毛主席三番五次讲话﹑众大员七嘴八舌帮腔﹐其间最有谈论内容且最显谈者品性的话题﹐莫过于清算彭将军历史旧账了。算账者﹐翻箱倒柜﹐东拉西扯﹐扯出了几十年间的党史﹔泄愤者﹐敞其私处﹐倾其积怨﹐流露了许多心底的东西。
7月23日﹐毛在其第一次批彭讲话中就指出(1)﹕“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不过﹐他此次只是笼统说说﹐没有具体说明有哪些个“关键时”﹐是怎样个“不坚定”。
此后﹐毛泽东频频讲话﹐对上述提法详加说明。尤其在两次常委会（7月31日﹐8月1日）上﹐毛唱主角﹐其它几位常委当配角﹐对彭德怀数十年历史作了全面清算。
毛所谓“关键时”﹐主要指中共党内重大路线斗争时期。在7月23日讲话中﹐他说中共党史上有四条错误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此为粗算。在7月31日讲话中﹐他又说中共党史上有八条错误路线﹕五次右倾路线﹐即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三次左倾路线﹐即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此为细算。8月16日﹐他主持通过八届八中全会有关决议﹐判定彭德怀等人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此又为新算。
毛所谓“动摇”﹐是指中共党内一些人在上述错误路线泛滥时或推波助澜或随波逐流。其中﹐动摇于右倾路线者﹐或搞阶级妥协或另立山头﹐易犯投降主义或分裂主义的错误﹔动摇于左倾路线者﹐超越客观实际而盲动蛮干﹐易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毛所历数的这九次错误路线中﹐有三次与彭牵扯不上。彭1928年春入党﹐同年夏起义﹐故与在此之前发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无缘。彭起义后便率军纵横湘赣边区﹐故又与在白区中发生的“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无缘。其余六次路线斗争均与彭有或多或少联系。
毛总体评价彭﹕自加盟革命后﹐大多数“关键时”都“动摇”﹐大多数路线错误都有份﹐在六次路线斗争中有五次犯错误﹐或犯左倾错误或犯右倾错误﹐或负跟随之责或负领头之责。
即便是彭唯一一次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作为﹐也很难容于毛﹐很难为他称道。在这次路线冲突中﹐彭支持毛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毛承认彭的基本立场没有错误﹐但认为彭的方式方法很成问题。
据《彭德怀传》记述(2)﹐当时﹐张国焘依仗四方面军枪多人众﹐企图胁迫疲奔万里且破衣烂衫的一方面军听从他指挥。值此关头﹐彭主张先扣押四方面军领导﹐使其失去指挥﹐再谋脱身﹔毛则决定先不露声色﹐稳住对方﹐再夜半起身﹐不辞而别。
事隔二十余年后﹐毛在庐山翻出此事﹐严辞批道﹕“四方面军错在张国焘﹐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8月16日讲话）。
到头来﹐毛还是把彭在此次路线斗争中所作所为给否定了﹕虽没犯支持“右倾路线”的错误﹐却犯了反对“右倾路线”不当的错误﹔虽不是热心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人﹐却成了热衷使用“反动阶级方法”的人。事实上﹐毛在此次路线斗争中﹐既靠叶剑英截取电报而获知隐情﹐也靠彭德怀调动三军团护卫而得以脱身。事过境迁﹐他只记前者密告之功（竟于庐山会议上数次念叨此事(3)）﹐不提后者保驾之劳﹐甚至向其泼脏扬灰。
在毛给彭开出的历史账单中﹐除记有他在“张国焘右倾路线”发作时有过不轨想法外﹐还记有他在“李立三左倾路线”发作时动摇过﹐打过大城市长沙﹔在“王明左倾路线”以及“王明右倾路线”发作时跟着干过﹐并且很卖力气﹔在“高饶右倾反党联盟”中也有一席位置﹐实为“彭高联盟”﹔在此次庐山会议上又向党进攻﹐成为“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首领。显然﹐毛的这本旧账单是夹有他的许多个人成见的。
毛泽东盛年时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莫过于王明了。他曾被王的路线执行者解除兵权而靠边站﹐并被王本人及其同道广证博引“马恩列斯”原著而反衬得十分土气﹐以至被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多少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者。不仅如此﹐他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打下的地盘﹐也几乎被王的路线执行者丢失殆尽。
因此﹐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不论于公还是于私都是深恶痛绝的。似乎可以这样说﹕能否坚决反对蒋介石是区分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标准﹐能否坚决反对王明则是区分中共党内毛派与非毛派的标准。毛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却另辟天地搞起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来﹐为的就是要在党内肃清王明的影响﹐打击非毛派的气焰。八年抗战﹐竟有四年整风﹔中共大部份高干都在此运动中痛作检查﹐自贬自损。
对于王明路线﹐毛泽东不仅当时狠狠整治﹐而且事后耿耿于怀﹐久久不能释然﹐一有机会就翻出来批一通﹐既批“王明路线”本身﹐也批与“王明路线”有牵连的人﹐其中包括彭德怀。毛指责彭跟随王明路线跟得很紧﹐先是支持王的“左倾路线”﹐后又支持王的“右倾路线”。
就实际情况看﹐毛对彭的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但可以说以偏概全。彭确实支持过“王明路线”﹐也确实反对过“王明路线”﹐并确实很坚决很有效地反对过“王明路线”。可是﹐毛只说前者﹐不提后者。
当“第一次王明路线”以“左”的面貌肆虐中央苏区时﹐彭德怀最初支持过它﹐但后来发现它在军事方面有严重错误﹐便断然改变态度﹐指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当时红军“太上皇”─的鼻子﹐臭骂其无能无耻﹐“崽卖爷田心不痛”。怒吼之后﹐他包起衣服﹐准备坐牢﹐准备被杀头。(4)此时毛泽东正在苏区南线会昌城外赋诗填词﹕“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5)
当“第二次王明路线”又以“右”的面貌影响抗日统一战线时﹐彭德怀也曾经响应过它﹐积极指挥所部作战﹐以策应由国民党主持的正面战场﹐并与许多国军高级将领如程潜﹑卫立煌﹑孙殿英等建立了较为温和的协作关系﹐但后来发现一些国军恶待共军﹐不是刁难就是抢夺﹐便暴跳如雷﹐坚决回击。在人家国统区里﹐他竟把国民党特务捆起来问罪其上司。在自家根据地中﹐他又一下子吃掉磨擦将军朱怀冰部二个师一万余人。彭德怀在做这些事时数度穿行于国统区﹐屡涉险地﹔此时毛泽东正安坐后方窑洞﹐奋笔疾书。
彭德怀晚年谈到自己在历次路线斗争中表现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侯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6)由此不难看出这位工农将军有其憨?可爱的一面。他承认自己对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缺乏先见之明﹐但也有意无意地辩解道﹐自己毕竟能把一些已暴露出的问题看个明白﹐还有一些后见之明。
可是﹐毛只抓住他没有先见之明的方面﹐不承认他还有后见之明的方面﹔只强调他前面做错的事﹐不重视他后面改正的事﹔只过于渲染他的过失﹐不充份肯定他的贡献。从这里也可看出毛处世为人的一些特点﹕对于那些有负于自己的人和事的记忆﹐比起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人和事的记忆﹐要牢固得多﹑深刻得多。此公是一个得罪不起的人。
在毛给彭算出的一笔笔历史旧账中﹐较重者﹐除了上述逢“关键时”便“动摇”外﹐还有所谓“与我关系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笔账先是在7月31日会议上列出﹐后又在多次会议上演算﹐最后公布全党。
毛泽东历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因此﹐既已认为彭德怀屡屡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就应判定彭屡屡站在他的反面﹐大多数场合都与他作对。可是﹐毛这种算法过于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小处显智而大处露愚。
据说﹐朱德在目睹庐山整彭这一幕丑剧后﹐说出一句痛心疾首的话﹕谁还会相信我们曾在一个碗里吃过饭﹖
不知这位老将军有没有意识到﹐他所抱怨的恰恰是毛所希望的。毛希望人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和彭原本就不大在一起吃饭﹐不大用一个碗﹐聚餐时短﹐分餐时长。道理很简单﹐既然把彭的历史说得大有问题﹐就应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与前者分开乃至对立﹐从而能够在否定前者的同时把自己解脱出来。
然而﹐就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解脱很成问题﹐表面上是在解脱自己﹐实质上也在否定自己﹐即在否定彭的历史的同时﹐也在或多或少地否定毛的历史。
纵观中共战史﹐彭德怀战功最大。十大元帅排名一号的朱德在彭落难时说过一句公道话﹕我们最难走的路是他走的﹐我们最难打的仗是他打的﹐要讲艰苦卓绝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朱说了实话。
第一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最能打硬仗的部队是他统领的。如1930年夏长沙之战﹐他率红三军团以八千之兵击败三万之敌﹐并一鼓作气攻下湖南省城长沙─红军在十年内战期间所攻下的最大城市。
又如1933年3月江西草台岗之战﹐他率红三军团担任主攻﹐夺下霹雳山敌主阵地﹐汇合友邻部队聚歼敌第十一师大部。该师为陈诚起家部队﹑精锐之旅﹐其余部后来发展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第十八军。
再如1933年9月福建芹山之战﹐他指挥所部歼灭蔡廷锴的从未打过败仗的﹑曾和日本人较量过的第三三六团﹐并且是以一个团兵力歼灭一个团兵力。这同毛泽东和林彪的那种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颇为不同。
抗日战争时﹐中共所打的最大战役百团大战是他指挥的。此役他调集一百零五个团兵力﹐在敌后数千公里交通在线﹐同时展开破袭战﹐接着拔据点﹐再接着反扫荡﹐共歼敌数万﹐从而改变了国人乃至敌人关于“土八路”不能打大仗的看法。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敌我兵力最为悬殊的战区即西北战场是由他经略的。战端初开时﹐彭部仅为二万余人﹐敌方则有二十余万人。并且﹐前者重武器根本没有﹐轻武器缺少弹药﹐粮食常为吃下去拉不出屎的黑豆﹔后者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主力前身是蒋北伐起家的国民革命第一军﹐号称“天下第一军”﹐其统帅胡宗南为蒋最得意的黄埔弟子﹐属“天子门生”﹐故军中兵员充足﹐装备精良。两军对阵结果﹐彭部屡战屡胜﹐胡部丧师失地。
朝鲜战争时﹐当代世界武器装备水平差距最大的战争也是由他担当主角的。美军骁将李奇微曾概括志愿军打法为“月光攻势”和“四五天攻势”(7)。因为没有制空权﹐志愿军只能于夜晚活动﹐故常选择月明之时进攻。又因为缺乏后勤保障﹐志愿军仅靠人体所能承负的战斗给养发动进攻﹐故其攻势不超过一星期。即使在这种恶劣装备条件下﹐彭德怀也能率军先是驱使世界头号强国的军队退走几百里﹐继又顶住后者发动的陆海空立体式反攻。
此外﹐还有以往人们不大提起的一点﹐就是在中共武装力量系统中﹐几乎所有“山头”的部队都先后被彭直接指挥过。在中共众多高级将领中﹐彭这一经历是绝无仅有的。
例如﹐老底子为“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他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黄土高原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暨山东军区和晋察冀部队﹐后来分别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
又如﹐老底子为“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他在太行山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又如﹐老底子为“红二方面军”的部队﹐他先后在华北﹑西北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一二０师暨晋绥军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再如﹐老底子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的部队﹐他也在朝鲜战场上直接指挥过。该部抗战时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与山东军区一部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后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其中第20﹑21﹑23﹑24﹑26﹑27军（即华东野战军第一﹑二﹑四﹑六﹑八﹑九纵队﹐多为主力纵队）先后入朝作战。
毛泽东虽为中共军委主席﹐但对各地战事筹划﹐多是坐镇战场之外﹐多以电报传令﹐多为间接指挥﹐而不象彭德怀那样亲临各军前线﹐既以电报也以电话乃至喊话传令。更有甚者﹐彭职务在军师长之上﹐但其指挥位置常在军师长之前﹐有时竟跑到团部﹑营部乃至连部。
以上仅为简述﹐但已不难看出﹕彭德怀个人的历史是与中共军队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与其中较为重要且较有光彩的部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人生涯﹐半部军史。
因此﹐如果过分歪曲彭德怀的历史﹐就会不可避免地殃及中共的军史﹐就会使后者中许多光彩篇章变得模模糊糊﹑不明不白﹐就会使后人在阅读该军军史时﹐或弄不明白许多重大战役的真相﹐或突然发现许多光辉业绩竟是由一个不良份子领着做出来的﹗
例如﹐自1959年后﹐在记述中共西北解放战争史的文献中﹐就很少出现彭德怀的名字了﹐以致给后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仿佛是毛本人直接主持这一战事的。这是弄虚作假的。
曾有西北野战军老战士杜鹏程写了一本小说《保卫延安》﹐写出许多历史事实。1954年﹐该书出版﹐印数近百万册﹔1959年﹐该书被停印﹔1963年﹐文化部发“〈63〉文出密字第1394号通知”﹕停售和停止借阅此书﹔1964年﹐文化部又发“〈64〉文群密字216号补充通知”﹕就地销毁此书﹔1966年﹐“文革”开始﹐作者本人“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8)
又如﹐在中共军史中﹐1928年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意义重大﹕其一﹐振奋了处于革命低潮时的中共党人的精神﹔其二﹐诞生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队伍─堪称红色“湘军”。然而﹐庐山批彭竟把此举说成是一次个人投机行动﹐即彭德怀以此“入股”革命﹐颇有个人“野心”地想“参加革命做大事”(9)。这是过河拆桥的。
同样道理﹐毛泽东如果过份贬损彭德怀的历史﹐过份否认他与彭的联系﹐就会不可避免地殃及他自身的历史﹐就会使有关他自己的那种马背君主生涯的记述显得大有问题﹕或因过份排斥彭将军﹐而使自己的一些历史经历显得模模糊糊﹔或因过份贬低彭将军﹐而使自己的一些历史作为显得黯然失色。前者可从五九年后中共对有关西北解放战争史文献处理中看到﹐后者可从下面这样一个事例中看出。
在庐山会议上﹐毛多次指责彭抗战时大闹独立性﹕“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意见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做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分会另发指示。”“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8月1日讲话）
抗战时﹐彭将军在华北主事六年整（1937年9月至1943年9月）。前二年多时间（1937年9月至1940年4月）﹐他与朱德将军共同主持八路军前方抗战大业﹐并因自己年富力强而做了较多的事。后三年多时间（1940年4月至1943年9月）﹐亦即华北敌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且最为辉煌的三年时间﹐朱返回延安﹐彭独挑大梁﹐当家八路军总部﹐集党﹑政﹑军﹑民﹑财五大权于一身。
我们既已知道彭德怀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即全权主持中共华北抗战大局﹔也已知道毛泽东批彭将军的主要说法﹐即“根本违背中央方针”﹐“自己干自己的”﹔再将两者连接起来推证﹐便可获得一个相当简单的三段论﹕
前提一﹕华北抗战大局为彭主持﹔
前提二﹕彭有背中央有背毛泽东﹔
结论是﹕华北抗战大局与毛泽东的中央没有多大干系。换句话说﹐毛的英明决策或光辉思想﹐对华北抗战至少对彭当家太行山时的华北抗战没有多大影响。
如果再考虑到﹐在中共整个抗战大业中﹐华北八路军占七成以上﹐而华中新四军﹑东江纵队以及东北抗联加在一起仅为三成﹔那么﹐又连带出一个结论﹕在中共整个抗战大业中﹐毛泽东的中央不起主导作用。
问题到此还未结束﹐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毛泽东还曾抱怨过﹐由项英主事的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1937年12月至1941年1月）﹐也向他领衔的中央大闹独立性﹐不听延安指挥﹐自行其事﹔那么﹐再连带出一个结论﹕毛的中央曾一度既不影响华北抗日之大局﹐也不影响华中抗日之大局。于是﹐毛本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成了问题﹐似乎一度游离于中共抗日大业之外。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承认﹕“那时侯﹐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连陕西省委都不听话”﹐于是﹐“延安成为留守处”。（8月11日﹑16日讲话）
平心而论﹐上述逐步退减论证﹐对毛过于苛刻了。可是﹐这不能怨怪别人﹐只能怨怪他自己﹕搞党内斗争﹐过于歪曲政敌﹐过于贬损政敌﹐结果殃及自身﹔吵起架来﹐只求痛快淋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考虑是否自圆其说。他本是朝政敌泼脏扬灰﹐结果也连带着把自己弄了个灰头土脸。
毛泽东在倒算彭德怀历史旧账时﹐还有一个“三国志”说﹕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7月31日讲话）
此话较难理解。既要爱国﹐又要让外国人多占自家国土﹐世上哪有这样的爱国。这不免使人觉着说此话者本人大有问题﹕或有气节问题﹐或有神智问题。可仔细审察﹐两者都不是﹕毛泽东真心爱国﹐不容怀疑﹔毛泽东头脑正常﹐也不容怀疑。显然﹐毛泽东话中藏有隐情。
这个隐情主要藏在“三国志”这一说法里。准确地讲﹐不是“三国”﹐而是两国三方﹕中日两国﹐国共日三方﹔中日为敌﹐国共明为盟暗为敌。每一方都要同时处理与另外两方的关系﹐从而使三方间关系异常复杂。
就中共方面说﹐可以向日本人夺地盘﹐即建立敌后根据地﹔但不能向国民党夺地盘﹐否则就是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业。换句话说﹐日本人占领区越大﹐共产党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范围及其合法性也越大。常有这种情况﹕日本人在前面驱赶国民党中央军﹐共产党八路军以及新四军则跟在后面扩大自家根据地。因此﹐毛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实为“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党”。
从一党之利来说﹐共产党希望日本人多打国民党。因为﹐除了上述可以扩大根据地外﹐还可既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又削弱国内竞争对手的实力。不过﹐共产党也不希望日本人彻底打垮国民党。这除了出于中国人的良心外﹐还由于国民党中央军的存在能够牵制住侵华日军的大部份主力师团。
同理﹐国民党也希望日本人多打共产党。这也会既减轻自己身上的压力﹐又削弱国内政敌的实力。并且﹐它也不希望日本人彻底打垮共产党。因为﹐后者在华北﹑华中拖住了侵华日军的许多有生力量﹑以及伪军的绝大部份力量。
从日本人角度看﹐国共两党都要打击﹐并且都要彻底打垮。至于哪一个予以先打或后打﹐哪一个予以重打或轻打﹐则视情况而定﹕如果想夺取更多城市﹑更多交通枢纽﹐自然要多打﹑重打国民党﹔如果想肃清后方﹑掠夺占领区资源﹐则要多打﹑重打共产党。
然而﹐若让超越党派利益的老百姓来看﹐若让没有历史积怨的后辈者来看﹐既不希望共产党受到日本人重创﹐也不希望国民党受到日本人重创﹐更不希望国土让日本人多占﹔与其让日本人统治﹐勿宁让中国人统治﹐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实际上﹐就中共自身来说﹐既有这种理论﹐即所谓“此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说法﹔也有这种实践﹐即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拖住了大量原准备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的日本军队。
基于以上看法﹐多数中国人不会赞成毛对彭的批评﹐不会赞成他的“三国志”说法﹐尤其不会赞成他所谓“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说法﹔相反﹐会对彭将军发动“百团大战”这一抗日之举抱有深深的敬意。
读到毛泽东的“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的话﹐自然想到蒋介石的“攘外先安内”的话。两者用词不同﹐但涵义相近﹐都把党派利益看得过高过重。两人心里都想﹐要抗外敌﹐先反内敌。蒋公想的是﹐要反日本﹐先剿红军。毛公想的是﹐要打日本﹐先赶蒋军。
不过﹐毛公所做还不止于此。他不仅是﹐要攘国外之敌﹐先安国内之争﹔而且是﹐要攘党外之敌﹐先安党内之争﹐要打日军蒋军﹐先反左倾右倾。
正当抗日相持阶段﹐毛公频频调令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抗日将领云集抗日后方﹐学习文件﹐总结经验﹐改造思想﹐整顿党风﹐张三挨批﹐李四反省﹐人人须检查﹐个个要过关。到末了﹐延安城内思想交火还未尽兴﹐延安城外抗日烽火已将燃尽﹐整风完了﹐抗日也快结束了。
中共抗战三件事﹕整风﹐拒蒋﹐打鬼子。毛公费心最多在前事﹐彭将军用力最多在后举﹔前者痛责后者﹐后者岂能心服前者﹖
注解:
(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70页﹔以下所引毛泽东在庐山的讲话均见该书有关部分。
(2)参见《彭德怀传》﹐第七章第五节。
(3)参见﹕同(1)﹐第210﹑256页。
(4)参见﹕同(2)﹐第六章第七节。
(5)毛泽东《清平乐﹒会昌》﹐载《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6)引自《彭德怀自述》﹐第229页。
(7)参见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03﹑91﹑192﹑104－105﹑192页﹐第66﹑88页﹔参见叶雨蒙《出兵朝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24页。
(8)参见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记》﹐载《延河》1979年第3期。
(9)参见﹕同(6)﹐第68﹑103?106页﹔参见﹕同(1)﹐237页。
【24】
阅读毛泽东的庐山言论﹐体会他对彭将军的嬉笑怒骂﹐不能不使人感受到其间透出一种强烈的心理个性﹑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在笔者看来﹐较多地表现为一种阴柔之气﹑一种常常能够摧阳折刚之气﹐既可显现为毛泽东个人的一种行为模式特征﹐也可折映出我们民族的某些文化传统特征。
从政治现象层面上看﹐毛批彭讲话中的阴柔之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翻箱倒柜揭老底﹐陈芝麻烂谷子均搬上台面﹔
其二﹐东拉西扯乱上纲﹐帽子棍子皆派用场。
前文提到﹐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彭德怀所作的诸多批判中﹐话题最多也是份量最重者﹐当数这些人对彭的历史批判﹐说了不少往日旧事﹐算了许多陈年老账。
首先﹐这老账算的时间跨度大。迄庐山会议止﹐彭与毛相识三十一年﹐庐山上的账也算了三十一年﹕
近者﹐算了这三十一年之末的彭“猖狂进攻”总路线的账﹔
远者﹐算了这三十一年之初的彭“入股”革命的账﹔
更远者﹐则算了这三十一年之前的许多零零碎碎的账﹐如追问彭﹕因何在湘军二师六团中获得上司信任﹖(1)如何在老家湘潭乌石寨盖起十二间瓦房﹖(2)为何原名叫“彭得华”﹐是不是想一人独得中华﹖
其次﹐这老账也算得虚虚实实。其间有实账﹐有虚账﹐亦有介于虚实之间的账。
实者﹐确有其事﹐毛泽东等人则抓住不放﹐反复念叨。如彭德怀曾一度支持过王明路线的旧事﹐毛几乎是逢会必说。
虚者﹐查无实据﹐毛泽东等人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如彭德怀刚访问过东欧国家﹐毛臆测其可能“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8月1日讲话）。毛的追随者们后来走得更远﹐竟非常肯定地追究彭“里通外国”的罪行。如此栽赃﹐激得将军大吼﹕我彭德怀一句外国话都不会﹐怎么个里通外国﹖我在外面说了什么听了什么全靠翻译﹐你们为什么不先去问问他就来下结论﹖(3)
介于虚实之间者﹐稍有事实﹐毛泽东等人便加以发挥﹐上纲上线。如彭德怀在中央苏区肃反“ＡＢ团”时曾救过黄克诚的命﹐毛据此推论彭黄之间大有名堂﹐甚至当面追问黄克诚本人他是否与彭德怀有不正常的“父子关系”（7月30人讲话）。
如此翻历史老账﹐使人不禁想起妇人骂大街的情状。张三嫂子﹐李四媳妇骂起街来多是翻老账﹐揭老底﹐揭对方某某时做过某某事﹐拿过王二家的东西﹐偷过刘五家的汉子……
翻历史老账﹑揭个人老底﹐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虽格调不高﹐但颇为实用。这是因为﹐在与政敌进行争执过程中﹐冷不防揭其老底﹐常能使其顿时陷于一种不知所措﹑有口难言的境地。
对于揭出来的老底﹐被揭者或是非常清楚却不愿回答﹐或是不甚明了而难以回答。前一种情况较容易理解﹐心里确有阴私﹐口中自是嗫嚅不语。后一种情况要复杂一些﹐不是听者心中有愧﹐而是问题本身恼人。
这固然是由于突然转换话题而使对方措手不及﹐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转换话题后所提出的问题令对方困惑不已﹐使他既感到事关自己荣辱必须起而辩解﹐同时又感到懵懵懂懂不知从何辩起。似曾相识又似曾不相识的往事﹐常常使他陷入苦苦思索之中﹕那是什么时侯﹑什么场合﹖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然而﹐岁月流失﹐往事如烟﹐苦思者很难得出十分清晰的结论﹐与此相应﹐也就很难做出十分确然的反驳。
不过﹐这种情况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些肚肠狭小故阴柔气较重者﹐既很兴趣于他人隐私﹐也很留心于自身锁事﹔若碰上揭老底这档子事﹐非但不觉为难﹐反而极有兴致﹐乘势参和进去﹐轻车熟路﹐大行窥阴揭私之道﹐并从中为自己谋取政治优势。
与此相反﹐那些心胸坦荡者﹐既不爱多记他人过失﹐也不愿常提自己功绩﹔一旦遇上翻个人历史老账之类的事就会烦恼不堪﹕既不知如何以牙还牙地反诘他人短处﹐也不知如何虚张声势地标榜自己长处﹐故而常陷于一种蒙冤受屈但又欲辩无词的境地。
基于以上理解﹐当我们读到彭将军的“我一生无笔记”这句话时(4)﹐就不难想象当时这位阳刚汉子在周围一片婆婆妈妈的责难声中是如何不知所措的。
不仅如此﹐当我们又知道彭将军在其余生中的大部份时间里被迫回忆往事﹑被迫梳理那些遥远的且琐琐碎碎的往事以作交代时﹐就更不难理解落难将军所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屈辱﹐更不难理解英雄暮年所走过的是一条多么不容易走的路。
无庸讳言﹐翻老账揭老底﹐是老人家搞党内斗争的一种传统﹐他若要整倒一个人﹐就会默许手下人抛出乃至编织许多不利于这个人的历史材料﹐以证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坏份子。“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如此﹐“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也如此。
刘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颇具悲剧性(5)。“庐山会议”时﹐他也参与揭发彭将军的历史问题﹐诉说彭在长征途中如何犯自由主义错误﹐如何乱说有关中央的坏话﹔后又如何多出一个心眼﹐不把自己的真实意见报告中央。(6)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他也被别人大揭历史问题﹐并且﹐揭出的老底更多﹐定下的罪名更重﹐被戴上了诸如“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大帽子﹐最后﹐被迫害致死于河南开封。后人读到他的这段历史时﹐不禁为之叹曰﹕早知开封﹐何必庐山。
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中﹐一个领导人要是不犯“错误”的话﹐则有关他的一切都是好的﹔若是犯了“错误”的话﹐则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都要被东拉西扯地朝最坏的方面说去。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在中共党里﹑在中共军队中﹐被公认为忠诚无私的革命家﹑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艰苦朴素的老战士。庐山会议后﹐他又在这同一个党里﹑同一个军队中﹐风光尽失﹑面目全非。世上最丑的话尽灌其耳﹐最脏的水尽泼其身。同志战友﹐说翻脸就翻脸﹐并一翻脸就翻到底﹐翻到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的地步。
关于这些丑话脏水﹐前文已作过一些叙述﹐此处再自变量言﹐以观骤然翻脸者之气色。
彭将军用心良苦﹐上书谏言。毛泽东则勃然大怒﹐反唇相稽﹕“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8月1日讲话）
批过彭将军眼下写的信﹐又揭彭将军过去做的事﹕“历史上参加过各种分裂组织”﹐“政治上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毛8月11日讲话）﹐“总之﹐由来已久”﹐“总要发作的”。（毛8月16日讲话）
揭了彭将军的历史﹐又贬彭将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你根本不大懂”（毛８月１日讲话）。彭德怀的世界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毛8月11日讲话）。毛这一下子给彭扣上了许多顶“大帽子”﹐还都是“洋帽子”。这种“洋帽子”特别能唬住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很像今天带有洋文商标的服装特别好销于时髦小青年一样。
数落完了彭将军的思想﹐又来数落彭将军的质量﹕其一﹐革命动机不纯﹐“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你是个投机份子”（毛8月1日讲话）。林彪帮腔道﹕“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7)
其二﹐做人内外不一﹐“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毛8月1日讲话）在此﹐林彪又帮腔道﹕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8)
上述这种东拉西扯且一概否定的批判法﹐很有些像黑格尔所说的“抽象法”。黑格尔曾就此“抽象法”举了一个例子(9)﹕
“‘喂﹐老太婆﹐你卖的是臭蛋呀﹗一位女顾客对一个女商贩说。这个女商贩可恼火了﹕‘什么﹖我的蛋是臭的﹖﹗你自己才臭哩﹗你敢这样来说我的货物吗﹗你﹖你爸爸吃了虱子﹐你妈妈跟法国人相好吧﹖你奶奶死在养老院里了吧﹖瞧﹐你把整幅被单都做成了自己的头巾啦﹗你所有的帽子和漂亮衣裳大概也是用床单做的吧﹗除了军官们﹐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拿服装来出风头的﹗规规距距的女人多半是在家照料家务﹐而象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坐监牢﹗最好你还是补补袜子上的窟窿去吧﹗’
“她也是抽象地思维的﹕仅仅因为那位女顾客说了一句她的蛋是臭的﹐得罪了她﹐于是她就把女顾客全身上下编派了一番──从帽子到床单﹐从头到脚﹐还有爸爸和所有其余的亲属。一切都沾上了这些臭蛋的气味”。
彭德怀在庐山上何尝不也是碰上了这样一位卖鸡蛋的“商贩”。他说了一句大跃进的“蛋”有些臭﹐结果被卖此“蛋”者骂得一无是处﹐浑身都是臭蛋味﹐从言论到行动﹐从思想到质量﹐从现实到历史﹐几乎无处不臭﹐无时不臭。
黑格尔只写了那位顾客如何挨骂﹐而没有继续去写她挨骂后有何感受。哲学家或许不忍心这样做。庐山会议的见证人则不仅记下彭将军挨了什么样的骂﹐而且记下他挨此泼骂后的真切感受﹐令后人读之不忍﹕
“在八月二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的那天﹐他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地说﹕‘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说完﹐就大步出门开会去了。”(10)即去开那个将要把他正式定罪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反党集团”首领的会议。
注解：
(1)参见《彭德怀自述》﹐第34-35页。
(2)参见﹕同(1)﹐第40─41页。
(3)参见《彭德怀传》﹐第34章第2节。
(4)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1页。
(5)参见﹕本书第13─14节。
(6)引自﹕同(4)﹐第247─248页。
(7)引自﹕同(4)﹐第282页。
(8)引自﹕同(4)﹐第227﹑242﹑283页。
(9)黑格尔《谁在抽象思维》﹐载《学习译丛》﹐1957年第二期。
(10)引自﹕同(4)﹐第263页。
【25】
毛泽东庐山整人之举﹐除从政治现象层面上作出考察外﹐还可从文化传统层面加以阐释。
庐山上的阴柔之道﹐承袭了中国史上许多政治家在整治政敌过程中常常采取的两种策略﹕
其一﹐机会主义策略﹐即手段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
其二﹐伦理主义策略﹐即人格的攻击是大行其道的。
这些政治家的政治品性﹐大多如水的品性。
水性柔而能克刚﹐能锈蚀钢铁﹑溶穿岩石﹑冲刷河床﹑切割大地﹔
水无定状﹐故变无常形﹐动无常态﹔
水无定处﹐故无所不至﹐无孔不入。
依此水性来搞政治斗争﹐自然是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或说是机会主义的。
这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说起来不大好听﹐做起来也不怎么堂堂正正﹐但常有克敌致胜的效用﹐故为许多政治家所采用﹐尤为那种只求成功不问其它的政治家所喜用。
中国史上﹐许多建有事功的政治家通常都能玩出一些机会主义的东西﹑甚至能玩出许多下三滥的东西来。换句话说﹐这些政治家们大都有些狡诈的才能﹑有些不那么光明正大却能够取胜于人的才能。
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人把自己的这种狡诈才能﹐不只用于对付阵营外的宿敌﹐还用于对待阵营内的盟友﹐不择手段且又不惜故交。
史上刘邦长于项羽的地方﹐若仅就人格因素而言﹐主要不在其富有阳刚之气﹐而在其多有阴柔之道。正是凭借后者﹐这位曾身无一文却敢诳语万钱贺礼而争得宾席上座的泗地小亭长﹐终于整倒了那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
打江山时﹐他精于诡诈﹐既来而盟誓﹐又去而背誓﹐把与之争雄者整得进退失措而亡。坐江山时﹐他也工于心计﹐既封侯功臣﹐又夺其辖地﹐整了一大帮象韩信那样的开国元勋。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
不仅汉高祖刘邦如此﹐几乎所有夺得天下者都有其阴柔诡诈的一面。唐太宗李世民文韬武略﹐冠盖百帝﹐但为夺君位﹐也干出逼父杀兄之事。宋太祖赵匡胤亦为名君﹐但也有陈桥背主且杯酒驱友之事。
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当他把皇位传给建文帝时﹐已把朝中几乎所有在资望或能力上强于此帝的重臣干将都给收拾掉了。不过﹐这位老谋深算的朱皇帝也有疏漏之处﹐只戒备异姓臣犯上﹐而未防备同姓王作乱﹐结果在其死后不久﹐便有了“壬午之变”（1402年）﹐燕王掀翻了建文帝﹐四皇儿取代长皇孙﹐做了朱家第三个皇帝。
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对于此公来说﹐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张闻天这位中共党内的大秀才﹐把毛这方面的才能看得较透。庐山会议期间﹐他曾对彭德怀说﹕毛这个人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1)
彭德怀当时还不能接受张的这一看法﹐并替毛作了一些辩护。他说﹐毛主席对于中国历史的熟悉﹐是党内任何同志远不及的﹔又说﹐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且厉害﹐无产阶级领袖也要厉害才行﹐但同皇帝有本质不同。(2)不久﹐这位辩护者就会亲身感受到此“开国之君”的厉害﹐感受到此人是如何把他从精神到肉体都整得死去活来的。
从这里可看出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即党内知识分份子出身者先觉﹐党内工农群众出身者后觉﹐故党内错误领导总爱整党内知识分子﹔而党内错误领导自身也多为知识分子﹐故在党内常有知识分子大整知识分子之事。
例如﹐张国焘主政鄂豫皖苏区时﹐杀了包括军长许继慎﹑政委曾中生在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以致在整个红四方面军中﹐很难找到几个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指挥员。后来在出自这一山头的中共军队高干中﹐也是战将尚多﹐儒将甚少。与此相连带的一个后果是﹐在1955年被授衔的将军中﹐出自这一山头的上将者很多﹐而出自这同一山头的大将者和元帅者甚少﹕在十个大将中仅有两个半﹐即徐海东﹑王树声﹑以及半个陈赓（先在鄂豫皖苏区﹐后转中央苏区）﹔在十个元帅中仅有排名第八的徐向前一人。与此形成反向参照的是﹐在此时仍幸存的老红军中﹐又以出身红四方面军者为多。
又如﹐夏曦主政湘鄂西苏区时﹐也杀了包括彭德怀入党介绍人段德昌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以致在这一大块苏区中﹐被承认为党员者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陆冬生数人。(3)
再如﹐毛本人主持中央苏区肃反“AB团”运动﹐也杀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后王明路线统治中央苏区﹐又搞起反右倾经验主义运动﹐其间也整了毛这个“山沟沟里”的秀才。
最后﹐庐山上整出的反党集团﹐挂名四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实为六人（加周惠和李锐）﹐其中﹐除首领彭德怀外﹐余者五人﹐无不是党中秀才。
一位长者曾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决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以结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对此﹐张国焘向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者张闻天提出异议﹐说蒋介石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与他打交道是要吃亏的。后者笑而答道﹐老兄多虑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老蒋有谋﹐我们老毛更有谋﹐他老蒋斗法是斗不过我们老毛的﹐让老毛来对付老蒋横竖吃不了亏。
听了张闻天这番话﹐张国焘有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此后有何行动﹐我们倒有些清楚。仅过一年多时间（1938年4月）﹐张国焘就借祭扫黄陵之际背叛中共而投奔老蒋去了。究其原因﹐除了他共产主义信仰动摇﹑革命意志衰退外﹐恐怕就是此人怕毛公更甚于怕蒋公了。
人们不妨作一设想﹐假如张继续留在毛的党内﹐他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不久后开展的整风运动就会让他脱一层皮﹐1949年后的各次政治运动也都会让他不得安宁﹐并最终会让他死于执政党狱中。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理由很简单﹐在毛的治下﹐许多稍有些历史问题甚至没有历史问题的人都不能幸免于难﹐而像他这种曾另立中央并试图加害毛主席的人就更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善终的事了。
当然﹐张投蒋也没有什么好的结局。他在被隆重欢迎后﹐就被百般询问以提供中共情报﹐并被多方趋使以设计反共策略﹔在此期间还多次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斥责与羞辱﹐以至于“摇头叹气”﹐“无限感伤”(4)﹔四九年后离开大陆﹐漂落他乡﹐在写了许多回忆录后﹐孤独而死。这也应了“凡叛变者均未有好下场”那句老话。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史﹐果如张闻天所言﹐老蒋终究斗不过老毛。从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中获利最大者﹐不是蒋领导的党﹐而是毛领导的党。
蒋想用统一战线限制共产党﹐毛则想借统一战线壮大自己。结果﹐前者设想破灭﹐后者预期实现。仅以军队数量为例﹕抗战前期﹐共军不及国军的五十份之一﹔抗战后期﹐共军扩至国军的三份之一强﹐相对比率增加近二十倍。
蒋仗着势大不时搞点摩擦﹐毛则针锋相对﹐你摩擦我也摩擦。国军搞摩擦明火执仗﹐一味蛮打﹑蛮冲﹑蛮干﹐以显国中正统。共军反摩擦先礼后兵﹐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尽量作哀兵状。国军在先若占些便宜﹐过后定会被共军讨要回去。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摩擦掉共军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共军摩擦掉国军的数量﹔可是﹐国军背的摩擦罪名却大大重于共军背的摩擦罪名。
蒋介石靠的是枪多﹑人多﹐再加中央政府的牌子﹐结果地盘越打越小。毛泽东靠的是八路军﹑新四军会作群众工作﹐会打游击战争﹐会跟在日军攻蒋师团后面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结果地盘越打越大。
如前文所述﹐毛可以一方面高谈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高喊抗战高于一切﹔另一方面又从内心希望日本人多占国民党的地盘﹐以使自己方面的人能够合法地去经略它。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先是日本人把大片蒋管区变成大片沦陷区﹐继是八路军﹑新四军再把大片沦陷区变成大片游击区乃至大片根据地。后者搞的似是一种“曲线发展”的战略。
至于国军方面﹐一些人则打起“曲线救国”的旗子﹐实为先降日军﹐后打共军。据中共方面统计﹐在由国军哗变的伪军中﹐90％以上者被用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致使中共抗日根据地周围的伪军数大大多于日军数。于此相应﹐中共八年抗战消灭的伪军数也远远多于同期消灭的日军数。
以小说《平原游击队》的生活原型郭兴武工队为例。当时﹐郭兴队长从八路军太行山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那里﹐接受这样一个战斗任务﹕一年内消灭100个伪军和5个日本兵。(5)在此﹐八路军所要消灭的日伪军比率﹐高达一比二十。
上述两个“曲线”﹐在性质上截然相反﹕“曲线救国”者﹐属汉奸之举﹔而“曲线发展”者﹐虽有削蒋之意﹐但总体上属抗日之举。不容否认﹐出自国军的降日者与出自共军的降日者相比﹐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前者都远远超过后者。
不过﹐两者在策略上﹐都讲一个“曲”字﹐都想借日军之力削弱对方﹐进而扩展己方。于是乎“三国志”成了“三角地”﹐国﹑共﹑日各据一角。其间﹐国共既相互依侍﹐又相互对峙﹐既直线相达﹐又曲线相连﹐而日本人正居于这曲线的拐角处。
这种“曲”斗之法﹐显然不属阳刚之举﹐而为阴柔之术。蒋公长于此术﹐毛公亦长于此术。两相比较﹐前者不及后者。前者把玩此术玩得地盘日蹙﹐后者把玩此术则玩得实力日增。玩到末了﹐不知蒋公有无“既生瑜﹐何生亮”之叹。
与史上许多政治家相似﹐毛的阴柔之术不只是用于对付外部政敌﹐还用来整治内部盟友。五九年庐山一幕﹐演的正是以柔克刚的事﹐整的正是自家党里的人。
他整彭所采用的阴柔之术﹐除了前文谈到的妇人骂街式的“肆揭老底”之法﹑“东拉西扯”之法外﹐还有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做法。
1959年7月31日﹐毛在鞍山市委报告上批语﹕“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6)毛写此话时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话中所提示出来的一点﹐我们认为是相当准确的﹐这就是在1959年夏庐山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整治彭德怀﹐确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因为﹐彭德怀此时此地上书﹐不仅犯了毛个人的颜色﹐而且触到很多人的痛处。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都曾是“大跃进”的前线指挥官﹐都曾跑在毛泽东的鞍前马后﹐甚至比马上主帅跑得更欢﹑干得更起劲﹐故而个个都程度不一地犯有急躁冒进的错误。二十年后﹐邓小平承认﹕大跃进﹐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也发热﹔中央犯错误﹐毛泽东个人要负责﹐我们大家也要负责。(7)可问题是﹐二十年前﹐彭德怀就要去揭露“大跃进”的错误﹐就要去弄清“大跃进”的责任﹐这就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也犯了大家的众怒。
对于“大跃进”的错误﹐与会者中有些人能坦然待之﹐有些人则十分护短(8)﹐如毛说的“一触即跳”。正是这后一些人或轻描淡写﹑或捂着盖子不说﹐把前期庐山会议开得冷冷清清﹑不知所云﹐使得老彭坐卧不安﹐欲罢不能﹐故才有了他的上书谏言之事。
湖南省长周惠在麻将桌上说笑话﹕五八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滑头）﹐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此话一出﹐怒声四起﹐掀起了轩然大波﹐以至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慎重其事﹐专门开会﹐批评说笑话者。(9)
对于彭的批评信﹐“五八年的三种人”在毛没有发话前﹐均惧于彭老总的威严而不敢大声嚷嚷﹔一待毛发话﹐便磨拳擦掌﹐喊声阵阵﹐从四面八方围了上去。毛此时整起彭来﹐已是帮腔者多﹐援手者众﹐故可说是抓着了一个不可失且不再来的大好时机。
另外﹐在如此重大会议上﹐毛却反反复复地大谈彭德怀不善处人的问题﹐屡屡提及在彭德怀与一些人之间所存有的隔阂﹕十个元帅﹐除自己外﹐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8月1日讲话）﹔七个政治局常委﹐谈得来的究竟有几个﹖十个元帅﹐九个不合作﹐大将﹑上将有几个合作﹖（8月11日讲话）
自古就有“猛将性烈”之说。彭亦不例外﹐其性格尤为刚烈﹐嫉恶如仇﹐易动肝火。上自毛泽东﹐下至师团长﹐挨过他骂的官员不在少数（不过﹐据杨勇上将说﹐他就不骂战士(10)）。因此﹐相当多的中共高干对他存有积怨﹐这可从后来批彭会上的种种泄私愤话中看出。彭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常常自嘲﹕“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
然而﹐这种事毕竟属于彭的个人性格问题﹐或只涉及他与其它人的个人关系问题﹐而不应与庐山会议本要讨论的国家大政方针问题相提并论。后人很难看出彭德怀的暴躁脾气与大跃进的糟糕问题有多少内在联系。
可是﹐庐山会议主持者偏偏要把这两个不同话题硬扯到一块﹐大加发挥﹐甚至在大会上扯出诸如彭德怀当年如何反萧克的教条主义﹑如何反贺龙的军阀主义这类离题很远的话。毛显然是在挑拨﹐是在煽动反彭情绪﹑组织反彭队伍﹐是在用机会主义方式整人。
依笔者所见﹐毛之所以在庐山与会者面前大揭彭的历史问题﹐还有他的另一层机会主义考虑。
庐山上的人都很清楚﹐彭德怀分管的工作主要是军事而不是经济﹐而他此次庐山言论所涉及的问题大多不属前者而属后者﹐即说的多是他本人专业之外的话。
因此﹐他老彭讲得纵有不妥﹐也是情有可原的﹐顶多只能否定他的次要方面﹐而不能否定他的主要方面。正如﹐人们不能因一个男人在针线活上做得不细巧而否定其男人角色一样﹐或者说﹐不能因一个扛大包者在来往账上记得不清楚而否定其苦力身份一样。同理﹐毛泽东也不能因管军事的彭将军在经济上说错了话而撤其国防部长的职务。
可见﹐要整倒彭德怀这个人﹐仅凭据他关于“大跃进”的言论还不够﹐还需要添加其它可资利用的材料。于是﹐毛泽东把眼睛转向了朦朦胧胧的过去﹐试图从那布满尘封的旧物堆里翻找眼下用得着的东西﹐结果还真的找出彭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思想问题”﹑“爱发脾气问题”……
而这些问题与庐山上的与会者们都多多少少有些联系﹐故使得他们也都能凑上前来﹐帮个腔﹐援个手。
注解:
(1)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0页。
(2)引自﹕同(1)﹐第130-131页。
(3)引自﹕同(1)﹐第143页。
(4)参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载《文史数据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9-90页。
(5)参见马月玲《‘李向阳’的原型-郭兴》﹐载《纵横》1991年第六期。
(6)引自﹕同(1)﹐第268─269页。
(7)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8)参见﹕同(1)﹐第82页。
(9)参见﹕同(1)﹐第87页。
(10)参见﹕同(1)﹐第290页。
【26】
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喜欢做道德方面的文章﹐打道德方面的牌﹕
若要拥护一个人﹐就会为他描绘出许多伦理的光环﹐使其骤生许多感人至深的道德力量﹐结果常常把某些操行不过尔尔之人哄抬为德高望重者﹔
若要打倒一个人﹐就会把他从道德上搞臭﹐使其成为老幼妇孺皆可骂之人﹐结果常常把某些品行高尚者贬损为大逆不道者。
前者制造伪善﹐后者进行诬陷。庐山批彭采取的是后一手法。
从社会基本行为规范形式上看﹐传统中国既不是一个以宗教戒条为本位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以普遍法理为本位的国家﹐而是一个以世俗伦理为本位的国家。
儒学与墨学﹐当数先秦学之显者。两家均以道德学说为本﹕儒家讲“仁爱”﹐而怒斥“礼崩乐坏”﹔墨家讲“兼爱”﹐而非议“功战糜用”。
宋明儒学﹐当数秦后学之显者﹐其间﹐有程朱与陆王两大宗。两宗都讲道德本心﹕前者通过缜思推证﹐把此道德本心推至为万物皆分其义的“天理”﹔后者则通过参悟直觉﹐把此道德本心扩展为万物皆容其内的“良知”。
中国人搞学问爱做道德文章﹐搞政治则更爱做道德文章。评论政权﹐先问人心向背﹔臧否人物﹐先问口碑如何。此人心和此口碑均属公众道德评价。为其肯定者﹐则为德政和贤人﹔为其否定者﹐则为苛政和无道之人。
道德评价﹐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常被用作打击政敌的有效手段。要抨击一个政权﹐必说它是腐败的﹔要抨击一个人物﹐也必说他是有严重道德问题的。换句话说﹐要想在政治上打倒一个政权或一个人﹐就须在道德上搞臭这个政权或这个人。政治批判通常包含道德批判。
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政治讨伐文章有这样两篇﹕其一﹐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讨伐武则天檄文﹔其二﹐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檄文。两者有一共同点﹐即都对政敌做了大量道德批判。
骆文痛斥武则天﹐“性非和顺”﹐“秽乱春宫”﹔“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弒君鸩母”。骆笔下的女皇帝无德可言﹐既无妇德﹐又无妃德﹐更无君德。
陈琳上骂曹操祖父曹腾无德﹐为“妖孽”宦官﹐“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复骂曹操父亲曹嵩无德﹐“乞携养﹐因赃假位”﹔再骂曹操本人无德“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割剥元元﹐残贤害善”﹐“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陈笔下的曹操也是无德可言﹐既无祖德﹐又无己德﹐更无臣德。
中共党人承继了这一传统政治斗争手段﹐无论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对政敌作出许多道德批判。
第二次国共战争时﹐中共军队内部曾掀起一个“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让解放军战士尤其是让那些刚由国军转为共军的新战士“诉苦”﹐诉家乡的地主老财是怎样榨取他们的血汗的﹐是怎样夺走他们的土地的﹐是怎样强奸他们的姐妹的……(1)显然﹐这种“诉苦”具有强烈的道德批判性质﹐并因此而具有巨大的政治鼓动效用﹐即能够促使解放军战士把自己的“苦”转化为对国民党的“恨”﹐转化为奋勇杀敌的决心﹐尤其是能够促使那些刚刚缴械投降的国军士兵迅速转变为敢于冲锋陷阵的共军战士。
另外﹐中共党人还曾打起过反国民党腐败的旗帜﹕揭露其接受大员搞“五子登科”﹐即在接收敌产过程中大捞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揭露其军政要员及其子女大搞官倒﹐大发国难财﹔揭露其领袖人物极度富豪化﹐有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告诉那些饥肠辘辘者﹐他老蒋夫人宋美龄常用你们喝不上的牛奶来洗澡（笔者六十年代读小学时还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这些指责也都具有道德诘难的意义﹐不管其真实程度有多大﹐但其政治效用是确然无疑的﹐即实实在在地激起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与反叛﹐从而加速了这一统治在大陆的溃败。
中共今日也遭遇着国民党当年所遭遇的那种困境﹕不仅受到别人的政治批判﹐而且受到别人的道德批判﹔不仅被别人指责在政治体制上不民主﹑大兴一党专政﹐而且被别人指责在官场活动上不廉洁﹑大兴腐败之风。
相对说来﹐中共政权不大怕人们说它不民主﹐因为中国的许多工人﹑农民﹑甚至一些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民主制度并没有真切的体认﹔但它非常怕人们说其腐败﹐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若让他们也来“诉苦”的话﹐他们也会倒出许多苦水来﹐也会说出许多今日的“黄世仁”﹑“南霸天”（大陆官方报刊已有此说法(2)）来﹐也会揭出许多今日的“四大家族”﹑“八大家族”。
“文革”搞“忆苦思甜”活动就搞出过这样的事﹕一些憨厚老农竟在诉苦会上大诉六零年饿死人之苦﹐说“老蒋时期”﹐甚至“鬼子时期”都没有“大跃进时期”饿死人多﹐结果诉得台下革命群众啼笑皆非﹐诉得台上左派头头坐立不安。
执政后﹐中共党人仍是频频使用道德批判手段来整治政敌。批党外的梁漱溟时﹐大讲他当年在国共和谈期间如何不讲朋友交情﹔批党内的高岗时﹐则大讲他如何结党营私﹐如何质量败坏﹔批彭德怀时﹐就更是肆无忌惮地做这方面的文章了。
在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开出的许多罪名中﹐最重者莫过于“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了。
８月1日﹐毛在常委会上向彭提出质疑﹕是否从国际取了点经﹐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这同一天会上﹐毛还指责彭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次日﹐毛又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开篇即言道﹕“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末尾又说道﹐此“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3)
在毛本人颇有深意地作出这两点提示后﹐他的追随者们心领神会﹐很快就正式追查起来﹐责令彭德怀交代“里通外国”的具体情节和“军事俱乐部”的纲领﹑组织﹑名单。彭对此予以拒绝﹐并因此而受尽折磨
这两条罪行﹐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看﹐均属大逆不道的罪行﹐均应受最严厉的道德批判。
所谓“里通外国”罪﹐在中国人的道德词典里就是“汉奸”罪﹐十恶不赦。正因此﹐李锐把这“国际取经”说﹐称之为“射向彭总的一支恶箭”﹐“‘里通外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罪名。”(4)
所谓组建“军事俱乐部”罪﹐按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来说﹐轻则为结党营私﹐重则为结党谋反﹐无论轻重﹐都属乱臣贼子所为。毛泽东本人有一段话﹐把这一层意思挑得非常明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8月1日讲话）
言下之意﹐彭是一个终究要犯上作乱的人﹐故而也是一个现在就应对之作出防范性处理的人。
在庐山批彭问题上﹐与毛配合最好者当数被他急令调上山的林彪。后者批彭的重点就落在彭的道德问题上。据李锐记录﹐他仅在8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数落了彭德怀一大堆个人质量问题﹐扣出的帽子达数十顶之多(5)﹕
据李锐记录﹐林彪仅在8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就数落了彭德怀一大堆个人质量问题﹐扣出的帽子达数十顶之多﹕
“讲假话﹐有野心”﹔
“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
“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
“总觉得自己行”﹐“自视很高”﹔
“看风使舵”﹐“拿石头打船”﹔
“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
“是个不驯服的党员”﹔
“入党后即独立为王”﹐“长期独断专行”﹔
“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
“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
“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
“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
“老奸巨滑﹐老于世故”﹔
“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
“记仇”﹔
“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
“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
“内容与形式总相反”﹔
“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
“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
“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
“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
林彪这段讲话﹐在整个庐山批彭言论中显得十分突出﹕在那样一种高级别的会议上﹐林将军却在那里大谈很琐屑的问题﹔在那样一个主要是争论重大路线是非的会议上﹐林将军却在那里大讲彭个人性格的问题。这很像是一位德育教师在给一个坏学生写操行评语﹐一写就写了一大篇言词激烈且又鸡零狗碎的话。
林这样做﹐表面看似有些文不对题﹐实际上颇有打击力度﹐即颇有效地在中共内部损害了彭将军的道德形象。林彪是一位很懂政治﹑尤其很懂中国传统政治的将军──事实上他也是中共高层内少有的一位能把毛泽东摸得很透并予以利用的大员。林非常清楚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伦理问题据于什么样的位置﹐道德批判又具有什么样的效用。他的这段讲话﹐与前面提到的骆宾王和陈琳的两篇檄文一样﹐都是大搞人格攻击的力作﹐只是文采风度不及前人罢了。
毛泽东以及林彪之所以要对彭将军作如此严厉的道德批判﹐除了可从中国人搞政治斗争喜打道德牌这一传统模式上作出解释外﹐还可从暴力打江山这一特定角度来理解。
一般说来﹐起于暴力反抗的开国元勋们﹐多为沙场英雄﹐多有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常常表现为一种伦理精神﹐一种感人至深的道德情操。
─它可能是一种献身精神﹐一种英勇气概。能够从刀口枪尖上滚过来的人﹐能够从枪林弹雨中冲出来的人﹐还畏惧什么﹖
─它可能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种吃苦耐劳的质量。能够从居无常所﹑食无常饱﹑衣无常暖的征途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样的苦吃不了。
─它可能是一种团队精神﹐一种战友情怀。长期生活在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斗群体中的人﹐最知道什么叫集体主义﹐什么叫袍泽之情。一个自己把生命托付给别人而别人也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最知道什么叫情深似海﹐什么叫义重如山。
……
上述这些以长期战争磨砺为背景的伦理精神﹐在彭德怀身上表现得尤为充份。
彭将军勇冠三军﹐历经数百战﹐身先士卒﹐破关斩将。红军打开于都城时﹐第一个登上城墙者﹐不是别人﹐正是军长彭德怀。八路军进攻关家瑙时﹐抵敌最近的举望远镜者﹐也不是别人﹐也正是副总司令（实际行使总司令职权）彭德怀。朝鲜战争时﹐林彪不敢领兵﹐彭德怀敢领。庐山会议时﹐别人不敢摸老虎屁股﹐又是彭德怀敢摸。
彭将军的艰苦奋斗精神也表率全党﹐用朱老总的话说﹐“谁也比不过他”。在红三军团中﹐军团长与马夫同吃一锅饭。在八路军总部里﹐副总司令与战士同食山野菜。即便野菜﹐他也不准战士在村子附近处挖﹐而让他们到较远处挖﹐不与民争食﹐既克己﹐又克军。当他被打成坏人的消息传到太行山时﹐老百姓们死活不相信。(6)
打下江山后﹐他仍然是粗茶淡饭﹐轻车简从。住进中南海后﹐他又大骂某些将军干起“选妃子”的臭烂事(7)﹐竟把全军最漂亮的文工团员送进新华门里的跳舞场。
“三陪”是今天的话﹐可其中的“陪舞”对于这个党的高层来说﹐就不只是今天才有的事。军中粉黛﹑党中佳丽陪首长跳舞﹐就曾是一种由延河水畔延续到中南海里的娱乐传统﹐或说是一种实行多年的“保健制度”。那位曾骂彭将军是“伪君子”的主席大人﹐就十分乐于此道。他老人家从陕北舞到北京﹐从中年舞到老年﹐一直舞到“快三”﹑“慢四”舞不动时﹔兴致最高期间﹐隔三差五﹐便于群芳簇拥中左搂右揽﹐跳到不亦乐乎处。彭将军对此深为轻蔑且厌恶﹐曾一怒之下把众多陪舞者通通逐出新华门外。可以想象﹐他的这一举动﹐不知要得罪多少"党头”﹑“军头”。
彭将军秉性鲠直﹐不喜交际﹐常给人以不近人情﹑不易相处的印象。但事实上﹐他心肠炽热﹐作战讲风格﹐待人重情义。
长征途中﹐彭将军直接指挥了遵义之战全过程。仰攻娄山关时﹐他命自己亲领的三军团破关开路﹐而让友邻部队跟后前进。夺取遵义城时﹐他又让三军团去攻有内外两套城墙的老城﹐而让一军团去打没有城墙的新城。迎战吴奇伟援兵时﹐他又让三军团正面冲杀﹐而让一军团侧面出击。三战下来﹐三军团伤亡过半﹐每连兵力多者五六十人﹐少者四﹑五个班﹔四位团长﹐两位负伤﹔十二位营长﹐六位伤亡﹔“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8)许多年过去了﹐谈到遵义之战时﹐许多当事人只说毛主席如何运筹帷幄﹐而不说彭将军如何纵马阵前﹑如何顾全大局﹔与此相应﹐许多后来人也只知毛主席的中央红军大获全胜﹐而不知彭将军的红三军团损失惨重。
过雪山时﹐彭发现属下孙毅（后为解放军中将）没有食物﹐当即把自己的干粮一分为二﹐一人一半。四十六年后﹐孙将军回忆道﹕“这件事我终身难忘﹐彭总那颗朴实和善良的心﹐清澈可见。”(9)
远征新疆时﹐彭听到部下汇报昔日西路军女战士被杀﹑被俘﹑被奸﹑被卖的遭遇时﹐不禁泪如雨下﹐呜呜不能成语。(10)将军也是感情中人。
视察西南三线建设途经大渡河时﹐彭将军触景生情﹐“两眼含泪﹐凝视着波涛翻滚的河面”。随行人员找到当年的一位老船工﹐彭急步上前﹐代表当年所有乘船红军﹐向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一躬。(11)将军也是知恩知义人。
彭将军无疑是很有道德情操的﹐故而也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因此﹐要彻底地打倒他﹐就必须相应地做这方面的文章﹐泼其污水﹐栽其赃物﹐以抹黑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形象。这也正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庐山上大行其道的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中常见的那种阴柔克刚强的事。
注解：
(1)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三卷第三章第五节﹔参见《彭德怀传》﹐第十七章第五节。
(2)参见《长江日报》1994年9月22日。
(3)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67页。
(4)引自﹕同(3)﹐第275页。
(5)引自﹕同(3)﹐第248-252页。
(6)参见《彭德怀传》﹐第290-291页。
(7)参见﹕同(3)﹐第342页。
(8)引自﹕同(6)﹐第132-133页。
(9)引自﹕同(6)﹐第137页。
(10)参见陈海涵《在彭总指挥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246页。
(11)参见景希珍口述﹑丁隆炎整理《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9页。
【27】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阴柔之道﹐还体现于一种姑且叫做“除悍禁暴﹐摧阳折刚”的执政原则。前述“机会主义”﹑“伦理主义”等斗争策略主要被用来整治政敌﹐此一执政原则主要被用来统治臣民。
专制制度对其治下臣民的性格类型是有所选择的﹐即需要柔弱而排斥刚强。在专制君主看来﹐理想的臣民应该是那种怯懦恭顺﹑畏首畏尾的人﹐而不是那种直言骨鲠﹑敢作敢为之人。他们最敌视那些强悍刚勇﹑遇有不平则勃然而起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比如﹐面塑艺人要想随心所欲地揉捏出各种形状的面人﹐就不能让面团里存有石子砂砾等硬物。同理﹐专制统治者要想随心所欲地趋使治下臣民﹐也不能允许他们中存有敢于犯上的硬汉﹑敢于出头闹事的强悍之徒。
“除悍禁暴﹑摧阳折刚”这一执政原则从理论上说﹐可追溯到荀子和韩非子的著述中。荀韩两夫子可说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的理论奠基者﹐堪称中国史上的百帝之师。尤其韩非﹐大讲“法”﹑“术”﹑“势”﹐把许多中国皇帝都给教坏了。颇有讽刺意义﹐韩夫子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奉献给了专制主义制度﹐而且把自己的脑袋奉献给了专制主义制度﹐他本人成了秦国专制者的刀下之鬼。
荀子对于社会中那些敢于争斗的人很不以为然﹕“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懮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王之所不畜也。”(1)
荀子还主张﹐要建立“大化至一”的理想社会﹐就必须做到“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即要把那些“暴悍勇力”者“化”为拘谨恭顺之辈。(2)
荀子还记述了孙卿子对秦国风俗的赞誉﹐称秦国老百姓为“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称秦国官吏为“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3)秦国是当时最专制的国家﹐其君主最为专断﹐其臣民最为恭顺。换言之﹐在其社会内部﹐暴悍勇力者最为少见。
韩非子则大讲“法”与“私”的对立﹐力倡兴“法”灭“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道私者乱﹐道法者治。”(4)
其“法”﹐指的是专制集权之法﹐即要求国人言论一律﹑行为一律之法。
其“私”﹐与“法”正相反对﹐指的是臣民的独立言论和独立行为﹐故不容于专制集权之法。在韩非看来﹐最具反叛性的“私”有两种﹕
其一为“私学”﹐以儒士为代表﹐“儒以文乱法”﹔
其二为“私剑”﹐以游侠为代表﹐“侠以武犯禁”。(5)
前者是民间社会的文化强者﹐后者则是民间社会的武力强者。两者都是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物﹐故而都要为这个制度所打压。
荀韩之后﹑秦国以降﹐各朝各代的专制主义统治者﹐都奉行这种除悍禁暴﹑摧阳折刚的统治原则﹐并呈越除悍越严厉﹑越禁暴越彻底之势。到了公元1959年﹐此一除悍除到了庐山会议上﹐此一禁暴禁到了彭将军身上。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彭德怀无疑是最显强悍个性或最有阳刚气度之人。不过﹐从那位说一不二的主席大人方面来看﹐彭德怀又无疑是最不听话或最有反骨之人﹐并因而是最应除掉之人。
彭生性叛逆。九岁时﹐他就一脚踢翻祖母的鸦片烟锅﹐犯了孝道﹐事后险些被宗族祠堂按家法沉潭。(6)
十五岁遇家乡大旱﹐他领头反对地主富商囤积居奇﹐强吃排饭﹐事后险些被团防局以“聚众闹事﹑扰乱乡曲”罪名捕获。(7)
十八岁入湘军后﹐他抱团结社﹐立志杀富济贫﹐先是自作主张﹐秘杀劣绅欧盛钦﹔后又另树大旗﹐率部反叛国民政府。
加入中共队伍后﹐他骨鲠依旧﹐遇有不平仍是拍案而起﹐前有臭骂李德﹑怒斥王明路线之事﹐后有冷拒刘少奇﹑热撞毛泽东之举。不过﹐两者后果不同﹕犯上于王明路线没给彭带来多大问题﹐仍当他的司令﹔犯上于毛泽东权威则给彭带来巨大灾难﹐最终沦为毛的囚徒。
“性格即命运”这句格言﹐虽有些大而化之﹐但不全无道理。(8)彭将军的叛逆性格既激使他在群雄并起的战乱世道中打出一片天地﹐又致使他在一雄独尊的专制体制下蒙受奇耻大辱。他既因好犯上而崛起﹐又因好犯上而落难。彭的叛逆性格即他的荣辱命运。
彭将军曾给自己下过一个评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9)他所说的“本性”﹐自是包括他的“好犯上”的性格。
问题是﹐当此本性未移而江山已改时﹐就会发生适应性困境。江山未定时﹐大家都可以争当天下英雄﹐一些人若“好犯上”﹐倒有可能成就他们的英雄事业。江山一统后﹐就只有一个人即最高统治者可以独称天下英雄﹐至于其它人若还要“好犯上”﹑还要显示他们的英雄气概﹐就只会自取羞辱﹑自讨苦吃了。
对于这一点﹐林彪看得很透﹐也讲得很白。他在庐山非难彭德怀时说过这样一些话﹕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毛主席才是真正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10)
这个党﹑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大英雄﹑一个大丈夫﹔而任何想与之争雄者﹑想与之斗气者﹐都不能与之并立于党﹑并立于国﹐都会被列入除悍禁暴之对象。
具有讽刺意义﹐在1970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正是这同一个林彪于这同一个地方忘了他十一年前批评彭德怀的话﹐居然也想在毛泽东面前闹一闹独立性﹑显一显英雄气。
毛泽东说不设国家主席﹐他林彪硬要设国家主席﹐并组织起了一支上前吆喝叫阵的队伍﹐有文有武﹐蔚为壮观。
可结果正应了他本人早先说过的话﹕“自古两雄不能并立”。一座庐山容不下两只老虎﹐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主席﹕党主席与国家主席。在毛暴然反扑下﹐林不得不灰溜溜下山﹐偃旗息鼓﹔后又急慌慌出逃﹐“折戟沉沙”。
对于不能向毛泽东挑战这件事﹐彭将军既认识不到﹐也做不到﹐故而不得善终﹐关押至死﹔林彪认识到了﹐开始也做到了﹐最终却做不到﹐故而也不得善终﹐亡命他乡﹔但有一个人﹐既认识到了﹐又自始至终地做到了﹐故而得以善终﹐老病而逝。这后者便是曾名满九州岛的周恩来总理。
据李锐记述﹐当时在对彭将军围斗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态度不算严厉﹐但说出的话耐人寻味。他在8月1日常委会上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插话(11)﹕
他指责彭﹕“你的骨头是犯上”﹔
又告诫彭﹕“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
并反问彭﹕“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
周的上述“指责”﹐的确抓住了被指责者的真实性格特征。
周的上述“告诫”﹐也的确道出了告诫者本人的真实性格特征。
周的上述“反问”﹐让人觉得似乎就是彭将军曾经指责周的话。
在中共历史上﹐周公的驯服性与彭总的叛逆性形成鲜明对照。周公言行如一﹐真正做到了“驯服”。广义地说﹐他做了党的驯服工具﹔狭义地说﹐他成了毛的驯服工具。
自毛泽东主持中共大局后﹐周一直甘当配角﹐并不遗余力。搞“大跃进”时﹐他竭力配合过毛﹔搞“文化大革命”时﹐他又竭力配合过毛。打倒彭德怀时﹐他举过手﹔打倒刘少奇时﹐他又举过手。
并且﹐他对毛的支持﹐既有实干精神﹐又讲谦让风格。当吃苦事送上来时﹐他急步抢到毛的身前﹔当闪光灯亮起来时﹐他又侧身隐入毛的背影中。
当然﹐他也闹过一些独立性﹐但几乎每次都以克己服毛而告终。例如﹐他曾反对毛的“冒进”﹐但当听到毛的怒斥声时﹐便检讨不迭﹐自己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参见本书第16节）。
在人们对周恩来的赞誉中﹐最常听到的话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这种说法基本正确﹐但有些大而化之。人们还可进一步追问﹕忍谁之辱﹖负谁之重﹖顾谁之大局﹖
这些问题自是要涉及到他的老上级﹕周公固然有忍“四人帮”之辱的成份﹐但更多是忍毛泽东个人之辱﹔固然有负党组织重任的成份﹐但更多是负毛泽东个人之重任﹔固然有顾全党和国家大局的成份﹐但更多的是顾全毛泽东个人之大局。
周公屡屡为毛公拾遗补缺﹐收拾烂摊子﹔屡屡为毛公遮羞盖丑﹐张罗破门面。如果离开周公倾力相助﹐很难想象毛公还能够搞出那么多名堂﹐还能够硬撑那么长时间﹔很难想象毛公在制造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之后居然不倒台﹐在制造出殃及几万万人的大浩劫之后居然不垮掉。周公所作所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既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
可见﹐在如何对待毛泽东问题上﹐周恩来与彭德怀是迥然不同的。借用周的话说﹐前者最突出点是“驯服”﹐后者最突出点则为“犯上”。正因此﹐前者能够常侍于毛的身旁﹐后者则不能久留于毛的面前﹐不少中共老人在谈到庐山彭毛冲突时﹐常常流露一种惋惜之情﹕
如果﹐怎样怎样﹔那么﹐就不会如此如此。
实际上﹐彭毛不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一个刚正不阿﹐一个不容异己﹐势如冰碳水火。彭不发难于庐山﹐也会发难于他山。毛公不在此地整彭﹐也会在彼地整彭。事情至此﹐远未结束。毛不仅要将彭打倒﹐而且不准彭翻身﹐一旦整倒他﹐就不会再让他站起来。
毛泽东在拒斥彭德怀等人力谏后﹐一意孤行﹐硬闯蛮干﹐你说不可行我偏说行﹐你说不能干我偏要干﹐结果把“大跃进”变成了大灾难﹕
国民经济倒退十年﹐竟倒退到建国初期水平以下﹐三年折腾抵上百年战乱﹔
全国人口损失数千万﹐竟相当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伤亡总数﹐─内懮甚于外患。
毛泽东在制造了这样大的浩劫﹑作了这样大的孽之后﹐有何举措呢﹖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他人﹖尤其是怎
样对待那些事前曾劝阻过他并且事后被证明为正确的人呢﹖此时﹐他可作这样一些选择﹕
上者﹐不胜羞愧﹔
中者﹐不觉痛悔﹔
下者﹐不思悔改﹔
下下者﹐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加害于人。
结果﹐老人家选择了下下者﹐1962年初﹐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坐在台上﹐迫于压力﹐承认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但到了台下﹐又发自内心﹐大加赞赏林彪那一通把他老毛的责任推得一乾二净的讲话（参见本书第13节）﹐并对那些敢在会上抱怨“大跃进”过失的人耿耿于怀﹐埋下了日后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予以报复的种子。
同年九月﹐中共又开八届十中全会﹐确定执政党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表明他由大搞经济建设转为大搞政治斗争﹐从七千人大会以来的守势地位上转到此时的攻势地位上﹐即又可从另一角度出发来批判人﹑整治人。
他说到做到﹐还未等此会结束就一连抓了三个“阶级斗争事件”。其中第一个事件﹐就是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另外两个事件﹐分别为批判邓子恢等“刮单干风”和批判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本来毛彭庐山之争已由事实作出裁决﹐谁是谁非已然明了。可是﹐毛拒不向彭认错﹐拒不给彭平反。他告诫手下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12)刘少奇也在七千人大会上讲﹕“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13)
不仅如此﹐毛及其追随者还对彭打击有加﹐迫害升级。
例如﹐庐山会议问彭是不是“从国际取了点经”﹑是不是“闻了人家的气味”这些质疑性说法﹐到了此时便被升格为“里通外国”这一确定性罪名。昔日抗日民族英雄如今被说成是投靠苏修的内奸﹐尽管说者心里很清楚此人连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彭将军为此“心胆俱裂”。(14)
又如﹐庐山会议后﹐彭只是被调离现职﹐仍享有政治局委员待遇﹔只是被迁居京郊﹐仍享有个人行动自由。到了“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亦即彭意见被事实证明为正确后﹐他反而受到更严厉的对待﹐参加中央会议权利被取消﹐驻地被监管﹐行动被跟踪﹐交往被限制。彭将军实已被软禁起来﹐实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15)
毛如此对待彭﹐使人不禁想起袁绍如何对待田丰之事(16)﹕
袁绍欲发兵攻曹。谋士田丰尽陈弊害﹐竭力劝阻。袁绍听之不悦﹐将田囚入牢中﹐遂率大军南征。果不出田丰所料﹕经白马﹑延津﹑官渡数战﹐袁绍不敌曹操﹐大败而归。此时﹐有人向田丰道贺﹕先生料事在先﹐“君必见重”。田不以为然﹕“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又不出田丰所料﹕袁兵败后﹐恐为田耻笑﹐非但不重用他﹐反而将其诛杀。他这是由败而羞﹐由羞而恼怒﹐由恼怒而不容人﹐尤不容那种已被事实证明为比他袁绍高明的人。史家陈寿评之﹕“绍外宽雅”﹐“而内多忌害”。
毛公何尝不也如此﹐当自己执意导演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不仅不去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去竭力加害那些曾劝阻过自己不要犯此错误的人。他容不得党中国中有比他毛泽东更正确的人﹐容不得党中国中有向他毛泽东显示刚勇气概的人。
不过﹐毛彭之争与袁田之争不尽相同。两者有相似处﹐亦有不相似处。相似处在于毛堪比袁﹐不相似处在于彭不及田。
此“不及”指的不是刚正不及﹐而是算度不及。彭尽管也能发现毛一意孤行错误﹐并且也能直言相谏﹐但未能认识毛在铸成大错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他人的政治品性﹐相反还对他报有许多良好期望﹐故就不如田谋士了。
当彭目睹“大跃进”惨重失败后﹐并看到中共中央为补救这一过失而发布的《十二条》﹑《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时﹐竟天真地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因实践而得到解决。”(17)
彭将军不仅有如此天真的想法﹐而且作出一些天真的举措。
1961年﹐中国还未从“大跃进”的浩劫中摆脱出来﹐仍是一片破败景象。彭德怀却于当年九月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农村考察。
彭此举就客观效果来说﹐无疑是去翻看毛搞经济建设的失败记录﹐无疑是去端详毛胡乱折腾出来的破疤烂疮﹐故很难为毛所快。彭似是不明个中隐情而行事﹐结果屡碰钉子。
下乡调查前﹐彭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见见面。毛答复﹐现在不见﹐回来再见。待到返京后﹐彭又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谈一谈。毛此次连个答复也不给了。(18)
彭本想为党再做一点调查工作﹐再提供一些真实情况﹔但没想到所获得的回报﹐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他的罪名大大加重。他又本想向党提出申诉﹐请予澄清自己的问题﹔但又没想到所获得的响应﹐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的此举定性为向党发动“新的进攻”。
可见﹐彭德怀虽能够发现毛在政治举措上的许多弊端﹐却很难认识毛在内心深处里的一些弱点﹐如陈寿所说的那种“内多忌害”弱点﹔故而一方面对其牢骚满腹﹐另一方面又对其存有希望﹐仍愿意向其提意见﹐仍愿意向其作申诉﹔结果不断遭其打击﹐不断受其凌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及田丰对袁绍的认识。田一眼就把袁看穿﹐彭则历经磨难才把毛看透﹐才在临终前要拒吃“毛泽东的饭”﹐要拒服“毛泽东的药”。
不过﹐话说回来﹐彭德怀毕竟属猛将而非谋士﹐难免刚勇有余而算度不足。
借用前文所引韩非之言﹐彭将军可被排入“私剑”之列﹐田谋士则可被排入“私学”之列。前者以刚勇气概直逼专制君主﹐后者则以独立见识洞察专制统治者。
实际上﹐在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中﹐既有“私剑”者﹐如彭本人﹔也有“私学”者﹐如党内大秀才张闻天。后者以见识为长﹐能够把毛这样的专制者看得很透（参见本书第25节）。1949年后﹐在整个中共内﹐敢于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者﹐唯彭德怀将军一人。彭无疑是中共高层中最具有刚勇性格的人﹐故也是毛泽东主席最不能容忍的人。彭要保持自己有话直说的一贯作风﹐毛要确立自己说一不二的专制权威﹐于是﹐两者间的对立乃至冲突成不可避免之势。1959年庐山会议﹐则为这种冲突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人事机缘﹐于是﹐有了彭德怀的“意见书”与毛泽东的“反右倾”之争﹐有了庐山上的“龙”与“虎”之斗。结果﹐彭被打倒﹐毛又一次获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又一次打破执政党内部力量所给予他的制约。
1934年江西广昌﹐当最能打恶仗的红三军团都顶不住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时﹐红一方面军就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
25年后江西庐山﹐当最敢讲真话的彭大将军都挡不住毛泽东主席的蛮干时﹐中国老百姓就只剩下挨饿这一条路了。
这同时意味着﹐打这以后﹐中共高层内就再也不会有人敢站出来公开指责毛泽东了﹔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任他折腾﹐任他折腾完中国经济﹐再折腾中国政治﹐干完“第一件大事”﹐再干“第二件大事”。
注解:
(1)《荀子﹒荣辱》。
(2)《荀子﹒议兵》。
(3)《荀子﹒强国》。
(4)《韩非子﹒诡使》。
(5)《韩非子﹒五蠹》。
(6) 参见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组﹑文学组《平江起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7)参见《彭德怀传》﹐第一章第二节﹔参见《彭德怀自述》﹐第4页。
(8)性格仅是命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份条件。人们可以说﹐若要成就大业﹐就须具备坚强性格﹔但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具备坚强性格﹐就能成就大业。
(9)参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1页。
(10)参见﹕同(9)﹐第252﹑282页。
(11)参见﹕同(9)﹐第249页。
(12)参见《彭德怀传》﹐第683页。
(13)参见﹕同(2)﹐第678页。
(14)参见﹕同(2)﹐第678─679页。
(15)参见﹕同(2)﹐第685页。
(16)陈寿《三国志》卷六﹐传第六。
(17)参见﹕同(2)﹐第668页。
(18)参见﹕同(2)﹐第668﹑677页。
1962年，对于毛泽东治下臣民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年份，既不是肚子最饿的年份，“黑色六零年”刚过去不久；也不是世道最乱的年份，“红色六六年”还得等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