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http://www.xj71.com/2009/0108/514418.shtml
徐景贤
〖摘要〗
春桥、文元同志：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没有被邀，可是这几个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师傅接去，又要请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结果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们，“阿大气得把京西宾馆的房门‘砰’地踢了一脚，马振龙他们还算识相，乖乖地去困觉了。”（金祖敏的原话）
第二次请客时，人大会议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以为是给上海代表团集体使用的，在三叉戟专机准备好以后，即打电话给京西宾馆找陈阿大（上海民航平时归工交组领导），问在专机上要预备些什么吃的东西。陈阿大接到电话，一听派了专机，而自己却坐火车回沪，马上火了，在电话里说：“没有我的份！什么也不要准备！”气得把电话挂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他还对其他几个人大代表发牢骚，鼓动了好些人都争着要坐专机。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况不妙，就扯谎说领导同志还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谈话，让这几个人留下，叫代表团其他人乘火车先走。其实，代表团刚走了一小时，他们几个就登上三叉戟专机飞回上海了。（他们还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飞机，金英同志怎么会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团的火车抵达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车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了底拚命要我也扯谎，向代表们说秀珍他们刚到，其实他们早已在上海过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象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
人大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诉我；而是金祖敏同志这次调北京前，因对陈阿大有意见，才对我说了一些；冯国柱所谈的情况，则是我个别向他问起花师傅的表现时，无意说出来的。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小廖电告秀珍，要我们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补中委们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没有动静，就陆续睡了。凌晨一点半，忽然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从睡梦中爬起，到京西楼下一看，小廖开了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了。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车直驱钓鱼台。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设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还请大家喝湖南长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间，大家还争着抢朝鲜送来的大梨，大苹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问肖木到那里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后，大家还一起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时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楼的套间中，又一次设宴请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冷盘热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陈年茅台（女服务员小张夸口说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酿的茅台少好几杯）。席间，秀珍和祖敏为了长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争着索要。小廖说：“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张敬标对我说：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此外，听说洪文同志还在钓鱼台分别接见、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张振亚从北京开全国体工会议回来，还说洪文同志请他吃饭，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写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镜头。”（张振亚语）当然，我所知道的这类请客吃饭的事，仅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上是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对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这次万人体育馆的改建，黄涛明明是有意见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过，但他在会上讨论时却积极表示要改建，甚至还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面装电梯，以方便首长。等到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后，洪文同志连夜两次打电话来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桥同志在和马老通电话时又指示不要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这些马老都告诉了黄涛，而在这以后黄涛却又和小廖通电话，建议还是要按洪文同志原来意见，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大改。小廖请示后没有答复。以上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我的，他对黄涛此举也隐隐表示不满。黄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打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他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
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问他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目，并说是洪文同志那里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上海时我发现他对香港片特别有兴趣，对《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低级庸俗的喜剧片津津乐道，对某些有严重错误的影片不能鉴别，反而认为是好影片。在他说来，当然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后，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滥，听秀珍同志说：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这话说得多轻松。有些电影他还要一看再看，例如《战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过很多遍，这种影片里那么多下流镜头，多看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小廖这样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为会泳同志告诉过我拍摄乐队时用光有特点，可是这次在洪文同志那里观看时，还看到许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镜头，小廖在一旁说：“这部影片我们看过好几遍了，第二本已经放坏，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过去。”我不禁在想：他们看过好几遍的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么？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请中委，候补中委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过去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几部反动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若干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摄反动头子蒋介石如何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对周围致敬的人频频答军礼，前呼后拥，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气派。小廖在一旁向我们介绍说：“象这样一类影片，我们还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跑马厅开欢迎大会，蒋光头登台发表演说等等，什么都有！”
景贤上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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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徐景贤
〖摘要〗
春桥、文元同志：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没有被邀，可是这几个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师傅接去，又要请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结果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们，“阿大气得把京西宾馆的房门‘砰’地踢了一脚，马振龙他们还算识相，乖乖地去困觉了。”（金祖敏的原话）
第二次请客时，人大会议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以为是给上海代表团集体使用的，在三叉戟专机准备好以后，即打电话给京西宾馆找陈阿大（上海民航平时归工交组领导），问在专机上要预备些什么吃的东西。陈阿大接到电话，一听派了专机，而自己却坐火车回沪，马上火了，在电话里说：“没有我的份！什么也不要准备！”气得把电话挂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他还对其他几个人大代表发牢骚，鼓动了好些人都争着要坐专机。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况不妙，就扯谎说领导同志还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谈话，让这几个人留下，叫代表团其他人乘火车先走。其实，代表团刚走了一小时，他们几个就登上三叉戟专机飞回上海了。（他们还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飞机，金英同志怎么会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团的火车抵达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车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了底拚命要我也扯谎，向代表们说秀珍他们刚到，其实他们早已在上海过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象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
人大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诉我；而是金祖敏同志这次调北京前，因对陈阿大有意见，才对我说了一些；冯国柱所谈的情况，则是我个别向他问起花师傅的表现时，无意说出来的。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小廖电告秀珍，要我们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补中委们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没有动静，就陆续睡了。凌晨一点半，忽然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从睡梦中爬起，到京西楼下一看，小廖开了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了。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车直驱钓鱼台。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设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还请大家喝湖南长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间，大家还争着抢朝鲜送来的大梨，大苹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问肖木到那里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后，大家还一起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时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楼的套间中，又一次设宴请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冷盘热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陈年茅台（女服务员小张夸口说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酿的茅台少好几杯）。席间，秀珍和祖敏为了长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争着索要。小廖说：“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张敬标对我说：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此外，听说洪文同志还在钓鱼台分别接见、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张振亚从北京开全国体工会议回来，还说洪文同志请他吃饭，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写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镜头。”（张振亚语）当然，我所知道的这类请客吃饭的事，仅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上是较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对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这次万人体育馆的改建，黄涛明明是有意见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过，但他在会上讨论时却积极表示要改建，甚至还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面装电梯，以方便首长。等到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后，洪文同志连夜两次打电话来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桥同志在和马老通电话时又指示不要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这些马老都告诉了黄涛，而在这以后黄涛却又和小廖通电话，建议还是要按洪文同志原来意见，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大改。小廖请示后没有答复。以上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我的，他对黄涛此举也隐隐表示不满。黄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打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他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
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蚶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问他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目，并说是洪文同志那里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上海时我发现他对香港片特别有兴趣，对《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低级庸俗的喜剧片津津乐道，对某些有严重错误的影片不能鉴别，反而认为是好影片。在他说来，当然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后，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滥，听秀珍同志说：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这话说得多轻松。有些电影他还要一看再看，例如《战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过很多遍，这种影片里那么多下流镜头，多看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小廖这样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为会泳同志告诉过我拍摄乐队时用光有特点，可是这次在洪文同志那里观看时，还看到许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镜头，小廖在一旁说：“这部影片我们看过好几遍了，第二本已经放坏，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过去。”我不禁在想：他们看过好几遍的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么？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请中委，候补中委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过去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几部反动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若干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摄反动头子蒋介石如何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对周围致敬的人频频答军礼，前呼后拥，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气派。小廖在一旁向我们介绍说：“象这样一类影片，我们还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跑马厅开欢迎大会，蒋光头登台发表演说等等，什么都有！”
景贤上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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