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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绝招”——说谎大师打造说谎王国》（一）
·ｆｏｒｔｈｅｌｙｓ·
前言
《毛泽东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绝招”——说谎大师打造说谎王国》这几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文稿”的时间顺序书写的，从１９５３－１９５９年期间，是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理论、政策方针、特别是他的亲身实践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时期。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作者在文章中虽然做了一些剖析，但不敢说精确恰当，贵在把宝贵的原始素材原汁原味地摊开在读者面前，见仁见智，可以各取所需，各抒己见。有些少量的引文，粗看好象文不对题，但越往下看就会看出它的玄机奥秘，使你产生有言在先的感悟了。文章的副标题，都带＂＂，那是当时中国的劳苦大众从他们的切身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苦涩幽默！
在中国，直到现在，对毛泽东的功过还是＂指头论＂占统治地位，如果略有微词，小则视为离经叛道，大则有文网之灾。忘记了是哪位哲人说过，一个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盲目的没有前途的民族。每念及此，我不禁怀杞人之忧，所以在耋耄之年，把自己的经历与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聊备后人参鉴。
本文共分三章：（１）农业生产合作社——“金桥不如独木桥”（２）大跃进（“大要命”）（３）人民公社——“一大二空”
一、农业生产合作社——“金桥不如独木桥”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的谈话》中说：“……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这与毛泽东过去说的干革命没有笔直的路可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见稿四，第３５７页）毛泽东知道，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他又嫌那样太慢，而且是痛苦的。那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快吗？不痛苦吗？当时人们对这样问题的考虑不多不深，盲从了毛泽东的观点。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观武断违背了客观规律，一切搞社会主义农业的国家，都吃了苦头！毛泽东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见稿四，第３５９页）毛泽东要靠变更所有制来发展生产力，他的信心来自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年，那时一个残破衰弱贫穷落后不堪的旧中国，由于物极必返而爆发出一派新气象，许多人都产生了幻觉，从而使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使他的唯意志论也大大发展了，只要他一决策，就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但是为时不久，经济上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弊端已开始暴露，而毛泽东或者对之视而不见，或者虽见而不警觉，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斗争，在保护权力、扩大权力上用劲。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社会主义撞上城墙了。早就有人说，只有资本主义能救中国，但有人说那是反革命言论！没办法，就等实践这个公正的裁判员来裁判吧。
１０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关于重要土产和副食品经营问题给××、×××的信》中说：“……我们对德国（制东德——引者）应当全力帮助，……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见稿四，第３６２页，着重点是毛泽东加的）毛泽东一向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中国人，善心普照，风格很高，未可厚非。若没有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中国人打肿脸充胖子还不知要到什么程度呢！
１２月７日，１３日，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中有：“……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他能防止分散主义，他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见稿四，第４０７页）毛泽东的话实在感人，只可惜这都是对别人的要求，而他自己例外，他会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掌握最高权力以后，他最关心的就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十分害怕“个人的英雄作用”。他鄙视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但他实行的是封建阶级“崇高”的个人专制主义。美其名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口口声声要防止的是分散主义，却避而不谈要防止个人专制主义！
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８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中说：“……二、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见稿四，第４５２页）这真是“天方夜谭”。说高岗的“黑暗面发展”了，当然是他的内因起了作用，但毛泽东还觉得意犹未尽，替他找到外因——资产阶级的罪恶，但是没有任何证据，纯属诬陷，是给资产阶级栽赃，极不光彩。然而资产阶级是敌对阶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关于游泳池建造费由稿费中支出给刘少奇等的信》中说：“……江青此信（内容是江青“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引者）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旧币，相当后来的人民币五万元，——引者）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见稿四，第４８３页）看官，这幕滑稽戏能引起你好笑还是好叹呢？夫人“擅自”，已做检讨，知错就改，好；修建费由自己的稿费开支，清白了；游泳池封闭不用（真的吗？），说明当初并无此需要。这里联想到毛泽东多次对其亲戚朋友解囊相助，都说用稿费开支，他到底存了多少稿费？他的稿酬有无标准？由谁决定？知情者可否见告于民？写到这里，突然发现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文摘报》上的一篇短文《读毛泽东的家庭生活账》，提到“毛泽东５０年代的稿费就达１００万元”。又据《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提供的资料：“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啊！５０年代毛泽东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他应该算哪一个阶级？他可算新中国的首富了吧？是新中国让他一个人先富起来，作为他对革命有功的回报，对吗？
６月４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最后一段说：“……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也好，现代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见稿四，第５０７页）好啊！毛泽东如果真的照他所说的做下去，那该多好，就不致于发生以后的倒行逆施，也就没有我这些议论了！
９月，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在我们的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见稿四，第５４８页）毛泽东言之过早了，苏联的道路现在连他们自已都不走了，不是不想走，是越走越不通的死路一条。有人说：毛泽东死而有知，将如何自圆其说呢？不用当心，用辩证法辩它一辩，照样是只有他掌握了真理！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玩弄阴谋手段。……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见稿五，第６２页）毛泽东讲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地方不少，讲得头头是道，十分入耳，但是，他的实践却越来越与他的说教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毛泽东反独裁无异于说狮子老虎要吃素了。
３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中说：“……中央到１９５３年才发现他们（指高、饶——引者）的阴谋，在此以前也是被骗的，瞎了眼睛，这种瞎眼睛的事还不少。”（见稿五，第７４页）毛泽东也瞎了吗？真瞎还是假瞎？是不是装聋作哑，等到瓜熟蒂落？＂这种瞎眼的事还不少＂在暗示什么？毛泽东又说：“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有作用，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见同上）不要误会，以为毛泽东十分谦虚，须知这些话是对别人说的，他本人除外。“……没有你，地球还是照样转，事业照样在进行，也许还要做得好些”。（见同上）不错，公鸡不打鸣，天照样会亮。在这问题上，毛泽东说了实话，但是否嘴对着心？只有他自己知道！
５、６月间，毛泽东在《关于编辑发表胡风问题材料的批语》中说：“……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我以为应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见稿五，第１０９页）批胡风运动中，毛泽东要借机做一点文章进去，一语道破了玄机！他要做什么文章？请往下看。
通读５、６月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以及文稿对毛泽东此文的注释，可以了解所谓胡风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毛泽东在处理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和他所做的文章。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十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获得毛家独鸣，万马齐喑的“伟大胜利”，知识分子沦为贱民阶层，（少数人例外）多少人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此文太长，引用不便，有心者可以找全文看看。
６月３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见稿五，第１４９页）毛泽东毫不隐埋他的动机，——反胡风事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知识分子和干部。毛泽东要整的又恰恰是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那些分子。大家不会忘记，毛泽东曾经为此而向知识分子“道歉”哩！现在毛泽东还是要杀鸡给猴看，并把反胡风问题扩大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美其名曰，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实际是封杀任何敢于发出不同意见的人。６月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的按语二中有：“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见稿五，第１５３页）整段文字妙不可言，无意中暴露了胡风集团的策略恰恰是从毛泽东那里贩买来的。当然，毛泽东会说，我的斗争策略是革命的，而胡风和其他一切使毛泽东不顺心的人搞的都是反革命的。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常常需要搞两面派，不，是多面派。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也需要有革命的几手吗？毛泽东还说：“三、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见稿五，第１５３页）不得了喽，“革命越胜利，敌人就越多越疯狂。”在毛泽东看来，１９５５年的中国内部是特务如麻了，不得了喽！毛泽东还说：五“……批判唯心论果然给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见批评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和困难’吗”？（见稿五，第１５３页）革命队伍里的人有没有矛盾和困难，要由毛泽东回答，但要说实话才行。如果说毛泽东没有感觉到胡风等人给他制造了矛盾和困难，他又何必那样大动肝火，亲自挥戈上阵与他们（敌人）拼杀呢？毛泽东又说：十七、“……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见稿五，第１５３页）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所发动的这一次反胡风运动是惊心动魄的。一个胡风竟使毛泽东惊心动魄，至于吗？危言耸听吧了？
６月，毛泽东在为编辑《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按文和注文中说：“……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见稿五，第１６８页）好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毛泽东怪用的手法，遗憾的是，只公布了胡风的自我批判，却不公布胡风的“罪证”——“三十万言书”，为何？答案在后面，“反革命分子和某些有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见稿五，第１６９页）请看，毛泽东批胡风何等的“气壮如牛”，而在接触到真凭实据的反革材料时，却“胆小如鼠”，不敢公诸于众，怕反革命分子及有反革命情绪的人，从中吸取教益！怪哉！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又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他还害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反革命炮弹，不去引蛇出洞，这实际是帮助了反革命分子，使他们减少了暴露的机会，有可能会长期隐蔽下来，使毛泽东抓不住，岂不十分失策吗？
毛泽东在《按语》一文说：“……我们的制度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见稿五，第１７１页）既然如此，胡风在他的问题还没有定性（罪）之前，可算人民一分子吧？他那时应有言论自由吧？毛泽东明知理亏，所以，他赶紧不惜笔墨来阐述所谓的人民内部的言论自由的界限。他说：“……我们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见稿五，第１７１页）。你看毛泽东说得明明白白，自由的言论只限于先进和落后之间，即劳动英雄与二流子之间，或奖勤罚懒的制度之间展开，超越这个界线，妄言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就会触动毛泽东的最敏感的政治神经系统，那就是异己分子，不是人民了，就要有灭顶之灾！
毛泽东又说：“……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做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见稿五，第１７３页）错了，“打小报告”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武则天时代；安装窃听器更是现代国家公开、盛行的秘密。毛泽东明目张胆地欺人说谎，说仅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使坏蛋们胆战心惊的“小报告”和窃听记录，这是给共产党摸黑，并不光彩。人们之所以爱“打小报告”，是因为“上有所好”，在毛泽东偏听偏信小报告的年代，当“小媳妇”的岂只是坏蛋。“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就是“小报告”盛行的效应吗。
７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见稿五，第２３４页）毛泽东真能夸张，可惜言之过早。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失败大于成功！叫人哭笑不得！＂它的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毛泽东又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见稿五，第２３９页）群众都是人，人与人之间有千差万别，党员、党组织说来应该是一样的，然而实际也是参差不齐。你可以都相信吗？可以盲从吗？做群众的尾巴吗？毛泽东最“相信”群众，所以搞了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又实行了群众专政，这都是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结果如何？靠人多势众，以势压人、整人是可以的、有效的，但只能是昙花一现！毛泽东的结局否定了他的说教！
毛泽东又说：“……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了，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下中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见稿五，第２４１页）在这里，毛泽东完全陷入主观主义的泥坑，以其所好强加在五亿农民身上。贫农确实是希望合作化，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富裕中农的赞助，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但富裕中农的“富裕”也只是相对而言，大多数人挤不出多少油水，他们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大方、慷慨，随便施舍。如果没有行政命令的压力，他们是不想吃亏的。尤其是当一些懒汉（合作化最积极的）靠集体多分配，少出劳的现象出现的地方，劳动积极分子，也就消极起来了，合作社、人民公社从热闹到不景气，到涣散，到最终垮台了。不是批了毛泽东的大耳光吗？强奸民意者，还不自省吗？
毛泽东又说：“……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追求数量的偏向”。（见稿五，第２４２页）毛泽东说得很对，要注意质量，不能片面追求数量，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十分重视的是数量，数量是硬指标，质量呢？据说可以慢慢提高。还说，没有数量哪儿来的质量。毛泽东就是这么说这么干的。
毛泽东又说：“……这几部分人（指：贫农；新中农间的下中农；老中农间的下中农——引者）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还是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见稿五，第２４４页）你看，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来自贫农，而贫农之所以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全是由于被剥削才贫穷，剥削制度废除了，贫农还是贫农，老贫农富裕起来了，又出现新贫农。贫农入社理应是互助合作，互利互惠的，然而，实际上在一个合作组织里却往往做不到这点，俗话说：“人上一百，样样俱全”。何况，穷人一旦富裕起来，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自己单干时，他们就对合作社不感兴趣了，消极怠工，二流子更不好好干。合作社就要名存实亡。有鉴于此，井冈山时代，曾有人要制造穷人促其革命化，失败了。现在毛泽东搞合作化，又把希望寄托在穷人身上（据他估计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又失败了。假如合作化没有失败，像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撑持几十年，毛泽东自然会高兴了。但结果呢？还不是一场空吗？一切违背客观规律的事物，靠行政命令，靠高压政策，只能畅行一时，终归是不行的，这些教训太深刻了！
毛泽东又说：“……由国家组织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见稿五，第２４９页）这是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政策，现在它的不良后果显示出来了！
毛泽东又说：“……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见稿五，第２４９页）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到现在无不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了！
毛泽东又说：“……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指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引者），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见稿五，第２５１页）好的，既不能像苏联那样的冒进，又不能爬行，这分寸只有毛泽东掌握得最好，那么，他的合作化高潮，人民公社化的节奏应该是恰到好处的了？事实又恰恰相反。既要快，又要慢，既要多，又要少，……对立统一法则，是毛泽东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圣教”，他自己常常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流露出自我陶醉，只有实践无情地给了他几个耳光，但他至死也不认错！
毛泽东在本文的第九段中，批判了据说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立场的同志，而为在新中国建立后，虽然吃过土改的胜利果实，但生活依然贫困的许多贫农，找到致富的灵丹妙药，就是赶快合作化。又是变相的杀富济贫，“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见稿五，第２５５页）实际结果是共同越来越穷。但照样有人喊“万万岁”！（要看整段文字及注解（１），可以更知其详——引者）
９月４日和７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说：“……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见稿五，第３５１页）必须树立就是要把领导意志强制施行，把贫农和下中农当中本来扶不起来的“天子”，也要硬扶上去，领导是被树立了，多少地方的事情，也就败在这些“天子”身上了！
９月２６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批语》中说了一些十分严厉的话，实质上就是把当时反对合作化中急躁冒进的人当做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看待了。（见稿五，第４００页）１０月７日，毛泽东又在《对×××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所谓：“农民苦”、“农民生产情绪低落”的人，是同资产阶级分子一鼻孔出气！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农民一点不苦，生产积极性很高！他“理直气壮”地驳斥了这种“谬论”！（见稿五，第４１３页）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对××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种明显的富农路线，……”（见稿五，第４１５页）历史无情，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事，居然在他死后变成现实，是人们故意嘲笑毛泽东吗？非也，实践证明，贫下中农路线走不通，它越走越穷，只能帮助二流子、懒汉躺在共产党怀里，“革命”到底，越穷越光荣。广大农民是最实际的，他们不管什么纲领、路线，他们最关心的是日子是不是过得越来越好，还是相反。
１２月６日，毛泽东《在中央十人小组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中加写的话》中说：“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见稿五，第４７２页）既然称为“重点对象”，那应该是有一个算一个，有多少是多少才对。为什么要来个百分之五？可见这个“反革命群体”是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圈化的。他惯用的预定的比例数字，是凭经验加主观判断得出的结果，背离了实事求是，漏掉坏人的少，冤枉好人的多，制造许多冤假错案，不足为奇。
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说：“……到１９６７年，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在较短时间内（例如七至八年）加以扫除。……”（见稿五，第４８６页）毛泽东是天生的乐观派，他“浮想联翩”，飘然羽化，畅行无阻，只可惜多了点浪漫主义，少了点现实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见稿五，第５０９页）孔夫子的经书只是薄薄的一小本《论语》，还不是他本人亲自撰写的，很可能没有得过什么稿费之类，怎能和“宏文四卷”——《毛选》——社会主义相提并论呢！孔夫子所宣扬的主义（姑名之曰主义），毛泽东做过许多品头评足，誉者有之，毁者亦有之。中国人受孔夫子教育的影响至深至巨，是好是坏，直到现在千多年仍在争论，而毛泽东是否也受孔教影响，只有他心里明白。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啥样子，没见过，不便妄评。假如从某些现代人所炮制的强加于人的社会主义与孔夫子向往的人类社会对比起来，恐怕认同后者的人要比不认同的人多吧？
毛泽东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高唱了许多烂漫主义的对合作化的赞美诗：“……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见稿五，第５２６页）曾几何时，毛泽东的色彩斑斓的肥皂泡，全都消失了，假如毛泽东复活过来，那真要“当惊世界殊”了！
二、大跃进（“大要命”）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见文稿六，第６３５页）这是赫、毛搞吹牛大竞赛。毛泽东说了大话，怕实现不了，在世人面前丢脸，于是搞大跃进，用人海战术，大炼钢铁，……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见文稿六，第６４０页）
毛泽东说：“……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赫鲁晓夫同志……是个聪明人，……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们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见文稿六，第６４３页）毛泽东说的是真话，还是违心之言？只有他知道。
１９５８年１月３日，毛泽东对《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作了批示：“此件很好，可以转载，并可广播。”按，此社论中，有“有勇气，敢作敢为的人是我们事业的‘促进派；’没有勇气，怀着无穷顾虑的人是‘促退派’。……”（见文稿七，第６页）照此说法，社会上一切行凶作恶，罪行累累的分子，都很有勇气，他们也是我们事业的促进派吗？瞻前顾后，审慎行事，大勇羞怯的人就是我们事业的‘促退派’吗？这篇社论的主调是要人们大搞快搞农业生产合作化，确实起了“促进派”的作用，可惜合作化，尤其是大化特化，不顾条件的化，实际是起了破坏农业生产的坏作用。毛泽东对此既是兴风作浪者，又是推波助浪者，罪无可逭！
１月间，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两类矛盾问题的讲话提纲中说：“……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见文稿七，第１０页）任何国家里，劳动人民的数量要比资产阶级分子多多了，为什么不是先进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影响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反而让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去影响劳动人民，而且影响了数百年？不是说矛盾双方是要互相渗透、转化的吗？劳动阶级的思想就不能影响资产阶级吗？毛泽东能对此做出解答吗？
１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讲话提纲中有：“学楚词，先学离骚，再学老子……”（见文稿七，第１６页）毛泽东突发奇想，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中国古典著作，首先点出楚词离骚，《离骚》乃屈原的悲愤之作，是他对腐败昏庸的楚怀王的绝望之作。中共高级干部们学了《离骚》，假如要联系实际，（这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要寻找现代中国的楚怀王，目标该是谁呢？毛泽东总不会把他自己摆进去吧？其次，学《老子》，老子之学主张无为，清净无为，无为而治，按说是消极的东西，与毛泽东对不上口径，那又为什么要叫高级干部们学呢？是否要一些人也“无为”起来？当然，他自己是大有作为的，不会带这个头，尽管说过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那是为了干更大的事，与无为南辕北辙的。从离骚、到老子，从要求高级干部积极到消极，他的思维脉络大可追寻！他的用心何在？
毛泽东说：“……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见文稿七，第１７页）按毛泽东的哲学，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何需“设置”，说穿了就是要先发制人，制造是非，挑起斗争，他可以从中渔利。
毛泽东说：“……落后的劳动者阶级表现积极起来，他的意义是什么？……１９５８年，人民对革命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高，如何保持这种积极性？”（见文稿七，第１７页）“落后的劳动者阶级”这种语调居然已出现在毛泽东的口中，这是惊人的变化！他说的是阶级而不是个人啊！为什么１９５８年人们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呢？那时的积极性确实高到无边无际，多少豪语壮言，简直要惊天地，怯鬼神。群众创造的“奇迹”，真是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落后的劳动者阶级”的积极性为什么突然如此高涨？因为毛泽东已取得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右派帽子满天飞，谁敢不积极？至于说如何保持这种积极性的问题？好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可以抽鞭子，拿地富反坏右出气，杀鸡给猴看；可以吹牛皮，大放卫星，说谎话，鼓干劲……办法多的是，只要毛泽东说好，就有人说好上加好，好到没有边。毛泽东还提到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的吹牛报告，十分赞扬！
毛泽东说：“……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见文稿七，第１８页）。毛泽东一向自觉文章无敌手，与别人没有共同语言，在这里讲的学楚词、老子以及研究考据、词章之学等，无非在卖弄他的博学，炫耀自己而已。大跃进的年代，是“苦战”的年代，“一天等于几十年”，全国人民废寝忘食，忙得不亦乐乎，毛泽东却有闲工夫，在那里咬文嚼字，什么介词、连词，与高级干部们寻开心！
毛泽东说：“１９５７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闻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点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人往往受骗。……”（见文稿七，第２０页）毛泽东说了鬼话，能用鼻子闻文章的，只有特殊人物毛泽东。而那些受骗者是用眼睛看，用脑子想的，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用鼻子闻出来的不同。毛泽东从革命者姿态的文章中闻出来的“反革命”气息是什么东西呢？简而言之，就是对毛泽东的事业“吹毛求疵”找到的那一个、半个“指头”。毛泽东要追查提意见者的动机。要看看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现代高科技还没有办法判断一个人动机的善恶，而毛泽东却可以用他的鼻子闻出来。
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丁玲、王实味等，在毛泽东死后都得到平反昭雪，是后人做了一件替毛泽东赎罪的好事。但是，那些当年诬陷人、暗害人的人却不伤皮毛，依然逍遥自在，高官得做，宝车得乘，甚至还会留芳后世呢。这些人也有理由不受良心责备，因为他们是奉命行事，不得已嘛。谁要不服，找毛泽东去。也对！
毛泽东到１９６２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对于这件事（指处决王实味——引者），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见文稿七，第２２页）不杀，留做活靶子，比杀了的效益大，决非毛泽东的仁慈。何况王实味被杀后十多年，毛泽东还在喋喋不休地诅咒他，说他是反革命呀，杀之何惜？
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说：“……（６）不断革命论。……从１９５８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见文稿七，第２５页）毛泽东在这里要说明思想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了，为何要画蛇添足，来个‘君’‘臣’关系呢？是说溜了嘴吗？就算是吧，那正好反映出他的思想深处的封建君臣意识，他是代表思想政治的，自然是君，君主，君王都可以，而技术（以人为载体）呢，是臣，臣就是奴隶的转义词。
毛泽东说：“……（１７）文件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突然就搬出“古代考据学，”大肆引经据典，来说明这是概念，那是判断或推理等等，与准确、鲜明生动等等文不对题。何以如此？答曰，他脑子里的老古董太多了，古董膨胀，无处贩卖。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显示他是当代的古董独霸，不亦乐乎！因为别人贩卖古董是反动的，所以有古董的都噤若寒蝉，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是玩弄古董的专利户了。
毛泽东说：“……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大局与小局的区别、一般与特殊的区别，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头……。”（见文稿七，第２７页）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妙喻，从此风靡全国，成为一切错误缺点的护身符，避风港，藏身洞，甚至像大跃进那样的失败，毛泽东都用指头论作掩护，溜掉了，还杀了回马枪，先杀了彭德怀，后杀了刘少奇，还有一批“右倾”的“反冒进”派。
毛泽东说：“……大学生中右派如何处理，开除２０％，留８０％；根本不开除，３０％劳动考察。”（见文稿七，第２８页）列宁说过，上帝是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的，而毛泽东不然，他对犯右派“错误”的，开除或劳教者达２０——３０％，这就是他所谓的“给出路”。
毛泽东说：“……中央一级、省一级若干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见文稿七，第３０页）这学习秘书的任务是什么？从上文看是帮助中央省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学习一点文学、科技、文法逻辑、政治经济、历史法学和外国文……的，按理既能帮助大干部学习的人，应是够格的教员吧，称之为老师，不算非分僭越吧？然而，在毛泽东眼里，这些人也只能当服务员，名之曰秘书。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毛泽东时代，被破坏殆尽！
１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材料的摘录材料上的批注中，针对一些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要求实事求是，要求把工作放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并分析了产生右倾保守与急躁冒进倾向的主客观原因，而且根子在上面的，难得的虚心自省的文字，（见文稿七，第３２页）发出颠倒是非的敌视、蔑视的批语：如“庸俗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神经过敏，心中有鬼——引者），“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野马自惊，——引者）“批了右没有”？（你批的还少吗？——引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在摘录文件上，毛泽东划了横线、竖线、波线、△等等，充分暴露了他在阅读这材料时的恶劣心态和怒火满腔，大坏事就要来了！
１月２８日，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又说：“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见文稿七，第４２页）这都是当时右派分子对毛泽东的“污蔑”，使他刻骨铭心，变成了他的“杀威棒”，抓住时机就挥舞起来。
毛泽东说：“……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但人口众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东方人吃素，东方风味，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这样身体健康，（不需要减肥——引者）西方人食物多脂肪，越往西越多，我说西方食肉者鄙。我们过去的战士每天四钱油，三钱盐，可是能够打胜仗。那些美国大少爷兵，可是打败仗。……”（见文稿七，第４４页）毛泽东在这里极尽了巧言令色、无聊诡辩的能事。请问东方人是天生爱吃素吗？在原始社会，他们就“茹毛饮血”，春秋时代就有人说庖有肥肉，厩又肥马，是喜欢吃素的吗？东方人吃素是人口增加，生产力跟不上的结果，再加上佛教的提倡素食。有人说食素有益健康，但与现代科学研究结果大有出入，人体发育离不了一定的脂肪，现代的东方民族，以食素为主的，大体身材瘦小，寿命不长，不是明证吗？再说，肉食者鄙的原意是高官厚禄者，不见得就有远见卓识。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西方食肉的人，难道也鄙了吗？你毛泽东不是禁肉者，也鄙吗？说穿了，还是叫穷人安心食素，不要痴贪妄想，人多地少，没有吃的，只好少吃，吃得越少越好，而且要心安理得，这就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看家本事和济世良方，鸣呼哀哉！
１９５８年１月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十六条（草案）中说：“……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见文稿七，第５２页）毛泽东敌视右派分子关于科技干部的言论，他号召老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技术，不然将发生领导危机。结果呢？两弹一星上天了，毛泽东在世界人民面前风光了，但完成这任务的主要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他们不会打仗、搞土改，但他们乐于承认是炎黄子孙，渴望中华民族的振兴，在世界上真正扬眉吐气，不靠吹牛。
毛泽东说：“……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见文稿七，第５７页）毛泽东在给下级说教，真叫人心悦诚服。但言教不如身教来得有效，１９５４年，胡风对文艺工作提了些不同意见，１９５７年有人在被请的情况下提了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就说这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以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些不同意见，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殷鉴不远，毛泽东还有什么资格教训别人。。
毛泽东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或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抓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几乎是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止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见文稿七，第６０页）毛泽东对他的“指头论”宣传十分卖力，“指头论”本身又很迎合一大批人的思想，这是因为毛泽东说了“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嘛，谁还敢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说了就是诬蔑，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全烂了的指头，是右派分子！至于说根本路线，那是毛泽东亲手制定的，完全是马列主义的，还能错得了吗？党政干部可以高枕无忧了！从那时起，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文革”等等，祸国殃民的路线也是一个指头吗？在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对“指头论”略有微词，他的灭顶之灾就注定了，是江青在文革讲话中点出来的，她说打倒了刘少奇，使他（也有她）消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的窝火之气！可见“指头论”是毛泽东的护身符，是碰不得的重大禁区之一。
毛泽东说：“……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见文稿七，第６４页）从字面上看，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是真诚的，是出于对党对国家有利的考虑，这又一次抬高了他的威望，收到实惠。然而，不要过早地做结论吧，请看多少年后他是如何收拾他选中的接班人刘少奇？又是如何收拾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的？现在人们才明白，毛泽东“退位”也像蒋介石“下台”一样。是以退为进之计，便于铲除权力竞争的对手，真正的用心是要牢牢地抓住一切权力，直到自己不行了，叫儿子抓；没有儿子，叫老婆抓；还有其他三亲六戚，毛泽东何尝有半分让权的念头。
３月２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中说：“……各地应当召集右派分子开会，由主要领导同志去做报告，争取他们和分化他们。……”（见文稿七，第１００页）召开右派分子会，这是毛泽东的又一策略（手段），目的说得十分明白，“争取和分化，”不让这么多人从思想感情上产生“同病相怜，”相反要挑起他们之间为了“立功赎罪”而自相残杀，互相监视，打小报告。笔者就有亲身经历，曾被一位在一起劳动的人，揭发我有不满情绪而受到额外“照顾”——大会再批判，直到低头认罪为止。戏剧性的是这位当年揭发我的人，在二十年后改正分配工作时，没有单位接受他，主持分配工作的领导人找我商量，我二话不说，同意他来我单位工作。二十年过去了，大家都多少明白点毛泽东了。须知在那种年代，害人者有时又是被害者；被害者也可以做害人者！毛泽东实施又打又拉策略的结果，把１０％的右派分子提前摘帽（叫做“摘帽右派”），算是“争取”过去了，其余的９０％，都熬了三年五载、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几年，当牛做马，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就连那些当年奉命在开右派分子会上讲话，做分化瓦解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在“文革”中都有招降纳叛这条罪状。
３月５日，毛泽东在关于了解山东灾情给×××的批语中说：“此件（指新华社《内部参考》第２４２９期——引者）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询问一下，问他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急办法如何？”（见文稿七，第１０５页）“该期《内部参考》刊载了《山东轻灾区与非灾区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现象相当严重》的报道。”（见同上）令人不解的是，老百姓已经到了断粮、要饭、外逃的境地，报道还称之为“轻灾区与非灾区”，难道是笔误吗？非也，是打报告的人当心触犯“指头论”的刑律也。毛泽东的鼻子很灵敏，竟也闻不出来“弦外之音”，没有亲自去调查研究，至少也没有派人下去看个究竟，何也？心中有鬼，他的牛皮大泡即将爆炸了。
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提纲中说：“……１９５０——１９５７，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是重工业，计划工作，……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是有独创精神的。”（见文稿七，第１１３页）毛泽东认为经济工作中学习苏联犯了教条主义，有的部门严重，也有的部门好些，最好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而这两方面是他直接抓的。当仁不让，未可非议。问题在于实际情况怎样？市场上商品紧缺，大搞计划供应，人民生活水平很低，逃荒要饭，大批人口饿死。就是这样的“独创精神”，也用来招摇撞骗。
毛泽东说：“……我党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也有这少数人随声附和；对反对个人崇拜感兴趣。有两种个人崇拜，正确的不正确的应分清楚，……不懂比较法（对立统一）不知道设置对立面，……”（见文稿七，第１１３页）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中国党内也有人感兴趣，这使毛泽东坐不住了，他赶忙严正宣告个人崇拜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正确的当然要坚持，不容非议，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自然是正确的了，为什么要反呢？反得了吗？毛泽东又警告说，不知道设置对立面。此话怎讲？是赫鲁晓夫为了个人的野心，而拉斯大林做对立面，借此清洗“斯大林主义”分子吗？还是说我毛泽东到时候也会设置对立面呢？恐怕是“一石二鸟”吧。
在３月２２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提纲中说：“……看不到，抓不起（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何原因？不思而已”。（见文稿七，第１１５页）不思是因为不敢思，思之思之，就有可能怀疑圣贤之道，也可能离经叛道，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或什么“机会主义”分子，后患无穷啊，先例很多，侈谈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际是个圈套，小心上当。
毛泽东说：“精神不振，奴隶精神存在，……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授。近来好些，陈伯达似乎振作起来了——一篇演说，一个通知。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望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见文稿七，第１１６页）毛泽东批评奴隶精神，却没有指出奴隶精神的根源是历代实行的愚民政策，包括毛泽东的新愚民政策——容不得丝毫不同意见——实行高压政策。毛泽东夸奖了陈伯达是对善承毛意者的奖赏。那些战胜老古董的青年尽是些什么人呢？无疑都是初生之犊，不懂引蛇出洞那种花招的人，令人可歌可泣。老古董压迫他们，当然可恶；新古董如毛泽东扼杀他们，反而有功。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不是也向新、老古董挑战吗？却被专了二十年的政，呜呼！
毛泽东说：“……大字报表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批评的尖锐性，庸俗空气一扫而空。而我们呢？老是四平八稳，逢人且说三分，未可全抛一片。……×××等四人的文章，虽然是错误的，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点可取，××又当别论。”（见文稿七，第１１６页）毛泽东是大字报的首席支持者，在他的影响下，这群众创造的政治武器完全变形了。在他死后不得不由中共中央做出正式决定，明令废除大字报。毛泽东说，我们逢人只说三分，四平八稳。他就不敢说这种庸俗的市侩作风、腐败的政坛恶习是怎么形成的。就在这次会上，表面上他表扬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二中全会上说了真话，那是指周恩来等人，反对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这可是大大得罪了毛泽东，他大批特批右倾机会主义，说这些人离右派分子只有几公尺，罪大恶极了。就在毛泽东这种霸道作风影响下，人们还能不噤若寒蝉吗？更可恶的是，他说有几个人批评了他，虽然都是批错了，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可取。紧接着他就说“××又当别论”。××何许人也？此人曾任解放军文化部部长，在反右前夕，他写了文章，批评了当时文化界的一些不良现象，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是中共党员中职务最高的右派分子，毛泽东在欢迎批评的关口上，抬出这位“反面教员”，用心何在？还不是在警告那些不识好歹的天真朋友吗？你敢批评吗，右派分子帽子公司里存货多得很啊！
毛泽东说：“……当面不说，背后咕哝，最不好。尖锐的态度，委婉的态度都好，依问题和情况不同而定。……有话不说，则相当危险。应当选择说话的时机，是对的。……怕带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老公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都要准备。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见文稿七，第１１６页）毛泽东的这段供词，绝好！大家不会忘记，他讲这话时是反右斗争的高潮刚刚过去，不论党内党外都受到了一次谨言慎行的教育，左中右除了喊万岁之外，谁还敢发出一丝杂音。毛泽东现在多少感到一点儿万马齐喑、万籁俱寂那种气息，他想扭转一下这种局势，但他骨子里不肯也不敢给群众一点儿言论自由。你看，他说当面不说，背后说不好，这是他当心抓不到人家小辫子。彭德怀当面说了，怎么样？他又说批评的态度无论好坏，“都好”，紧接着，他就说依问题和情况不同而定。你看，说都好是假的，问题和情况不同就可以划出好和坏，敌和友，“而定”的定，这个大权谁掌握？当然是毛泽东，主动权他一人抓着不放。毛泽东又说：“应当选择说话的时机，是对的。”老天爷，共产党要开展整风，请人家提意见，又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难道这不是说话的大好时机吗？为什么响应号召的几十万知识分子都变成敌人，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专政达二十年之久。政治上虽然平反了，经济上的剥夺和精神上的伤害，到现在也没有人提出应该补偿。国际战争中受害的百姓还能得到战败国的赔偿，而中国的“右派分子”却没有这种权利，公平吗？中国的政治改革能否触及这个死角？毛泽东说不要怕这怕那，他列出了六条怕后说，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是的，平凡人都有六怕，真正不怕的只有少数人，连毛泽东也怕，所以才压制批评嘛！依我个人看，杀头不可怕，死了，死了，一切都了。最怕的是殃及子孙，连累“社会关系”。留下一群到处受人歧视的“几类分子家属”；给亲戚朋友的履历表上留下阴暗的一笔。那真是“死有余辜”了！
毛泽东说：“……我们要适应群众斗争的水平，群众现在比我们先进。我们的某些应赶快有所改变”。（见文稿七，，第１１７页）毛泽东说，群众比我们（不包括毛泽东本人——引者）先进，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先进是好事，好在群众经过反右斗争学乖了，紧跟毛主席的步伐胜利前进，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大跃进的硕果累累，伟大的收获层出不穷。而干部中确实有少数人，不知他们主观上怎么想，客观上对毛泽东的指示号召，有点慢腾腾的。这对群众运动如醉如痴的毛泽东来说，确实看不顺眼，所以才把他们贬得连群众都不如！
毛泽东说：“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被敌人统治着。有些同志甘当资产阶级反动派学者的奴隶，是殖民地人民精神不振（做久了奴隶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没有学问的问题，向书呆子投降。”（见文稿七，第１１７页）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被敌人占领了！听清了吗？毛泽东说的是敌人，他有什么证据？没有！纯属诬陷、血口喷人！但是竟无一人站起来与他抗争！他还说，派到那里去领导资产阶级反动派学者的共产党员，从奴隶主堕落成奴隶了。假如真是那样，人们可以问那些被派去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否甘心情愿当奴隶？不是的，是毛泽东“用人不当”，派去的人不乐意充当打手、刽子手；他们手中也没有毛泽东的“真理”，说不过“敌人”，驳不倒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但他们都是无辜的同志。后来经过调整，领导哲学研究所的同志也未必就能使毛泽东满意。还有，跟资产阶级学者走的是奴隶，是殖民地人民精神不振。那么，跟毛泽东走的就是主人，就像殖民者那样的威风凛凛了吗？他们敢偏离毛的学说一寸吗？他们是不是也应称之为奴隶？可以加个“皇冠”，叫做“无产阶级学者的奴隶”，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奴隶”，行不？很光荣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一语，是响彻云霄的政治号角！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是什么？答曰：毛泽东思想。请看，我这个当代的马克思，你们怎么就不把我当北斗星朝拜呢？你们太鼠目寸光，有眼无珠，太不自觉了。其实也是冤枉，经过毛泽东长期的苦心经营，在中国崇拜他的权威的达几亿人口，他还不知足，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没有完全缴械投降，还有死角，简直就要开杀戒了！毛泽东说了半句真话，就是某些人没有学问，所以才向书呆子投降。这就证明了不是书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存心害人，他们没有施展阴谋诡计，引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误中圈套！他们明码标价，承认是资产阶级学校培养出来的，贩卖的当然是以资产阶级的货色为主，但他们没有轻视马克思主义。更何况其中还有许多人正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哩。
毛泽东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见文稿七，第１１８页）把中外古今，帝王将相，总统主席、首相总理都集中起来进行审查，看他们当中有谁曾经对历史积累的知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它的载体）作过如此疯狂的践踏！为了不让世人人误把“狗屁”当宝贝，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工作，就是把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开一个清单，把无产阶级的宝贝知识与资产阶级的“狗屁”区别开来，以免后人误入歧途。其实毛泽东不屑于做这件事，别人早已替他做了，那就是“干部必读”丛书，简单说就是马列主义。就说马列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也只能帮助毛泽东式的英雄夺取政权。当然，据说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但从实际生活看，好像也不尽然，一个政权如果只知道用权力的鞭子抽打百姓，暂时可以使他们服服帖帖，最后还是要天下大乱，政权不保，到了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一切的地步。毛泽东曾经盛赞苏联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有卫星和原子弹，这些成就又是靠哪个阶级的知识取得的呢？请毛泽东回答。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在没有爬上权力的顶峰之前，是说过向一切有知识学问的人拜师学习的话，他自己所走过的求知道路也是虚心的，有批判的接受前人知识的过程，谁能想到他掌握政权之后竟如此翻脸不认祖宗，简直是个喝了前人的井水，再往井里拉屎的无赖。他这副无赖嘴脸羞辱了他的听众和读者！
３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的批语中说：“……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见文稿七，第１３３页）好笑，毛泽东还有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早已定论，毛泽东要认他们为自己人，那毛泽东就把他自己也等同于资产阶级分子了，呜呼！至于说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听听上海的新闻、出版、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同志的说法。在新闻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版面上也没有生气。在出版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出书没有长期规划，今天不知明天做什么……对出版工作如何贯彻百家争鸣，只是兢兢业业，小心为妙。……在文学艺术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大学古典文学师资有脱节现象，……在电影界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如何‘放’的问题，……还有人反映，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特别是在创作上很少发言……。”（见文稿七，第１３４页）上海的这份情况反映回答了毛泽东的怪问、明知故问，那就是“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毛泽东思想之香花怒放，资产阶级狗屁毒草已经锄光，文坛上已是红太阳光芒万丈，好极了，这是十亿人民的大喜事嘛，上海的同志们着什么急呀？我们的人民的自由从来就没有受压，相反是受到特别保护的，你看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从集体单位到普通民宅，哪儿不是毛泽东的肖像高高挂，万岁之声，高过山呼海啸，你看我们人民多么自由。人民没有向毛主席要求自由，是毛主席在那里自作多情，也许又是下好新的一个圈套！上海同志们说，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边。有点奇怪，既然自认或被封为左派，那是十分光荣的，求之不得的好事，理应积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歌特歌、大颂特颂毛主席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领袖嘛，不然你算什么左派？也许上海同志们在给人们划分左中右时出了差错，本来并不左的定了左，经过实践的考验，应考虑重新划分左中右了！连左派都不愿为报纸写稿，有点踌躇，那就遑论中中、中右了！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震惊，反右是１９５７年春夏之事，而上海这份情况反映的是１９５８年春天，时隔一年左右，已是“寂寞空文苑”，只剩下毛泽东的一支笔在那里跋扈飞扬。有一首打油诗曰：“寂寞中文苑，阴冷新战场。两间余残卒，折戟侍霸王。”毛泽东他可以自豪，他不会自省，他还在那里责怪他的知识分子，无出息！也不错，虽然受到责怪，毕竟毛泽东视他们为自己人，即使是权宜之计，言不由衷，都无所谓，你对我是实用主义，我对你是主义实用，彼此彼此。
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在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的批语中说：“……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调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被消灭掉了”。（见文稿七，第１４８页）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经济上可以剥夺有产者的财产的自由，政治上可以喊毛主席万岁的自由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自由可言？有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人就有为所欲为的自由！领袖是人民群众的表率，领袖是为所欲为的，人民群众自然也是为所欲为的。请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为了“一个灭掉另一个”，“兴无灭资”，那些整人英雄们（人民群众啊！）的表演是何等的为所欲为，他们的感觉可能也和毛泽东一样的自由吧。
４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见文稿七，第１７８页）辩证法只承认变是永久的，不承认其他的永久，说永久的，不可变的等等，是形而上学！
５月８日，毛泽东说：“设置对立面十分必要。”（见文稿七，第１９６页）注意“设置”二字！这是“无风三尺浪，平地一声雷”的恶兆！
５月１７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之类的口号，也不提列宁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提我们现在的一些口号，反而快些好些，为什么？我们的口号高明些，干部、技术、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见文稿七，第１９６页）毛泽东丝毫不再掩饰他的自满自得，他已认定他所设计的干部、技术、共产主义以及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都会提前到来！人们可以想像在他说这话时的神态——“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罕醉了，”醉眼惺忪，一派胡言，但也可以美其名曰革命乐观主义。
毛泽东说：“昨天有一位同志讲的不对，‘跟了某人走就是不错的’，又跟又不跟，要有独立思考，‘跟’字不对”。（见文稿七，第１９８页）毛泽东说的某人就是他自己，他不同意把跟字用在这里，因为跟字不到位，不够味。以后不久就有人出来做了完善的表述——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信仰毛主席要信仰到迷信的地步。据说这两句话是从大汉奸周佛海那里贩买来的哩。毛泽东对这位讲话者却“笑而不答心自闲”。这不是咬文嚼字，毛泽东是十分讲究词章之学的，有不久前他的讲话可以作证。
毛泽东说：“……准备对付大灾难，（１）战争，（２）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将跌斤斗。……可能还有３０万右派（党内外）……反右是纠正过去倡右的错误”。（见文稿七，第１９９页）毛泽东经常以要有两手准备教训人，不足为怪。但这次他所说的准备对付大灾难，是针对性很强的。说分裂，也就是不照顾大局，不讲“指头论”，这样的人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把他们分裂出去。他说了党内外大约还有３０万右派，暗示他随时可以发动新的一次反右斗争；他还说反右是纠正过去倡右的错误，最值得思考的是“倡右”二字。是谁倡的右？为什么倡右？这个罪魁祸首是否应该揪出来？他对“错误”应负多大的责任？其实倡右毛泽东也难辞其咎，他的未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也有许多“右”。其实毛泽东的那篇讲话，不要修改更好，那样就可以证明他是在引蛇出洞，运用形右实左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他没有错，他不会错。
毛泽东说：“人人是外行，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见文稿七，第１９９页）毛泽东的诈骗技巧已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了！他不承认世上有内行，有行家里手，比如行骗这行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否则一眼被人看穿，还能有什么作为？难道你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就能自认是外行吗？搞土地革命，搞武装斗争，搞统一战线，舞文弄墨……等等，不是别人都不能望你的项背吗？毛泽东对右派说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句话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向他的权威挑战。其实右派分子说的是科技领域（自然科学）的问题，如果说在这方面也不需要内行专家，那么你毛泽东又何必从苏联请来那么多的顾问？难道是你这外行请的就是外行吗？而且来华的苏联专家不限于自然科学界，还有社会科学界的呀。毛泽东也曾多次号召加强学习，钻进去，要变成行家里手嘛，难道那些话全是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短短的几年里，毛泽东的谨慎虚心的作风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傲慢、狂妄、目中无人，信口雌黄了。“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这传世名言，尽管当时曾如雷贯耳，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产生正面的效应，除了培养出一些“无知加有权”的领导者，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多交了许多“学费”之外，还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了许多年。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提纲以“准备挨骂，党内分裂”做结论，反映出他自觉他的天下并不太平，他在先发制人，树立对立面，发出一阵比一阵强烈的带杀气的威胁。既骄横自负，又心虚胆怯，日子很不好过啊。
５月２０日（距上次讲话三天——引者），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的讲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讲话提纲中，把他在１７日说的话，做了重要的补充，有的还说了前后完全不同的话，但都没有声明前言作废。
毛泽东说：“……讲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内行少，外行多，例如，一万行，略熟几门别行，是必要的，业余转化为专业，专业转化为业余。右派提起这个问题，答复得不系统。”（见文稿七，第２００页）。毛泽东的改词是出于怕人们认为他也是外行的考虑，这是主要的。当然也不排除他自觉三天前的话是失言，又无勇气更正，只说“答复得不系统，”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艺术”。
毛泽东说：“不要太老实”。（见文稿七，第２００页）在毛泽东的讲话提纲上，这只是一句孤立的话，没有下文。但人们也有联想揣摩的余地。毛泽东不是提倡实事求是的先驱吗？实事求是是要如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反映的越实在越好嘛？怎么现在又提出不要太老实呢？不要老实，难道要虚伪吗？要欺诈吗？要不相信伟人毛泽东的言行吗？不是吧？他是有所指的——对某些人要做“阶级分析，”因为那时有人“反冒进”，毛泽东担心别人跟着反，所以发出警告，司马昭之心在此也。
毛泽东说：“再讲灾难，坏事是好事，红白喜事，大、中、小灾难。原子战，党分裂，大讲特讲，破除迷信。讲死讲鬼，就能不怕死了，就不怕鬼了。突变（生死都是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突变优于量变，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但不要走向冒险主义。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质变、分裂是永远的，绝对的。应防止、也可能防止不利于人民的大分裂。……南斯拉夫、陈独秀、丁玲、潘复生……分裂是好事。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庆祝会之所以不可避免，是为了团结起来，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遗传与变异，习惯与创造性，旧条件反射与新条件反射，设置对立面（自然的，人为的）。怕死是一种条件反射的结果，我也有这种反射。……党的分裂的艺术领导，预见搞得好一点。”（见文稿七，第２０２页）毛泽东讲话的内容看是庞杂，实际只有一点，要掀起一场狂风巨浪，以克服他内心的恐惧，惊慌失措！他一再提到党的分裂，口头上说是好事，又说是要防止，自己打嘴，在所不惜。他的恐惧来源于一段时间以来他的“胜利”太多——反右、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怨声四起，饿死人、浮肿病、现在又多了一种死亡的威胁。他刚说完有灭亡，才有新生，接着又说怕死是一种自然的条件反射，他也有这种反射，就是说他也怕死，前面说不怕死是“夜过坟场吹口哨”而已！毛泽东拼死拼活打出的天下，就要拱手让给后人，实在不甘心。还有一个恐惧的根源就是国际共运的挫折，神明的斯大林，被拉下神坛，他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据说早已警觉，除了不可避免地受了一点害之外，似乎都很好，像个人崇拜、迷信这些东西，中国早就抵制了，比如不祝寿，不以个人名字命名某地某物等等。说得十分冠冕堂皇，但又设置禁区，不许说个人迷信一类的话，还强调个人崇拜有正确的和错误的分别。是正确的，不但不能反对，反而应该提倡。尽管先发制人，搞了这么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设了这么多的防线，毛泽东内心的条件反射始终没有平复，随便一点风吹草动，他都认为是有人在揭他的短，要挑战他的权威。一肚子的狐疑与怨恨，实在无法抑制，即将大爆发了。现场听他讲话的人中，大概有人会尿裤子吧。但这些人连招架之功都没有，更无从说还手之力了！
毛泽东肯定了庄子在他的妻子死亡时，他自己很高兴，还在敲盆敲碗的唱歌（鼓盆而歌）。他怎能判断庄子当时的心态呢？庄子歌的是赞美诗，还是悼亡诗？是高兴还是忧伤？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敢说，只有毛泽东认为庄子因死了妻子而高兴，高兴之极，所以会鼓盆而歌。难道这就是哲学家之间的灵犀相通么？毛泽东一生也曾经历丧妻，却没有“鼓盆而歌”那样的风雅逸事传给后人。
毛泽东有些话说得十分露骨，如党分裂的艺术领导，预见搞得好一点。这一时期，毛泽东就是在搞党的分裂的艺术领导。分裂二字不离口，梦中也在想分裂，排除异己，主动（“人为的”）树立对立面，寻找最适当的打击对象，暗示，挑拨（如某某人说了真心话，虽然是错误的，某某派离右派只有几公尺等等），有时旁敲侧击，有时暗示影射，有时欲擒故纵（让出国家主席），以退为进，……古今中外，政坛手段的“精华”部分，他都使用上了。毛泽东说：“你们中有好些能想能分析、能综合，聪明有才分；我很高兴；前途是你们的；但不知你们的品德如何。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见文稿七，第２０３页）毛泽东精心搜索忠于他的人，先摆开一堆高帽子悬赏，然后指出求赏者的奋斗方向，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白旗，灰旗，其他只不过是陪衬。风向就是毛泽东的箭靶子，红旗就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白旗、灰旗自然是与毛泽东不同调或不定调的人了。谁想忠实于毛泽东就得先向与毛泽东不保持高度的一致者，发起攻击，立下战功，然后向毛泽东领奖！这一手与蒋介石分化瓦解地方势力的手段何其相似乃尔！
毛泽东说：“必须认真学马、学苏。不学，少学，不认真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见文稿七，第２０３页）在这里毛泽东十分强调学习，强调到连３月２２日才说过的话也忘了，简直难以令人相信，从一张嘴里居然说出如此背道而驰的话来。毛泽东还要求别人独立思考，思考是可以的，但思考的结果，不能得出与毛泽东思想相左的结论，可以叫作“思无邪”，要不然毛泽东就是在干庸人自扰的事了，他会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说：“……我虽不行，总算分析的一点我们的经验。你们应当超过我。教条诸公对我没有发言资格。”（见文稿七，第２０４页）毛泽东好像欢迎有人超过他，那是十足的谎言。你要是讲马列主义条文，那就被称之为教条主义，要讨伐的；你要是超越了马列主义条文，那就是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还要毒辣，容不得的。如此说来、做来，毛泽东思想自然就成了唯我独尊的马列主义的正宗嫡传。还有“毛泽东思想可学而不可及”的说法呢！这句话现在寻思起来，更觉意味无穷。说这话者是位名人，可惜查不到当时的记录了。
５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真正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这个制度必须认真执行。”毛泽东列举了五件大事，都是经过中央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当时“无一人反对”，但历时“五个月，或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过合法手续，即经过同样性质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提出反冒进，……为什么？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有一个促退派，一股狂热的运动。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见文稿七，第２０５页）毛泽东以“破坏集体领导”的大帽子压人，并且暗示要抓几“派”人。他毫无反躬自省之意，在他的一言堂里，人们鸦雀无声是正常的，他却反而责怪当时人们不表态，等于默认了。现在党的二中全会上有人说了些不对他胃口的话，就是冒犯天威，触犯党纪、毛法，杀气腾腾。他也讲了几句，“这些人大都是好同志，……”这是他的软的一手，一则怕伤众，二来他还没有做好那几“派”的分化瓦解工作，时机未到吧了！时机一到，一切都要报复的！
毛泽东说：“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见文稿七，第２０９页）毛泽东要人们插红旗，而且越红越好。请问，红有个头没有？如果没有，那就会红过了头，变成紫的黑的了，即过犹不及、物极必返之谓也。其次，毛泽东要人们敢于标新立异的话刚刚出口，他就来个注解——标新立异有两种，有应该与不应该的区别，他举了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并说那是应该的，那末，除了领袖，一般人谁能分清那些是应该的，那些是不应该的呢？一般人应该标新立异的领域在哪里？毛泽东没有加以规定。所以他提倡标新立异是虚假的。假如真有异出来，还没有来得及立起来，就会被毛泽东摧毁了，这不是随便说，以后会有事实作证！
毛泽东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认为史家须兼‘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事，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见文稿七，第２０９页）毛泽东把刘知几说的“史识”解释为识别风向，对吗？为了判别是非，必须看看刘知几自己是怎么说的，刘说：“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Ｆ楠斧斤（就是材料与工具——引者），弗能成‘宝’”。上面是刘知几解释才学二者对于史学家的重要性。接下来他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见《史通新校注》第１１１６页，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８月第一版）。按刘知几的原意，史识应理解为胆略和见识，有真知灼见，又敢于秉笔直书，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那才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刘知己继承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治史思想。毛泽东在这里古为今用不是离谱了吗？号召人们学历史，仅仅是为了辨风向，看政治气候，想要干什么？答曰：“转舵”也；朝秦暮楚也；反戈一击（有功）也；……真叫人作呕！毛泽东为了他兴风作浪，挑起“阶级斗争”，大造声势，蛊惑人心，肆无忌惮地曲解古训！记得莎士比亚说过：“魔鬼也会引《圣经》上的话来曲解。心眼坏而引经据典，恰似笑脸的小人，烂心的苹果。”（见莎士比亚著《威尼斯商人》）
５月２６日，毛泽东在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等的信中说：“……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的科学家。”（见文稿七，第２５１页）毛泽东与“冒进”一词，包括提出这个词的人，势同水火，必欲彻底消灭之而后快，苦于没有“法宝”，现在终于有人把宝献出来了，大解毛泽东之困，他好不高兴，说此人功不在禹下，那就是说至少也要和毛泽东的功不相上下了。其实毛泽东在这里做的是表面文章，不要被表面文章所迷惑了。所谓反冒进反的是过高的脱离实际的经济增长指标。到底过高或不过高，不久就有事实证明了。难道说跃进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经济指标了吗？名词的改变并没有解决实事求是的问题，跃进的结果比冒还要冒进，结果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农民说：“大跃进，就是大要命”。把名词博士（“科学家”）置于何地？几亿人受此愚弄，够了。
６月２３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内部参考》第２５１０期刊载，从各地对刘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指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引者）一文的批语说：“……×××同志，请约××、××……几位同志将此一期所列的问题……当场看一遍，当场逐个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和我谈一次为盼，这些问题值得注意，不要置之不理”。（见文稿七，第２８３页）引起毛泽东注意的问题是中共八大一次和二次会议对同样的问题做了不同的分析判断，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使实际工作者莫衷一是。以后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八大通过的政治路线。
６月２７日，毛泽东对《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的批语和批注，对该文作者认为：“（一）世界上万事万物在客观上都有两面性，都有矛盾性。有两极就有中间。譬如：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薄中厚。中间是矛盾的平衡，两面性的统一。（二）万事万物依存于极端的总是少数，多数总是处在中间状态，因此普遍、共同、真实、真理正表现在多数这方面，也就是中间方面，而两极总是少数的、是特殊的、片面的、表面的、不是代表性的。（三）两极中间，也有中间，我所走的中间路线就是中间中的中间，这是最客观的，最稳妥的，最全面的，最辩证的。……”
毛泽东对上述的文字，画了×、—、＝＝、Δ等符号，却不作文字批注。而对作者对中间路线所做的发挥，却批注了：“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极端个人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世界观是极端唯心论，中庸是伪装”；“反动极了”；“这种人是右派的后备军，这种人多了，右派的天下就巩固了。”（见文稿七，第２９５页）毛泽东忙于制造大帽子，忙中出错，他已批注“反动极了”，这已是最凶恶的敌人了，怎么又说是右派的后备军呢？语无伦次。毛泽东又说这种人多了，右派的天下就巩固了。请问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有过右派的天下吗？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意欲何为？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