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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绝招”——说谎大师打造说谎王国（续一）
·ｆｏｒｔｈｅｌｙｓ·
三、人民公社——“一大二空”（三之一）
１９５８年，大约是７月中旬，毛泽东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业）、农（业）、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见文稿七，第３７１页）文稿的注释（２）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毛泽东于八月初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当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十一亿斤粮食时，毛泽东问：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表示没有考虑这问题。毛泽东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于八月六日视察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问干部，你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说，七里营生产队一万五千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泽东笑着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是这样就好了。×××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没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见文稿七，第３１８页）这是一出吹牛双簧剧，毛泽东兼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作用甚大，星星之火由毛泽东点燃了，省委书记、县委书记门利用这火种，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烧红烧焦了整个中国！
９月５日、８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介绍了许多他的“大跃进”的样板，有许多“绝妙好词”。请看，毛泽东说：“……二月那一次会上，……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这六个月，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有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区别，还是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自行车、手表、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请看，毛泽东也对干部、工人大肆污蔑，是典型的极右分子向党、向工人阶级猖狂的进攻！毛泽东又说：“那个时期……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指工人——引者）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一股热潮就起来了。……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指粮食——引者）……钢铁可能翻一番，……农业十二年计划，四年超额完成。……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见文稿七，第３８１页，第３９４页还有类似的大话、梦话）毛泽东的通篇狂热的讲话，当时获得了狂热的呼彩，并不能说明就没有人对他质疑和保留，比如，被他讨伐过的“反冒进派”，他们虽然做过检讨，内心未必就认同毛泽东的疯狂、梦呓。更重要的事，时隔不久，仅仅几个月之后，现实生活的恶报就降临了，尖鸡嘴一下子砸成了扁鸭嘴，毛泽东如果稍有点羞耻之心，应自裁以谢党人、国人。然而恰恰相反，他不但不认错，坚持他的“指头论”，说成绩是主要的；还把“次要的”失败归之于自然灾害；还要捞取与百姓共度困难的美名；还要对那些承认工作中指挥失当的人，怀着刻骨仇恨，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先有彭德怀，后有刘少奇！还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说那时工人中落后分子相当多，只为五大件而奋斗，为个人，不为社会。真是岂有此理！谁都记得解放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低薪制，干部工薪十多年没有增长，工人工资仅能维持最低的衣食，住房更差。五大件本来是生活必需品，那时却当成“高级”消费品，毛泽东还要工人放弃这点追求。口口声声工人阶级先锋队，只知道叫劳动人民把腰带勒了又勒，说是为了长远利益，究竟要多长多远？共产主义未实现之前，劳动人民就不该改善一点生活了吗？
毛泽东说：“……形势迫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在压迫少数人。……我是历来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民主队伍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见文稿七，第３８１页）看清楚了吗？毛泽东是历来主张对立面。那时反右运动刚刚收兵，毛泽东就认为他的民主队伍里有很多对立面的斗争。毛泽东还说形势逼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这是表面现象，多数人中的多数人是被毛泽东逼上梁山的，不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小则视为落后分子，大则与阶级敌人挂钩，叫你受不了，只好随大流，跟着走，而毛泽东的人多势众，以势压人的局面就造成了。历次政治运动过后，总有一些人（积极分子）向受害者说几句心里话，“出于形势，不得已啊”，……毛泽东手捧积级分子的桂冠，实际是劈向积极分子的大棒，他既打击了“敌人”的身家性命，更毒害了积极分子的心灵，特别是那些借“敌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历次运动中都打先锋的人！不说明这点，许多人不明白毛泽东的多数人也是受骗上当者！
毛泽东说：“……比如５２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一个原因是粮食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就是余粮多。……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见文稿七，第３８１页）毛泽东把五八年的“粮食危机”（毛语——引者）归罪于富裕中农，而且说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而带头叫唤“农民苦”。这是说谎，谁不知道，毛泽东在农村的组织路线，始终是保持贫下中农的优势，农村干部几乎全是贫下中农出身，现在突然冒出富裕中农的区乡干部（据说江苏省的统计，这种人达到百分之三十）在农村兴风作浪，可能吗？毛泽东说富裕中农余粮多，所以他们叫苦。他没有说，贫农的表现如何，但按正常情况，贫农的阶级觉悟最高，是最革命的，最听毛泽东的话的，就是饿肚子他们也很知足，不会跟着富裕中农起哄的。既然农村的“真实”情况是粮食够吃，那又何必害怕，而要稿合作化呢？这又是毛泽东准备嫁祸于人，是你们叫唤粮食不够我才不得不搞合作化嘛。搞成了功劳记在我毛泽东的名下，搞坏了是你们瞎嚷嚷的结果。
毛泽东说：“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二千五百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见文稿七，第３８３页）毛泽东说的钢铁，粮食，翻番的数字，除非他有“点石成钢”、“点土成粮”的神仙妙术，如果只靠“人海战术”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幻想苦战三年，实现他的美梦，人病倒，死了都不在乎，不过是少数，一个指头的问题。有一点他说对了，多数人会胖一些，是的，真胖了——水肿（死了多少人，迄未公布）。毛泽东还说：“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呜呼，强制劳动，那时的口号是：“劳动战斗化，生活军事化，行动纪律化，……”这与集中营有多大差别？毛泽东却以此为荣，以此为乐，悲夫！
毛泽东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见文稿七，第３８３页）概括起来就是不投入，或少投入，就可以得到高产出，高效益，高回报，好不舒心。毛泽东的铁算盘与地富们的比起来，有过之无不及。
毛泽东说：列宁说过：“战争调动人们精神状态使它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使落后阶层想一想”。（见文稿七，第３８６页）毛泽东是唯战争论者，没有战争他就浑身不得劲。他拉出列宁做靠山，然而他把列宁的话曲解了，列宁说的是战争调动人们精神状态使它紧张起来，这句话并没有肯定战争是好事，而毛泽东却说紧张局势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那就是说战争好得很了。果真如此吗？就以最近的、还没有完全结束的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为例，在巴格达战场上，既有美英军队的“积极因素”，又有巴格达部分市民，置他们的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大肆趁火打劫，这些市民所调动起来的又是什么因素？毛泽东还说紧张状态使落后阶层想一想。这落后阶层指的是哪些？你要他们想些什么？是不是要加给他们不紧张罪，或落后罪？
９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文的注释中，有如下的几段文字：“毛主席说：许多事情看起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你看怪不怪”。（见文稿七，第４３２页）毛泽东已经感到怪了，但他没有深究其中的原因——弄虚作假，反而迷信他的群众运动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洋洋得意，认为超英赶美，指日可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都在做戏，给谁看，给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看，愚弄百姓。毛泽东说：“你们看要不要农业合作社开个会，庆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吃点肉，喝点酒”。（见文稿七，第４３２页）十分奇怪，工农业都在翻番，而且翻了又翻，可是，当时人们是不吃肉，不喝酒的呀！吃肉喝酒要经过毛泽东恩准。毛泽东则借庆丰收以施恩，收买人心。
毛泽东了解到有一个公社办公共食堂，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就是进入共产主义了”。（见文稿七，第４３３页）你看，毛泽东看到一滴水，就看到了一个海洋；看到一个公共食堂，就看到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公共了。共产主义实现了。真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何等壮丽，何等浪漫！毛泽东后来批判公社刮共产风，振振有辞。其实最大的风源、风口就是他。贼喊捉贼，不见警察。
毛泽东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见文稿七，第４３３页）本来，毛泽东的哲学是任何事物不能绝对化，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而在这里他却发出绝对化的调子，不可思议！
９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批语中说：“……此件可以改写成一个新闻报导，在报上发表。……”在这个批语的注释中，有河南省委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我省钢铁生产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跃进到一个新阶段。我省原来钢铁生产基础很差，去年只产土铁３０００吨，今年九月上旬，平均日产也只达５６８.９吨。经过全省人民日夜苦战，九月十日以后日产量达到千吨，九月十五日冲破了各种难关，一天炼出生铁１８９４４吨。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共产生铁６７２１７吨，真正形成了大规模的全党全民千军万马大办钢铁的运动。现在全党全民正在乘胜前进，扩大战果，为庆祝国庆节放出日产３—５万吨的卫星而努力。……”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以《群众发动越透，钢铁跃进越快》为题，发表了经过改写的这个报告。（见文稿七，第４３５页）人们可以想象，当时毛泽东在阅批这个报告时是何等的兴奋、满意，以至得意了。请你们对大跃进说三道四的分子们看看，这是硬邦邦的钢铁呀，要多少就有多少，多得不得了，已经摆到我的办公桌上了！奇怪奇怪，世上的事很奇怪！人们也许会问，大跃进的真实情况被暴露之后，炮制这类报告的人是否脸红了呢？不会吧，因为这是上头逼出来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呀！至于毛泽东呢，他有权指责人们弄虚作假，他大不过犯了点官僚主义而已！
１０月２日，毛泽东对一封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灾情的来信的批语：“×××同志：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见文稿七，第４３６页）本文注释（１）有如下一段文字：“这封写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无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安徽省灵璧县冯庙乡、尹集乡由于遭受自然风灾，谎报亩产，强行旱改稻及多报栽种亩数等原因，灾情严重，到目前为止，已饿死不下五百余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请中央派人调查处理。信中还反映冯庙乡的乡社干部吊打一户地主、一户中农逼要银洋的事情。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安徽省委派出检查组进行了调查，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报告毛泽东，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对此省委作了自我检查，并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处理。”（见文稿七，第４３６页）这封信犹如大跃进浪潮中的一股强台风警报！写信人没有勇气署名，不是懦怯的表现，而是对共产党干部的不信任。毛泽东对这封信反映的情况持怀疑态度，他没有勇气面对这种残酷的、使他丢脸的现实，他不敢派出中央工作组去深入了解情况，而是推给安徽省委，先了解是否属实，再“酌量处理”。这酌量二字很有分寸，它给省委留下回旋空间，也为毛泽东保留主动权，日后要发现不妥之处，它可没有责任。省委的领导人也心领神会，尽管调查结果属实，但只说做了自我检查，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处理。具体细节，一概免谈。毛泽东自然心安理得，不在话下了。我们说过，这封信是逆大跃进浪潮而动的强台风，哪里大跃进的势头最大，这台风也就刮得最猛。毛泽东一向善于辨风向，善于抓住刚刚露头的新事物，更善于抓典型，带动一般，对此他的成功经验太多了。唯独对这封信他不感兴趣，既未转发，也未登报，他心虚了！
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对×××关于钢铁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说：“此件很好。……这是我要×××同志写的。……”本文的注释（２）有如下的文字：“报告说，全民抓钢铁的群众运动已经两个月。我们对当前运动有以下体会：两个月解决了工业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两个月来，在我国钢铁工业战线上，以至整个工业战线上，进行这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内容，就是在政治挂帅、思想解放指导下用群众运动大搞钢铁工业建设，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工业，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由何而来呢？除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基础以外，今年有两个伟大的日子，一是六月十九日，毛主席提出钢翻一番的任务，他的意义在于提出了高速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是八月十六日（北戴河会议的前一天）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生产建设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只要书记挂帅，（应该是只要毛泽东挂帅——引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没有设备，机械制造部门很快制造出千万吨能力的设备；二十多天建设起年产六十多万吨的炼钢厂（上海）；四个多月建设起一座一个五百立方米的大高炉；没有铁矿，在几个月时间内发现几百亿吨的矿量等等。所以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搞钢铁，他的意义绝不只在于保证今年钢铁翻一番的作用，主要的还在于我们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什么问题？只要毛泽东发话，就世上无难事——引者）（二）‘小土群’和‘大洋群’还要继续过关。……（三）两种不同样子的完成计划，就目前形势看，完成全年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样子。一种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重点钢铁厂，都大致按预计完成产量指标；一种是就总的数量看完成翻一番的指标，但是土法练出的钢大大超过计划，而各重点钢厂没有完成原定的钢产量，使我们得不到应有的钢材。我们希望争取前一种，但现在重点钢铁厂确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这是目前值得严重注意的形势，不改变这种形势，我们完成计划的样子将是不好看的”。（四）（五）略。（见文稿七，第４７６页）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小魔术师在大魔术师的授意下，所做的精彩表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魔术师十分高兴，叫“很好”，难免飘飘然了。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小魔术师心中恐惧感的流露，小魔术师是很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他的表演是假动作，当心被人识破，又不敢对大魔术师说心里话，怕当“分子”。他巧妙地以完成计划的两种样子设下埋伏，有画蛇点睛之妙，在大魔术师责怪下来的时候，它可以举起挡箭牌——我有言在先了！毛泽东对此不会不注意到，但他不会太注意，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群众运动的负面作用，更不会怀疑以至承认他的决策可能是错误的！他写下的“两个伟大的日子”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意见的批语：“一、××同志此件很好，可在红旗发表。二、插红旗，拔白旗。”在本文的注释（２）中，有如下的文字：“湖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介绍了被称为‘一面共产主义鲜艳红旗’的南县华东农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和被称为‘一面资产阶级思想的白旗’的浏阳县星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长×××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表现。认为这两面旗帜，两个对立面，充分反映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村的共产主义思想斗争的缩影。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迅速成长，成为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反对公社统一分配，认为违背按劳取酬原则，穷社剥削富社，不公平，不合理，不能发挥劳动积极性，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共产主义。同时，秋后算账派大肆反攻，干部中也有人对人民公社来得如此快，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人民公社运动，来一个全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大革命，大破大立，将一切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保守等等白旗或灰旗，通通连根拔掉，让共产主义思想占领全部阵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意见。”（见文稿七，第４７８页）毛泽东的批示，简而言之，是要用空想主义镇压务实主义，他的胜利越大，老百姓的苦难也越大。
１１月６日，毛泽东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０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本文注释（１）中，有如下的文字：“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１３４期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０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文章报道了范县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范县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主要内容是……工业。一年实现地方工业网，两年实现工业化、电器化。……完成这些规划后，我社将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的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拿到手。二、农业生产万斤化（指各种作物的亩产量都在万斤以上，有的达到八万斤——引者），一九五九年全部土地园田化，灌溉自流化，一九六０年达到灌溉电气化。到那时，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的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三、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略）四、共产主义的乐园建设规划。……总之要实现：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五、文教、科学、卫生、福利。……真正达到，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学习娱乐‘三八’制，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直喷鼻；室内室外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开开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六、丰衣足食。到一九六０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规划后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见文稿七，第４９７页）人们不能不由衷地钦佩这个报告的作者，其想象力之丰富、神奇，远远超过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伟大导师毛泽东，虽然在当时这都是水底月、镜中花，转瞬之间就被无情的社会现实所粉碎，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但毕竟作者能描绘出“赛天堂”的共产主义乐园的美景，借用毛泽东的话‘其功不在禹下’，那是对提出‘跃进’二字的人说的。如今有人要在两年内建成“赛天堂”的共产主义乐园，就连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恩列斯都没有这么大胆，而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就敢，这能不归功于毛泽东提倡解放思想的教育吗？对这位大弟子，毛泽东应说其功不在“什么”下呢？毛泽东的批语中还有要他手下的笔杆子们去看看，不是去调查研究，而是“有意思去看一看吗”？无法克制的“面有德色”了！希望出版界要好好地保护好这篇报告作者的著作权，他对向往未来的共产主义美景者肯定有很高的参考借鉴价值！１１月，毛泽东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有如下的一些文字：“……六、从一九五八年起，所有的耕地每三年轮流深翻一次，深度从一尺到三尺，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见文稿七，第５０６页）三尺等于一米，六七尺就是两米多，深翻土地的这些具体要求，有什么科学根据？是不是瞎指挥？八、“……应当保证每个劳动者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和娱乐时间，每天睡眠、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不得少于两小时”。（见文稿七，第５０６页）工人阶级向资本家争取的是“三八制”，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而毛泽东要求是劳动＋至十二小时，还以关心爱护劳动者的姿态说话，有什么可说的呢？十四、毛泽东说：“一切工作力求合乎实际，力求把革命的热情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见文稿七，第５０８页）自从整风反右以来，毛泽东已经不提实事求是了，他很欣赏浮华虚夸，吹吹捧捧，已达到沉缅的地步，相信两三年就可以超英赶美，有些地方可以建成共产主义乐园。现在他又旧调重弹，要求一切工作都必须力求合乎实际，说明他的美梦，已经长不了，毛泽东在争取主动，以退为进，准备嫁祸于那些弄虚作假、谎报成绩的人了。
１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对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的批语：“即送××、×××同志，此件是说徐水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二、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见文稿七，第５２２页）在本文注释（２）中，有如下的文字：“……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关于在河北省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这个地区往年遭水旱灾，人民生活很苦。去冬今春，全县在县委领导下，大稿水利建设，实现了满天星、葡萄串的水利化，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秋收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这个村还建立了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缝纫组、洗衣组、俱乐部，……实行供给制，受到社员们拥护。这个村自公社化以后，一切自留地、房屋、零星果树都归公社所有，彻底割掉了私有制的尾巴，加之劳动大协作的锻炼，使农民的思想觉悟有了飞跃提高。我们在劳动中，也看到一些问题，主要是：（一）目前各营（村）的耕作区仍是公社化前的原有耕作区，很分散，……不便于耕作和劳动协作，……（二）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只强调军事化、纪律化，……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三）存在一些虚假现象。……下面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虚假现象不少。……（四）……个人不再养鸡鸭，而这里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和鸡蛋。……（五）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一九六０年建成社会主义，一九六二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一九五八年争取完成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见文稿七，第５２４页）毛泽东已经连续几次接触这样使他腻烦的材料，他将信将疑，七上八下起来，你看他的批示是，此件长短处都有，就是说成绩缺点并存，不能一概否定。同时又说此种情况可能不是个别的，但仍不作肯定。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这是安抚河北省干部，你们带回去，看着办，我不去追究是谁之过了。说真的，毛泽东也不敢追，追下去会追到自己的头上，好吗？
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方针的批语说：“一、此件印发到会各同志。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二、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见文稿七，第５３０页）在本文的注释（１）中，有如下的文字：“新华通讯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２６３０期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这次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已在全区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疾病流行严重地影响了钢铁生产和三秋工作。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食堂卫生工作搞得不好，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有的地方还发生药品不够的现象。……”（见文稿七，第５３１页）被山东范县等“共产主义新乐园”陶醉得如痴如狂的毛泽东，此时似乎已经从邯郸黄梁梦中清醒一点儿了，他要到会（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的同志注意，还特别提醒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首先注意。为什么不说我毛泽东首先要注意呢？这明明是逃避责任，嫁祸于人。毛泽东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工作生活同时并重。如何并重？具体怎么操作？劳动人民已经到了死亡关头，各级党政领导，理应以挽救人民的生命健康为第一任务，绝不应该提出其他并重的任务，才对。要不然，重视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要使工作受到影响，首先是钢铁指标完不成，超英赶美的大话将成为空话，毛泽东绝不甘心！毛泽东虽然要求工作（钢铁）生活（瘟疫）并重，但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生死安危。如果是真的，那就应该首先为劳动人民废除那个集中营式的生产劳动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模式，给小民解除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让小民能喘一口气。“苛政猛于虎”，非军人过起军人的生活，和平时期过起战争时期的生活。是毛泽东的创举，也是毛泽东的造孽！
１１月１９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工作部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此件印发各同志，……然后由中央予以批准，发给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照此执行”。此文的注释（２）中有如下的文字：“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１）粮食总产量预计８５００亿斤，比１９５７年的产量３７００亿斤翻一番，……棉花总产量……增长一倍半，……这些数字是可以认为可靠的。总之，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完成的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自用部分增多、留用种子增多，劳力紧张和运输工具不足……”。（见文稿七，第５４２页）这个报告中列举了许多农作物产量预计翻一番、几番的数字，据说是经过省、地、县三级审核，扣除了虚夸浮报水分后的数字，“是可以认为可靠的”，结果又怎样呢？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在自欺欺人。毛泽东欺民害国，各级干部中“紧跟”的人，欺君害民。报告说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而粮食收购计划却没有完成。据说，原因是农民吃多了，种子留多了，……就是避而不谈农民手中实际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他们吃不饱，小则浮肿，大则饿殍载道，是何居心？在一般人心目中，打假报告的都出自下层，他们自恃“山高皇帝远”，存着侥幸心理，为了冒功求赏，不择手段，谁又敢想到中共中央农业口的负责干部也在作花样文章！
１１月２０日，毛泽东对《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一文的批语：“此件可看”。（见文稿七，第５５２页）在本文的注释（１）中，有如下的文字：“……新华通讯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刊载了《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说这块千亩麦田，埂直如线，畦平如镜，土粒胜筛过，畦埂犹如刀切，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见文稿七，第５５２页）毛泽东号称浪漫主义大诗人，他的诗词作品足以当之无愧，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生理心理气质，使他对富有诗情画意的政治经济赝品也当作真品大肆欣赏，还要别人跟他一齐手舞足蹈。
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说：“（１）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中国和苏联哪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从各方面慎重考虑。中国早过渡究竟有无可能，是否有利。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２）十五年规划问题。四十条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获实祸。……”（见文稿七，第５５３页）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有点预感，——牛皮也许即将炸裂，想超过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无多大把握，四十条也要放两年再说，更不要外传，不要务虚名而获实祸。好的，是谁在务虚名？谁在获实祸？当时，毛泽东并未承认有实祸，以后也没有！所以务的也就不是虚名了！“（７）减少任务问题。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是否泼冷水？是否机会主义？一定要有客观可能性。过了明年六月再看。”（见文稿七，第５５４页）毛泽东对经济高指标如痴如狂，曾经把注意客观可能性的人诬为右倾机会主义、离右派不过几公尺，甚至说反冒进，助长了右派分子的气焰，……大肆口诛笔伐！曾几何时，而大跃进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将要不攻自破，会不会有人要反攻倒算呢？毛泽东有点坐不住了，他在想自我解套的高招，但无论你有多少锦囊妙计，也敌不过老老实实，面对现实，所以他才十分痛苦地降旨减少工作任务，但他还是有保留，他只是暂退一步，要等半年之后，看看实际情况再说，它的梦幻还没有彻底破灭。
１１月２１、２７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的批语说：“此件很好。请×××同志阅后，印发到会（在武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各同志，加以研究。”（见文稿七，第５５５页）本文的注释（１）有如下文字：“中共湖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几项工作的规定说：省委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多次指示，向全党提出一个重大任务：要努力做好有关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其目的，不是泄气而是鼓气；不是促退，而是促进；不是使明年的工农业生产只有一个小小的跃进，而是使明年的工农业生产来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为此，作如下规定……要使劳动者……每天睡眠八小时，吃饭，休息四小时，共十二小时，……办好公共食堂。第一要吃饱，第二要吃好，……（一共写了十三条——引者）住宅问题，……关心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做好卫生工作，……不愿在公共澡堂洗澡者，允许把洗澡水打回去洗澡……”（见文稿七，第５５７页）值得注意的是，省委关心人民生活是在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指示之后，才起步的，可见在此以前省委不曾或不敢关心群众生活的；硬性规定睡眠、吃饭、休息十二小时，其余的十二小时干什么？当然是工作，是强制劳动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对半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并重”指示的精神；关心人民生活，是要他们干出比１９５８年更大的跃进，不是恩赐的免费午餐，是要有补偿的。报告中许多措施只是空头支票，没有物质保证和具体操作办法。洗澡水都控制起来，这样高度集中统一的生活方式，对自由散漫惯了的农民究竟能承受多久？就这样的一个报告，毛泽东也认为“很好”。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２月，毛泽东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有：“……六、目前城市中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他们对于成立公社还有顾虑，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也应当有所等待。……八、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九、过去人们常忧愁我们人口多，耕地少，但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见文稿七，第５７１页）毛泽东说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不能急，要等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顾虑消除以后，这是借口，是施放烟幕弹，是准备把城市公社建不起来的责任推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身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对毛泽东的事业不利的。但是，现在的资本家已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刻教育，知识分子又经过反右斗争的打击，这两种人中，即使有几个敢于对毛泽东的事业有“顾虑”，也岂能螳臂挡辕。只要毛泽东认定了的事，撞上城墙，他也不会回头的。这里他所说的“等待”之类纯属谎言。实际上在这时候，最不愿意在城市搞公社化的，只能是毛泽东本人，因为农村公社化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已经使毛泽东焦头烂额，晕头转向，假如现在就搞城市公社化，还不知道要遇上什么使人头痛的问题，这样毛泽东就犹豫起来了，他才忍痛搁下城市公社化。毛泽东说所有制的过渡，要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程度，这等于没有说，因为宣告要在两三年之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公社，都有完备的发展生产的大跃进规划，而社员的生活又已经军队化，说明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程度已经很高，这早已经被毛泽东肯定了的，是过渡的客观条件早已具备了的，怎么又扭扭捏捏起来了？令人不可思议。毛泽东说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说明只要好好的按已经取得的经验干下去，人不是多了，而是劳力不足了。毛泽东真是精明过人，他看得上的是劳动力，能劳动的，他不嫌多，至于不能劳动的，他没有说不要，但不受欢迎是肯定的。然而，客观事实是人口增加了，不能只是劳动力增加，老弱病残无法限制他一个不增加。有人说毛泽东反对马寅初的人口论，所以中国人口才失控；也有人说毛泽东对计划生育是支持的。使人莫衷一是。现在看来，毛泽东犯了“正打歪着”的错误，他想的是年年大跃进，年年大丰产，（他没有说丰收——引者）需要的劳动力是随大跃进的步伐而增加的。因为大丰产，吃饭穿衣自然不成问题。大家会记得，毛泽东曾经为粮食太多，找不到出路而发愁呢，还会害怕什么人口多吗。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人口失控了。不愿意他增加的也增加了。对吗？中国的人口失控是大跃进的恶果之一。
１１月１８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重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严重的死亡情况。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一）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尤其对于工作基础薄弱地区所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因而造成劳动紧张期间发病多死亡率大，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年。（此句似有笔误，按当时实际情况是青壮年死的比老弱者多，因为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而有限的食物供应，又需要首先照顾家中的老小——引者）（二）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特别是经过反右斗争，和大辩论，某些干部又有个人主义思想，少数坏分子亦以“左”的面貌出现，制造混乱。（三）问题发生后，领导上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又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目前省委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中检查省和地、市两级的领导作风，接受经验教训，并准备采取几项措施。”（见文稿七，第５８６页）措施提了六条，无非是开展整风，实行批评自我批评，拔白旗树红旗，要劳逸结合，加强教育等等空话套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又不准的八股文章。但其中的第六条确实不同凡响，这条说“为使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进一步加强集体领导。”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有了集体领导，如发生错误，那是集体犯的，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没有责任，聪明之极，当然，也许还有点影射毛泽东专断独行的意思，总之，也是向毛泽东学来的，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不是说了吗？那些冒进的事，不是都经过集体研究讨论的嘛，你们为何事后翻案？你们能开脱责任吗？毛泽东对云南省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作如下批示：“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又有： “一、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１４５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察觉一部分地方发生肿病的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斤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二、请××同志印发。原件用后退毛。这两页批语，均低两格付排。”（见文稿七，第５８５页）。
读了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对曾经亲历过“大跃进”实践的人来说，确实思绪万千，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云南发生水肿（病因是饥饿，只能大量喝水）病死了许多人（究竟死了多少，迄未见官方公布。常见的估计数字在全国是２５００——３０００万人；一说是４３００万人）的痛心事件，（笔者的两个姐夫，一弱一强的劳动力，一个外甥，强劳动力都饿死了）其原因据报告说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情况估计不足。这是托词，即使领导工作深入得很，了解情况如指掌，又能逆潮流而动吗？再说饿死的人中，没有听说有一个干部，说明只是群众吃不上饭。毛泽东理直气壮地批评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并借机大肆说教，要求下面要善于教育干部。应该说毛泽东是最善于教育干部的了。四个伟大中有一个伟大是导师嘛，他本人也乐意当教师，可是他教育出来的干部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毛泽东在这点上也是愧为人师的，他还毫无自责之意，在那里夸夸其谈，用那些陈词滥调——坏事变好事之类，替云南省委打掩护，实际是掩护他自己。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并没有自然灾害，这样的滔天罪行，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天大的不平！当事人，首先是毛泽东本人，不但没有受到惩处，照样高高在上，欺压老百性。在这个批语中，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说得好，毛泽东说这话时，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说，始作俑者就是我毛泽东，那些饿死鬼要讨债，要偿命，就找我毛泽东吧，那该多好，那才算好汉呢，为啥要在那里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呢！解铃还是系铃人，毛泽东给云南省委提出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这两条办法有什么新奇吗？没有，一点也没有，成年人、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可是要由毛泽东的口中说出来，才有效，才合理、合法，才能保险，不会成了路线错误。可笑还是可悲？八亿中国人的小命，都由毛泽东一人主宰了！其实毛泽东这两条办法，根本不可能解决当时老百姓的燃眉之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冲垮了那个“军事化”的生活规范。群众为了求生存，八仙过海，自找生存门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村统治者，令已不行，禁也不止，暂时被甩在一边。这样一部分农村人口才保住了生命，毛泽东对这部分幸存者，并无恩德可言！
１２月１日，毛泽东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中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一段时间内，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他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见文稿七，第６１１页）毛泽东对历史的描述是对的，中国历史上旧王朝的衰落与新王朝的兴起，都符合这条规律，但是毛泽东的“王朝”以及他本人是否也要遵循这条规律呢？如果信守他的对立统一论，历史辩证法，那么，必然跳不出这个规律。但是，他口头不说，只在暗中操作，口头上他口口声声说那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下场，至于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与过去的有本质的不同，新生事物会永远朝气勃勃，至少要维持很长时期，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这个规律，可以主动驾御这规律。这就是他在取得政权之后，为什么要频频发动政治运动的原因，他绝不允许敌对阶级（以至个人）发展壮大起来推翻他。毛泽东的话也有不对的地方，他说在新兴阶级取得统治权之后，由于敌对阶级的壮大和斗争，促使原来的新兴者走向反动落后了。这是倒果为因，实际情况是在新兴者统治的初期，总会有些新气象，抚慰平民百姓，因而受到百姓的拥护，被打倒了的敌对阶级暂时还没有发展壮大的群众基础。但是，新兴的统治者的新气象能维持多久，决定于新兴者的素质变化的快慢，所以有的王朝能维持几百年，有的只有几十年、几年，如毛泽东政权的生机勃勃只维持了七八年（１９４９——１９５７），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在夺取政权时代的那些平民气质，已经迅速被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气质所取代，这是他自己制造的败局，是内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是敌对阶级（外因）发展壮大起来和他斗争的结果。他天天制造假想敌，天天树立对立面，最后变成孤家寡人，他活着时没有被推翻，落得“寿终正寝”，但他的政权已经失控，摇摇欲坠，到他死了，尸骨未寒，就发生了什么是“衣钵真传”之争，国家也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时毛泽东已成了纸老虎，但还有人披着虎皮吓唬人。
毛泽东说：“……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作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见文稿七，第６１３页）是什么时候了，毛泽东还在这里喋喋不休的说教，他显然自以为超脱了“热”与“冷”的困惑，用威胁的口吻说，头脑太热不适于做领导工作，要跌筋斗。又说有的人太冷，看不惯，跟不上。请问你是前者还是后者？还是什么也不是？你的狂热比谁都高，言犹在耳，文犹在手，就不承认了，就置之度外了？也只能欺负中国老百姓，没有人敢起来和他叫真。
这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湖北省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搞“六万斤卫星”试验田情况的报告说：“今年九月，随县县委在得知金屯乡光大九社的一亩中稻试验田放出六万斤的‘卫星’后，到现场调查，结果发现这块试验田是乡社的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九点七五亩中稻拔掉移栽上去的。问题弄清后，县委对这乡进行了整顿，并对有关干部做了处理。现在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语是：“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请各同志予以注意。”（见文稿七，第６１４页）湖北省委的报告在说干部为了弄虚作假而发生强迫命令，毛泽东的批语避而不谈弄虚作假问题，可见他是不大相信浮夸风已成燎原之势的。再说他也不敢正视他一手造成的现实。对湖北省委的报告不能不表态，却又“王顾左右而言他”。
１２月５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有：“注意‘教导’‘指示’这类字面，用于个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气氛，使人看了不顺眼，以后不可再用”。（见文稿七，第６２１页）假如照毛泽东所说，废除“教导”，“指示”这类字面，就显出民主气氛，那民主也来得很容易了，何必流血牺牲地争取。何况按毛泽东的修改，把教导、指示，改为告诉，实质上二者又有什么差别？同样是金科玉律，同样发挥圣旨、口喻、诏令……的作用，搞文字游戏，玩虚假民主，实际是欺人自欺，同时还暗藏准备推卸责任的邪念，你看我没有发指示，也没有教训你们，只不过说出我的看法，你们在实际工作中曲解了我的意思，差错只好由你们负责了。
这年的１１月２８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我省农村在今年九月上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建成公社９５３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９９.９５％，……在农业丰收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一）……确定在全省农村公社中普遍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二）关于群众集体生活问题。到十月下旬统计，全省建成食堂二十三万五千多个，参加食堂人数达三千四百八十二万人，建立托儿所二十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七个，幼儿园十万零一千六百三十三个，入托儿童四百四十多万，建立幸福院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九个，入院老人近十万。（三）关于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语是：“×××同志：此件可印发，供参考。”（见文稿七，第６２４页）这个批示流露出毛泽东的心态有些变化，他对这报告没有表示欢欣鼓舞，但仍不肯轻视，要供“参考”。
１２月７日，毛泽东在印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三篇文章的批语是：“印发，极好看。请××同志即可处理。此件用后退毛。”（见文稿七，第６２６页）本文的注释（１）有如下的文字：《参考资料》专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的三篇文章是：《捷红色权利报》载文谈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说我国巨大的革命发展对于全人类有重大意义，认为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寿命不长了的论断符合世界的发展；《捷红色权利报》驻京记者热情赞扬，北京全民炼钢运动盛况；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谈我大跃进，说我全面大跃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硬化”的滥调的响亮的回击。这三篇捷克和瑞士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对中国形势的乐观态度，当时对毛泽东来说，好像一支强心剂，其实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根小稻草，而毛泽东却如获至宝，无比的欢欣鼓舞，说：“极好看”，下令印发，扩大影响，还要求“即可处理”。本来毛泽东耳里已经罐进去一些不太乐观的信息，使他半信半疑，如今却被外国人的迷魂汤完全迷住了。他会认为外国人真有眼力，是多么信任他、看重他的，多么推崇他的，而中国党内党外那些有眼无珠的人，就连外国人都不如了。
１２月８日、９日，毛泽东对“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了如下的文字：“请××同志即刻印发”。“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不致有所误解。（见文稿七，第６３５页）“是为了积极奋斗，而不是临阵脱逃。”（见文稿七，第６４０页）毛泽东的权力早已达到顶峰，党政军民所有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如今他为何要谦让呢，他所说的那些理由，是出于真心吗？九成以上是假的，顶多只有一成是真的。先看看真的方面，由于赫鲁晓夫造了斯大林的反，震撼世界，给毛泽东的震撼也不小，尽管做了许多洗清卖白，与斯大林划清界限，依然心有余悸；其次，由于大跃进的灾难即将暴露，作为罪魁祸首的毛泽东已经坐不住了，尽管嘴上还很硬，其实很心虚，所以他要争取主动，自我解套，吃敬酒，不吃罚酒，还要示人以不恋权力。他说几年以来，他就多次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这是自我掩护，要说明他不是因为现在遇到麻烦了才退却的。其实是画蛇添足的一笔，不打自招。你看他限三天之内就要把这消息传达到公社（即全国、全民），为什么那么急？时不我待，争取主动，还不明白吗。再说假的一面，毛泽东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在试探党中央的“民意”，据他的观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少了他不行，并没有坚持要他继续干下去。甚至有人还劝他休息，不必参加重要的会议。这下就引起他更加强烈的警惕了。但问题已经提出，他不能明白表示返悔。也好，他就此设下圈套，抓那些敢于挑战他的权力的分子，正好铲除对手。以后的事实不是证明了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暴露了，被置之死地。以后呢，干脆不设国家主席一职，不成体统就是体统。林彪这个接班人聪明过头，竟也不识好歹，要求任国家主席（现在有些材料说是栽赃诬陷——引者），结果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再看，毛泽东说，即使他不当国家主席，他还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他还可以自封什么都可以，这是明明白白的留出后路，上了保险的呀！什么叫阴谋诡计，这就够典型了。
１２月９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说：“第二个问题：保护劳动热情的问题，对犯错误的干部９０％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做自我批评就够了。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１、２、３、４、５％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对谎报也要如此，９０％以上，说服，１、２、３％，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够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对干部如此，对群众也是如此。”（见文稿七，第６３６页）毛泽东多么仁慈、恩爱！对违法乱纪的，说谎造假的，都一视同仁，教育的极多，处罚的极少，说是为了保护劳动热情，实际是在保护各级干部的乌纱帽，其中首先是毛泽东自己的乌纱帽，不难设想，假如处罚面稍稍大了些，尤其是对省市一级干部的处罚，就会引火烧身，毛泽东老奸巨猾，他能那样干吗？
毛泽东说：“第三个问题：‘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的问题。这个口号是否还适当呢？……‘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不是好些吗？在南宁会议，原来就是这样提的，何时推广到‘全国’去了的呢？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集体的决定”。（见文稿七，第６３７页）就照毛泽东的说法，三年改变的只是农村面貌，就真的能做得到吗？他还在痴人说梦！他又反问何时推广到全国？你说呢？他不说，只为自己开脱，说没有经过认真分析和集体决定。当然就不算数了。
毛泽东说：“学习×××的‘机会主义’：土石方８亿——１６亿——３２亿——６４亿，有何不可？我以为马克思是赏识这种‘机会主义’的。”（见文稿七，第６３７页）毛泽东迷恋大跃进，翻番，两翻，三翻，…。．翻到地覆天翻，他就最开心了。可恶的是他所欣赏的总要贴上马克思的标签，拿马克思坐垫背又做垫脚。
毛泽东说：“可能有几万干部，忧心忡忡，为了向共产主义负责，建议不要太急了吧，有些问题等一年二年去做结论，不是较为稳当吗？这类同志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是好人，就是不懂当前形势的迫切的要求答复许多问题。不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蔓延开去，如何得了呢？”（见文稿七，第６３８页）毛泽东又在故作镇静，说可能有几万干部忧心忡忡，害怕牛皮吹破了。他本人为了对共产主义负责，建议不要太急了，不要过早做结论，等上一两年再说更稳妥。这是毛泽东的缓兵之计。毛泽东还说，那些要等一等，再看看的人，不是观潮派，算账派，是好同志。这个调门降低了好几度，毛泽东在抛撒“定心丸”，给越来越多的困惑徘徊的人一点甜头，暂时是他的好同志了。但是，这些好同志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问题已经成熟了。到此毛泽东也没有说明白，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是什么，问题又是怎么成熟了。好在他从侧面把问题透出一点儿信息——国际国内斗争又十分迫切的问题，不能避而不谈了，一大堆混乱的思想问题不答复，不解决就要使形势失控，危险啊！你们这些忧心忡忡的干部，你们好糊涂呀！劝你们不要心急，还是暂时当一阵子不是观潮派的观潮派，不是算帐派的算帐派，看他一、二年以后再说吧。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国，在１９５８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见文稿七，第６３８页）毛泽东举出七、八个“确立”，认为都是永恒的真理，是牢不可破的，也就是我毛泽东所确立了的东西，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在１９５８年他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两分法”，两点论，使辩证法得到大发展。实际是对辩证法的滥用和庸俗化。比如：工业和农业这两大产业，在毛泽东出世之前，就已经“并举”了，那是客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何必由毛泽东提出、确立？你顶多是想要确立二者的比例关系吧了；再说，农业中高产、中产、低产，也是客观必然现象，谁能设想几千万亩，甚至更多的田地的产量都一样，何需你来说教？至于说农业“八字宪法”的内涵，老农早就按照前人积累的经验实践了，重要的是还不够科学、不够完善吧了。经过你毛泽东把它上纲成了“宪法”，反而与科学背道而驰了，大家来个深耕、密植大跃进，闹出使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还少吗？
毛泽东说：“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个人要准备随时有灭亡的可能”。（见文稿七，第６４０页）毛泽东心虚胆怯到了难以抑制的地步，他既认为党的分裂是可能的，而且分裂是绝对的，统一团结是相对的暂时的，但他又害怕在分裂中失去他的既得利益，所以他叫嚣分裂的时候，就是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不断地发出威胁，甚至说“个人要准备随时有灭亡的可能，”这当然包括政治上的灭亡与肉体上的灭亡两方面了，但灭亡的只能是别人。毛泽东又在重复“成绩是主要的，不能估计过低”。（见文稿七，第６４１页）不管怎么估计，最后还是要看实际，在非常尴尬的实际面前，还要巧言令色，遮遮掩掩，蛊惑人心，只能枉费心机。
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中说：《沁园春·雪》是“反封建主义，批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见文稿七，第６５１页）毛泽东有权有责对他的诗词作解释，一般说“诗无达诂”，应该以作者的解释为准。但是，细细品味毛词，说《沁园春·雪》是批判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似乎太牵强附会了。难道说没有文采、风骚，只会弯弓射箭也是封建主义反动的（一个侧面）表现吗？真是奇谈怪论。人们也许认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封建君主，毛泽东都点到了，说他们没有文采，少了风骚，不学无术，不过是赳赳武夫，这还不算批判吗？是的，不算。说秦汉唐宋的君主的文化素养，可能没有毛泽东高则可以，但这与封建主义何干？现代革命队伍里，不是也有不少文化素养不高的人吗。毛泽东说，做诗不能骂人。胡扯，“粪土当年万户侯”，不骂吗？“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不骂吗？“有几个苍蝇碰壁”，不骂吗？至于说后三句，明明是接上面秦汉唐宋的君主而来的，能和他们对比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可以当之，而与阶级不能匹配。要讲阶级，那前面只能说奴隶、农奴、农民，而后面才可以说无产阶级。不在同一档次，不在相类似的范畴，怎能对比。毛泽东的形式逻辑，竟也如此混乱吗？人们也许会问，毛泽东在中国历代君王中，真算得上出类拔萃，他年轻时代就“粪土当年万户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而在他事业已达到顶峰的时代，何以“谦虚”起来呢？须知现在的时代背景，——国际上反个人迷信，正在劲头上；国内大跃进变成“大要命”（当时群众的调侃）。偏偏有人要在这节骨眼上，慎重其事的要出版发行他的诗词，对“风流人物”不好当仁不让；如果他不加回避，就是自认与封建君主势同伯仲了，怎么行呢？所以他玩了遮眼法，虚晃了一刀，应付过去了！
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１６５期刊载了《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说：“最近清华大学公共教研组党总支检查了物理教研组支部的工作，并组织党员讨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讨论中反映出一些不正确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那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是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线，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就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见文稿七，第６５５页）这是一份石破天惊的奇文，是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路线的素描和准确的解读。毛泽东对此文的批语是：“×××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见文稿七，第６５４页）清华大学教研组的材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在那里是为了树立对立面，请反面教员，不是毛泽东一贯的做法吗？难道不是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了又说吗？利用、限制、改造与对待资本家阶级不是一视同仁的吗？老教师是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靠他们培养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应立即由共产党员取代他们，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个支部已经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再深入下去，就是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了。上级组织应该给他们挂红旗，作为光辉典型加以推广。而物理系党总支（上级组织）却不识货，反而认为支部有问题，冤枉了！你看毛泽东对这样极左的样板，心态多么温和平静，虽未表扬，也未指责，暗中是支持宁左勿右的。他批示要人们“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难道说宣传、捍卫、实践毛泽东思想这个方向还不够端正吗？很端正。毛泽东的内心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呢，他要人们端正方向，就是要人们向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支部学习。这个文件的印发范围很大，也是少见的，只差没有登报广播。毛泽东说“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清一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还有可能争取的吗？争取过来的又能使毛泽东放心吗？
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鉴于１９５６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手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有些人却大惊小怪，惊慌失措，是一种右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见文稿八，第８页）。都什么时候了，毛泽东还在对“反冒进”耿耿于怀，认为“冒进”的成绩巨大，缺点连十分之一还不到，所以他对反冒进分子的批判是绝对正确的，而且现在的大跃进成绩更大，决不能容许别人说三道四，否则又是右倾极右倾了。
１月１９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八八期上刊载了一则报道说：“广东省新会县一些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普遍下降，否定供给制的言论又有所抬头，有些人进而要求，完全恢复高级社时按劳取酬的分配方法。一部分基层干部也因此而消极起来，对落后现象不敢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甚至随波逐流，对今年更大的跃进缺乏信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主要是分配比例不合理，供给部分过多，工资部分太少。一般社员认为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抱着按酬付劳的态度，积极性受到压抑。（二）劳动组织和责任制不健全，形成人无事做，事无人做的现象，这是造成窝工浪费和消极怠工的重要原因。此外，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很有关系。”（见文稿八，第２０页）毛泽东对此文的批示是：“××同志，此件极有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阅读，想一想，研究这个问题。一月二十五日”。（见文稿八，第１９页）此件极有用，为什么？从那些方面说极有用？毛泽东不肯表态，要叫到会（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引者）各同志想一想，研究这个问题。请注意，毛泽东并没有发动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毛泽东不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相反，我很注意，所以强调了极重要。我要你们想想嘛，你们想了吗？研究了吗？你们对这问题——人民公社、大跃进究竟怎么评估？欢迎独抒己见，不要人云亦云，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使我招架不及！其实，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只要稍稍了解一点农村实际情况，而且还有点良心的人，早就知道农村的事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么美妙。新会县这个材料是很典型的，他在当时就宣告公社没有什么优越性，而毛泽东死不回头，要蛮干到底。这是务虚名而受实害（毛泽东告诫别人的——引者）的一个典型例子。
２月１日下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在高潮中有些人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好心、关心，一部分是敌对的，要加以分别，不要以为都是坏事情。做这么大的事，总会有些缺点。讲些怪话，不足为奇。……（二）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包括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还有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必须经过努力，克服这几方面的失调和不足，使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不受影响。（三）……今年已经开了一个大跃进局面。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即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农业社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有些是把几十亩并成一亩拚出来的。（四）……今后搞大跃进，我们有几个条件：（１）群众的干劲、劳动热情，这是过去几年特别是整风、反右替我们准备下的。（２）有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的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３）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４）……去年我们专务虚，今年从现在起就务实。（５）今年有了人民公社而去年大部分时间没有。（６）一年可以抓几次。……”（见文稿八，第３３页）自从发动大跃进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从正面轻描淡写了大跃进的点滴苦果。但他首先就发警告说，怀疑大跃进者中，有一部份是敌对的，随时可以杀一儆百，也就不可怕了。毛泽东过去厌恶按比例发展、平衡关系等观点，说什么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等等，而今他也说出失调来了，可能是迫于形势，找不出更好的词汇来表达的缘故吧？他说失调了，但还要挣扎去保证１９５９年度的继续跃进，这是火上加油，而不是釜底抽薪，结果可想而知。毛泽东列举了中国可以大跃进的四条优越条件，无疑都有它的局限性，但他避而不谈。比如人多，但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只是一部分人，人多所消耗的社会财富也多；大国，泱泱大国，可以自豪一时，但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想振兴富强，需要多多少少的投入，赤手空拳在短期（苦战三年）内改变一穷二白，可能吗？说到资源，在当时，中国有多少资源可供开发，都还没有探查明白，发动千百万农民放下农活，上山采宝，有多大的效果，造成农业上多大的损失，可以这样干吗？再说苏联经验，这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人曾经跟着毛泽东痴心妄想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包括革命、建设的经验），其结果是你讲你的国际主义，我讲我的民族利己主义。其教训是深刻的。所以说，毛泽东为了坚持他已经破产了的大跃进运动，完全脱离实际，用片面的理由，为自己做辩护，坚持错误！毛泽东说，今后搞大跃进的条件，头一条是群众的干劲和劳动热情，而这个条件主要是整风反右替他准备下的。直白地说，就是整了几十万人，杀鸡给猴看的效果显著，谁还敢对毛泽东说个“不”？上刀山，下火海，谁也逃不了。这一条毛泽东说的很切合实际，足以自豪，但是他忽视了即使牛、马、奴隶、要他干活就得给他填饱肚子，还要适当的休息，否则，不会持久。全国各地大闹浮肿病、饿死人，还不说明问题吗？毛泽东说的群众干劲，劳动热情，持久了吗？
毛泽东这次讲话都是重复过去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不要大惊小怪等等，老生常谈，但也有一点稍稍例外，那就是，他说漏了嘴，说“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不说过高了——引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见文稿八，第３２页）毛泽东好像在作自我批评，其实不尽然，你看他说的是“我们”，那就不是他一人之过了，又说，不适当指标，避开过高二字，没有准将来还会说指标提得过低了呢？更重要的是不适当的指标，在武昌会议时已经纠正了，不是万事大吉了吗？不，决不，因为他说了一句包括他自己在内，说时不注意，事后一想，不对了，怎么能说得那么露骨，把自己也摆进去呢？不行，得立即纠正。他本来已经躺下休息了，却辗转反侧，不得入睡，立即动手给来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写信，把会议延长一天，留下来谈哲学问题——重中之重，要谈谈几个深切的辩证法问题，说与总路线、大跃进大有关系。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想不通，不开朗，不搭起架子，总路线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失败，或者半失败”。（见文稿八，第３１页）想不通，不开朗，搭不起架子，这些话究竟要说明什么？让现在人听起来，有点玄之又玄，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是心中有数的。不是要谈辩证法吗？此法在毛泽东嘴上就是“两点论”、“两分法”，看问题不能只看一面，换言之对大跃进、总路线不能只看缺点，不说成绩，而是成绩很大，“可能在我国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善心的劳动人民的团结与奋进，大有益处。”你看既然是这样伟大的创举，别人说缺点已经不对，而我毛泽东也怎么一时糊涂做自我批评呢？所以要反攻倒算，利用哲学武器——辩证法这把尖刀解剖反对意见。以防不测！所以在第二天，即二月二日下午，他又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你看他说了什么：“我们所说的工作方法（不是思想方法——引者），就是辩证法。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讲主观能动性，两者结合起来讲就好了。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的缺点，讲了几十条，一无是处，这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下面加了一段……可是人们不注意这一段，只注意‘不是遥远的将来那一句’，于是暴露出各种各样的想法，两个月内，鸡、鸭、杀了那么多。……剥夺地主、富农理直气壮，剥夺富裕中农则理不直气不壮。我们国家贫农、下、中农想揩中农的油，历来是跃跃欲试的，一有机会就讲平均主义。不要把富裕中农当作地富反坏去剥夺。”（见文稿八，第３３页）毛泽东这段话有点新内容，那就是贫下中农总想揩中农的油，而且历来是跃跃欲试的。天哪，这话如果出自别人的口，那就要定为诬蔑贫下中农罪，无疑是阶级敌人了。但对毛泽东来说，又当别论了。不过，经过毛泽东这一说，从贫下中农的革命性中挤掉了一点水分！
毛泽东说：“……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严重不足，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现在我们似乎开始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见文稿八，第３４页）是谁违背了客观规律？毛泽东说“我们”，难道就没一个人，不违背吗？有的，那就是毛泽东斥之为右倾分子或反冒进分子。毛泽东说了一句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他是没有解决的。他紧接着就说，我们似乎开始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你看，又是我们，不是他一个人了，要大家来研究，意思很明显——连我毛泽东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们这些人更别提了，反冒进诸公休想捞稻草！更为恶劣的是，不久，他就大批特批计委干部，说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把计委干部骂得一钱不植。他这样做无异于说我毛泽东是最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了。岂有此理。
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已经或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秩序，这种做法是完全恰当的。……”（见文稿八，第６６页）嘿嘿！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的方法步骤，是学习理解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的极好教材，是恩赐民主的典范。大家不会忘记，１月底２月初，毛泽东曾经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做个一点轻描淡写，还做了一点不像样的自我批评，言犹在耳，墨迹未干，现在他又在翻供，搬出他那个“虎头铡刀”——观潮派、算账派，敌对分子等等，杀气腾腾，扼杀不同声音。他肯定正在开展的整顿巩固公社的做法，是首先由干部出来照毛泽东的腔调——“指头论”，表演示范，然后由社员群众“讨论”。历史的教训使群众学乖了，“讨论”很热烈，都是“指头论”，毛主席说的那还有错？有谁不识相，公开说过不字！要不然怎么会说“五七年的整风反右给大跃进准备了条件”呢。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表现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毛泽东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找答案。”毛泽东找到了答案，都是社队干部的认识问题，干了蠢事。就是没有毛泽东的丝毫责任。
毛泽东说：“……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见文稿八，第７４页）。从公社运动及大跃进中“得到巨大的利益”的人是有的，只有这部分人是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的。但不是广大农民。相反，广大农民是巨大的牺牲者，他们在隐忍苟活。毛泽东再一次搬出他的“指头论”，同时警告地富反坏进行破坏的话，广大群众一定会起来粉碎他们。
３月９日，毛泽东在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中说：“……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几乎普遍否认价格和等价交换等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见文稿八，第１０４页）毛泽东的这段话有两怪：一是一向提倡调查研究，而且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绝句的人，现在却主张不要调查了，理由呢？迫不及待，直接召开几千人大会，把问题摊开，让大家七嘴八舌，就是最好的调查。但是，开会是要先定调子——“指头论”的，调查的结果当然也只能是符合毛泽东心愿的“指头论”；还有一个怪是搞调查的，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大量存在的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他们的方法不对。搞调查不就是找矛盾的方法吗，难道还有别的方法？毛泽东又说，搞调查的没有找到主要矛盾所在。这话不知贬低了多少做调查的工作人员了。实际情况是找到主要矛盾的大有人在，只是不能说，不敢说而已，比如：小农的私心太重，敢说吗？那是对农民的诬蔑；干部违法乱纪，敢说吗？那是攻击共产党；劳动人民，多劳不多得，按酬付劳，敢说吗？那是对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低估；……连小矛盾、次要的矛盾都不敢说，还敢说主要矛盾吗？更何况还有观潮派、算账派、右倾机会主义、敌对分子……罪名有的是，有几个敢撄毛泽东的逆鳞！再说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但能随便用吗？不怕犯教条主义错误吗？你毛泽东读得更多，别人忘了价格、按劳取酬等等经济法则，难道你也忘了吗？你不是十分赞赏三年、五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吗？你还在这里训戒别人，显示你一贯正确！
中共安徽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三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三月十一日（原文如此，疑误）讨论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简报中说：“……社队干部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公社化的伟大成就，……绝大多数人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已认识清楚。……社队干部分析去年‘共产风’刮起来的原因有三：一是自己认识糊涂，把‘共产风’当‘好风’；二是害了‘传染病’，互相传染；三是省里有关部门传下去的。讨论中，公社一级干部发言不多，省委已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解除他们的顾虑，……大胆发言……。”（见文稿八，第１１４页）
山东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关于贯彻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精神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续报中说：“……听了郑州会议精神以后，群情振奋，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正确，抓住了主要矛盾，照此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紧张局面，粮食问题，生产问题及其他许多矛盾也都将迎刃而解……。”（见文稿八，第１１４页）毛泽东对安徽、山东省委的报告的批语是：“……很好。”迅速、转发、印发。究竟这两个报告好在哪儿呢？无非是安徽绝大多数人对“指头论”已“认识清楚”，刮共产风的三大原因之一是省里有关部门传下的，而这责任已由省委兜着。还不好吗？至于山东更棒，“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正确”，所以“都很好了”。
３月１７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说：“六级干部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见文稿八，第１２３页）毛泽东在这里又提出什么“言者无罪”，果真吗？还有人相信吗？“有罪之言任何时候都是有罪的”，只不过现在“罪人”太多了，法不责众罢了。毛泽东又说有许多观潮派、算账派，其实不是，是被人看错了。那么，请问被人看错了的观派、算派应划入那一类？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毛泽东不说，但要这些“派”字号人物与“正面人物”交锋，那还不等于说本来不是“派”的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了吗？毛泽东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奈何！更重要的是观潮派、算账派这两顶政治帽子，是谁首创的？谁使用得最多的？扼杀了多少清音正声？造成了多大的恶果？
３月１８日，毛泽东在转发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经验的批语中说：“请各省、市、区党委仿照河南省委的办法，在各县举行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时，抓住一个典型县，取得经验，指导全省”。（见文稿八，第１２９页）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而在大跃进中运用得更多，发挥的作用也更大。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都有典型带路，大伙紧跟，有人称之为“传染病”，最大的传媒就是毛泽东。
□ 寄自中国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