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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绝招”——说谎大师打造说谎王国（续三）
·ｆｏｒｔｈｅｌｙｓ·
三、人民公社——“一大二空”（三之三）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２４日，毛泽东在对×××《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中说：“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精神上武装了全国人民，加强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在今后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最后战胜国内反动阶级残余力量、争取建成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继续鼓舞着我们，使我们同样会取得伟大的胜利。”（见文稿九，第４２６页）毛泽东抓住一切机会自我表功，越是处境不妙，他就越自我抬高身价，在短短几句话中就用了四个“伟大”。
３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的修改中说：“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见文稿九，第４５９页）毛泽东是三句话不离开调查的人，在大跃进那样的年月，他也深入到第一线视察、听汇报，但是他根据他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制定的方针政策却酿出全国性的大灾难，直到现在他还是没有自觉，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法宝，到现在不灵了呢？在我看来，那是因为毛泽东的地位变了，他已经是战胜了党内外、国内外敌人的大英雄、大救星，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领导人，他的智慧谁也赶不上，他的判断十分准确，……在一片歌颂赞美声中陶醉了。听怪了好听的，对不好听的就不想听，也难以听见了。阿谀奉承者是同志，忠言逆耳者“起心不良”，最典型的就是整彭德怀案。其实这以前以后，在他登上权力最高峰之后，他早已不把谁放在眼里。他这种恶劣的精神状态、意识作风，能调查出什么，可想而知。他的周围有认真调查的人，不是像他说的都是走马观花的，最典型的是邓子恢，他最了解农村合作化的情况，主张稳步发展，注重质量。却被毛泽东打击得还不够吗？最可气的是，他在这里还在吹他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伟大的胜利。而在工农业上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还在拉别人做垫背，嫁祸于人。成绩归自己，错误缺点推到别人身上，这也是一种领袖风格吗。
４月１４日，某某某为报送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等材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一个疙瘩。这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日常生活中引起了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我们和韶山公社党委书记×××一起，研究了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的一个坚决要散的食堂。经过五个晚上的讨论，这个食堂在分散时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房屋、菜地、柴山、养猪、困难户等都一一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个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见文稿九，第４６８页）唉，食堂呀，食堂，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呀！西汉时代张鲁就创立了呀！曾几何时，毛泽东大事鼓噪的农村公共食堂竟成了一个赘疣，连他的老家的乡亲们都不给当今“圣上”一点面子，够泄气的了。无独有偶，“农业六十条与干部、群众、见面后，杨家生产队召开了社员会，经过讨论，从第二天起就正式分伙做饭。据干部和部分社员向我们反映，散食堂以后出现了如下情况：第一，节省了很多福利工。第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第三，增加了肥料。第四，节省了烧柴。第五，社员用粮更灵活，更加精打细算，能节约用粮。第六，为吃粮、吃菜而互相怀疑，‘扯皮’的人和事少了。由此看来，真正是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如早散为好。……”（见文稿九，第４６９页）这个材料说明，农民群众对食堂的厌恶到了极点，所以一听到政策松动了，就闻风而动，毫不犹豫，干部社员反映解散食堂的六条效果，恰恰是与当初吹嘘食堂的那些优越性针锋相对。“无可奈何花落去”！此时的毛泽东该作何想？他把这些材料批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请阅”……“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毛泽东是否还要挣扎一下，挽狂澜于将倒呢？
４月１４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中说：“……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是恩赐观点。不少地方不是真正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当家作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见文稿九，第４８３页）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语是：“……此信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五月工作会议时，是否印发到会各同志，那时再定。这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类似这样整风整社的工作报告，各省、市、区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所反映的问题只是大同小异，而毛泽东特别看中了湖南省委的这个报告，是因为第一书记把缺点错误的责任包揽了，既不向上拉，也不往下推。这样毛泽东在他家乡父老面前好交代了。不仅如此，在党内、国内他也好交代了。所以说：“这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妙在“中肯真诚”四个字！别的省市委的同类报告，就没有这样的中肯而且真诚，他们的第一书记就不肯拍拍胸脯站出来承当责任，真是“软骨头”，令人失望。其实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信中，也带有画外音，最明显的是他所检查的主观主义的部分，在毛泽东没有看到下文之前，恐怕冒了冷汗吧？什么食堂呀，供给制呀，……谁不知道这都是毛泽东的“杰作”，所幸已有人愿意代他受过，能不高兴吗？然而毛泽东并不满足，他顺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杆子往前爬，印发这封信，其用意在树立标兵，要在中央常委中，书记处各书记中，引起共鸣，回声，而且考虑要在五月召开工作会议上印发到会的人（实际印发了），以扩大它的影响，引起连锁反应。
５月７日，周恩来向毛泽东电话汇报中说：，“……我到邯郸已有五天了，五天中找了一些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谈话，开了座谈会，有四个问题需要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的评工记分办法，并有所发展。……（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人力和畜力问题。”（见文稿九，第４８６页）。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灾难严重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指头，甚至一个都不到吗？”毛泽东不肯说，不愿意说，不敢说，所以他对周恩来的汇报的批示是：“……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参考就是可参可不参也，毛泽东在此不表态，他还有锦囊妙计，耐心等待吧。
５月８日，某某某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１１２个减为６个，其中五个不久以后都将不办，另一个不分自留地，不搞家庭副业，恐怕也难持久。对于在短短二三天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映的热烈程度难以想像，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湖南省委对解决食堂问题决心很大，预计最近即可在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三、农村手工业问题。四、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严重程度不下于农村。……”（见文稿九，第４９０页）解散食堂，群众反映的强烈难以想象，甚至称之为“第二次解放”，毛泽东听见了没有？“第二次解放”是从谁的压迫下解放的？农民是在公社的管理下，不应该是在公社的管制下，否则还有什么个人严尊？与奴隶有什么区别？城市居民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毛泽东对这类报告的态度，依然故我，如法炮制——“供参考”。
５月１３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群众……听到食堂可以不办，认为是‘松了绑’，……一些人主张分田到户。有人说：‘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现在两条群众路线，已经走了一条，食堂可以不办了，还有一条，就是分田到户，迟早也要走群众路线的。’……”（见文稿九，第４９５页）“松绑”与“第二次解放”是一个意思，就是挣脱了一件奴隶的枷锁。至于分田到户，走回头路，只有农民才能体会到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从私有到公有，是马列主义的教义，是列宁带头实行的，被认为是小农经济向高级发展的唯一道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而农民却持相反的观点，并且实现了，马、列、毛如果复活，他们该说什么？
５月１３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第一，国（营）合（作社）商业合并前，供销合作社，指导集体经济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活动办法，如合同、奖励、留量、反还、民主评级、协商议价等减少了，更多地搬用了国营商业的计划调拨、统购、派购的工作方法，这就使某些干部更容易滋长强迫命令和不等价交换的恶劣作风和行为，在农产品采购中，估买、估卖、压级、压价、掠夺农民。”第二、第三从略（见文稿九，第４９７页）这短短的一段文字，把新中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商业经济的弊端概括地描述了一下，人们不难理解国营商业是实行经济专制、垄断的极其严厉的工具，翻身解放了的农民，从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压迫剥削下解脱之后，又落入了国营经济的牢笼之中。奴隶逃出了地狱，升上天堂固然光荣了，但他们依然是天堂中的奴隶。这就是新旧社会的天渊之别！毛泽东看了这报告，并不发表感想，大概是司空见惯了，不会大惊小怪。他如法炮制——“发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供参考”；还嘱咐“用保密电话。”到底这报告中有什么机密可保？大概是它揭示了国营商业经营管理上无法医治的沉疴吧。
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关于湖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感到思想解放了，苦闷消除了，心情舒畅了。地委书记们认为，过去上边规定的框框太多、太死，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同时也要求今后划几条大杠杠，使大家有所遵循，不致左右为难。……从这次会议看来，湖南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是非界线不清，一部分好同志被打击，党内斗争中出现的偏向没有及时纠正，使得强迫命令的作风发展起来，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第二，对一九五九年粮食估产过高，征购外调过多，导致农民口粮下降，挫伤了生产积极性。这也是一九六○年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一九六○年生产上的瞎指挥，是农业减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四，一九五九年大办水利时缺乏必要的控制，有些大中型水利工程事先没有经过勘查设计，结果劳民伤财，没有用处。……食堂绝大部分已经散伙了”！（见文稿九，第５００页）湖南的这四个主要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是领导人的罪状，罪魁祸首是毛泽东，在他活着的时候，无人敢于追究，如今，他已死了几十年，难道还不能向百姓说几句真话吗？要说也不难，只要把毛泽东的有关言行与这四个问题对号入座，就足够了，本书就有点这个意思。
１０月２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向毛泽东报告，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中说：“……观感如下：（一）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了，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二）水灾和水利问题。……为什么水灾严重？……一是雨下的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四）略。（五）调动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六）、（七）、（八）从略。（九）市场、中小城镇生产和职工生活。……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见文稿九，第５７６页）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语是：“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其实类似这样的报告，毛泽东早已看腻了，一般只批“供参考”。而对眼前这件却引起他的兴趣，说写得很好，值得一看，何也？大概不会因为新的奴隶主不扬鞭了（“四不”了，暂时的），也不会因为说水利建设有问题（什么问题并没有说），也不会因为职工生活下降很大，也不会因为有些干部含冤受屈这些家常便饭的事。经仔细推敲，有了。这报告提到用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主席早就说过这问题，证明主席十分英明伟大；其次，报告中第（七）条，提出了已经出现的“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恢复单干，分田到户。再次，报告提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好，很好，始作俑者，不负任何责任，而且还更风光了。遭殃的始终是老百姓。
１０月７日，毛泽东同日中友协代表团等日本朋友的谈话中说：“……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见文稿九第５８４页）敢问毛泽东与“四人帮”的关系也能适用这句中国古话吗？毛泽东又说，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一首诗，原文是：“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见文稿九，第５８５页）毛泽东还把这首诗书赠日本朋友。敢问毛泽东，他所统治的中国是在黎明之前还是黎明之后？
１０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上的批语说：“此件已阅，除……已圈掉不用者外，其他都可用。”（见文稿九，第５９２页）毛泽东圈掉不用的是“……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这原本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在《工作方法十六条（草案）》中说过的话，现在为何要圈掉不用呢？过时了吗？非也。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用事实否定了他自己的话，打击了有不同意见的人，人们记忆犹新，现在搬出他的话，客观上是起了以毛之矛攻毛之盾的作用，他能容忍吗？当然要删掉了。
１２月，毛泽东对一篇关于人道主义文章的摘报的批语是：“为哪一些阶级的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范围是全世界呢？还只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数的工人、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呢？还是以全民为幌子，进行欺骗，实则只是为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呢？”（见文稿九，第６２３页）毛泽东口口声声为了阶级的利益，不妨考察一下，这些阶级（工人、贫下中农）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多少利益？他们又付出了多少牺牲？救世主使被救者摆脱了苦难，顶多是从一个奴隶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又立即沦为另一个奴隶主的奴隶而已！“大集体、小自由，”个人的自由空间有多大？苦难并没有结束，甚至变本加厉了。毛泽东时代坑害了多少劳苦大众，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能比得上？毛泽东说，提出全民利益只是欺骗，实际是为了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这就怪了，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的资产，早已归无产阶级所有，资产阶级分子逃的逃了杀的杀了，活着的都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他们的利益与工农无所差别（在中国有所谓拿“定息”的少数群体），有谁主张要给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有特殊的利益呢？有的，那就是毛泽东，他不接受资产阶级分子放弃“定息”的要求。一定要他们留下一条小辫子，树立对立面，随时给以敲打，以此教育劳动人民，不要忘本，跟着阶级敌人跑。不错，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放眼全世界，但是“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本国家本民族的事都没有办好，侈谈什么全世界和全人类。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０日、２４日、２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第七段）加写了：“大家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二月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工作中‘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等错误。”（见文稿十，第８页）毛泽东好不气壮如牛，然而你怎么就不说１９５９年（郑州会议半年之后）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镇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伟大壮举”，是对郑州会议的彻底否定，是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等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的催化和促进？何以如此“健忘”？
１月１２日，毛泽东令康生转告郭沫若，他的诗句“千刀当剐唐僧肉”不要，“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见文稿十，第１１页）毛泽东的政治挂帅挂到无孔不入了，连拉屎撒尿都要挂上政治。只可惜，唐僧这个人物的中间派形象并不明显。要在去西天取经的四人小组中找左中右，那么极右的是猪八戒，他是取消主义、逃跑主义、好吃懒做、酒色财气无所不沾的人物。而孙悟空呢，自恃才高，对妖魔鬼怪十分藐视，不惜斩尽杀绝，对取经能够成功毫不怀疑，是当之无愧的左派。再看看唐僧在去西天路上的艰难险阻面前，也不曾有动摇、退却的念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与孙悟空是完全一致的，他的最大缺点是心慈手软，有时分不清好坏人、好坏意见，错听猪八戒的话，冤枉了孙悟空，这不影响他的“左派”立场。要说四人小组中，沙僧倒有点中间气味，他有时支持孙悟空，有时也听猪八戒的指使。总之，把唐僧划入中间派是不伦不类的政治玩笑。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会议）上的讲话，可谓妙语连珠，却使人哭笑不得！且看下面分解：
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毛泽东不怕批评，所以先有五七年的“引蛇出洞”，五九年的反“右倾”、反“反冒进”，五九年的揪出彭德怀等“反党”集团。这都是接二连三，打击批评者的反民主路线，把党内本来就很稀薄的民主气氛扫荡无遗，这都是毛泽东的“功劳”，如今他竟敢站在七千位党的高、中、低三级干部面前，恬不知耻地大讲特讲民主，欢迎批评缺点错误，真所谓当了婊子，还要竖牌坊了。他讲话的不恶心，而听他讲话的人却要呕吐！
毛泽东说：“……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毛泽东话说得很好听，但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想当年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就已经这么说了。但是他言犹在耳，就在他请人帮助党整风的劲头上，当头一棒，抓了五十五万“敌人”——知识分子，树立起他的对立面，让那些敢于批评缺点错误、敢于说三道四者当“反面教员”。于是乎万马齐喑了，他耳边就只能听到万岁，万万岁的欢呼了。扼杀不同声音的收效显著，于是他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都轻而易举，一呼百应，毛泽东指到哪里群众就打到哪里了。只是到了主观主义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之际，毛泽东就赶紧先发制人，捡起民主（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这旗子使劲挥舞起来，显示他是党内首屈一指的民主大师。而拒绝批评，不让人讲话，不懂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是别人，坏事就是这些人干的，我毛泽东十分干净！退一万步说，假如竟有胆大包天的人站出来，和我对着干，拿出真凭实据，揭我的疮疤，那也不要紧，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不应该用咒骂、拳头或刀枪对待我，你们总不能把我打成地、富、反、坏、右了！高哉！“步步为营嗟何及”！
毛泽东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机关去做工作，……都是有益处的，……”毛泽东说漏了嘴，他想到的只有被骂以后会倒台，这是他最怕的了。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个人实行了错误的领导，被骂以后，错误得到纠正，对党的事业有利呢？一脑子个人主义，私心杂念，不得不然。他说的个人受益的是指被错误处理了的人，意在挽回人心，稳定群众情绪。至于他现身说法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当年你被错误路线处理过，被非马列主义者坑害过，如今你是标榜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时代，不应再蹈覆辙才对呀？为什么现实不是如此呢？
毛泽东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的处理，就能甄别平反，……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起来纠正错误……。”右派分子的改正过程恰好证明了毛泽东时期的路线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对人的错误处理也“在所难免”，这就说明新社会新不到哪里去。难免的原因是统治者（美其名曰统治阶级）好发专制淫威，草菅人命，没有人权、法制观念，目中无人。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党章的，上了我们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做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做自我批评。”你看，毛泽东多么振振有词地说教，在批评别人。公然还提出什么党纲党章和宪法，啊！不民主是违反了党的宪法（党纲）和国家宪法的呀，小子们，你们胆子太大了，你们有罪，该罚。人们自然会问（不敢明言，只有心问）庐山会议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手法是符合党纲、宪法的吗？是谁的态度非常恶劣？毛泽东心中有数。他之所以胆敢如此表演，“贼喊捉贼”，是他深知全党已无一人敢和他叫阵；其次他可以说彭德怀等人，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敌人，只能适用专政手段。证据呢？只有他一人所垄断、掌握。就这样毛泽东在党内已处于随心所欲，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畅所欲言的极端特权的地位，这是全党毫不吝惜的纵容和恭维了他的结果。就像泥塑木雕的神灵，群众亲手塑造了他们，回头又要向他们烧香磕头，何苦哇？毛泽东表扬了那些早作自我批评的省委，批评了那些迟迟不做自我批评的省委，早做自我批评的是早替毛泽东开脱责任，当然要表扬。迟迟不肯自我批评的，无疑是肚子里有气，有点要求实事求是的意思，至少要看看你毛泽东如何做自我批评，看你如何定调子，再紧跟也不迟。这就使毛泽东着急、不放心了——是否有人会跳出来揭他的疮疤，那才不妙呢。所以他才一边批评，一边作诱招工作，只要你们现在就做自我批评，就应当欢迎。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是他的一贯手法。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谁造成的？是真的不可避免的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啊，原来是为了克服困难，所以才想起群众！“但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是吗？群众最害怕的是“引蛇出洞”和“枪打出头鸟”。前车之鉴，教训太深刻了。
毛泽东说：“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抛出“引蛇出洞”的政治妙计，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他踌躇满志之余，抛出他的“六又”方针，说得十分悦耳动听，他更是自我欣赏不已。其实仔细捉摸那个“六又”，也是圈套，你看，讲民主时离不开集中，而且集中在先，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得越轨；讲自由时，先说纪律，又叫大纪律下的小自由。给你多少是多少，不许多要；你想个人心情舒畅吗？先把统一意志背诵几遍，统一意志不论正确与否都得服从，不然就坏了，就是反叛。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到底想给中国人民多大点民主、自由。他能否造成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没有，适得其反，早在一九五七年讲这话，到一九六一年没有兑现，此后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风暴中，中国人民的体会如何？一句话，毛泽东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大扒手！你想想，这个“六又”方针，先不说他的欺骗性，就算有人想真心执行它，也是很难操作的，它的随意性、灵活性十分强烈。要是真正开明的领袖，他首先得立法，用法律制度来规范这“六又”，也许能收到一些效果。然而想要毛泽东这么干吗，那是与虎谋皮，你想限制他的自由吗？犯罪了！有人说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是，“无自由的民主，可随意的集中”，十分中肯。
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不对，庐山会议上，不就是全体一致通过打击彭德怀了吗？那时候不是没有民主也集中了吗？统一了吗？这不是证明了不民主也能高度的、正确的集中了吗？还有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办”之类的种种绝招，不也是“正确的集中”了吗？在下看来，讲民主的人，不论是领袖还是群众，都必须具备起码的道德品质——公正，在理想目标一致的群体中，要设身处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集中的人，要自觉地克制“有权就有一切”那种腐朽的思想意识，不要以称王称霸滥用权力为荣，相反，要以为耻，要以为戒。总之，民主也好，集中也好，如果没有制度的规范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保证。
毛泽东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的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的痛一点……”毛泽东以奉行民主集中制的楷模自居，大肆吹捧自己。在革命尚未胜利，困难很多的年代，他也许是这样，也不得不是这样。但是，自从革命胜利，爬上了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就与原来判若两人。只要看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这些大事，是经过中央委员会充分讨论通过的吗？他已经变成一言堂的堂主，家长制的家长。他用霸王别姬嘲笑别人，其实，项羽觉得愧对江东父老，宁死也不回江东，生为豪杰，死做鬼雄。在这方面，毛泽东能比得上吗？霸王和虞姬，一对正直刚烈的夫妇，不该被毛泽东塑造成反面教员。
毛泽东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错误。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应当负责的应当是我。……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又在耍花招，他一方面说他有责任，又说因为他是第一书记，暗示他是替人受过，这也叫负责任吗？就这样他还怕摘不清，他立即补充说，他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别人也有责任。还有，大家不会忘记，所谓“直接的”归他负责的那部分，只是避重就轻的一些鸡毛蒜皮，还说是早已纠正了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自己说过，为了党的利益，他的缺点错误可以不提嘛。（见《毛泽东传》第６７２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第一版）毛泽东也说了一句真话，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本人也不例外，最后不是身败名裂了吗？
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现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统治时代是否充分发扬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没有！但是却有了高度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毛泽东集中制），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正像封建专制王朝，根本不理会什么民主，但一样的可以高度集中，皇帝老子一人说了算，那应叫做封建专制的集中制吧？至于说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我看，不是那么一回事，苏联不是早就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这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而且宣称即将进入共产主义了吗？怎么到现在照毛泽东所说它已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了呢？假如毛泽东说的是真话，那么，修正主义国家是直接从社会主义经济演变而来的，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真糟糕，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也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怎么办？这才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不知道毛泽东是疏忽大意，还是有意回避，他没有发表高见。至于说那里（苏联）是否已经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比斯大林式的专政还厉害呢？还没有听说。应该承认资产阶级专政远比封建专制的专政进步得多，否则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延续几百年而尚未灭亡。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所标榜的无产阶级民主似乎尚未成型，必须继续探索和完善。
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还会产生新的其它剥削阶级分子，这些分子都是从当年帮助毛泽东推翻旧地主、旧资产阶级的那一班人中分化出来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四人帮”得势时期，不就是比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专政还要残暴吗？“四人帮”又是谁一手培养扶植起来的？毛泽东口口声声要防止、镇压反动阶级残余的复辟，实际是为新资产阶级和新的封建阶级的发生发展开辟道路，这也许不是他的本心。
毛泽东说：“……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请说得明白一点，是毛泽东干了许多蠢事，也连累了别人。
毛泽东说：“……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不准组织秘密集团，请问长征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秘密串通，推翻了博古和李德对红军的错误领导，那算什么性质？毛泽东一定会回答那是马克思主义的秘密行动呀，理直气壮，义正词严，不合法但合理。那么，假如党内再发生错误的领导，又根本不讲民主，而真理只在少数人手中，正确的意见得不到承认时，又该怎么办？难道就让错误的领导一直领导下去吗？还是掌握真理的人也明哲保身，同流合污，保持党的“团结”？还是甘冒“分裂党”、“敌对阶级的代理人”、“阴谋家”、“野心家”……弥天大罪而发动成败未卜的革命？不能再往下想了！
毛泽东说：“……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一点不错，党内历来有一些人是“小蒋介石”，而“小蒋介石”人数最多时是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期间。人们已数不清有多多少少四人、五人、十人、八人帮……都是手操生杀予夺大权的“小蒋介石”，那一大帮人都是毛泽东极力保护的有功之臣。毛泽东死后，这帮人（除了少数特别“拔尖”的）几乎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仍然消遥自在，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毛泽东的余荫之下，要惩罚他们就等于给毛泽东抹黑，不行啊。
毛泽东说：“……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不敢讲话，怎么能抓着人家的小辫子呢？还是要让人讲话才能暴露敌人，从而消灭敌人嘛。但是捕人、杀人多了，就多结下杀父、杀母、杀子、杀夫……之仇，仇人太多有时也麻烦，所以能不抓、不杀就不抓、不杀，可以用更高明的手法，戴上“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管制。把“紧箍咒”交给百姓，有百般反动武艺的“分子”也跳不出群众的掌心。所以戴帽子的发明者毛泽东，应该申请专利，其政治经济效益一定小不了。
毛泽东又说：“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这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的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的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毛泽东喋喋不休，说得很痛快，但谁不知道共产党内帽子公司的总经理就是毛泽东，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从井冈山数起，直到他寿终正寝，看他先后炮制了多少帽子。特别恶劣的是在这七千人大会上，他玩弄手段出卖刘少奇，说他的报告理有许多帽子。而这报告事先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同意了的！毛泽东的居心何在？这个会上刘少奇质疑了“指头论”，揭了毛泽东的疮疤——三年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到底是因为天灾还是人祸？刺痛了，这就激起了毛泽东要置刘少奇于死地的决心！
毛泽东说：“……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毛泽东多宽容，其实这不是他要宽容别人，而是要别人宽容他，谁不知道，是他不让彭德怀说话，制造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这样震惊中外的大冤案，他也知道尽管党内无人敢于公开抵制他，但腹非的人是不会少的，因为这种行为实在太明目张胆，实在太恶劣了。又加上国家经济严重困难，内外交困，十分狼狈，所以他要教育全党对“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首先就是要对他毛泽东抱有善意，他已经做了“自我批评”（见鬼的自我批评）了，大家要表示欢迎嘛，……“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就是让他继续拥有最高权力，作威作福。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
毛泽东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谁叫我是第一书记呢”）。”为什么不具体说，你该负那些责；第二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帐。”妙哉，发动群众运动的时候强调的是“书记挂帅”，承认错误的时候搬出党委（共同负责也），书记溜了。大家都有缺点错误，平均分配，五级同担，彼此彼此，谁也别叫真，谁也别追究，放大家一马，皆大欢喜。来日方长，且听下次分解吧。
毛泽东说：“……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泽东心中念念不忘的就只有垮台不垮台！一事当前就优先考虑对他的权力、地位会发生什么不利的影响，这是大公无私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领袖所应有的政治品格吗？
１９６２年，２月至４月，毛泽东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中说：“五、照此付印，共印九份，分交刘、周、邓、彭、伯达各一份，请他们看一遍（刘、周、邓请他们看第二遍），提出修改意见。另交田家英、林克、江青、毛泽东各一份存阅，印后版拆掉，原稿毁掉”。（见文稿十，第５５页）毛泽东在七千人（干部）面前堂而煌之的讲话纪录稿，几经修改，变成正式文件，到了最后他还放心不下，怕别人抓住他的狐狸尾巴，所以嘱咐印好后，把版拆掉，原稿也要毁掉，这是“焚尸灭迹”，绝不是为了保密，是心中有鬼，怕人家抓住狐狸巴，害怕留下话把。
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三期上，登载了上海市工人×××给毛泽东的信（６２年２月１２日）中说：“最近物价不断提高，真使人坐卧不宁。我们工人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十多年来积蓄的一些钱，眼看一天天地贬值，心里比刀割还难过，现在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不想再储蓄了。……”（见文稿十，第６１页）大跃进、人民公社给工人农民一样制造了灾难，农民饿死，工人“坐卧不宁”，“心里比刀割还难过”。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五六年，那种风光已扫荡无余。怎么搞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毛泽东政权也不过如此吗？许多人开始开始思考了。
此前，１月２９日，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送审的）中，关于党的工作，他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业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见文稿十，第６４页）妙哉，奇文！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贴在毛泽东的心坎上，能让毛泽东从政治上、精神上起死回生。须知，这些话出自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口中，而且是率先开口的，其他有同样身份、地位的人，谁能比得上？林彪讲话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一、把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天——特大的自然灾害，而对工作上的错误只轻描淡写了一句，而且还说情况已经在好转，不必大惊小怪；二、困难给我们取得经验，党员、干部的能力质量都大大提高了，失之甚少，得之甚多了；三、强调团结，要更相信依靠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不能胡思乱想；四、事实证明，困难是由于不听毛泽东的指示、警告、思想所造成的。任何时候都证明毛泽东是天下第一伟人，空前绝后了；五、林彪现身说法，以他的亲身经历证明一切胜利、成功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林彪是真心实意崇拜、信奉毛泽东的吗？假如没有发生以后的“９·１３事件”，大概谁都会持肯定态度。“９·１３事件”以后，再来审视林彪这个讲话，就可以断定它是一把双刃剑，他的要害之处，在于工作上的顺利或困难都决定于毛泽东思想是否得到很好地贯彻。好了，自从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所出现的困难，没过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了，这两次特大困难，都是毛泽东本人自己背离了他自己的信条、理论、思想、主义所造成的。假如“９·１３事件”林彪成功，那个“５７１工程”宣言（纪要）就足以证明，林彪这次讲话是埋下伏笔的。那么，毛泽东对林彪这个讲话稿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见文稿十，第６２页）毛泽东说的是真心话吗？如果不发生“９·１３事件”，我们也会相信是真的，因为林彪讲话替毛泽东解了危，拍马拍到点子上，指定他做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９·１３事件”发生了，人们才恍然大悟，这只不过是毛林之间的政治游戏，你投机取巧，我顺水推舟，得利用处且利用。利用不上了再作道理。
林彪还说：“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见文稿十，第６５页）你看，照林彪的说法，军委一班人，从庐山会议以后都已经“克隆”成毛泽东的肢体器官了，完全丧失了各自的独立人格，这还叫什么“委”。
３月２５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的指示稿中说：“……中央认为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一九六二年二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报告对四年来的财政收支做了初步检查，揭开了四年财政收入有虚报、年年有赤字的实际情况……”（见文稿十，第７７页）毛泽东对这个指示稿的批示是：“此件及附件、附表，均已看过，认为很好，即可发出。”此件“很好”好在哪儿？我想不外两点，一是把困难说得越大越好，才好动员群众把裤腰带勒了再勒；二是指示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从原来不承认有困难，跃进到说困难越大越好。也不脸红。
８月２０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送毛泽东阅示的对邓子恢所作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中说：“５月３１日和６月１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礼堂做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三千余人。……有些人有意见，提出了疑问：一、觉得报告‘有气’、‘有情绪’。有的干部对他所说的‘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很不满意，认为这样讲影响不好。二、对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不少同志认为不妥当。三、认为报告对农村形势的分析有问题，使人感到农村问题成堆。四、报告中有些讲法和中央口径不大一样。如说农民的自留地、小开荒、借地将要增加到不超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和‘六十’条的规定不一致。与此同时，也有些同志认为这个报告在有些方面讲得深透，‘很解决问题’，有的还‘很欣赏这个报告’。这主要是：一、对批评干部的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很感兴趣。二、认为对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讲得细、讲得新。三、对他的‘敢讲话’表示赞扬，认为‘很有风格’、‘思想解放、很大胆。’此外，还有人说邓子恢的作风好，他经常下去调查，掌握了很多材料，比一般干部了解的情况具体。”（见文稿十，第１６０页）总政报给毛泽东这个材料使人们能了解当时军队的中、下层干部对农村问题的看法，具体表现在对邓子恢所作报告的反映上。对邓子恢讲话持否定观点的人，他们认为邓的讲话，不符合中央的精神，说白了就是和毛泽东的说法不一样，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举不出说农村形势大好的事实来反驳邓子恢，他们只是为毛泽东忍辱负重，献上一片忠心。而那些对邓子恢的报告持肯定态度的人，就大不一样，他们对邓的讲话及其本人的魅力很赞赏。当然，在当时敢于这样表态的人，只会是少数。可惜总政材料中，没有人数对比。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批语说：“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毛泽东把“单干”等同于“资本主义”，也算马列主义？请问，中国农民单干了几千年，也没有把中国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而在你毛泽东专制统治下，却可以演变成资本主义，可能吗？说穿了，就是要用特大的政治帽子，什么什么主义压制不同的观点、主张。此时此刻，“小脚女人”正可以出口闷气了，而某些人却甘心受毛泽东的欺骗，照样人云亦云，昧着良心说鬼话，这样的人又恰是毛泽东所欣赏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左派。
９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上，刊载了反映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后告我。”（见文稿十，第２００页）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甚至是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始终怀有刻骨仇恨，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常常使他不顺心，他们有“反骨”，在他看来他的事业要毁就毁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别看他在利用知识分子时，也说上一句半句的好话，那不过是实用主义的敷衍之词，也有几位“代表人物”得到重用，那是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丢掉自己的品格，加入吹鼓手、抬轿子的行列。真有卖身求荣的一些人成了毛泽东的帮凶。所以从本质上说，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平白无故”何来要为右派分子进行甄别，难怪他大惑不解，怒气冲天了。他追查始作俑者还不简单吗？但追查结果却没有下文，这才有点怪！至于他提到的“六、七月”是什么敏感的日子？原来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所制造的灾难达到了极点，而国际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乘机大肆反华的时期，毛泽东狗急跳墙，更加疯狂地叫嚣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有复辟的危险的日子！再说，毛泽东认为右派分子没有自己要求甄别，所以有关部门不应该主动做这个工作。这有背于“有反比肃，有错必纠”的精神。还有，要求甄别就是不认罪、伏罪、要翻案，就要罪上加罪，谁还敢要求甄别？且看历史上那些被整死了的人能是他们自己要求才得以申雪的鸣？——大部分是改朝换代之际，新人物利用冤鬼争取人心而搞的赦免、昭雪罢了。鲁迅先生说过：“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见《华盖集。忽然想到十》）右派分子们没有要求平反（辩诬），不一定都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没有实力就讨不回公道。大多数人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存在种种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没有想到只要毛泽东活着，“右派分子”就是你头上的“紧箍咒”，右派分子永远也修不成正果。
１９６３年２月，毛泽东在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采取摆实事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如果只许奴隶主们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隶们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见文稿十，第２４９页）兄弟党之间、兄弟国家领导人之间不应该是奴、主关系，党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国家领导人与老百姓之间也不应该是奴、主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然而毛泽东后期在党内、国内的霸道行径，比奴隶主有过之无不及。
１１月，毛泽东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就必定有反抗；……哪里利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见文稿十，第４０６页）有压迫就有反抗，毛泽东就是把本来不是对立的人硬逼到对立面，压迫他们，激起他们的反抗，最终他自己就被对立面否定了，但还很不彻底。
１２月１３日，毛泽东给×××信中说：“如有其他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即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见文稿十，第４４０页）毛泽东十分慷慨，师友中生活困难的都援助，美其名曰：社会主义援助性质，冠冕堂皇地把把私情变成公谊，钱从哪里出？虽心照不宣，却已经一目了然。援助者与受援助者都可以心安理得了。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毛泽东对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说：“……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文稿十一，第２３页）“书不一定读得很多”这句话后来就演变成“读书无用论”，“书念得越多越反动！”书是要读的，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首选自然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又要首选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著作又要首选“老三篇”，再加“红宝书”。再多不好，再少不足，以能够知道紧跟毛泽东就恰到好处了。读多了，脑子难免要复杂，会思考，会比较，变成修正主义者，对统治者就构成了威胁，不妙。当然变成书呆子的人，也是有的，那就是不能消化的教条主义。能消化而有自己主见的便是“修正主义”了。既不教条，也不修正，只有紧跟毛泽东一条路子可走。其实那又何必读书呢？只要保证毛云亦云，毛步亦步，毛趋亦趋就是了。毛泽东孜孜以求的就是培养大批的这样的“好学生”。
６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中说：“……要能够团结大多数的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要记仇，……人是可以改变的。……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见文稿十一，第８７页）毛泽东这番掷地有声的讲话，如果不与他的实际行为作对照，那真是金石良言，违背这些教义的应当受罚，可惜毛泽东本人自己先违背了，所以出自他口中的绝妙好词也就变成嘲笑、愚弄群众的玩艺，除了拿来装点门面，骗骗无知者外，再也没有意义了。
７月５日，毛泽东在“教育制度要改革”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见文稿十一，第９６页）不参加阶级斗争就不能了解农民和工人了吗？阶级斗争是工人农民的主业吗？农民和工人除了搞阶级斗争，就无所事事了吗？就没有值得了解的东西了吗？假如工人农民都去搞阶级斗争，都成了职业革命家，那还能叫工人农民吗？状元都没有真才实学，有考证的数字根据吗？真才实学的标准在哪里？是否都要像你毛泽东能开天辟地才算有真才实学？其实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中国人天天搞阶级斗争，整个中国就是一所阶级斗争大学校，几亿人民都知道阶级斗争，都“能算大学毕业”，至少都可以授予阶级斗争专业的学士学位。现在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妨回忆我们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那时群众搞阶级斗争的水平之高，使毛泽东都为之感到骄傲！所以，为了学习阶级斗争而去工厂农村实在是多此一举。
８月１８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他对组织工作队到地、县委开展县以下各行各业的“五反”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具体意见。毛泽东批示：“……觉得很好，完全赞成。……”（见文稿十一，第１３２页）后来毛泽东完全推翻了自己的批示，倒打一耙……
８月１９日，刘少奇为报送代中共中央拟的转发“桃园经验”（指四清工作经验——引者）的批语稿，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种详细材料，不愿压缩过多。”（见文稿十一，第１４５页）。毛泽东收到刘少奇代拟的转发稿，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指在北京召开的大区书记会议——引者）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指刘代拟的转发稿——引者）的。”（见文稿十一，第１４４页）。“同意”的墨迹未干，经验却变成了罪证，纷纷扬扬，掀起狂风恶浪，正式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这是毛泽东玩弄阴谋、权术的又一次大暴露。居心险恶，手段恶劣，在历代封建专制王朝中也属少见了。
９月２９日，３０日，毛泽东在对彭真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加上：“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不但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灾害，而且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复活和一切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见文稿十一，第１７５页）毛泽东在重要的文告中，自己加上“在毛主席领导下，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如何如何，已不止一次，显然，他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感到不足以突显他个人的作用，所以就当仁不让，挺身而出了！
９月间，毛泽东对图加林诺夫著作的批注中说：“矛盾重重。四十七年（指苏联已经建立的时间——引者）中逐步发展起来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们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是工农联盟吧？——引者）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贫民、农民，则不相信他们，向他们进行尖锐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城乡两部分资产阶级，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是联合起来掌权的，但是亦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城市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近日事件就是斗争的表现。我国亦大量地存在这样情况，也是矛盾重重。不过，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见文稿十一，第１８０页）毛泽东为了发动阶级斗争的需要（“着手解决”），不得不说惊世骇俗的话，在他指控苏共的同时，还说在中国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已经发展起来大量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他们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自居，在那里发号施令，耍阴谋、玩权术，欺压工人和农民。而这些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之间既是联合执政者，但又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表现在党内斗争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党集团”“×××集团……”）。毛泽东没有指出，苏共之所以变质，是因为它的历届领导人搞了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也没有指出，中共出现的类似情况的责任在谁，毛泽东决不会引火烧身吧。尽管如此，这些供词出自毛泽东的口中、笔下，弥足珍贵。如果是别人那么说，就是对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最恶毒的诬蔑和攻击”，罪该万死了。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内容与毛泽东的供词比较起来，连边都没有沾上，叫毛泽东暗地里笑杀了。你们这些右派分子的进攻，丝毫没有攻到点子上，实在不够劲，亏你们还是大大小小知识分子呢。必须指出，毛泽东在作这些阶级分析的时候，他是很超脱的，他既不是工人贵族，也不是农民贵族，他就像“遗世独立”的神仙了，但依然代表着工人和农民。
１１月６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四、鉴于农村已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除彻底搞好社教运动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新的两极分化，还必须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帮助生活确实困难的贫下中农，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并能同大家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于同年１２月１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近两个半月，了解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七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一户上中农、一户富农、四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严重的剥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新的富裕阶层，新的剥削，决非花县所独有，而在广东，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遏止和杜绝农村的‘和平演变’，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１页）是的，农民革命成功十五、六年，又是公社化了以后，而翻身了的农民又被压倒了，是被新的剥削阶级压倒的，这些新的剥削阶级是干部，他们曾经是最革命的贫下中农，是毛泽东一手扶植起来的。是不是“人奶喂大了豺狼”呢？假如打倒了这一批新剥削分子，又能保证不再出现新的一批吗？集体化、公社化的本意就是要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而结果适得其反，是何道理？×××书记说，不彻底解决两极分化和防止杜绝农村和平演变问题，社教运动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看来×××书记是忧心忡忡的，可能也有新的思路，但没有说。毛泽东看了这报告之后，只是再三强调干部要下去蹲点，他没有再深的思考这个问题。至于×××书记说，要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不说开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帮助生活确有困难的农民，改善生活，并同大家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帮助贫困农民改善生活，这是共产党一贯注意的问题，年年都有访贫问苦，送温暖，四时八节形成惯例，中央政府还设了专门的扶贫机构，但好像效果并不明显，“按下葫芦起来瓢”，“东边日出西边雨”，旧贫扶起来又出现新贫，今年脱贫明年再贫。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专靠扶贫过日子，坐等上面送救济粮、救济款来。毛泽东“杀富济贫”的路子已经走到尽头。农村的旧财主打完了，新财主又不便轻易给他们戴上帽子，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再来一次打土豪运动也不容易了。总起来说，毛泽东有生之日已经把农村的发展方向引上绝路。他的杀手锏只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社教运动就是阶级斗争，结果又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全中国混乱了整整十年，解决了什么问题？答曰：只有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
１２月１２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对×××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６页）你看，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还回避了说“统治阶级”的负作用。
毛泽东还说：“……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人们不会忘记，有的右派分子就是因为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倒霉的，如今毛泽东也右起来了，笑话一则。至于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大典型，可以从“大跃进”运动中俯拾即是。不过那是毛泽东以其昭昭，使人昏昏。结果都一样。
１２月，×××送毛泽东阅的农业机械部部长×××蹲点情况的报告中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见文稿十一，第２６８页）利用自己当权地位而为所欲为，反对群众监督的首推毛泽东，别人想和他比那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１３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中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出现一个大跃进。……”（见文稿十一，第２７１页）毛泽东在这里玩金蝉脱壳之计，又狐假虎威，拉出孙中山。说他的大跃进就是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完全是扯谎，难道“小土群”也是先进技术吗？更多的“两条腿走路”中的一条，也都是先进的吗？……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是现在他才认识到的，退一步说，即使他早就认识到，但他的做法上却错了，滥用“人海战术”的结果是经济上得不偿失，甚至根本没有得，政治上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看不到他的优越性在哪里。让毛泽东夸夸其谈去吧，明眼的人自有他们的看法。
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毛泽东对贺龙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加上“我国人民和军队，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见文稿十一，第２９９页）毛泽东处处不忘突出他个人的功迹，这又是一例。同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１９５８年夏湖北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我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发现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调查了解的实情，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我又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区的一位副专员曾对我说：‘你何不写信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一九五九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我的谈话。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见文稿十一，第３１１页）哈哈，这位写信的书呆子大概没有经历过反右派斗争的洗礼，也好像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居然敢于质问毛泽东“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真是天真到了极点。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答复你的心里话：“没有限制，又有限制。重在对不对我当时的胃口。”那些不尊重你的意见的大大小小领导人都是政治上十分机灵、敏感的人，也不要苛求他们，非成心也，势不能也，他们也有苦难言呢！毛泽东是个骡粪蛋——表面光的人。他对这封信（人大代表写的啊！）的批语是：“……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见文稿十一，第３１０页）这位人大代表这炮打响了，他一定很高兴，可能会认为到底还是毛主席伟大了。且慢，现在说你批评得正确，并不意味着这些批评在过去也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以后也是正确的。你看他的批语是隔鞋搔痒，泛泛之谈，不要再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蠢事多多的，不一定就只有压制批评一事啊！注意！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给×××的信中说：“……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见文稿十二，第６页）。这时毛泽东７３岁了，他已经产生死亡的恐惧感，连说了两句，怎么办？怎么办？在自然规律面前他已惶惶然，不知所措了。按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应发此哀鸣的，强健与衰弱不是矛盾的对立吗？事物总是要走向他的反面的嘛？毛泽东不正是如此教育别人的吗？
２月６日、１２日，毛泽东在关于重新印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内容是大谈特谈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批语说：“……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见文稿十二，第９页）。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许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话，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自己违反民主集中制的恶劣行为，只是说说而已，哪知道真有人要求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了，而且要求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基层。那还了得，赶快急刹车，大吼一声“此问题很大”，究竟大在哪里呢？大在人们已经普遍感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才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所以七千人大会上，有人追问“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因素多还是人祸因素多？这问题原来严格保密，虽以绝密文件印发过，但范围很小，现在有人认为这样重要的问题，应该传达到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毛泽东慌了神，忙叫笔杆子们修改他的讲话，考虑发不发，限制地区，先试点，充分暴露了他“叶公好龙”，嘴不对心，弄巧成拙的丑态。
３月４日，毛泽东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中，他自己加写上“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见文稿十二，第２４页）。按原文为“几百年”，毛泽东把他改为“一个长时期。”这一改，活了，几百年太限制了，太死了。一个长时期，要它多长就多长，直至万岁、万万岁也未尝不可。
毛泽东还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见文稿十二，第２９页）。毛泽东请出马克思与列宁做陪客，既显得他谦虚，又可以狐假虎威，高哉。
４月１４日，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说：“……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缺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外，其他一样也不会。”毛泽东还引用唐人诗句：……“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说刘邦、项羽未曾读书也能干农民起义那样的大事。他还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见文稿十二，第３５页）。毛泽东这个批语，是他几十年间恶毒地践踏、侮辱中国知识分子的总汇大作。他肆无忌惮地、片面地、歪曲知识分子的形象，“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虽然恶毒，却是荒谬已极。例如：说“书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请问就中国而言，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能举出因为书读多了而“致死”的有几个人？占百分之几？他们的死是自害还是被害？毛泽东能答得上来吗？说：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四不会”（打仗、革命、做工、耕田），那得问问他们为什么不会？是不是他们智商不高，肢体残疾？不是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能选择家庭出身和出生的时机，没有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造成他们的出身“先天不足”，不去务工务农；没有出生于动荡的年代与地带，使他们“后天失调”，所以不会打仗、干革命。这正好是留给毛泽东抓的小辫子。简而言之，他们没有毛泽东那样的社会经历，他们既投错了胎，又没有名师益友的扶掖、启迪，在毛泽东（也可算知识分子吧？他自己对这点是含糊其词的——引者）这位创下丰功伟绩，扬名世界的大英雄面前是够寒碜的了。其实毛泽东的身边始终也离不开知识分子，他们助了毛泽东几臂之力。假如毛泽东的心胸稍稍开阔一些，他满可以用它的成功的经验去感化原本属于同类的知识分子，做他们的良师益友，估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会感恩戴德跟着走的。遗憾的是毛泽东选择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他自始至终从心眼里嫉恨知识分子，把他们列入资产阶级、革命对象。他有时也说几句知识分子重要的话，但甚少，而且转眼就不认帐。为什么这样？归根结底就是统治知识分子，没有统治劳动人民那么驾轻就熟，他们不肯盲从，不愿做“驯服工具”，人云亦云，反而要问“为什么”，这对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强烈的毛泽东来说，就是不能容忍的了。现在革命胜利已经十五年，又有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他还不肯放过知识分子，甚至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这不仅是侮辱，而是诬陷，是血口喷人！至于知识分子不会做工、种地、打仗、革命，这也不是攻克不了的难关，不可逾越的天堑。当知识分子被毛泽东趋使上山下乡之后，经过短短的一个时间，在广阔天地里，就出现过大有作为的人物，有些典型人物，到现在还很风光的嘛；身在工厂的科技人员，不深入生产第一线，不示范操作，还能指挥生产吗？至于打仗，要像毛泽东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少有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实际战争的锻炼，不能靠纸上谈兵。没有战争的时代，参军的知识分子也在学打仗，假如发生战争，上了战场，他们的表现，未必就不如别人；至于革命，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已经胜利成功，你还要知识分子去革谁的命？有了，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很革命的吗？那么多的批判文章，不都是知识分子的贡献吗？从这方面说，好象要知识分子干革命也不难。倒是从事“两弹一星”那样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没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苦功夫是不能济事的。再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工人或农民，列宁和斯大林大体上也与马恩近似。像毛泽东这样片面夸大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要他们“自惭形秽，”那么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都要无地自容了。再看看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的功劳，没有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的先知先觉的引导，你毛泽东也不知是啥样子呢！再说社会分工是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到了二十世纪，还要求工农商学兵备于一身，那是荒谬的，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要是从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的依存关系、互补关系的角度出发，号召双方互相了解，取长补短，平等相待，那样双方是不难亲近的。而毛泽东一定要人为地制造矛盾，把知识分子放在被专政的地位——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制造两个阶级的对立，结果两败俱伤——知识分子荒废了原来的知识，浪费了不少时光，而工农分子也以领导阶级自居，不大考虑向身边的、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学点什么，在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依然貌合神离，各有各的盘算，闹到后来，还是分道扬镳了。而中国的建设发展就滞后了多少年。再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条规律，也被毛泽东曲解了，好象学问少的年轻的是天兵天将，是“外星人”，他们和学问多的年纪大的地球人之间，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牵连，这是绝对错误的。对这条“多大少小”规律，有人做了很形象的比喻——正如同码放柴薪，先来的总是在下层，后来的总是在上面，“后来居上”要靠先前的铺垫做基础，不是空中楼阁。华裔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他们恩师的崇敬之情，在莘莘学子中，广为人知。毛泽东的误导，坑害了多多少少的年轻人！毛泽东死后，中国人才得以从高度的麻醉状态中慢慢地清醒过来，我们不但比不上发达国家，连台湾都比不上了，实在丢人！从自始至终与知识分子为敌这点上说，毛泽东也是有罪的。直接受害最大的是知识分子，但劳动人民也间接受了害，国民经济不发展，生活得不到改善，封建专制思想又毒化了许多群众，只会盲从附和，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用毛泽东的话说，“干了许多蠢事”，最后是害了自己，他毛泽东才不管你死活呢。你死上成千成万，也不过一个或一个都不到的指头，何足为贵？
□ 寄自中国
刊登在 2008 华夏快递 kd0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