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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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作者：顾保孜　摄影：杜修贤，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依然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结果蒙蔽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们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人民剧院开幕了。

　　开会那天，周总理交代杜修贤等随行的影像记者：“等会儿开会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修贤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待到大会开始，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的西面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都是老帅和老中央委员。直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当天会议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常委。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与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清清喉咙，提出要先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他也没有说自己要最先讲话。

　　林彪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继续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他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

　　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注10）

　　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谈国内外形势，也没有涉及其他新的问题，翻来复去就是吹捧，明明白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再次套在了毛泽东头上。这一个半小时的讲话，虽然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恩来、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恩来见状回答：“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后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注11）

　　对于林彪一伙有备而来，很多与会人员没有察觉，都认为这就是中央的安排。

　　显然，林彪一伙将全会当作最后一次“拼搏”的机会，为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表示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８月２４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了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的行径。

　　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陈伯达的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注12）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

　　既然林彪已经将两个集团的斗争公开化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岂能坐以待毙！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了大会的情况。

　　会上出现这种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令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如果说19５９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的臆造；那么，林彪集团却是把虎视眈眈，随时可以出鞘的锐剑。

　　毛泽东不能不提防！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常委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风向马上就要转变。

　　毛泽东的目光直射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让陈伯达失魂落魄，使林彪无比难堪。大概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嘻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吹捧”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而且是彻底地输了。

　　叶群、吴法宪等人见势不妙，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庐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才上山参会。

　　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注13）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统一口径，攻守同盟。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８月３１日，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心里已大体明白了。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注14）

　　毛泽东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这哪里是一点意见？而是一锤定音给九届二中全会画上了巨大的句号。也预示着林彪集团的倾覆和康生江青等人的胜利。

　　心情舒畅的康生叫来杜修贤，他要和老婆曹轶欧在庐山无限风光中多照一些照片。杜修贤发现从不苟言笑的康生，眉眼间露出了罕见的笑意。

　　而此时此刻住在美庐里的毛泽东说什么也笑不起来。林彪是他钦定的接班人，这次却表演了一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闹剧！

　　9月6日，杜修贤拿着相机来到全会闭幕现场时，发现主席台上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会场气氛空前的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内外回荡着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可这时，全场一片死寂，针落闻声。

　　杜修贤看看身边拍新闻电影和电视的两名记者，他们和他一样躲在主席台幕布后面，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杜修贤从幕布侧面看着主席台，希望会议气氛能缓解一些，他好上前面去拍几张主席台的正面照片。可是他观察到那四位常委的表情，脊梁上哧哧地直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镜片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几个记者只敢探头朝台上望，就是不敢迈步上前……

　　眼睁睁地看见新闻就在鼻子跟前，却不敢举相机拍摄，这在杜修贤记者生涯里还是头一次！

　　无奈之下，杜修贤隔着幕布，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从侧面照了两张照片。那平时不经意的“咔嚓”快门声，此时听起来感到格外清晰，他惊出一身冷汗，一拍完就赶紧隐身幕布之后，不等会议结束，就快步离开了这块充满火药味的地方。

　　九届二中全会在毛泽东愤怒之中落下了帷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此举对林彪刺激不小，他虽然还高坐在主席台之上，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人生大戏。1959年夏天，庐山给了林彪一个走向政治巅峰的高度，1970年夏天，庐山却让林彪从山顶滚落到了人生最低谷。

　　这不是历史的报应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