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周明夫是大队里的会计，大队里三个会计有一把气枪，20多岁的人拿枪比比画画，就成了“犯人登记表”上的“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周明夫现在并不承认自己当时瞄准过毛主席像。30多年过去了，细节无从查证，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十年。
本文摘自《时代周报》（168期 第31页） 作者：张润芝 原题：尘封的平民“文革”
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文革”的回忆或者反思作品，内容几乎清一色的是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普通人“文革”里的生活则少有人关心。
作家徐星在1985年用小说《无主题变奏》以先锋的姿态闯进人们的视野，一度轰动。《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共同被视为“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徐星和刘索拉也成为“现代派”的标志性人物。之后徐星游走在中德之间，进行纪录片创作。2008年他做了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试图将个人的经历融入历史的叙述当中。现在，他在做一部关于农民的“文革”纪录片，拍摄已经完成，后期工作尚在进行，片名他始终没有想好。
“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这是徐星在微博上给自己纪录片的注脚。
画作背面的犯人登记表
2010年徐星结识了画家贾和震。“文革”期间，贾和震因为“现行反革命”罪，在浙江十里丰监狱度过了十年。他利用自己“墙报犯”（负责写墙报、编画刊和协助管教队长做犯人的学习改造中的一些文字杂事）的身份，用监狱里“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出狱的时候全部都带了出来。意外地成了一段平民史的见证。
徐星因此得以见到22份“文革”期间的“犯人登记表”，其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些“犯人”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当然还有罪名。徐星给记者展示了部分“犯人登记表”的复印件，这些罪名包括：为首犯贡献地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制造政治谣言、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书写反革命信件、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刘少奇、参加反革命集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地下团团长……
现在看来，有些说法充满荒诞色彩。但是在当时，这些农民都按照“文革”期间不成文的规定被判处了至少十年以上的徒刑。这些犯人都是浙江本地人，大部分人都是农民。
一直以来关于“文革”的反思里几乎见不到农民的身影，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没有名声，没有学识，数量庞大的农民的真正故事消失在浩大的历史当中。
看到表格的一瞬间，徐星就觉得非常震撼，想要了解这些人的情况和现状。2011年10月，徐星一个人扛着器材走访了浙江20个郊县，寻找当年“犯人登记表”里的人。有些19世纪90年代的人早已死去，还有一些搬迁了住址。当年的住址多以“红旗”、“革命”这样的词汇为名，很难对应到现有地址。
拍摄用了40多天，几经周折，徐星找到了其中11个当年的“犯人”，还有一位没有在登记表中，但是当年一个“犯人”的同案犯。这些人现在大部分是70多岁，神智都还清楚，往事被重新诉说。动乱过去了，他们身份一直是农民。
尽管官方历史显示，“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是徐星访问的这些农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释放出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说到平反，但是当时平反的都是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农民就没人管。他们就像蚂蚁一样。蚂蚁一样出生，蚂蚁一样死去。”
根据徐星的了解，“释放”的过程仅仅是“释放”，监狱告诉农民当时错判了可以回家了。监狱方面会给农民一个释放证，内容是：从××年到××年，“文革”期间×××，被××组送到××服刑，根据××给予释放。没有澄清，没有正式的书面的官方无罪认可。
农民回到家发现形势已经变化，再去找当地的镇、乡政府，试图找到某些说法或者补偿，当地政府给出的基本统一：国家有困难，要体谅国家，“文革”的灾难都是“四人帮”搞的，全国都是这样，如果人人都赔偿怎么赔得起。
“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登记表上记录的他们的罪行大部分都是夸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一个表情，一个态度就可能是犯罪。”徐星说。
农民周明夫的罪行是“偷听敌台，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
“偷听敌台”的罪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少见。周明夫装了一个小的矿石收音机，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双方都在用电台做宣传，苏联那边的信号比较强，周明夫偶然听到了，就被别人告发了。当时周明夫是大队里的会计，大队里三个会计有一把气枪，20多岁的人拿枪比比画画，就成了“犯人登记表”上的“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周明夫现在并不承认自己当时瞄准过毛主席像。30多年过去了，细节无从查证，他在监狱中度过了人生的黄金十年。
徐星给周明夫看他当年的“犯人登记表”，周明夫觉得意外又荒谬，喃喃说：“真可笑，罪名都很可笑。”很多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接下来的处境就是亲人和他们划清界限，以此避开“反革命家属”的身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周明夫的妻子裘玲是一个异数，她选择相信丈夫，她觉得丈夫没有罪，她问农场里的领导，对方说周明夫没有什么错，裘玲觉得欣慰：“农场里的领导这么说的，还有良心哦。”
周明夫本人对这件事的想法是：“想起来十年嘛，这样过去了……过去了，我想已经过去了，二个呢他也是受别人指使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人都是没有心的。都是踩着别人往上爬，为了表现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更爱毛主席，都是为了这个。”
农民翁志渝是徐星在寻找“犯人登记表”上的胡俊录意外找到的。他的“犯人登记表”并不是胡俊录的同案犯则被迫给自己捏造了“罪名”。农民翁志渝和胡俊录被定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并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妄图颠覆的行动”，监管人员为了避免“串供”，把他们隔开审讯，要求他们交代“反革命组织”的名称。翁志渝实话实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审讯员用枪把子在他脑袋背后敲一下，不说就再敲一下，如此逼问之下，翁志渝自知屈打成招是肯定的了：“我知道，（他们）一定要问名称出来了。”
“他们（指审讯员）说，不会没有名称，你们有组织有纲领，你们的名称是不是反共。我说不是，我知道这个（反共）一讲要枪毙。我想，没有办法了，再不捏造一个名称出来，不打死也要打出脑震荡。”
翁志渝当年有读报看报的习惯，家里订着《浙江日报》。他看到报纸上经常提到“反苏反修”，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要反斯大林。当时的大喇叭天天唱“中国出了个大救星”，《国际歌》里又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翁志渝暗暗想，想同样是唱歌，一个说大救星，一个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中国是不是个人迷信呢？翁志渝还见到过报纸上有“启蒙”这个词，觉得“中国老百姓糊涂了，要启蒙，不能这样下去”。
审讯员逼问之下，翁志渝想起了自己偷偷有过的想法，说“我想是想了一想”，审讯员立刻问：“你怎么想的？”翁志渝答：“启蒙。”审讯组并不知道这个词，也不知道启蒙两字怎么写，问翁志渝什么意思，翁志渝说：“毛主席是个人崇拜。”审讯组大惊失色，狠狠地打了翁志渝一下，“现在想起来还疼”。翁志渝只说了启蒙两个字，审讯组又加上“领导核心小组”，“启蒙领导核心小组”就是翁志渝和其他几个农民的反革命组织名称，定罪的时候其他“犯人”对于“启蒙”两字毫不知情，对自己的“罪名”也一头雾水。1970年3月份，翁志渝和胡俊录被判刑。
“每个人故事都不同，但荒谬是一样的”
时代周报：农民们看到自己的犯人登记表都是什么反应？
徐星：农民反正你知道，他们表达能力相对来说弱一些。“现行反革命”这个罪行最少都判了十年，十年在监狱里，对一个人来说，无论他是农民还是干嘛的，都是一个很惨痛很悲惨的记忆。尽管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表达能力也很差，但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犯人登记表的时候表情还是非常震撼。
每个人都有故事，各自都不同，但是荒谬和荒诞是一样的。他们说的话都很有哲理。我觉得让他们开口不太难，底下的农民都挺敢说的。悲惨的经验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愿意说。
时代周报：你试图提醒他们错判应该有补偿，或者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事情吗？
徐星：我没有做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来做。我就是自由职业的艺术家，我没有权力，我帮不了他们。我只能以我的作品角度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引起关注，也希望他们能得到补偿平反。
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得让人知道，不能被忘记了。他们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老婆孩子，也许地位比较低，但他们是人。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他有他的尊严。
从艺术上讲，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比较触动人心的角度。长城上的砖，你要想去做，每块砖都有一个故事，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不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
时代周报：现在这些农民怎么看待当年的那些斗争？当年的斗争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伤害吗？
徐星：“文革”时期，农村里都要要表忠心，能把敌人都揭发出来就是最忠心的，当时大部分人都在这种漩涡中。他们能理解揭发批斗自己的人。
问这些人，当年是谁揭发你、打过你，如果那些人还活着，他们就不说了，都在一个村子里生活，怕伤和气。如果揭发自己的人死了，他们就说，他已经死了，叫什么什么。农民都很宽厚。
时代周报：这些农民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徐星：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基本还可以，江南地方本来就富裕。但也有过得特别苦的，单身汉非常多。判刑之后，很多人面临的情况是“妻离子散”，这是他们经常说的一个词，说把我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那个时代，丈夫被判“现行反革命罪”，老婆不离婚就是“反革命”家属，小孩也是“反革命”家属。
时代周报：这些年关于“文革”的各种材料很多，你觉得这个纪录片和之前的那些有什么不同？
徐星：你们能从这个片子看到底层、农民，他们在“文革”的时候的经验、经历，反正我之前没有看到过。
之前的反思也好，回忆也好，艺术作品也好，他们更关心知识分子、干部、艺术家、走资派，没人关心农民。
时代周报：这几年，影视剧里提到“文革”年代的事情，好像会陷入某种套路，模式化的情节，你觉得是为什么？
徐星：你在我的片子里看到“套路”的东西了吗？如果有我就特别不成功。
你说的“套路”情况也许是因为年轻人没有真正的经验，当年有过经验的人都老了，做编剧又不太可能，所以会呈现某些“套路”的情节。至于逸事、花边，我觉得可能有学术上的研究受到限制的情况，只能做花边。
时代周报：为什么这几年对于纪录片有兴趣，而且都是拍的小人物？
徐星：小人物的题材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他们的生活是千差万别的，都有故事，都有魅力，是水淋淋的，和他们在一起让我觉得特别刺激，有一种活着的感觉。
你根本不知道底层的人生活在怎样的世界。我在北方农村的时候，遇到农民老头老太太，他们问我，你是北京来的？我说是的，他们指着电视里一个洗发水广告问我，真有这样的人？那是一个美女，头发很漂亮，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有人这样的活着，那么干净那么漂亮地在洗头，那就是他们的天使，他们不相信人间会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时代周报：对于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徐星：你要让我说建议，我建议年轻人多到民间去，到最底层，通过今天的社会现实多少也能折射出一些历史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