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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本文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03期 作者：张明军 原题为：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内个人崇拜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关于党内个人崇拜的问题，政治学界和中共党史学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理论观点。但笔者认为，对于某些观点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问题，就教于学术界同仁，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党内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
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国内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1958年的成都会议。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泽东这段讲话的确反映了他对个人崇拜的认可和欣赏，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体现了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转变问题，并不足以说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此而生。如果通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肇始于民主革命的40年代。
1942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也愈益明显。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后的有利态势和主动地位，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公然宣扬“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封建独裁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皇权思想依然对广大农民有着浓重影响的情况下，为争取民心，打退国民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对抗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将对自己领袖和思想主张的宣传提到首要地位。1943年7月6日，刘少奇撰文指出，中共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共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刘少奇的文章是一个信号，中共前任总书记博古随后称颂：“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高岗在1943年11月中央召开的工农“劳动英雄”大会上宣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帜”。于是在1943年11月2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劳动英模和其他积极分子致毛泽东的致敬信中，开始出现了欢呼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词汇。由青年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陕北民歌也开始流传大江南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两位在延安实地采访的美国记者T.H.怀特和A.雅格比曾这样写到：“在公众集会上，对毛的即席讲话，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地位极高的人)也经常故作姿态地去作笔记，好像毛的讲话就是从中可以汲取知识的甘泉。还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自惭形秽的颂扬之词，极其夸张，几乎令人作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40年代已经开始，但这种崇拜并没有形成遍及整个社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的客观效果具有两重性：
其一，这种崇拜揭开了神化毛泽东的序幕，对建国后毛泽东崇拜的重新滋生和盛行奠定了基础，具有消极的作用。
其二，这种过分的渲染，对于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以“一个中国、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取消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阴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凝聚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战斗力和争取全国民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战争环境的硬性约束，在生存作为第一需要的情况下，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所以，毛泽东对这种个人崇拜，并无欣赏之意，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禁止个人崇拜的思想，使民主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没有盛行和发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依然坚持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并在中共八大上作出了“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巨大的成就使他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平环境条件对生存的意义的消减，使他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当他的主张和意志在党内遇到阻力时，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威不够所致，于是就发生了1958年成都会议上由原来对个人崇拜的反对到对个人崇拜欣赏的思想转变。
二、关于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和盛行的原因
就毛泽东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因素而言，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一，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宣传和神化，是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重要原因；其二，领袖对个人崇拜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是个人崇拜得以盛行主要因素。
勿庸置疑，上述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此种分析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它没有说明造成原因的原因，如：是在何种基础上产生的驱动力，促使林彪等人开始对毛泽东进行了个人崇拜。事实上，五、六十年代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与国际共运史上个人崇拜者的共同一面，也有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助动作用；既有人类社会一般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特殊文化因素的推动。究其原因，有如下七个方面。
第一，巨大的历史功绩是其进行个人崇拜的政治资源。熟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否认，历史的时势造就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而在三位伟人之中，毛泽东的功绩尤为显著。在他的领导之下，创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并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挫折中转危为安。在他的卓越指挥下，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洗涤了中华民族百年挨打屈辱的历史，将中国领向了一个新世纪的起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特殊的贡献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实质上演变成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含义，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已被人们笼上了“救世主”的光环。具有如此历史功绩的伟大巨人，只要稍稍放松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就极可能导致个人崇拜的产生，而对个人崇拜认可和欣赏的行为则势必造成个人崇拜现象的泛滥和盛行。
第二，超凡魄力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中，虽不乏群星璀璨的领导人物，但能像毛泽东这样具有超凡魄力的人物却绝无仅有。毛泽东的魄力可以说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举世无双。这种超凡魄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伟大的人格。在毛泽东的身上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伟大革命家的恢弘气度：重振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感、献身祖国的民族精神、追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虚怀若谷的宽广心胸和历史巨人的伟大气概。
其次，卓越的才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创立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料敌如神、所向披靡。作为非凡的政治家，他成功地解决了党内党外的重要政治问题，其对敌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是中国革命所孕育出来的最杰出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杰出才干，使党的广大干部为之折服，使中国的一般民众为之倾倒。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和人民如此的亲近，而又如此的神圣；他既具有中国农民质朴务实的本色，又具有真理化身的光辉。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在毛泽东的这种超凡魅力影响下，极易唤起中国民众将其神化的情绪。值得指出的是，由超凡魅力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和靠强权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具有十分明显的不同效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实践个人崇拜的典型人物，但他们进行个人崇拜的手段不同，其效能也大相径庭。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取得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而毛泽东则主要凭借其功绩和超凡魅力；斯大林的权力基础更多地是强制，而毛泽东的权力基础则主要是民众内心的拥戴；斯大林政治权威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秘密警察，而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却具有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更多的是出自畏惧，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发自心灵的真情；受斯大林残酷打击的各级干部更多的是憎恨，而受毛泽东错误批判的领导成员依然是忠贞不渝。
第三，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助动。无论任何政治设施，都是在人们一定的政治意识指导下建立的。但这些政治设施一旦确立之后，又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促进或制约人们政治观念的发展。政治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对人们政治观念的作用也不例外。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集权政体之下的个人崇拜有两种现象：
其一，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而进行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其他领导人物已无力实施某项政治主张，他们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达到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意图。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分析说：“他们借助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利用他的语录来促进他们希望建成的非毛泽东主义的体制进程。”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的真实心理。这种个人崇拜，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的需要。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已遭破坏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曲折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贯彻自己的主张。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的个人崇拜，其崇拜者往往受到崇拜的反作用，刘少奇后来的悲惨结局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可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后人也”。时隔34年之后，刘少奇之子刘源关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作了这样的反思：“以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了解，应对这一趋向(指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笔者注)有所发现和警觉。共同作为世纪伟人、一代哲人，刘少奇不应该任随毛泽东的错误一味发展，也不应该对这种发展的后果完全无知。加之，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就此来说，刘少奇负有直接责任”。为此，“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更为残酷的则是刘少奇“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对此，“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
其二，为实现某种政治野心而进行个人崇拜。权力是崇拜的基础。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党的领袖掌握着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又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所以，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命运的升迁或衰落。这种权力运行的特点必然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成为他们通过鼓吹个人崇拜达到谋取个人政治野心的捷径。1958年夏，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康生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指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不是《决议》中所阐明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最有力、最有影响的当数林彪。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他在军队系统中开始推行突出政治，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林彪、康生等人在党内身居要职，又披着“学得最好”、“举得最高”、党的“理论权威”等外衣，因此，他们的个人崇拜活动起到了蛊惑人心的煽动作用。
第四，领袖的自我欣赏。如果仅有崇拜者的狂热鼓噪，而没有被崇拜者的认可和欣赏，这样的个人崇拜可以产生，但不会泛滥盛行。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并不是不知道搞个人崇拜的危害。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曾要求过不能糊里糊涂的跟某一个人，“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要独立思考”。一个曾经反对个人崇拜的伟人，是何种原因使他后来不坚决制止林彪等人鼓吹个人崇拜，反而默认甚至支持呢？究其原因，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使他对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他的观念中，某种特定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搞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搞点个人崇拜。
1970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据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记载，毛泽东曾这样评论苏联的个人崇拜：“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先生垮了台，大概是因为完全没有个人崇拜”。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垮台是缺少个人崇拜所致，要维持政治权威，就必须进行个人崇拜。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实用主义态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他感到自己的意志和主张的实施遇到阻力时，往往借助个人崇拜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理由，对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进行欣赏和支持。
作为个人崇拜是否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1956年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个人崇拜是“旧社会腐朽的带毒素的某些残余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全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所以个人崇拜它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而决不会产生正确的积极的东西。
领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则必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错误和正确之分后，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批评，而且不久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个人崇拜在党内开始泛滥起来。
第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契合。对任何一位领袖人物的崇拜，必须置于某种文化背景之下，方能显出奇特的效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恰恰和个人崇拜的观念有相通和契合之点。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决定了在毛泽东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个民族领袖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传统合法的认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支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真实地道出了几亿翻身人民的心声，体现了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传统合法性最高程度的认可。这种传统合法性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之一，即对圣王明君的渴求。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浸润着封建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但在社会结构尚未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农经济难以产生现代政治意识，所以，这种价值观念仍然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对获得民众传统合法性的认可，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当时大多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真诚地把新中国作为“上符天道、下合人欲”的新朝代来接受和追随的同时，也必然把毛泽东作为人民的圣明君主来理解和崇拜。所以，必须用现代政治文化替代封建政治文化，将传统性转换为现代合法性。否则，传统合法性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极易造成培植个人迷信和适宜现代造神运动的氛围和环境。
第六，单一舆论和巨大功绩的互动效应。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工人阶级成为新社会的领导阶级，所以，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取代了支配精神生产的合法权力。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对意识领域控制的同时，也重点加强了对领袖个人的宣传力度。毛泽东的巨大功绩，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领袖”一词的理解上产生了独特的含义。他们没有将“领袖”作为列宁原意上的“领袖集体”来认识，而将“领袖”仅指毛泽东一人。在多次场合下，刘少奇对人们称其为“刘主席”，并将其与“毛主席”并列表示了反对。在新闻报道的宣传中，“毛主席”一词成了毛泽东的代名词，“领袖”二字成了毛泽东称谓的专有名词。怀有勃勃野心的林彪。应该说十分清楚新闻报道对他的广为宣传，为日后赢得社会政治资源，进而进行篡党夺权的重要意义。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谙，使他也不得不强调只宣传毛泽东一人。
他在1967年6月16日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中指出：“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对毛泽东个人的过分宣传，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而对毛泽东所立下的巨大丰功伟绩的认知和折服，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力度，从而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滚雪球”的效应。
第七，国际共运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可谓之举世无双。在其长达几十年的领导生涯中，通过个人崇拜，他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权体系。他所发布的每一个指示、所作的每一个论断、进行的每一个说明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这种强权作用之下，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国内的政局一直处于比较稳定之中。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政治地位之所以如此巩固，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个人崇拜的结果。在苏联二十大之后，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过程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将反对个人崇拜作为一项公认的政治准则时，毛泽东虽然初期也赞成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随着他对中央第一线领导成员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修防修紧迫感的不断加重，更为主要地看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对政权巩固的作用，忽视了个人崇拜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他是把对他的个人崇拜视为发动‘文革’的必要准备，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
随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加剧，毛泽东逐渐成为唯一的精神领袖，成为集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于一身、可以号令一切的最高权威。一般而言，那些凭借暴力和阴谋维持其权力者并非政治领袖；那些拥有众多追随者却无力动摇国家机器者仅是影响力有限的政治领袖；而那些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却并不一定是精神领袖。只有集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于一身者，才是拥有绝对真理的化身形象和能够支配一切的政治资源，即特殊的政治权威。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个人崇拜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盲从和迷信。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已使人们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已被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观念、情感和价值取向所覆盖，在他们的头脑中已形成了“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方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思维模式。所以，当1966年毛泽东振臂号召发动“文革”时，人民群众虽然对“文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理解和对“踢开党委闹革命”仍然存在着忧虑，但在“毛泽东指示我照办”，“毛泽东挥手我前进”的思维模式支配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运动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