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天，姚文元刚走进自己在《解放日报》的办公室，就接到了张春桥打来的电话，让他迅速去一趟。
姚文元说：刚上班，我得给报社领导打个招呼。
张春桥立刻说：不用了，你直接来吧，如果报社领导问起，你到时找个理由就是了，此事要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姚文元知道张春桥这次一定会告诉他“上面”的一些精神，说不定又要让他带头写文章，于是便找了一个理由，就匆匆赶到指定的地点。
姚文元敲了一下门，张春桥在里面问：是文元同志吗？请进来吧。
姚文元推门进去，一看屋子里除张春桥之外，还坐着一个神态严肃的中年女人，面目清秀，戴着一副眼镜。
姚文元显得有些不太自然，就要向外面退。
张春桥立刻叫住了他，说：进来吧，进来吧，我们都等你好一会儿了。
原来，姚文元是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赶来这家大饭店的，路上转弯抹角自然花了不少时间。门卫见他穿在身上的那件衣服皱巴巴的，又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了门口就被拦住了，他又不能直接说明自己的原因，费了好多口舌才进来。走进屋子，独自找了一张椅子坐在一边。
张春桥向他招招手说：过来吧，我们坐近一点，有话跟你说。
姚文元将椅子向前挪了一下。
张春桥指着那个女人对姚文元说：我先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江青同志。
姚文元一听，顿时瞪大了那双鼓鼓的金鱼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
这时，只见江青从随身所带的皮包里取出一本杂志来放在桌上，对姚文元说：你读过这里面的那个剧本吗？
姚文元转过去看了一下，只见那是一本《北京文艺》杂志，上面印的期数是1961年第一期。
江青说：这里面的那个剧本，名叫《海瑞罢官》。
对于历史知识本来就了解不多的姚文元不知道江青要说什么，就重复了一句：哦，海瑞罢官。
江青接着说：是的，这个海瑞可是一个人们传说的青天大老爷，但却被皇帝给罢了官，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他对此极为不满，总想翻案，等了几百年，现在终于有人给他翻案了。
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剧本的姚文元讨好地说：原来这是一部翻历史旧案的剧。
张春桥一听差点笑了起来，就说：这哪是翻历史旧案，这是为现代“海瑞”翻案的戏，你看了剧本以后就知道了。
姚文元一看自己的马屁拍在了脖子上，不觉有些脸红，忙问：这个剧本是谁写的？
张春桥说：还能有谁，就是那个吴晗。
姚文元一听吓了一跳，自言自语地说：吴晗……那不是著名的史学家吗？
江青说：是的，他不但是史学界的一个权威性人物，同时还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位高权重啊！
善于察言观色的姚文元看看江青，又看看张春桥，不知道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坐在那里不敢说话。
江青这时说：这个剧本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们要准备对它进行批判，不知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从一进屋就开始察言观色的姚文元，终于猜到了江青此次来上海的目的，原来是要准备对《海瑞罢官》这部现代历史剧展开批判。既然是要批判，那当然就少不了有用的笔杆子，就得要务色这样的一个提“刀”人。
张春桥接着说：文元同志，你看怎么样，这件工作就由你接收下来吧，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啊！
江青也说：现在写这样文章的人多的是，要找一个有写作水平的青年评论家来完成这项任务，春桥同志就推荐了你，看来上海市委对你是很信任的嘛。
张春桥又说：“你可以先接手下来，至于具体“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到时给市委反映。”
话已经被江青和张春桥说到了这个份上，如果再不接手下来，机遇就会落入别人手中，就有可能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姚文元当然不能让给别人。他说：很感谢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对我的信任，我就将这项“工作”接下来，希望以后在具体“工作”中得到你们的帮助，将这项事情做好。
江青一听，高兴地说：好，我看过你过去批判胡风的文章，写得很有深度，希望这次超过以前。
张春桥顺水推舟地说：好嘛，好嘛，江青同志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呢。
江青对姚文元说：你要抓紧，在报社的工作，请春桥同志协调一下，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春桥同志，由他帮助你及时解决，一句话，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只准干好，不能干坏，到时就看你的了。
直到这时江青才站了起来，将那本《北京文艺》亲手交到姚文元的手中。
临走，江青终于伸出手来，与姚文元握了握手。
“四人帮”中的三个人，为着各自的政治利益，此时便开始走到一起，直到他们的最后灭亡。
到现在人们都还关心着一个秘密，姚文元是如何完成那部拉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长篇评论的？我查过姚文元的相关档案，他只是一个在解放初期毕业的高中学生，在此之前在报上见到的也大都是一些豆腐块一样的小文章，或者一些他自己写给报刊的“读者来信”。要完成这样的文章，一个从来都没有学习或者说是通读过明史的姚文元，竟敢如此大胆地接下这个任务，他将会如何做呢？
这里，我根据在法庭内外所了解的情况慢慢往下说。
姚文元拿着那本江青交给他的《北京文艺》，悄悄地回到报社。
在此之前，张春桥就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说姚文元最近一段时间在市委有一定的“任务”，让他们不要安排他的工作，到底什么“任务”，报社领导是不便多问的。
姚文元看完剧本之后不觉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简单，要批判这个剧本，光有手中的“棍子”根本不行，因为这不是一篇简单的文稿，这是一部异常浩大的工程，剧本中除了那些场景对白之外，还包容着大量的历史知识。
只有一张高中毕业文凭的姚文元，根本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明史，特别是关于海瑞的那一段历史，过去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根本就没有涉及。
他这才觉得自己捧了一颗烫手的山芋，感到有些为难。
开始听江青说批吴晗，他心中还是有些发悚。那吴晗是他这样的人批得了的吗？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说，就光是在对于明史的研究方面，当今中国又有几个人敢与吴晗相比，自己一个刚刚冒出来的“青年评论家”，如何是他的对手？
可是，善于观察政治风向的姚文元，从中却看到了更深的政治内容，这不光是对一部戏剧的批判，这当中必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次接手批判《海瑞罢官》，那可不同于以往，这次可是江青同志让自己独自来担大梁呀！有江青做后台，他这个腰杆是硬的，还能怕什么人。你一个北京市的副市长，在江青眼里算什么？
想起有江青撑腰，姚文元也有了底气。
姚文元开始了自己的政治赌注，将“宝”押在江青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上。
从一开始，姚文元就是怀着一定的政治目的来干这件事情的。
可是真要动笔时却遇到困难了，有谁能够给自己帮助呢？
他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那个曾经也是文人的父亲。
此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姚蓬子在上海师范学院被聘为客座教师，主要是讲一些中国古典文学课。
当姚蓬子知道儿子要批《海瑞罢官》时，竟然有些不以为然，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批判，那个写剧本的吴晗本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还能写错。他知道自己儿子的肚子里有多少“货”，要想将吴晗批倒，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姚蓬子劝道：这件事我看就算了吧，这海瑞有什么批头，你知道那是谁写的吗？
姚文元回答说：这吴晗有什么可怕的，真理不在他的手中嘛！
姚蓬子连连说：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过去你批胡风，那是一只政治上的死老虎，可这吴晗却是一只真老虎，人家是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明史方面的专家，弄不好要出事情的。
姚文元见父亲如此胆小，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
姚蓬子一听顿时被惊呆了，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一会儿，他才对儿子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干吧，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姚蓬子开始忙碌起来了，他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忙着为姚文元查找各种需要的历史资料。
3.朱永嘉的加入
为了让姚文元安心写作，在张春桥的安排下，让姚文元到市委写作班来，并由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替姚文元在武康路2号二楼专门安排了一间写作室。
姚文元与徐景贤早在1954年在讨论工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就认识，加之张春桥的交待，对于这位老熟人的到来当然表示欢迎。
对于姚文元的写作，张春桥向徐景贤等人宣布了“保密纪律”。
但是，要想批倒《海瑞罢官》这部戏，工作量非常浩大，光靠姚蓬子的帮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姚蓬子虽然能够帮助姚文元查找一些资料，但他和儿子一样，过去都是从事文学的，对于历史的了解都不深刻。靠这样的一点历史知识和找到的一点资料，想要批倒精通明史的吴晗，难上加难。
姚文元感到光靠父子二人的力量远远不够，更何况姚蓬子的头上还顶着叛徒、右派分子这两顶令他头痛的帽子，每次回家来拿那些资料，都是在半夜三更，因为怕周围的邻居们发现。
姚文元想再找一个帮手，最好是懂得历史，特别是精通明史方面的人，有关史实由这个人负责，这样他就可以静下心来研究文章的写作了。
他感到有些犹豫。
这件事情从江青交待任务，到现在为写作搜集资料，整个过程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如果另外有人加入进来，江青、张春桥同意不同意，他们会怎样的看待自己？要是没有人加入进来，这个任务要想完成就有很大的困难，怎么办？
姚文元想起了江青的话，就去找张春桥。
张、姚是“文革”之初在上海滩上最早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姚文元将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后，张春桥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道：难道非得要找人？
姚文元见张春桥有些不太愿意的样子，就说：不找也可以，但是史料的问题如何解决，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查找。
张春桥想了想：让你一个人来搞是有一些困难，但再插进来一个人，这就不太好保密了，因为这是一件绝对保密的事情，现在连上海市委的几位领导都不知道。
姚文元说：保密是肯定的，但事情却无法按时完成，这也不好办。
张春桥皱着眉头想了想，才说：那就找一个吧，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
姚文元见张春桥同意找一个人，心中很高兴，但自己的确对这方面的人了解不多，就说：既然要找，那就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
张春桥说：那是当然的事情，但你知道谁可靠呢？
姚文元说：那就以市委的名义对上海一些大学和研究机关里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青年教师和青年学者进行一下调查，说是选拨和考察干部，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几天之后，姚文元接到张春桥打来的电话，说这个人已经选择好了，让他去一趟。
姚文元赶到张春桥指定的地点。
张春桥告诉姚文元，这个人名叫朱永嘉，曾是上海某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对于明史有一定的研究。
此时的朱永嘉并不知道姚文元正在着手写作的那篇批判文章的主要对象，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江青亲自委托的，他只知道需要他来帮助解决一些历史资料的问题。
后来，由朱永嘉专门为姚文元负责搜集和整理批判所需的相关明史。姚文元调北京之后，朱永嘉一下子跃上了上海政坛，个人在政治上开始发迹。
“四人帮”粉碎之后，朱永嘉曾积极参加上海“四人帮”余党组织的武装叛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2年8月23日的（82）沪中刑字第377号刑事判决书中确认，“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拘禁后，十月八日晚，朱永嘉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密谋策动武装叛乱活动，公然提出拉出‘民兵’，打一个星期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知道；指使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收集、汇编资料，为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建立秘密联络点。当日深夜，朱永嘉又主动去《文汇报》、《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检查部署，进一步控制舆论工具，紧密配合武装叛乱。十月十二日晚，朱永嘉又参与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策划武装叛乱，竭力主张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并伙同王知常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党中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全市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关于法庭审判他的情况以及他对于审判的态度我在后面再讲。
5.建立“保密车间”
姚文元初稿写好后，江青又专门来了一次上海。
江青这次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来到上海，亲自对稿子进行了审读。
江青看完之后皱着眉头说：不行，不行，这样批没有深度，抬海瑞这个人物出来做什么？那是迎合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为彭德怀翻案的，这才是要害。不能就事论事，要提高了来看，要放到现代生活里来看，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从当前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来看，例如彭德怀反对人民公社，那是什么性质？那就是像海瑞一样在骂皇帝嘛。这样写才能有深度，才能让对方没有还手的力量。
姚文元只得拿着一大叠稿子又回去“努力”。
就这样，江青以观看现代京剧为名，三番五次来上海，对姚文元写的稿子进行审读，并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在姚文元改了第五稿以后，江青认为差不多了，就对张春桥说：你看看，这个稿子给不给上海市委的领导们看一看？
张春桥说：这要看这篇文章最后在哪里发表。
江青说：当然是在上海发表。
张春桥说：如果要在上海发表，恐怕还是得让他们那几个人（指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先看一下。
江青说：如果不给他们看呢？
张春桥说：不给他们看也行，但万一问起来这是一项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情，现在他们还在台上，面子上要过得去，我们也好主动一些。
江青认为张春桥讲得有道理，就说：看就看吧，反正也是让他们走一个过场，他们看不看我们都是要发表的，他们提的意见我们根本不要听。
很快，在《解放日报》印剧厂里，成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保密车间”。
一种神秘的色彩笼罩着这家报社印刷厂。
这是个外面人很少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要专门成立这么一个车间，这个车间的人选是如何确定的，车间主要做什么用？
进入这个“保密车间”的排字工的条件是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阶级，本人政治历史没有任何的“污点”，最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是先进生产者。每天上班之后这个车间的大门便关上，让里面的人与外面隔断，门前加了保卫人员，不准外面的人进去，也不准里面的人出来。下班的时候，保卫人员要对里面的工人进行检查，不准将排有文字的纸张带出车间。同时规定不准向外“泄密”，一旦发现，便将严肃处理。
工人们纷纷猜测，但始终无法知道里面的真实情况。
多少年以后，当年曾在这个“保密车间”里干活的老工人们谈起这件事情，都还有些啼笑皆非。
就这样，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姚文元修改后的第九稿用大字本的形式在《解放日报》的这个“保密车间”里排印了出来。
6.为何在《文汇报》发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姚文元那篇令人意想不到的“巨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样一篇带有“指导性”的批判文章，为什么不在《人民日报》或者是党的其他报纸上发表，而偏偏要选在1957年全国的反右派斗争中，那份被指责为具有“资产阶级方向”的《文汇报》来发表呢？
这个主意便是张春桥想出来的。
在经过姚文元八个多月的写作，进行了十次反复地修改后，这篇稿子最后由江青报送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头，同意立刻见报。可是在哪里的报纸发表比较好呢，事前三个人又在一起反复地商量。
当然，最好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因为这样影响就会很大，同时在政治上也就更能站住脚，因为《人民日报》代表的是党中央的声音。如果不能在《人民日报》发表，那在首都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也不错。
姚文元将自己的这个想法提出来后，遭到了江青的否定。
江青说：之所以在上海来组织这篇文章，还不是在北京有困难，那个北京市委就是彭真、刘仁他们几个人把持着，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加之吴晗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他们愿意批自己的人吗？根本就不可能。
接着江青又说：在《人民日报》发表当然好，可也是很困难的事情，首先在中宣部陆定一那些人那里就通不过。
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沉默了。
江青接着又说：我看还是先在上海想法将文章发表出去，然后再扩大到北京和全国，这样做比较稳妥一点。
姚文元说：如果要在上海发表，那当然得在《解放日报》，因为这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是党报，在群众中才能有威性。
江青对此表示同意。
只有张春桥在那里一言不发。
江青转过头去问张春桥：你看怎么样，先在你们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表？
张春桥摇摇头说：如果北京不行，在我们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也不太合适。
江青和姚文元都睁大了眼睛。
张春桥慢条斯理地说：首先，《解放日报》是党报，是严肃性的报纸，文章在上面一发表，就如同事情已被定了性质，谁还敢出来说话？这不利于我们掌握情况，发现问题，更不利于下一步的行动。虽然我是分管这一摊的，但事情最后还得让陈丕显他们知道，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江青听张春桥如此一说，就有些性急了，问道：那你说在哪个报纸上发表好呢？
张春桥说：我看在《文汇报》上发表比较好。
姚文元有些吃惊：《文汇报》，那不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一份报纸吗？这样严肃的文章发表在上面是否合适？
江青也持同样的观点。
张春桥不动声色地说：正因为是这样，正因为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一份报纸，所以我们才将这篇文章在上面发表，这比在党报上发表要强多了。
张春桥提出在《文汇报》发表的理由是什么？
张春桥说：首先这样做不会引起人们的猜测，因为这是一份民间的报纸，过去也经常发表过一些学术的争论文章，这样的文章在上面发表是很正常的事情。其次这份报纸在全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特别是知识界，这样就会影响更大，可以通过对这篇文章的争论，将那些知识界同情或同意吴晗观点的人都牵出来，便于以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批判。
张春桥的意见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以后的发展，都没有想到这篇批判文章给政局带来的巨大震动，人们读着这张报纸只是感到不解，感到震惊。
姚文元在文中指出：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是姚文元对他所批判的《海瑞罢官》的一个总结，读着这些文字，今天年轻的一代也许会觉得十分可笑，觉得有些文不对题，如果是参加高考的话，这样的文章肯定会不及格。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倒是希望年轻的一代不妨将这篇姚文元所写的“奇文”找来读一读，看一看那个时代，文风竟然被姚文元之流败坏到了如何的程度，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姚文元在最后对《海瑞罢官》进行了判决：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一生中一部具有标志性的作品。
如果说在此之前以“文学评论”为幌子的姚文元，在千方百计窥视中国政坛的时候，身上还多少带有一点“文”气的话，那么现在姚文元就已完成了他从一个文痞到政客转化的全过程。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之后，首先由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转载，接着除北京之外的全国各地报纸也都纷纷转载。
一夜之间，姚文元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