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苏联领导人打给毛主席的热线电话被挂断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调兵遣将，发出战争叫嚣，态度十分强硬。然而，在中国战争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中也有不同意见，分成“鹰派”和“鸽派”。以军方为代表的“鹰派”主张立即同中国开战，为此，不惜发动核战争。而以柯西金为首的“鸽派”认为国内经济状况不好，军费缺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对中国作战，势必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武装团体能迅速征服中国的。同时他认为，苏联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主要敌人是美国。在柯西金的要求下，勃列日涅夫同意由柯西金试探中国的态度，于是，柯西金拨通了直通毛泽东的热线电话。
这条线路，还是50年代中苏友好时，为了两国领导人保持联系特意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架设的。到了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疏远和分裂，这条热线变成了死线。
1969年3月29日晚8点，这条线上的指示灯突然亮了。年轻的中国女话务员惊诧地插上了机塞。
“喂，是北京吗?”“是啊，请问你找谁?”“请接毛泽东主席，我要同毛泽东通话。”“您是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女话务员觉悟还挺“高”，一听是苏修头子，顿时义愤填膺，大声说：“你是修正主义者，没资格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讲话。我不给你接电话。”“既然你不肯接毛泽东主席，那么请你给我接周恩来总理吧!”
话务员一听更来气了：“苏修头子，你听着：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们的总理很忙，没空听你的胡言乱语，就算有空，也不会听你啰唆——”“啪”一声，挂断了电话。年轻的中国话务员哪里知道，由于她鲁莽的“义举”，险些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苏联企图打击中国前，尼克松巧透机密
由于苏联的插手，新疆方面的外交纠纷不断。进入6月份以来，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事显著增多。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龙书金对此已经熟视无睹，甚至腻烦：今天一头羊，明天一头牛，你打我一枪，我还你一弹，中苏边界线有7000多公里，谁管得住?!龙书金渐渐对这些报告漫不经心了。
8月13日上午8时，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行至戈壁，突然一发炮弹在他们中间炸响，迅即6辆
苏军坦克钻出草窠，300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向中国军队冲击。杨政林指挥队伍向苏军还击。杨政林是有经验的，他的左臂已被炮火洞穿，无暇顾及，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手上解下来，对着话筒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这时，空中传来嗡嗡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杨政林发出了最后的誓言：“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两颗汽油燃烧弹扑向孤立无援的中国士兵，大火吞噬了全部的生命和血迹。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从60公里外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被烈火焚烧过的38具尸体，已经面目全非，难以辨认，成了血色黄昏中大漠最惨烈的一缕孤烟。
半个月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事情传到了联合国总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兴奋异常：“苏中再度发生流血冲突，苏军歼敌30多人。”他拿起电话，向苏联驻美大使馆询问苏共领导人对此事的反应。
然而苏联领导层对此并不像马立克那样乐观。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葛罗米柯气呼呼地首先发言：“我刚刚听说，昨天格列奇科同志命令军方擅自动手，在新疆消灭了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我们吃了亏就在新疆反咬一口吗?这种做法，未免太短视，太小家子气了!这与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相符吗?”
柯西金赞同葛罗米柯：“如果是为了教训中国，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去年我们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让我们国家的形象蒙受了重大损害。要知道，我们正在推进的亚洲安全体系很可能因格列奇科同志的这一顿枪炮而破产!这划得来吗?”
勃列日涅夫却不以为然：“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葛罗米柯从公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递给勃列日涅夫：“请你看看吧。这是20多个使馆今天打来的电报。如果说达曼斯基岛发生冲突时，世界还弄不清是哪一个首先挑起战火的话，那这次可就昭然若揭了。不会有一个国家不认为我们是战争的挑起者。”
在一旁一直闷头吸烟的格列奇科终于坐不住了：“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想惩治他们而又避免我们的损失过重，那么就应该让我们的原子弹显显威风。要根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也心存疑虑：“那不引起世界大战才怪呢!”
柯西金有些激动，站了起来：“格列奇科同志，你想过没有，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原子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人手中也有核按钮，一旦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到那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了，我看世界的末日也该到了!”
这次葛罗米柯又反过来支持柯西金的话：“中国什么资源最丰富?是人!请你试想一下，中国军队越过国境冲进苏联，完全可以是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蜂拥而入。我们的武器再精良，也难保一定打得过他们呀!”
奥加尔科夫也补充说：“谁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擅长打游击战的!他们可以一直打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进战争的泥淖里。”
反武力派似乎占了上风，但大权在勃列日涅夫手中，他是倾向于格列奇科的。他让大家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后再作决定。但是会后，他马上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接着，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庐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一级战备，等候发射命令。
8月28日深夜，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者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放下热线电话后，多勃雷宁立即抓起另一部电话，拨通了基辛格的号码。
电话那头的基辛格远没苏联人那么激动，慢条斯理地答复说：“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尼克松得知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从他的立场考虑，觉得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苏联。从历史上看，中国还没有过扩张和侵略的记录。而西方的战略利益还离不开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取得了一些共识：首先，如果美国持反对意见，苏联一般不会轻易动用核武器。它胆敢这样做，将违反美苏间的协定，也不符合国际宪章。而美国反对的理由可以列出许多，但最好强调美国的利益，而不涉及中国。因为过多的涉及，将直接影响美苏关系，使缓和局面彻底毁掉;同时，也会伤害到中国的尊严。
再者，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快传递到中国，使他们有所准备，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
这最后一条将博学的基辛格难住了。因为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双方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还是尼克松想出的办法好：把消息透露给某家报纸的记者，让他们捅出去。这样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他也只能干瞪眼。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仿佛这个核弹头已在世界爆炸，它的冲击波迷漫在每一个关心时局的人们的心头，世界为之恐慌，目光都聚集到中苏边境两边高高翘起的导弹发射架上。而此时的莫斯科似乎比北京还要震怒：他们企盼着美国发来支持电，却等来了美国人的公开泄密。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大骂美国人的出卖和愚弄。
美国人照样我行我素。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阐明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会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核战争所产生的污染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驻扎的数十万军人的安危，并会使全球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与几个老帅开会分析这则消息的可靠性并商议对策。几位老帅都认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他们的常规武器用于和中国打进攻战，力量还远远不够。聂荣臻分析说，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无非是指对我国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或摘除性的打击，而这些目标很可能是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因此，他建议，城市应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辐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
勃列日涅夫的手终于没敢揿动核按钮
合众国际社伦敦17日电中称，“曾预测赫鲁晓夫于1964年垮台的莫斯科记者维克托·路易斯，仍如前次在销路广大的伦敦晚报上提出，苏联可能会发动入侵捷克式的干预行动。他说，中国大陆的反毛力量‘非常可能’推出一位领袖，由他来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手足支援’。路易斯神秘地说：‘苏联敢不敢攻击中共在罗布泊的核子设施，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因此全世界只能在事后才见分晓。苏联人最近已有毛泽东可能发动攻击的准备。’路易斯在报道中还说，从越南获得的消息，中共已从北越撤回许多顾问，他们汲取了和美国人作战的长足经验，而这些人都被调派至中苏边界。”毛泽东也在差不多的时间读到了路易斯的新闻快讯。读到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时，毛泽东长久地陷入沉思。如果说美国人主动“泄密”别有用意，那么这位苏联“密使”的公开曝光又是什么用心?虽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毕竟是杀人武器，不能不防。
于是，毛泽东向中央发出警告：“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毛泽东给他们具体规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日以前，并为一些老同志指定了地点，大致都在京广铁路附近。布置完，他便率先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
林彪跑到苏州以后，次日便发出了那个载入史册的战备“第一号令”，引起了全国一片动荡不安：满载军队的列车彻夜不停地在铁路线上行驶，到防的士兵们在野外帐篷里枕戈待旦……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由于此令是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的，所以又称“林彪第一号令”。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搞了个先斩后奏的把戏，迫使毛泽东同意。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核攻击保持高度警惕，也主张中央领导同志不要集中在北京，但对林彪一伙借战备为名，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十分反感。所以，毛泽东听了以后，当即说了一句：“烧掉。”林彪和黄永胜得知消息，慌了手脚，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封锁。
“一号令”实质上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他想看一看自己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在苏联，晚餐时的克里姆林宫里灯火辉煌，这里正为胡萨克率领的捷克党政访苏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宴会开始后不久，柯西金脸色难看地找到勃列日涅夫，耳语几句，便一起来到勃的办公室。柯西金说得很急，就像在抢时间：“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
勃列日涅夫的大脸很沉重地抬起，不肯相信这些事实：“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不可能，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给我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的电话，我要找多勃雷宁证实一下。”
要电话的工夫，勃列日涅夫又嘲笑起这些新闻：“我认为，这种消息是中国情报人员玩弄的心理战。要耍这种把戏应该有点分寸。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国是唯一一个两次同美国直接作战的国家，朝鲜的仗打完了，可越南的仗还在打，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几分钟后，电话传来多勃雷宁的声音。勃列日涅夫拿过电话，直截了当地问：“现在我们这边传递着一个好笑的消息，据说美国要支持中国。”
多勃雷宁语气也很急：“勃列日涅夫书记，情况属实。两个小时前，我同美国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会晤过，他明确表述了尼克松总统的态度。他说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是密切相关的，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受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另外，基辛格鉴于私人朋友的关系，还特别向我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在此之前，尼克松总统为了向中国表示诚意，还签署了一项撤销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命令。估计这条消息很快就会见报。基辛格博士再三告诫我，他是冒着风险透露这些消息的，希望我们不要泄露出去。”
勃列日涅夫的脸色一下阴沉起来，将听筒慢慢放回电话机上。他的额角有些汗迹在闪着光。他擂了一下桌面，歇斯底里地喊叫着：“美国出卖了我们，它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在一旁提醒他：“会不会是中国人主动倒向了美国?”
勃列日涅夫仍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还在那里狂叫：“不，这不是事实，是讹诈，是恐吓!”
柯西金仍在安慰总书记：“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早说过，格列奇科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应该准时去北京。”
勃列日涅夫已没了主见，说：“好吧，明天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不，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你应该听听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痛苦地摇着头：“我不明白，究竟什么使美国和中国站到了一起。他们相互敌对了20年，死了那么多人，中国一直把他们当作头号敌人。难道一夜之间，世界就变了?”
“也许，这正是我们需要检讨的。”柯西金看了看表，提醒说，“告别酒会就要结束了，我们去吧。”
10月20日，库兹涅佐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同中国进行认真的边界谈判。
尽管不情愿，勃列日涅夫的手还是没有敢去触摸核弹头的红色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