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变法仅经历103天而告终，维新派被捕杀，光绪帝被软禁，慈禧太后重新当政。变法失败亦引发民间支持更激烈的改革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传统史观多按照梁启超编写的《戊戌政变记》作基础，把变法失败归咎于保守派与慈禧太后的阻力，近代史学界对这次变法虽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显然未全面改变一般人对戊戌变法之历史评价。
背景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證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行省与奉、台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燕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汉代举孝廉乘公家车辆赴京师受考核惯例，对进帝都参加会试的举人又俗称为“公车”，故称“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廷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酝酿
光绪皇帝在1889年18岁时亲政，年底随即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康有为并非四品官，无权上书皇上。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首次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随时上书。于同日，康第六次上书。2月，康第七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天阅读，加强了改革决心。[1]
5月29日，恭亲王奕䜣去世，死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他逝世两天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呈上奏折，请求明定国是。6月6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明定国是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和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2]，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然而，变法后第6天，亦即6月16日，光绪才首次召见康有为。据传康有为入殿前，碰到刚接任直隶总督任命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3][4]康有为谨见光绪时开宗明义说：“清国快要灭亡了。”光绪答这是保守官员所累，康有为指靠那些官员推动改革，等如缘木求鱼，康有为花了大量时间，力陈变革之必要。这是光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数天后，光緖调任他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但官位仅六品，而康有为早于三年前已是六品官了。
随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仅委派出出任六品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任命后，离开京城，没再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作为骨干成员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仅见过光绪一次，而谭嗣同等更是从没获召见 (矛盾-见下“两宫夺权”段 9月5日 项) 。
慈禧干政
后世史家评价戊戌变法时，常形容光绪正式掌权亲政，但这一说法历来受争议。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天，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和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掌握大权[5]。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光绪并无军事大权。[6]
从戊戌年农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其时光绪下诏书时，亦多写有“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6]
当时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除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或顽固抵制或明哲保身。刚毅甚至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请求太后重新训政。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
两宫夺权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逐向太后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 (矛盾-见上“明定国是”最后一句) ，并命谭、刘、杨、林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燕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葫。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7]。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8]。康有为离开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然后下诏太后训政。当天步军统领衙门兵弁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查抄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弟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泄密，是光绪政变失败的原因；但据近年的考证，慈禧及荣禄等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二人在袁世凯9月20日泄密以前也已经有部署和防备。9月19日，慈禧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有溥，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变法内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
教育改革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举办京师大学堂
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
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
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设译书局
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在各地设立工厂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军事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筹设武备大学堂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政治
裁减冗员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开放新闻自由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等。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变法的影响
由于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批倾向在原有体制内下实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亦画上句号。除此以外，朝庭中本来较为开明有为的大臣在政变后有些被贬，其他亦多被排挤到中央以外；间接亦造成了之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
近代新探此外，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9]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10]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11]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2]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13]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注释与参考文献1.^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374页
2.^ 《明定国是诏》：“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爱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是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誉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太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傅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粹，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员司员，大内待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第，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3.^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4.^ 《晚清有个李鸿章》，赵焰著，2009年7月20日版
5.^ 学者杨天石认为光绪帝罢免翁同和不是被迫的，参见杨天石《翁同和罢官问题新探》，北京日报，2005年10月31日。
6.^ 6.0 6.1 《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著
7.^ 姜鸣：关于袁世凯告密的新史料
8.^ 张一麟在《心太平室集》卷八记袁世凯初五日返天津，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消息，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
9.^ 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台北：万卷楼，2004
10.^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Chapter 12
11.^ 杨崇伊〈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461.
12.^ 杨深秀〈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15.
13.^ 宋伯鲁〈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p.170.
参考书目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第6册 饮冰室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清光绪二十四年 ISBN 7-101-00475-X/K.
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上册 中文大学出版社 ISBN 962-201-351-1
雷家圣著《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台北：万卷楼，2004年12月 ISBN 957-739-5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