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内容简介：北戴河这个被称为中国“夏都”的地方，同钓鱼台、人民大会堂等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曾经产生许多重大的决策和重大事件，引发后人不尽的追思。……[连载内容]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北戴河，处于萧条冷落之中，林彪却还在夏天经常到此居住。1971年夏天，他和叶群住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的一幢两层小楼，这就是中直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由于人们的习惯，通常还是称其为“96号楼”。
林彪在北京日常居住之处主要有二：一是自己住所毛家湾，二是北京人民大会堂。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北部并不临街，设有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交通部门想设立115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但没有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怕声音大影响林彪。
夏天天气炎热时，如果北京有事，他便搬到大会堂住上两三个月。在人民大会堂，林彪通常住浙江厅。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疲劳，怕唆，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他不喜欢热闹，有人说是性格变异，有人说这是战争负伤留给他的毛病，并渗透到心理和神经之中。
当然，如果夏天在北京没有事，林彪经常到大连和北戴河去住。至于春天，他喜欢住在苏州，江南的春天最叫人神往，有时一直在那里度过春天。
林彪的生活习惯，在当上“副统帅”后仍是十分古怪，每日的主要内容是沉思，在无声、无光、无色彩的氛围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静默着，如老僧入定。沉思和寡言，是同他接触过的党内领导人的一致印象，不过那时大家都没有向阴险方面联想。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写的回忆录称：林彪有时也在屋里走动，自言自语着，咀嚼着炒熟的黄豆。有时他一根一根地接着划火柴，直至整盒被划光，脸上才露出一丝笑意……
按照林彪通常的规律，每天坐五六个小时，上午3小时，下午少则2小时，多则3小时，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走一会，光线强烈时绝对不行，即使睡觉。在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为了防止出现考虑不周，他又给周边的人立下一条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押3个小时后再发。
了解林彪生活习惯的人都说，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平时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连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就会显示出两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什么都不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有困难。遇到这种情况，林彪只能绝对卧床休息，而且经常要休息四五天才能恢复正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拉自己的帮派之外，林彪奉行的原则是“毛主席同意我同意”、“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紧跟”策略，自己轻易不出头。接见外宾时，他一向不愿意去，只是毛泽东出场要他作陪时，才勉强走一下。平时，林彪没日没夜地考虑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时，他就抡起胳膊在面前画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后来“批林”时揭发材料说，林彪所“圈阅”过的文件，其实都是秘书画上去的圈，这讲的是实情。
在很长时间里，林彪活动的方式是“转车”，即坐上汽车开到野外狂奔，在颠簸中感到一种快意。而到了1970年秋天以后，这种仅有的外出活动也变得很少有。
庐山会议的失策，使林彪陷入深深的懊丧烦躁之中。他本来就不苟言笑，现在更加沉默寡言了，除了不定期听秘书讲点儿中央文件外，其他方面的文件很少听。他减少了会客，常常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踱步，一圈接着一圈，不停地转。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批两种政策，不过在组织上保林彪的同时还是逐渐加大了对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批判力度。由于庐山会议批判的只是陈伯达，林彪及其手下一伙的问题还未被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完全知晓和引起警惕，于是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消热”措施，多方“打招呼”，给“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浇冷水。他频繁地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个别打招呼。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采取了从舆论到实权逐步削弱以至于瓦解的策略。当时批评黄、吴、叶、李、邱，其矛头所向，林彪心里最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也隐约地能感觉出来。
1971年1月，当时被认为是受陈伯达影响并被林彪控制的北京军区改组(后来对此定性有不同看法)。同年4月，毛泽东亲自派人参加过去由黄、吴、李、邱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实行了“掺沙子”，林彪一伙在此的一统天下被打破。到了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林彪手下“四大金刚”和叶群的检讨及毛泽东的批语在会上散发。5月下旬，《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谈话是1970年12月进行的)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逐层传达，其中重要的是提到“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提法“讨嫌”，而这一提法恰恰是林彪所最热衷的。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文章，告诫全党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此前几年，已经把刘少奇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证明这是一大冤案)，这时又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矛头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有人认为无论对与错，林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这次又是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硬顶。不过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看，林彪表现出的多是柔媚的一面，骨子里的一股霸气很少发作，这时只是以阴谋对抗的手段来发泄。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针对“顶牛”一说曾回忆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要见毛主席，长时间毛不作答复，说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不是真实的。且不论李文普的这种分析如何，从当时的情况看，林彪不作检查，是因为感到这没有什么用，真实的动机不可能亮出，检讨反会徒增自己的罪状。按他儿子林立果的话讲，已经是一种“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的心态。
进入1971年以后，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隙，其貌合神离的迹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闻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了，这点令他们惊讶不已。杜修贤是老资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据他讲，庐山会议后他目睹了两件奇怪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发生在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观礼台上。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火树银花，歌舞翩跹。城楼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华灯初上，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在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泽东对面的位置始终空着。这是林彪的座位。按照当时的宣传规定，自九大以后报纸上出现毛泽东接见外宾的镜头，必须有林彪在场，以显示“接班人”的地位。
过去，林彪凡是与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边等候着，竭力表现他作为“学生”对导师的恭敬。这次却一反常态，迟迟不到。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谈话，不时朝对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来十分着急，不停地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上了城楼。已经是五月天了，他还披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丧模样。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话没说，与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既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脑袋。杜修贤十分为难，他的任务是拍摄毛泽东和林彪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两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
杜修贤在长期从事记者的工作中养成一个习惯，到场后先拍一张全景。这次，他随意地拍了一张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机，等待机会。过了一会，等他再回到圆桌时，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着，人不见了。周恩来也感到不妙，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下了，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两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不一会，警卫员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杜修贤跑过去一问，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询问林副主席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道：“身体不好，先回去了。”幸亏杜修贤在林彪刚入座时已经拍下了一张照片，否则当天的报纸上将会缺少这位“副统帅”的形象，在当时可算是新闻部门重大的政治问题了。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我在外转一圈，找人把刚拍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蜡人的脸。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儿。
林彪两次不告而辞，身体不适是托辞，其实是显露出他决心对抗的强硬态度。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便说过当时的情况：
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在一再等待之后，毛泽东对林彪也彻底失望了。这种失望之情，便表现在20多天后的一次小型汇报会上。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带着总参谋部副部长熊向晖去向毛泽东汇报。刚刚入座，他们便想汇报这次会谈的情况，然而意外的是，毛泽东却朝周恩来摆摆手，说：“那个不忙。”然后转向熊向晖，问起军委办事组作检讨的事：
“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当时熊向晖一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前他认为，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于是他据实报告：“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听到此话，马上追问：
“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
熊向晖回答：“没有。”
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
“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周恩来马上回答说：
“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毛泽东马上想了一下，60多份，应该发到了熊向晖这一级干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经过片刻沉思，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突然提高声调说：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这话说完，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接着，毛泽东针对周恩来讲自己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一事，特别强调说：“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讲到这里，毛泽东停了停，别有意味地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听到熊向晖说是自己动手时，毛泽东便说：
“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的，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将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批评为“国民党的作风”，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非常严厉且性质极为严重的。熊向晖听了心里也是一惊，他知道：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的人，这指的就是林彪。
1971年夏季来临，这一年北京的天气格外热，林彪又到北戴河避暑。不过他手下的“四大金刚”却坐镇北京，儿子林立果也东窜西跳，向他时时报告情况，特别是毛泽东的动向。
这一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主要目的又是向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招呼”。在南巡期间，毛泽东几次强调的一个话题是：“庐山会议开过近1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他同时点了林彪的名，还直接批评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一事，这可以说是进行粉碎林彪集团的准备工作。
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当时天气炎热。专列一停靠武昌车站，毛泽东便找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汪东兴谈话，17日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等人继续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除了强调党内团结和不要搞分裂(“分裂”一词大有深意)，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当时有人回答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泽东马上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所讲的这篇文章，是解放战争时写的一篇重要报告。
随后，毛泽东又找湖南负责人华国锋，在谈话中解释了去年在庐山会议时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句话：“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直接把矛头指向“空军”，这正是林彪父子及吴法宪想控制的重点单位，寓意更进了一步。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特别说如何解决北京军区的问题，并具体地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看到38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24军、21军、38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38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里提到“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并点到目标是“军委办事组”，显然是要解决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问题。不过毛泽东当时在谈话中，虽说了林彪的责任，却表示还要保他一下。在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泽东联系当时提出来的“党的历史上的10次路线斗争”的提法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毛泽东在长沙找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丁盛、刘兴元等谈了话。由于广州军区的部队差不多都是四野的老底子，在此“打招呼”显得非常重要。毛泽东在同这些人谈话时，还叮嘱不要把内容外泄，其实也就是防止让林彪一伙提前知道。
此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预感到毛泽东在南巡时会向干部谈到自己的问题，便千方百计想了解行踪，并探听毛泽东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泽东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也不顾毛泽东的叮嘱，把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立即将此内容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打电话，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得到这些消息的内心反应，自然可想而知。以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马上采取行动，准备以武力“保卫首长”，其方式就是想谋害毛泽东，实行所谓“571工程”即“武装起义”计划。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当时，林立果有两名主要助手，一是周宇驰，二是于新野。于新野于9月8日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布置了准备动手的任务。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想找到能执行这一计划的人是非常困难的，连这伙人自己也感到心惊肉跳，经常犹豫不决。
据林彪外逃后不久扣押的“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以及当年调查得到的材料，曾公布“联合舰队”准备谋害毛泽东的办法主要有8种：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泽东。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泽东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不过后来也担心，这支部队能不能执行命令很成问题，搞不好干部战士会先把下命令的人打掉。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100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泽东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第五种办法，是要王维国利用毛泽东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泽东。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泽东下毒手。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第八种办法，是要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专列。
虽然上面的恶毒图谋还都在计划之中，并未能付诸实行，却可看出其凶狠毒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件。
对于林彪的歹意和林立果的布置，当时毛泽东并不清楚，不过还是觉察出一些蛛丝马迹。特别是在到达南昌之后。
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去南昌，并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汪东兴乘飞机先到南昌后，又用自己坐的这架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则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
许世友、韩先楚于8月31日下午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他们到了以后，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省的一把手程世清一共3个人传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当天晚上10点多钟，毛泽东又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10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这些话的寓意所指，正是针对林彪拉帮结伙想搞分裂。
当时江西省的主要负责人是程世清，“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一个军队的师政委，到江西支左后被提升起来，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九一三”以后，他也被当作死党关押并交代问题。为了替自己申辩，程世清在致中央的信中说，在南昌他听到毛泽东就林彪问题“打招呼”后，马上就讲了周宇驰等人到江西活动等反常现象，引起毛泽东的警惕。由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世，程世清所申诉的内容不会是虚构的。
不管程世清此前有什么问题，这次听到“打招呼”便马上反映林立果问题，应该说还是好的。
毛泽东听到这一反应，此后行程便格外警惕，有些行动是多少年从未见过的。
9月2日毛泽东离开了南昌，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13个小时。9月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泽东突然又下令改变停放地点。
解放以后，毛泽东很喜欢在杭州居住，曾来此40次，除了北京之外，是在国内到达最多的地方。此次毛泽东到达杭州后，便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一起谈了话。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1个多小时。
按照惯例，毛泽东会在杭州居住一段时间，然而9月8日晚上他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老同志派人暗示毛泽东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
毛泽东联系到在南昌听到程世清的报告，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首先把汪东兴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毛泽东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据汪东兴回忆录说，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叫他说：
“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泽东问：“为什么呀？”
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
毛泽东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毛泽东担心陈励耘，正因为他是空五军政委，与林彪父子有特殊关系。当时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工作。1996年汪东兴发表回忆录时，还说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
9月10日下午4时，毛泽东乘坐专列匆匆由杭州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晚10点前抵达上海。到上海后，毛泽东找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王洪文讲了话，又突然对汪东兴说：“我们走！”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只停留了15分钟，并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泽东叫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候，说要同他们谈话。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纪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过去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北京，从来不在丰台站下车停留，这次的反常举动，肯定也是出于警惕做出的。
9月12日13点10分，毛泽东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便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总计毛泽东这次到南方巡视，从8月15日动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计29天。这期间除同个别人的谈话不算外，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时间。
毛泽东突然返京，周恩来也不知道。据汪东兴回忆，“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据后来揭发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说明，9月10日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阴谋，突然接到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又探听到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那便是：一个是阴谋杀害毛泽东；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不过，在毛泽东健在时，在广州另立政府，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一声号令，广州军民都会响应。
当时林彪、林立果感到阴谋败露，又不可能主动认罪。唯一能选择的逃避之途，便是飞向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