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贝利亚被处决是苏联的大冤案
——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一
箴 华
内容提要：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贝利亚是苏联党和国家的第二号领导人。三个多月以后他被逮捕，然后被秘密处决。本文简单地介绍了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政治局势，系统地介绍了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无所畏惧地平反冤假错案、迅速开拓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思想和行动，说明贝利亚被逮捕、处决的案件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第一个大冤案。
关键词: 贝利亚 赫鲁晓夫 马林科夫 苏联 俄罗斯 共产党 冤案
拉夫连季·帕巴辅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英文名为Beria，Lavrenty Pavlovich,俄文名为Берия 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苏联领导人。贝利亚于1899年3月16日生于格鲁吉亚。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后来改名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在主席团会议上被捕。后来他被指控“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和“进行反党和反国家的罪恶活动”，于1953年12月23日被秘密处决。
（一）档案解密 俄罗斯重评贝利亚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许多人的意识中，拉·帕·贝利亚的名字一直是与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国家安全机构和内务部机构恣意妄为的活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贝利亚作为刽子手、阴谋家以及道德败坏的人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将处决贝利亚评价为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确立法纪、建立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赞同这种依据1953-1956年苏共文件对事件所形成的观点。
但是，当代俄罗斯的许多学者，根据新的史料（即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的文献资料）对于贝利亚事件进行的研究，反对苏联历史文献的陈词滥调，对于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他们强调贝利亚在发展国家经济、加强国防力量方面的巨大贡献。他们把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行动说成是使苏联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的第一次尝试。他们认为，贝利亚是改革时代的宣告者和改革的先驱人物。
对贝利亚的作用持相反见解的许多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性质的评价是一致的。只是一些人认为这些变化是贝利亚活动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贝利亚的对手的功绩。
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贝利亚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贝利亚被捕事件的真相如何？贝利亚被处死是罪有应得还是大冤案？笔者将以《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一、之二、之三为副题，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找出正确的答案。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二）伟人逝世 新领导集体接班
1953年3月5日，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斯大林逝世。
在斯大林去世的前1小时又10分钟，举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预先议定了一切组织问题。接着，在同日举行了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对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拉·帕·贝利亚提议由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免去其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格·马·马林科夫建议将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合并为一个部——苏联内务部；任命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兼任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武装部队部长；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组成苏共中央新的主席团。尼·谢·赫鲁晓夫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让他集中精力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在斯大林去世前夕，马林科夫已在扮演党内第二号人物的角色。他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各种会议，在政府中代理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作了总结报告，党和政府机关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马林科夫不具备斯大林那种超凡脱俗的雄才大略和独揽大权的能力。
马林科夫所不具备的那些素质，在贝利亚身上却并不缺乏。贝利亚所具有的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做出决定的果断性，以及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重大事件的魄力，使贝利亚同马林科夫一起掌握了在斯大林逝世后重新组织政权的权力，并且成为苏联发展方向的实际上的主宰者。
（三）大力改革 贝利亚开拓新局面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成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而且，由于他掌握了负责国家安全和中央领导人保卫的内务部，他成为炙手可热、令人畏惧的人物。贝利亚自认为其地位很稳固，所以，他无所畏惧地开始施展他的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力图迅速开拓新局面。
贝利亚主要进行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1）改革国家的领导体制，建立监督机制
贝利亚认为，由党领导并且包办一切的现行领导体制是不合适的；应该扩大政府的权力，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在斯大林逝世那天中央主席团做出的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决定实际上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两个人预先商量确定的，主要体现了贝利亚的思想。主席团10名成员只有2名是负责党务的，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政府的领导人，排在第四的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领导党务工作的赫鲁晓夫只排在第五位。
1953年5月，苏共中央邀请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党和国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以便确定匈牙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拉科西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怎样实现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之间的职务划分的。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贝利亚轻蔑地回答说：中央算什么，让部长会议决定，让中央去管理干部和进行宣传工作吧”。在其它场合贝利亚也说过意义相同的话，即党只管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其它工作都有政府负责。
贝利亚还主张，应该通过新闻媒体让人民知道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和采取的重大措施。他指示新闻媒体公布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错误、反对个人崇拜等方面的中央决议、调查报告和其它有关文件。
贝利亚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接受监督。他用内务部来监督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并且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甚至在他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时，涉及到中央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他也毫无畏惧地进行调查，并且在中央内部或在中央报刊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2）平反冤案、假案和错案，恢复法制。
3 月9 日，在追悼斯大林大会上的演说中，贝利亚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他曾向米高杨谈了自己的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大约一个半月里，贝利亚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镇压案件的清理和平反方面。
３月２６日，贝利亚指出，在苏联监狱和劳动改造营中关押的200多万犯人大多属于不该判刑或判刑过重的人，应该进行大赦。他主持起草了大赦命令草案，３月２８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签署公布。这个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5 年以下者，所有因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全部有10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5 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判反革命罪、严重贪污罪、枪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该命令还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宣布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宽容和从轻发落的原则进行修改。根据这个大赦令，100多万人被释放，40多万人的案子停止侦查。这是斯大林逝世后震动苏联社会的头一件大事。
早在1953年3月，贝利亚就下令成立了五个委员会，审查“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和“空军及航空工业部工作人员案”。委员会很快就做出结论：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事先捏造的。
4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贝利亚提交的内务部关于“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采纳内务部的建议：(1)释放在押的根据所谓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而被逮捕的37人及其家属，并为这些医生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其名誉；(2)追究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捏造这起挑唆案件以及粗暴践踏苏联法律方面极其猖獗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С·Д·伊格纳季耶夫和副部长留明被撤职、逮捕。
贝利亚亲自给各大报纸发去了内务部关于这个案件的通报。《真理报》当时就“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
4月4日，贝利亚签署的一份文件指出：“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广泛地使用各种审查方法——残酷地毒打罪犯，昼夜使用手铐，……，长时间剥夺罪犯的睡眠，将罪犯扒光衣服关进寒冷的单人囚室里。”这份命令还指出：由于“这些极其残酷的审讯方法，使得许多无罪的被捕者被侦查人员折磨得体弱力衰、精神沮丧，而其中的个别人已经丧失了人的面貌。利用犯人的这种状况，侦查人员-伪造者趁机将事先就编造好的关于进行反苏维埃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证词塞给他们。”
在“医生反革命分子案”的平反之后不久，“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等四个案件也被内务部推翻、平反。
（3）改革国家保安体制，限制保安部门的权力
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将规模庞大、权力极大的内务部的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 月间，就有近30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东建设总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
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贝利亚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他并且下令关闭监狱里对犯人进行体罚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此类案件，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
在贝利亚被捕前10天，他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年代肃反运动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权力的非司法机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
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改革保安体制的行动在中央主席团内部引起了争论。在4月10日主席团通过了一个支持贝利亚的特别决议：“赞成拉·帕·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揭露过去苏联国家安全部制造冤案陷害诚实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应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法纪”。
（4）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
自1953年4月中旬起，贝利亚开始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推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的抵制导致数以万计的公民遇害。虽然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
接着，贝利亚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这是贝利亚所发动的一次最广泛的行动。他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党的各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的一系列报告。报告强调说，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根据内务部的报告，中央主席团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罗斯族最高领导人的措施，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贝利亚还着手纠正强迫某些非俄罗斯民族集体迁徙的错误。
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在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甚至贝利亚的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是正确的”。
然而，6月12日中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由白俄罗斯族人齐米亚宁取代的决定没有来得及实现。显然，在民族政策“纠偏”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事情一直拖延到6月底贝利亚被逮捕。帕托利切夫留在了原来的职位上。
（5）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建立集体领导制度
贝利亚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提倡建立、加强集体领导制度。
贝利亚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第一个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于贝利亚的推动，3 月27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斯大林的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
更为重要的是，贝利亚建议，禁止在节日游行中展示或在企业、机关及团体建筑物悬挂现领导人的画像，在游行队伍中禁止抬出现领导人的画像。5月9日，根据贝利亚的倡议，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节日期间装点游行队伍和各企业、机关、组织的大楼”的决议。但是，主席团的成员们明白，这个措施是针对他们的。这自然使他们惊恐万分，并引起了他们对贝利亚的不满。毫不奇怪，在贝利亚被逮捕之后，中央主席团的这个决议被立即取消了。
（6）改变经济建设方针，压缩基本建设项目
贝利亚还过问苏联的国民经济问题。许多党务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感受到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了巨大损耗的工程”的严重困难。贝利亚建议：重新审议1953年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建设计划，压缩斯大林晚年已经开始的许多“共产主义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吞食了财政预算中巨大数额的资金；腾出来的资金主要投入到农业中去，大力发展农业。
1953年的3月27日，贝利亚就向政府提交了该问题的详细报告。党的经济工作赞同贝利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提出的建议。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贝利亚的建议。被停止建设的这些项目中，有运河、公路和铁路干线以及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
（7）调整外交政策，缓和苏联与东德和南斯拉夫的关系
在这个时期，贝利亚还关注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提出了改善同一些国家（主要是东德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
1953年夏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局势恶化：自1951年1月到4月期间，从东德向西柏林和西德迁移的大约有50万人；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示威。这标志着东德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到1952年中期，东德领导人仍然坚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针。
在5月14日和5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东德问题时，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速度问题。贝利亚认为，在民主德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贝利亚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他说，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对于苏联也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对此，莫洛托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多数主席团成员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坚持要在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于是，贝利亚放弃了德国统一的主张。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通过了决议《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其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这个文件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
在斯大林晚年，斯大林等领导人批判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勾结，背叛了社会主义；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很紧张。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主张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秘密与南斯拉夫领导人联系，企图打开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僵局。
按照苏联30年代起就实行的一种做法，由内务部而非外交部来进行某些秘密的重大外交行动。贝利亚通过自己的秘密渠道商谈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他给南共联盟第三号领导人、南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兰科维奇的一份便函。函件的内容为贝利亚委托持函者告诉兰科维奇并转告铁托：贝利亚及其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善苏南关系；如果兰科维奇和铁托同意这一观点，便可为此指定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举行秘密会晤。
由于贝利亚的推动，苏联的反南运动随斯大林的去世戛然而止。随后，在苏联官方颁发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中，几年来惯常的反南斯拉夫口号不见了，苏联报纸也不再登载反南斯拉夫的文章。1953年6 月，根据贝利亚的建议，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换大使，恢复苏南决裂后即在事实上降格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四）颠倒是非 苏联功臣成“罪犯”
贝利亚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38年调到莫斯科，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来称内务部长）；194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5年成为苏联元帅。他从1946年起为党的决策机构（原为政治局，后为主席团）的委员。斯大林逝世后他成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二。
贝利亚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为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巨大功勋。因此，他在斯大林时期获得了许多奖励，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1枚，列宁勋章5枚，红旗勋章2枚，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枚，等等。他时是苏联的大功臣。
斯大林逝世以后，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贝利亚做了大量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包括：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平反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恢复法制；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精简内务部机构；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改变经济建设方针，压缩基本建设项目；缓和德国的局势，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等等。贝利亚的重要主张，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支持；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批准。贝利亚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开拓者，是对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急先锋。
由于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行为对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力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赫鲁晓夫玩弄阴谋诡计，策划组织政变，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然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贝利亚的反对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贝利亚强加了许多罪名。请看贝利亚的功绩是怎样被扣上“罪名”帽子的：
赫鲁晓夫等人把贝利亚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说成“把内务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把调查处理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说成“进行恐怖活动反对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活动家”；把反对个人崇拜说成“贬低斯大林的威信”；把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说成“煽起民族纷争和破坏民族友谊”；把缓和东德的局势、处理东德国问题的意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外国资本家卖力”；把与南斯拉夫秘密联系以便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说成是与“外国间谍机关建立联系”、“背叛祖国”；等等。于是，贝利亚这个苏联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社会主义的功臣便成了“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的十恶不赦的“罪犯”。
根据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贝利亚被逮捕、处决的案件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第一个大冤案。以后我们将著文说明，制造这个冤案的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
参考文献
[1] 鲍里斯·斯塔尔科夫：《1953年：贝利亚的“百日维新”》，苏联《文献资料》1993年第4期第82～90页。
[2] В·П·瑙莫夫：《是否存在过贝利亚阴谋——关于1953年事件的新文件》，（俄）《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5期，方琼译。
[3] 时殷弘：《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 柳植：《贝利亚事件真相》，《合肥晚报》2002年11月7日。
[5] 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我的父亲——拉夫连季·贝利亚》，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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