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200911/1109_6858_1426846.shtml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的所有革命活动，无不与他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紧密相关。但是，毛泽东到了人生的晚年，也和普通老年人一样，身患多种疾病。本文所披露的是，毛泽东晚年如何发病、如何被救治以及终告不治的详情。
1972年1月，第一次发生轻度昏迷
“文革”以前，毛泽东的身体十分健康，正如当时媒体上宣传的那样，“神采奕奕，满面红光”。
毛泽东偶尔也得过感冒，并曾患有支气管炎、胃病等症。
与他晚年疾病相关的是1956年毛泽东一度患过肺炎。不过由于当时治疗的及时，肺炎很快得到了控制，此病直到“文革”以后才再度复发。最能体现毛泽东身体健康的事，应是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
1966年以前令毛泽东深感困扰的疾病，是失眠和便秘。失眠，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夜间工作形成的。在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会因为战事的紧张，一天中竟有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坚守在地图旁边。作息时间的不规律和喜欢夜间工作，打乱了毛泽东的生物钟。进入北京以后，中央除指派专门保健医生负责督促毛泽东按时睡眠外，又不断组织专家对毛泽东失眠的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制订了多种治疗方案，然而却收效甚微。此病不愈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工作强度在建国后有增无减。另一原因，是毛泽东过分依赖安眠类药物，此类药物的药量不断增加，当然会使身体产生抗药性。尽管保健医生不断试图减少毛泽东的用药量，又一度以中药治疗，但也没有收到明显效果。
1960年以后，毛泽东出现了老年性便秘，这种病到了1970年以后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成了毛泽东晚年最受困扰的疾病之一。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很少有顺利解出大便的情况，偶尔一次顺利解出大便，毛泽东和身边的医护人员都会大为高兴。尽管如此，失眠和便秘毕竟不能危及毛泽东的生命，真正的病变发生在1970年以后。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这时的毛泽东已经77岁，他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但仍需用X光等仪器进行检查，方可最后确诊。然而，毛泽东在晚年最反感和最不愿适从的就是身体检查。在周恩来的亲自劝说下，毛泽东做了一次胸透。
这次X光检查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毛泽东所患的疾病确是肺炎。经过医生的多方调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到1971年春夏之交才始告治愈。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
处理“九一三”事件期间，毛泽东的肺炎再次复发，而且比1970年10月的症状还要明显。对正常人来说较为容易克服的一般性病菌，也会在毛泽东的肺部发生感染。在冬春之交，北方的天气严寒多变，毛泽东不断地感冒、咳嗽，浓痰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注射抗菌素来有效控制肺部感染，或者同时以人参等补药增强体质，也许毛泽东的病情会很快得到缓解，甚至有彻底治愈的可能。但是，毛泽东拒绝补药已是多年的习惯，他也反对通过注射抗菌素来治疗肺炎。医生就只能采取口服抗炎药的办法为毛泽东治疗。
口服抗炎药虽然可以控制局部炎症，但却无法彻底医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这样，在春寒料峭的1972年1月初，毛泽东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这时，最明显的症状是，他的行走能力变得比往常迟缓和沉重。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
毛泽东的运动量不断减少，1972年初，医护人员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踝部都有明显的压痕。毛泽东的血压也不断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多年来始终都维持在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80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1972年1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180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100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体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1月10日下午3点，陈毅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参加。当时由于没有考虑到有病在身的毛泽东会亲自参加，所以一时无法解决追悼大厅温度较低的问题。加之毛泽东又是匆忙作出决定，医护人员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准备，当时毛泽东只在睡袍外边罩上了件灰呢大衣，这难免让毛泽东受到寒气的侵袭。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毛泽东双腿浮肿的情况开始加重，浮肿的部位又开始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抗炎药。
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1月18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毛泽东出现昏迷，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医护人员不敢疏忽，这样就惊动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
周恩来亲自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探望病中的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经醒来。考虑到毛泽东的病情，周恩来马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这个由北京几家医院著名内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毛泽东较为严重的肺病进行了会诊。医疗小组根据毛泽东精神疲惫、咳嗽加重、气喘多汗、血压偏高和1月18日出现昏迷等病况分析，一致认为应对毛泽东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周恩来也特别指示医疗小组，最好尽快为毛泽东进行一次包括心电图和X光胸透在内的系统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作出最后确诊。
政治局第一次讨论毛泽东的病情
然而，当医疗小组把上述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时，他仍然不同意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毛泽东之所以在病情转重之时仍然固执己见，其原因似乎与他多年形成的反对小病大养的思想有关。后来，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毛泽东才改变了对疾病的消极态度。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马上治疗，病情不但会好转，而且恢复也比较快，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肺炎有可能转为其他疾病。从当前下肢浮肿有明显向上扩散的迹象上看，主席最好尽快做一次心电图的检查。”
周恩来的担心是完全有根据的，他和医护人员的想法一致，都担心毛泽东的肺炎有一天会引起心脏的病变，如果一旦引起心脏病变，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尊重了周恩来的意见，但他只同意做一次心电图，其他繁琐的检查仍然不愿意配合。经过医疗小组的再次力争，毛泽东最后只同意做心电图和X光胸透两种检查。
胸透片子出来以后，证实了毛泽东肺部感染已相当严重。医疗小组还发现，由于肺部感染长期得不到进一步的有效治疗，现已危及到病人的心脏。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出现了肺心病的明显症状。不仅如此，专家们还发现，心电图显现的结果已经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病情转重，在肺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血性心力衰竭和阵发性心动过速。专家们通过X光和心电图检查所得到的结果，诊断并认定毛泽东1月18日长达半小时的昏迷，就是因为肺性脑病所致。这是因为肺心病可以直接造成脑部的缺氧，所以也才有毛泽东平日精神不振及昏睡等相关症状。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医疗小组所估计的那么严重。对于医疗小组提出的强心、消炎和利尿三大医疗方案，毛泽东虽然勉强接受，但是他仍然说:“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在医疗小组开始为他实施注射青霉素和口服抗炎药之后，毛泽东又派人去询问对康生（当时也生病住院）实施的治疗方案，当他听说康生只用抗生素，其他药品一概不用时，毛泽东又回到他原来固有的立场上来，决定马上中断正在进行的黄胺制剂的注射。
因为无法大量使用消炎类药物，毛泽东的病情在1972年1月中旬以后，非但没有缓解和减轻，反而加重了。
1月21日晚7时30分，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在听取医疗小组汇报的时候，周恩来也为毛泽东越加严重的病情及他本人仍没对疾病引起高度重视而感到忧虑。但是江青却不以为然地对医疗小组提出了批评:“你们最好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主席的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前几天还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的体质多年来始终很健康，你们不要把事情夸大才好。”
当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卧室，和毛泽东共同研究进一步的医疗方案时，毛泽东本人仍然认为他的病情并不像医疗小组估计得那样严重，而江青又在一旁故意制造障碍，使得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始终无法进入正题。鉴于毛泽东的病情确实在悄悄转重，周恩来决定在当天夜里9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泽东最近病情的变化及医疗小组的意见，一并提交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以期达成共识尽快制订一个让毛泽东能够接受的治疗方案。
当夜，怀仁堂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举行。
会议期间，姚文元从会议室来到怀仁堂东大厅，接见了等候在那里的几位医疗小组成员和内科专家。姚文元的态度严肃而冷冰，他对专家们说:“我是受中央政治局和江青同志的委托，找你们谈一谈。众所周知，毛主席的身体一贯很健康，他老人家每天参加会议和接见外宾，我们在发表新闻消息的时候，都一再说明，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不是空话，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些主席会见外宾的照片，主席的手握得多么有力！他现在有点感冒，受了点凉，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可是你们有什么根据，一定要说主席的肺脏和心脏都发生了病变？而且你们还说什么有心力衰竭的危险？你们这明明是在谎报军情嘛！你们医生这样做，我不讲你们是政治问题，但是至少也起到动摇人心的作用。你们是要负责政治责任的。”
医疗小组成员和专家们本来想把毛泽东的病情详细地向中央政治局作一次汇报，以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然而，当他们听了姚文元的一番威胁之词后，只好把想说的话全都咽了回去。这样一来，医疗小组准备按周恩来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的议程就被取消了。
不过，中央政治局研究毛泽东病情的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凌晨4时，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就和李先念接见了医疗小组的主要成员。这次谈话的气氛顿扫沉默和压抑，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叶剑英和蔼的语气、尊重科学的态度，无形中拂去了医生和专家们心中的恐惧。叶剑英诚恳地安慰大家道:“政治局让我们再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把主席的病情讲清楚。”
为了会见尼克松，毛泽东产生了快点治病的强烈愿望
医疗小组这才把毛泽东不愿接受医疗小组关于施行消炎、强心、利尿三套有效医疗方案，始终坚持自己病情并不严重等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正是因为医生们无法改变毛泽东对医疗方案的观点，所以，本来可以早见疗效的肺炎竟久治不愈。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甚至还有可能累及心脏。医生们认为，根据最近一次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经出现了心律不齐和心肌缺血的情况。专家们把对毛泽东病情发展的估计，也向叶剑英和李先念作了汇报。叶剑英和医生们打交道较多，特别是他本人做过心脏检查，对心电图比较熟悉。当他看过毛泽东的心电图后，当即认为医疗小组关于毛泽东心脏已出现心室性早搏等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负责领导对毛泽东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叶剑英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在会上主动请战，要求为毛泽东的治疗值班。1月22日傍晚，叶剑英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与医疗小组部分成员再次座谈，共同研讨如何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有效治疗。
叶剑英的到来让医疗小组成员顿感精神振奋，尽管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治疗，并且已经停药几天了。
可是，因有叶剑英的鼓励，大家对治好毛泽东的肺心病仍然充满了信心。但谁也没想到，这时候江青又出来干涉，她以“主席那里，没有主席的同意，谁也不能去”为由，迫使叶剑英不得不中断了值班计划。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虽然如此，毛泽东仍无积极配合治疗的意思。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忽然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毛泽东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励，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针拨手术使毛泽东视力恢复
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身体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他又可以到室外散步和行走了。在此期间，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毛泽东身体的暂时好转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误以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根本好转。可是，负责毛泽东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却发现毛泽东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出现了许多让人担心的情况。
面对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经他身边医护人员的多次提议，1974年3月，毛泽东同意请眼科及神经科医生进入中南海，对他近乎失明的双眼和右侧身体麻痹等疾病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就在负责毛泽东病情的专家准备进一步对毛泽东病情进行检查医治的时候，毛泽东却忽然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医生们的检查论证工作只好告一段落，然后跟随毛泽东踏上了南巡之路。1974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热，毛泽东在重病之下仍然想到长江游泳。医生们得知后苦苦劝阻，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游泳，只是在医生的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当年10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前往湖南长沙。这时，他右侧麻痹症状更加明显了，吞咽更加困难，吃饭时要靠别人喂食。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想在室内游泳池游泳，但都因为身体不适而中途作罢。进入1974年冬天，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右侧运动神经麻痹的症状也愈来愈重。1975年2月，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四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小组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1975年2月，医疗小组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疾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三○五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医疗小组的四位医生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
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对于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政治局委员很快取得一致共识。认为毛泽东的双眼失明问题急需马上解决，至于究竟采取何种医疗方案，政治局同意首先要眼科专家选择几位和毛泽东年龄相仿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医治，取得经验后再对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摘除手术。
在中央政治局确定对毛泽东的医疗方案之后，医疗小组马上开始着手对毛泽东眼病的手术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医治白内障的手术力量，中央专门调来两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其中主治医师唐由之已有多年中医针拨白内障的手术经验。两位医生在会诊后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针拨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中医眼科的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万无一失，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不过医疗小组中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混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千秋，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病例医治，在分别对数起病例进行成功手术并形成经验以后，再报毛泽东，由他自己选定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
医疗小组立即开始白内障手术的准备工作。他们把中直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同时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中医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注意对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注意总结术后经验。1975年7月下旬，40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均告成功。与此同时，记录白内障摘除手术与针拨手术病例的报告都呈送到毛泽东面前，他批准以中医针拨手术来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白内障。
眼科手术由唐由之主持。当时决定先做毛泽东左眼的白内障针拨手术，另一只眼睛的手术暂定在10月中旬进行。手术时间确定在一个下午，手术室设在毛泽东卧室到客厅的宽大过道上。手术室是用一块雪白的布幔圈围而成，在对手术室进行消毒之后，唐由之向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中医针拨白内障手术的细节。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坐在手术椅上，等待着手术的开始。当唐由之在毛泽东左眼角轻轻注射一支麻醉药后，毛泽东忽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开电唱机，护士立即把他最喜欢听的京剧唱片《李陵碑》放进。不久，手术室内外便响起了优美的京剧旋律。手术只用了几十分钟，即告结束。
没过几天，唐由之亲自为毛泽东摘下眼罩，这时候，毛泽东感到眼前一片光明！老人顿时惊喜异常，不过他仍然感到看东西时有些模糊。这样，唐由之又为毛泽东配制了专用眼镜。从此，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批阅文件和读书了。
接连三次心肌梗塞导致伟人辞世
197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的病情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期。
但是，到了这一年深秋，特别是进入11月以后，毛泽东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其主要症状是肺部感染、咳嗽，特别是尿量又一次出现了明显减少。每天最多排尿量不超过600毫升。他的气喘加重，语言不清，行走也显得更加困难。吞咽不畅和饮食的减少，无疑加重了上述这些症状。这时，医生提出以加胃管的方法来加强营养，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小组决定以静脉输入氨基酸来解决毛泽东体内养分不足的问题。很快，有关部门就从国外购进了多种氨基酸。
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医治，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入冬以后，身体已经开始康复。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这也是毛泽东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976年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可怕的心肌梗塞迹象。此前，尽管他的心脏不好，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早搏。这一次，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这时，中央鉴于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因为周恩来已经去世，改由华国锋主持和领导医疗小组。医疗小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四人汇报、请示。此前鉴于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停止了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这次又作出新的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四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
毛泽东的心脏病暂时得到控制以后，医疗小组又发现毛泽东的其他病情仍在发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无法进食。到了这一时期，给他喂饭也成了难事，只能喂一些流食和糊状食物，因此毛泽东的身体抵抗力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弱。医疗小组又提出为毛泽东使用胃管借以增加营养，但是，毛泽东仍然难以接受下胃管的做法。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下胃管，华国锋决定亲自做一次下胃管的尝试，大部分医疗小组成员也同样做了下胃管的尝试，借以劝说毛泽东改用胃管进食。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下胃管。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
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当时属新式医疗器械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这样，医生就可以在外室通过遥测心电仪随时监控毛泽东心脏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上显示毛泽东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7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等火速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经过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的血压又恢复正常。
当天深夜，在毛泽东病情较重之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纷纷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他们依次走进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眼里露出光亮，他的手动了一下，这动作显然是有话要对叶剑英说。可是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几次张嘴却又讲不出话来，他只能与叶剑英紧紧相握。那握手时的动作和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依依惜别之情。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这次发病极为重视，他当即决定由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人分为两班，日夜轮流住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坚持值班。为了解决医护力量不足，又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数十名医护人员，做到医护人员24小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每天三班倒，使毛泽东的病房昼夜不离人。这时，江青也从钓鱼台搬进了中南海。
在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的过程中，医生又一次向他提出使用胃管输入营养的建议，这次毛泽东没有反对。胃管插上以后，由于能进食，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定好转。他浑身也渐渐感到有了气力。几天后，他又可以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尽管不能到室外散步。毛泽东的病情又一次出现了短期的稳定。
7月28日深夜，唐山发生大地震。
当时，毛泽东下榻的游泳池住地也有强烈震感。毛泽东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天明时分，中央负责同志建议毛泽东尽快搬出游泳池住地，搬到距游泳池住地不远代号202的新住宅。所谓202新住宅就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平房区，它位于游泳池住地南侧，1969年为战备的需要动工修建，1974年建成。202平房区有一条回廊可与游泳池住地遥遥相连。这所新宅的特点是防震抗震和适于当时的战备需要，如今终于在毛泽东生命危重之时派上了用场。7月31日下午，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警卫战士和医护人员抬上自动移动病床，沿着那条可以直通的走廊向202平房区转移。
在毛泽东病情稍稍稳定的日子里，他又恢复了从前惯有的读书习惯。毛泽东不再满足于工作人员为他读报，而是坚持用已经恢复视力的左眼，批阅那些线装书和大字《参考消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泽东除不断关心灾区人民抗震自救的信息外，有时也在护士搀扶下，来到病房门外散步，只是他双腿仍然软弱无力。不过因有胃管不断输入营养，毛泽东的精神尚好。8月中旬，遥测心电仪又一次显现出心脏跳动不规律的迹象。而且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变得烦躁起来，右侧肢体的偏瘫症状也变得明显加重，毛泽东只有在左侧偏卧才能保证呼吸畅通。这时，医疗小组重新调整了医疗方案，相机投入一些控制心脏早搏的药物。从8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