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保孜
来源：《中南海人物春秋》
发布：2011-04-13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对毛泽东著作十分熟悉，可以说，已渗入到他的“骨髓”里
提起田家英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因为他既不是功盖天下、誉满中华的开国元勋，也不是身经百战、勋业彪炳的军事统帅，而是一个在不出名的秘书岗位上毕生奋战的实干家，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用生命捍卫真理的无畏战士。
田家英自青年时期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至“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陈伯达、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而自杀身亡，共计18年。在这18年里，他呕心沥血地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夜以继日地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调查研究，沟通党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无私无畏，敢于指出党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甚至不惜与毛泽东相左;他刚直不阿，在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时，不惜牺牲自己保护同志，同危害党的事业的野心家、阴谋家作坚决的斗争。
田家英不愧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愧是一位好秘书、好助手
1948年8月，年仅26岁的田家英在胡乔木推荐下担任了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解放以后，他又担任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毛泽东极为赞赏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给予很好的评价。1958年，毛泽东号召干部下放，几位省委书记都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毛泽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风趣地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
编辑毛泽东著作，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是田家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从到毛泽东身边开始，他就一直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解放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他的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印成内部读物。田家英对毛主席著作非常熟悉，哪个同志要查找毛泽东的某些论述，他可以立刻告诉你在哪篇文章里。他曾这样说过：“毛泽东思想已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田家英参加了毛选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文章的选定、整理和注释，文字的校订和出版印刷，大量的工作由他承担，他以满腔的热情和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田家英对自己和他领导的同志要求极严，不允许出丝毫的差错。他经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说明编辑出版工作中任何细微的疏忽，都可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田家英还是《毛主席诗词19首》、《毛主席诗词37首》的编辑者。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泽东的诗词。有些诗词正是由于他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一例。1949年春天，党中央、毛主席由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当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兴奋万分，当即吟咏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此诗即由田家英抄录收藏。在编辑毛主席诗词时，他把这首诗送给毛主席。毛泽东说，对了，还有这一首。同意把它收入毛泽东诗词集。
通过信访，田家英向党中央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
负责信访工作，不断沟通党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田家英担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建国伊始，出现了人民来信，而且越来越多，毛泽东主席几乎每封信都亲自阅示，然后请田家英协助处理，后来，随着人民来信来访的日益增多，党中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秘书室(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即现在中办信访局的前身)承办信访工作，由田家英具体领导。
信访工作是执政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项重要工作。田家英倾注了很多心血着手信访工作的建设。他把群众来信按内容分门别类，如分为“反映”、“求决”、“建议”、“旧谊”等，依照轻重缓急分别处理。
通过信访，田家英向党中央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为中央从政策上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了依据。1949年夏，田家英看了上海反映群众失业和生活困难的来信，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对党中央作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重大决策起了重要作用。1950年，北京大学有人反映学生负担过重，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田家英把这封信及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教育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及时改进了工作，从而改变了学生功课太重的状况。
在信访工作中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田家英对此十分重视。1961年，许多群众反映，因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而遭到打击报复。田家英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刘少奇当即批示：凡是反映重要情况和揭发干部错误的来信，不转原件，将来信人姓名、地址和可能找到来信人的有关字句抹掉。秘书室遵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处理人民来信，保护了写信群众不受伤害，维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但这种做法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作“反党罪行”、 “信访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线”等而遭批判。
田家英是个有革命正义感的人，在信访工作中始终注意保护群众的正当权益，而对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则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他常给秘书室的同志讲古代义侠救人急难，解人困厄的故事，启发他们敢于维护真理，勇于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信访当中凡遇涉及高级干部的问题，他总要亲自过问，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中央。事后他还要了解处理结果，直到问题妥善解决才罢休。
在处理人民来信中，田家英忠实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禁止对党的领导人歌功颂德的规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群众中这类来信，秘书室在回信中总是宣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说服他们不要再这样做。对群众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送来的礼物一律退回;不便退回的按市价付款。后来，田家英还代中央起草了禁止给领导人送礼的通知。秘书室严格执行了不收群众礼物的制度。
建国以后，田家英还经常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工作。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文件，田家英都参加了起草工作。
八大会议，毛泽东的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介绍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
1956年，田家英参加了党的“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按毛泽东的性格，他作报告、写文章、作讲演，从来不让别人代笔，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均是如此。但只有这一次例外，他让田家英为他起草开幕词(经过政治局讨论修改)。这说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果然，毛泽东的开幕词在会上受到代表们的称道。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赞扬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以赞赏的口气对这些同志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会前，毛泽东曾起草过两次开幕词，但不知什么原因都没有写下去，让陈伯达起草，他看后不满意，就交给了田家英。
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常被委以调查研究的重任。他都坚持实事求是，紧密联系群众。思维敏锐和方法灵活，是田家英在调查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凡与他接触过的同志或他去过的基层，人们都有深刻的感受，他没架子，平易近人，老人、孩子、妇女、青年人都能和他谈到一起，甚至地主、富农、二流子也愿意向他讲心里话。正是他的调查情况，给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提出了不少建议，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经常在农村调查实践和信访等工作，使田家英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实际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当50年代后期，党的工作逐渐出现失误的时候，田家英能及时地觉察。这个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热心地提出不少改进工作的建议，积极参与了党中央一些纠正农村“左”倾错误的文件的起草工作，为纠“左”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田家英和吴冷西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通过调查发现了小麦产量浮夸的情况;了解到社员劳动强度大、时间长，而公共食堂伙食差，社员体质下降，造成劳动效率很低等问题。在修武县的调查中，县委书记张洋芹向田家英反映了他不赞成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全民所有制的意见。他说，现在实行全民所有制，如果碰到天灾，农业减产，国家能不能把农民包下来;如果丰收了，国家要调农民的粮食，农民干不干?田家英赞成这种看法，并向路过新乡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急于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想法，多次赞扬修武县委书记有头脑、看得远。这次会议还针对新乡等地反映出的问题，规定了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又派田家英去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搞了将近半年的农村调查，这使他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存在的生产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错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支持人民公社是急躁冒进脱离实际，是“左”的错误。调查刚结束，他参加了庐山会议。会议期间，田家英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了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并递交了工作组反映新繁县全国劳动模范罗世发情况的材料。罗世发曾向工作组反映了上面强迫他搞浮夸和高度密植的问题，也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这份材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看过之后，批转给四川省负责同志。这曾引起四川省委领导的不快，与田家英发生了争吵，后在毛泽东的劝说下，平息了。
田家英对毛泽东是敬仰和尊重的，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他对毛泽东的缺点看得比一般人清楚，殷切希望毛泽东能吸取1958年的教训，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潜心于理论研究，著书立说，以指导党的工作。在庐山，他给李锐说了一副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即是指这个意思。
会议中，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实事求是地陈述了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却遭到毛泽东和党内一些思想还不冷静的同志的反对和指责。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严厉批判彭德怀。会后，田家英与李锐、吴冷西等几人心情沉重，来到山腰一个石亭，远眺长江天际流去，近听松涛阵阵，他们相对无语，心绪万千。亭中有一巨石，上刻古人七绝一首，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幅对联，田家英感慨万端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庐山会议上田家英虽然受到了错误的批评，但他没消沉。积极推广包产到户，又遭到了毛泽东批评
在庐山，田家英不顾个人安危，时刻关心和保护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会议气氛趋于紧张。而张闻天仍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意见，以期促使会议能认真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得知这一消息，田家英即打电话给张闻天，劝他别讲某个问题，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会议转到反“右”倾以后，李锐受到批判，田家英非常同情他遭到的不幸。一天深夜，田家英冒着危险跑到李锐住处，对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表示了义愤，给了李锐安慰和鼓励。
后来，田家英也受到了批评和围攻。他在会议初期反映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被人抓住大做文章;他说的准备提几条意见的事被揪住不放。田家英曾对一个朋友说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他想给毛泽东提几条意见。其中一条是主席听不得批评意见;还有一条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这几条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是一个党员对领袖的关怀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有人甚至怀疑田家英同彭德怀有联系，事后调查的结果说明田家英和彭德怀并无联系。同志们也都尽力为其遮掩。毛泽东后来在一个发言材料上批道：这是挑拨!秀才还是我们的。这个批示暂时保护了田家英。
田家英始终认为，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所提意见也是正确的，对他们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庐山上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没有使田家英屈服。他说过：“庐山会议可以把我压碎，但不可以把我压扁。”
庐山会议上，田家英虽然受到了错误批评，但他没有消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强烈责任感，驱使他继续为纠正“左”的错误而努力。
1960年冬，农村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大量暴露出来。1961年初，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田家英带领的工作组来到浙江。经过调查，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过去是个产粮大队，由于 “五风”的影响，1960年粮食单产每亩只有290斤。这使毛泽东对当时农村严重的问题有了深刻印象。在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引用和合大队的例子说明农村的严重问题。田家英还反映了农民对公共食堂的强烈不满。这个情况对毛泽东后来下决心解散公共食堂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浙江调查，田家英发现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无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社员群众也缺少一个章程以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他向毛泽东建议，制定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非常赞成。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召集各调查组负责人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人一起，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田家英是起草人之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的制定，是继“十二条”之后，党中央解决农业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又一重要文件。毛泽东赞赏田家英在制定“六十条”上起的作用。他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属于田家英。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又指示田家英带调查组去湖南他的家乡韶山和刘少奇的家乡花明楼，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村贯彻“六十条”的情况，看看农村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来到两位主席家乡，调查组碰到一个新问题——当地群众纷纷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带调查组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解，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迅速战胜经济困难。不久，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反映湖南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毛泽东不赞成搞包产到户。对新生事物的探索，田家英是不肯轻易回头的。当他得知安徽省很多地方实行了责任田，回到湖南，他立刻派出三个同志去安徽调查责任田的情况。在安徽无为县，前去调查的同志看到了与湖南迥然不同的兴旺景象。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到一年时间，严重困难的局面得到扭转，人们的衣食比较充裕。事实令人信服地承认，包产到户确实是恢复生产、战胜经济困难的好办法。从湖南回到北京，田家英与杨尚昆商定，再派一些人到各地做些调查，进一步核实包产到户问题。到各地调查的结果都说明实行包产到户有较多优越性。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调查情况。刘少奇指出，如果农民实在要求，可以试行包产到户。在刘少奇和邓小平指示下，田家英开始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经营方式都可以搞，不要“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
不久，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田家英也因向毛泽东提出过这类建议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党内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都受到了错误批判。田家英没有被点名地受到了批判。后来，他被迫对包产到户问题作了检查，但没有为保全自己而推诿责任。他始终没有说出刘少奇委托他向毛泽东提建议一事，也没有把责任推给下面调查的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坦荡无私的宽阔胸怀。
由于顶撞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引来杀身之祸，“文化大革命”初期，一顶“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
田家英是个有强烈革命正义感的党员，是个坚持和捍卫真理的勇猛斗士。
田家英在长期的接触中对陈伯达、江青、康生之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野心家、阴谋家早有觉察，并同他们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
江青是田家英极端厌恶的一个人。她30年代的丑史，她到延安初期与康生的关系，田家英早有所闻。江青平时生活讲究，养尊处优，颐指气使，作风霸道，对待身边工作人员凶狠。对此，田家英常常嗤之以鼻。除工作关系不得不与江青打交道外，对她尽量回避。对田家英这种冷淡而蔑视的态度，江青极为恼火，总是寻找机会加以报复。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错误批评。江青趁机大骂田家英是“资产阶级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伙同陈伯达等对田家英进行诬陷和迫害。
田家英与陈伯达共事二十余年，深知陈伯达的政治品质和为人。陈伯达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他表面上善良、诚实、谦虚，实际上心胸狭窄，爱贪别人之功，又善于诿过于人。为实现自己的目的惯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和投机迎合。他当时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仍不满足。毛泽东器重田家英，他非常嫉妒，但又无可奈何。于是经常向田家英探听“气候”，如：“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等等。田家英对此极为反感。1958年，陈伯达鼓吹不要商品生产和取消货币，以表示自己的“革命”，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他没有吸取教训。庐山会议前期，他也曾主张纠“左”，但后来立刻转向，大写批判彭德怀的文章，好像他一贯正确。鉴于这些，田家英认为陈伯达不是一个好干部而是奸臣，和他长期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陈伯达也把田家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一到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对田家英下了手。
老奸巨猾的康生，惯在党内兴风作浪整人害人，田家英认为康生是个危险人物，对他必须有所提防。
田家英手下有个小人物，叫戚本禹。此人名利思想极重，喜爱投机钻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秘书室开会批评过他恶劣的思想品质。戚本禹毛病很多，田家英后来将他调离秘书室。戚本禹即与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结成一伙，而陈伯达更是双手欢迎，把他弄到《红旗》编辑部，戚本禹对田家英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中成为迫害田家英的凶恶打手。
1965年，在京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田家英坚持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把此剧说成是为彭德怀翻案，不同意对作者吴晗进行批判，这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1964年前后，江青、康生就多次在毛泽东面前诬蔑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毛泽东曾叫田家英阅读《海瑞罢官》的剧本，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之后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阴谋，如果硬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展开批判，以后没有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但是江青、康生仍在毛泽东面前鼓动。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海瑞罢官》打成大毒草。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缩小运动的打击面，保护可能受到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他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此事被关锋得知，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田家英意识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他气愤地说：“这是一场文字狱，是整知识分子的运动。”1966年初，田家英对国内日益升级的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忧心忡忡，对江青等人借机兴风作浪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他对来京的侯高岳说：“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最后，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表达了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真理而斗争到底的决心。
1966年5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由此开始。22日下午3点，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和王力、戚本禹等人来到中南海田家英住地，安子文代表中央三人小组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晚，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办公厅一个负责人又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眼前发生的一切，田家英早有预感。自从整理毛泽东杭州讲话一事被人告发，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直至正在进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都没有让他参加，田家英已经意识到处境的险恶。大祸临头，他没有丝毫的惊慌和胆怯，清理文件的工作从下午持续到深夜12点。田家英晚饭也没吃。妻子董边为他做了一碗汤面，端到他跟前，可他尝也没尝。他愤愤地告诉董边：“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好下场。”夜里，戚本禹打来电话，没等接完，田家英已盛怒难平，将电话机摔在一旁，大声骂道：“他算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这一宿，他彻夜未眠，双眉紧锁，怒容满面，一言不发地久久沉思。名利地位，身家性命，在田家英早已是身外之物。他暗下决心，义无反顾，要以死抗争。23日上午，在“菊香书屋”内一间书房里，田家英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自己44岁的年轻生命。他留下了遗言，最后的两句话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果然，时隔15年，陈伯达、江青一伙终于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恶报”，被押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法庭。同年春天，田家英的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李逊达短评
一个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忠臣必然是个悲剧式的人物。无数历史人物的遭遇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准则：政治是爱国者最危险的游戏，为国为民的事易做，出卖灵魂的小人难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