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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成揭秘：1976年天安门事件始末（之四）
作者：刘天成
厄运临头
接到我同学的电话后，我心情沉重，但无法和任何人讲。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刚刚发出《紧急通知》，称“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江青为镇压成功十分得意。张春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但仍有群众不畏强暴， 4 月 6日继续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有人在纪念碑栏杆上用笔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您的花圈在我们心里，谁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聚集在天安门的群众，在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
清洗过后的广场4月 7 日 ，天安门广场戒严了，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我对妻子说:“他们是在清洗血迹，消灭罪证。”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 月 8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说:“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图二十三 人民日报
我们这种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的青年，对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来就是绝对的相信，无论报道什么重大事件，从不怀疑，坚决拥护。可是当报道的恰恰是你经历的事件，而且在歪曲事实时，心灵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你没想到，全党批了好几年的林彪的“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 著名论调，竟然依然是党和政府运用的手段。
在处里组织学习《人民日报》有关文章时，我再也抑制不住了，说:“这是歪曲事实，白天闹事的都走了，晚八点后在天安门全是路过的好奇群众，所谓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些无辜群众，他们成了替罪羊。”
“你凭什么说人民日报歪曲事实？你根据什么讲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徒是无辜群众？你这是怀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处里唯一的非党员对我上纲上线，大帽子扣了下来。按规定，政治部宣传处成员必须是党员。这位非党员比我大一岁，是通过主任的关系从天津调来的，专业不对口，进不了业务处室，安插进我们处，成了主任的眼线。
我被逼得没有退路了，说:“ 5 日晚我确实去了天安门广场。报上讲 9 点半采取行动，我 9点才离开，我当然有发言权。当时广场只有少量人，都是像我这样下班后去的，哪有什么‘ 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
全处 7个人，处长没吭声（内心绝对相信我），扣帽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其他 4人凭过去对我为人的了解，全都相信我讲的。老大姐张宏毅叹了一口气，说:“唉，老百姓就像只蚂蚁，说捏死就捏死。”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办公室，学习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暴露了自己去天安门的事后，很快有人反映到主任那里，我被作为党员严重违犯纪律的反面典型上报到石油化工部。
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清查反革命运动”，即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的所谓“双追”。各单位都成立了“双追”办公室，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人们交待、掲发、检举，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活动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恶狠狠地说:“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
没过几天，公安局就把我们规划院机械厂贴标语的那几个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为他们辩护而陷于被动。院保卫处在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源头时，又追到我头上。没想到，当时追在我后面苦苦哀求着想看《总理遗言》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把我给出卖了。保卫处找我谈话，我承认是我从天安门抄录并传给别人的。但我辩解说不知是假的。屋逢连阴偏漏雨，正当我“四面楚歌”时，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制批邓的言行掲发出来。
毛泽东在 1974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先后作过三条指示 ∶其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会安定。其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时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和发展经济，并报毛泽东圈阅后以中央四号文件下发。下发文件时还特别注明“毛泽东圈阅”。
1975年“批邓”开始后，毛泽东出尔反尔，否定四号文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御用班子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学习梁效的文章时，我提出两个“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为纲领，其中排首位的是“ 反修防修”，怎么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第二，既然是 “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又怎么理解当时毛主席的“圈阅”及下发？主席圈阅的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谁有这个胆量下发？为什么当时不制止？我们现在全被搞糊涂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过去和今后主席“圈阅”下发的中央文件？
当时很多人附合我的疑问，领导也没说我的疑问有问题 。但形势一紧张，就都成了政治问题。
主任对我最恼火的是我竟然敢抵制“批邓”。主任让宣传处组织各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办“批邓”学习班。各室的支部书记都是处级干部，本应领导出面。我们处长有想法，但又不能不执行领导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学习班里，我变换方法，只组织学毛著，不学批邓文章；只谈学习体会乃至聊大天，不开批邓会，避免大家说违心的话。结果三天的学习班成了个形式。支部书记们轻松愉快，心领神会，学习班结束后，纷纷下到各油田出差，躲避风头，全院的“批邓”运功始终没能开展起来。
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我成了规划研究院的重点人物。尽管申院长想保我，但在那个形势下，他也受到很大压力。政治部主任为了揪出我这个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除去政治部里的隐患，指示保卫处整我的黑材料并上报石油化工部。
但那时全国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多数单位的领导们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参与者，与广大群众的情感是一样的。他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护本单位参与事件的职工，不少单位对上面下达的清查工作顶着不办。原石油部的老领导余秋里、康世恩都是紧跟邓小平参与整顿的，是“四人帮”的眼中钉。余秋里对我送给他周总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领导对我采取了保护态度，只是通知我父亲:“不要让你儿子给你惹麻烦。”部领导打招呼后，我知道院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吗？后来主任指示宣传处，让我下到机械厂，名为蹲点，实为下放。
“四人帮”一倒台，我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1977年石油化工系统开展路线对比、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活动中，我被树为反对“四人帮”、抵制“批邓”的代表，在全院大会上做了报告。
图二十四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 王立平 摄
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上午10时左右，在广场东北侧人们举着一位青年，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致意，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
刘天成揭秘：1976年天安门事件始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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