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刘少奇与“七千人大会”
[史海钩沉] 张素华
大会的起因
1960年夏，中央感到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提出了进行调整的方针。由于历史的惯性，直到1961年才真正开始调整。面对三年“大跃进”带来的严重恶果，很多干部感到意外和震惊，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几年的苦干，换来的却是一片灾荒。由此产生了相当的畏难情绪，不论地方、军队，还是中央的高级干部均感觉气不够壮。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间，便出现了首先为本地区、本部门着想，不顾大局的思想倾向。在中央看来，各地出现了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严重地阻碍着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当时，最叫中央着急的是粮食问题。
1961年9月庐山会议，中央通过和各中央局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但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中央心急如焚。
此外，1962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落实下来。1961年国家用了3．5亿美金（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按这种情况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这么大一个农业国家，靠进口粮食吃饭，就很难发展了。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有鉴于此，中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想向全国征购820亿斤粮食，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无论如何很难完成。为此，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问题。
邓小平在会上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上调的粮食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乌呼哀哉。第二，1962年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无非是120亿斤（指中央上调的数字，征购是7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三个方案。120亿斤的方案，就得大量进口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
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最后认下了150亿斤的上调数字，但强调说，大家的屁股都坐在农民方面，现在的问题是讲征购就抵触。华北提出下边有困难，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归纳起来毛泽东的反映大致有两点：第一，人们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怎么办？毛泽东提出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第二，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毛泽东提出，开就开大会，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会议当做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由此，作出了1962年初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全党干部会议的决定。
后来杨尚昆主持起草大会通知时，考虑在工业方面，人们对工业七十条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提议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也找来一起参加，得到了毛泽东等的同意。这样大会就达到了七千人的规模。
调整会议主题放手总结经验
大会最初的主题，是中央起草一个报告，通过报告总结经验，讲清问题。然后大家在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达到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目的。对此，11月13日，邓小平在布置大会通知写些什么内容时，讲得很清楚。他说：在通知里要出题目。通过讲经验来总结几年的工作。现在在困难情况下，小天地太多，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有消极倾向，征购也拿不上来，全党主要领导同志，县委以上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懂得发扬什么，克服什么，我们就是为此而开会。这样一来，他们就知道我们要搞什么，就是搞集中统一，推动征购。11月16日下发的会议通知基本上反映了邓小平的思想，通知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通知下发之后，毛泽东、刘少奇相继外出。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陈伯达牵头，组织田家英、吴冷西、胡绳等起草大会的报告。
一个月后，刘少奇由外地返抵北京。同邓小平一起主持报告的起草工作。刘少奇对原来的报告稿不甚满意，他认为错误没有讲透，对反对分散主义讲得还不到位。他对起草报告的同志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②到1962年1月9日，报告改出了第一、二部分，③刘少奇委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请毛泽东审阅。同一天杨尚昆遵邓小平嘱咐，报告毛泽东“稿子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修改的，报告也即由少奇同志作”。④
从毛泽东的日程表来看：1月11日举行大会宣读报告，9日23时毛泽东还没有收到报告的全部，第三部分要晚几个小时才能送来，对毛泽东来说，时间显然是太紧张了。
毛泽东于次日上午十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表示：“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⑤接着经过慎重的考虑，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改变了想法，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不需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即刻发给大会讨论。并说，大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之前，自由发表，决定之后遵守。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就分组进行讨论。因为过去几年的经济困难使人们想了很多问题，所以当报告发给大家之后，立刻受到了相当的关注，就几年来出现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错误的责任、“三面红旗”、党的作风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比较一致，有些意见则尖锐地对立。换句话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比如，关于成绩和错误：有一些人提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成绩讲得不够，经验教训也说得不够透；也有人提出报告对缺点讲得还不够，实际工作中缺点比报告讲得还要严重的多。还有人提出报告在最后应该讲一讲，不经过困难，不吃些苦头，不能把国家建设好。不然就只是工作搞坏了，站不起来。
关于“大跃进”：有人说三年“大跃进”，是一次大演习，类似这样的演习，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如：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革命，广州、上海、南昌的起义。三年大演习，多数经验是成功的，不成功的只是少数。物质基础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有些代价，大演习不付，将来也还要付。有些人只从局部出发，被吓破了胆。杞人忧天。
关于“三面红旗”：有人提出，报告中几个地方对“三面红旗”的提法不一致，如“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等等，可以统一用“完全正确的”。也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具体问题不好讲。还有人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上出了这么多问题，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甚至有人说，这次会议，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了。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有人提出当前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而是对“三面红旗”的了解问题；也有人提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是主观主义，如果说有分散主义，主要在中央各部，不在下边。要视各地具体情况决定，不要反到县以下去。
关于出现困难的原因：有人说要分别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出了问题，主要是工作没有做好，有的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地区几年来工作发展比较健康，连年增产，也需指出。
关于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有人说是对主席的思想体会不深，对主席的历次指示重视不够。也有人婉转地说，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指示为何不能贯彻？为什么错误范围如此之广？还有人说，不是没有经验的问题，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短时间就丢掉了？“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这样严重，为什么这样难于纠正，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
关于错误的责任，有人说，中央、地方的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不能服人。责任主要不在下边，而是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也应作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关于天灾“人祸”问题，也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人祸”是主要的，另一种认为，就全局来说，灾害是主要的。
华东、华北还有不少人提出：十年指标太低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低，只有15％。信心怎么办？
毛泽东听了会议的各种反映之后，感到大家的意见很多，问题也很多，目前存在的分散主义仅是事物的表现形式，在分散主义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不解决，反对分散主义就将大打折扣，就很难使全党干部同心同德，共渡难关。1月13日上午，毛泽东又做出一个新决定：延长会期，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稿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书记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修改。会议的主题由此变为以总结经验为主。
自1月17日起，刘少奇每天下午主持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和修改报告，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凡大会涉及的问题，起草委员会都进行了讨论。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刘少奇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满天飞商业，全国最少一百万人”，“是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商业？半社会主义商业？还是南斯拉夫”？“什么叫全民所有，省、市、企业、部门的商业是什么性质，如何管？这里面有个南斯拉夫性质的问题”。他甚至说，不反分散主义会使干部变坏，会产生修正主义。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当谈到“大跃进”这面红旗不好讲时，刘少奇说，“三面红旗”缺了一面不好，还是讲“三面红旗”。同时又说，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陈云出主意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刘少奇后来对“三面红旗”的说法，显然是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对于十年计划指标，刘少奇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对有些人认为指标低容易使人没有信心的说法，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情感。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彭真提出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陈伯达向彭真发难，说彭真要把我们做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叫毛主席负责。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提醒说，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提供的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刘少奇主持会议，没有就此事发表意见，在当时的氛围下，其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会上一些意见有些采纳了，有些没有采纳。如十年计划指标问题，不但没有提高，有些指标比原来的报告还降低了。
修改后的报告，1月24日送毛泽东审阅通过，1月25日又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1月27日，刘少奇一面将报告（书面报告）发给大会，一面就报告涉及的问题及大会提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即口头报告）。1月29日，毛泽东提出了开出气会，会期再一次延长。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主要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从此大会进入第二个阶段，纷纷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阶段。2月6日、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朱德、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总结了党和政府的工作，并各自进行了自我批评。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各中央局、各省、各部都纷纷检讨几年以来的工作，使大会出现了一种互相承担责任的动人场面。
各领风骚相得益彰
“七千人大会”并不是刘少奇提议召开的，但他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从大会的筹备，到主持起草、讨论、修改报告及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都发挥了积极的主要的领导作用。在主持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采用对党、对历史、对国家负责的精神，认真地总结了四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在大会议论纷纷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面前，他没有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得失，以无畏的革命勇气，大胆地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回答，为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重大作用。
首先，他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大会对产生困难的原因，究竟是连续三年（1959—1961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议论纷纷。七千名干部期待着中央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或者说希望中央讲真话，向同志们交心。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做出主次的判断。究竟怎么讲？一两年来，刘少奇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反思，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使他在心灵上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他深刻地认识到，不少地方存在的困难，决不是天灾引起的，而是我们党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并深感内疚。所以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没有一概而论，笼统地讲讲了事，而是根据他调查了解的情况，从事实出发，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他提出，“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地方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⑥刘少奇的讲话，为各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实质上各地均可以把自己划在特殊地区，得出“人祸”是主要原因的结论。所以刘少奇提出的这个“三七开”，在与会同志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不少同志反映说到了大家的心里，这正是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大家被中央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鼓舞，感觉跟着党走还是大有奔头的；另一方面对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的人，无疑是敲了警钟。
第二个“三七开”，是关于成绩和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1961年5月，毛泽东曾谈到有些地方的错误，不能说是一个指头，是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要有多少说多少。本次大会前毛泽东谈到全国工作时也谈到，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提法：“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成绩和缺点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就全国来说毛泽东没有作出量的判断，书面报告也没有作出这种判断。刘少奇仍是从实际出发，在口头讲话中再一次勇敢地提出，“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此外，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各个省委、地委、县委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判断，一年不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都可以再判断。刘少奇的分析，既坚持了成绩是第一位的原则，又表现了相当的灵活性，给各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留出了充分的选择余地。参加大会的不少同志再一次感受到中央勇于承认错误，勇于务实的精神，看到了中央和大家一起纠正错误、改正错误的勇气。
第二，关于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会上的议论也是相当多的，大会十分关注中央的声音。刘少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除了谈到没有经验之外，重点强调了党在主观上的原因。虽然有些人提出犯错误的原因，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和他在大会上的讲话，均没有认同这种观点。相反谈到：“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这些实事求是的讲话，深受与会同志的欢迎，他们认为回答了大家心中的疑问。当然，在今天看起来仍有不足之处，但在当时，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事隔一天，林彪在大会上发言，就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困难，都是因为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发生的。显然和刘少奇是两种声音。胡绳同志回忆，当时刘少奇在台上讲，我们在台下就为他担心，这样讲毛主席不一定接受。⑦可见刘少奇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是做出了巨大努力的，其敢于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全党做出了榜样。
第三，关于“三面红旗”，这是会上议论最多的问题。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说，“几年来我们工作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站得住的”。修改后的稿子说：“‘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修改后的稿子，显然是接受了会上一些同志的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是正确的”。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则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少奇的讲话虽然谈到要继续为“三面红旗”奋斗，但对“三面红旗”没有做明确的定论，提出要过五年、十年再做结论，联系他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谈到的话，“最难说的是‘三面红旗，”。显然对“三面红旗”是有看法的。
事实上，中央领导层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之间思想上的深刻矛盾。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困难局面，迫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重新探索的结果。此前，刘少奇曾提出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此后，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刘少奇逐渐冲破了人民公社的模式，转而支持农村包产到户，表现了这种探索的继续。也正由于刘少奇在大会上对“三面红旗”表现出来的保留态度，客观上为会后人们试行包产到户开了绿灯，也为日后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和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和实践上的经验。
在谈过了刘少奇对大会的贡献之后，考察整个大会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表现了在复杂的局势下，能够驾驭全局，走向胜利的战略家气派。
首先，适时改变了大会的主题、将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当毛泽东看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听了大会的各种反映之后，发现中央和下边想的有着很大的距离，同志之间也有着很大的认识分歧。下边的同志对反对分散主义不以为然，而是对当前的形势、对过去的错误和成绩如何估计，对产生错误的原因、出现困难的原因如何解释，有着极大的兴趣，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以至有人提出要追究错误的责任。面对会议出现的新情况，毛泽东改变了原来对大会的设想和安排，决定延长会期，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让大家敞开思想，充分发表意见，并由刘少奇就报告中的重要问题及大家关心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
这种会议的开法，在中共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中共七大时，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也是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毛泽东进行了口头的解答和说明。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总结历史经验，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又采取了全党大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可以说这也是毛泽东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当然对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在当时人们疑问很多、怨气很大、思想很乱的情况下，作为党的第一号人物放手让人讲话，总是一个英明之举。
事实也说明，由于毛泽东在大会之前及会上表现出的民主作风，进一步解放了中央领导同志及全党同志的思想。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都觉得放开了手脚，以前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以前不敢做的事敢做了。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的决策，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为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邓子恢等倡导的包产到户等，都是与毛泽东在大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分不开的。其次，在大会提出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实事求是的讲，会上确实有抵触情绪，比如彭真、王任重、柯庆施、陶铸等都有不同意见。王任重说：我个人赞成全党加强集中统一，尤其在目前困难时期是十分必要的。但经验教训是什么，好像和集中统一不大衔接。分散主义是不是工作不好的原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有的县委书记说，这几年工作，想想真亏心，1958、1959年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晓得会出问题；1960年出了问题不敢讲，怕人说攻击“三面红旗”，又怕自己担责任；到揭盖子时做检讨，挨批评，这是应该的，但从此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心理，好像给蛇咬了一口，见草也害怕。1961年就生怕出问题，做工作胆战心惊，关照群众多了一些，现在又要检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所以人们普遍提意见，反分散主义不要反到县以下。后来刘少奇接受了这个意见。刘少奇在修改他的报告时说：反对分散主义问题，“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⑧我们不是说，大会上反对分散主义是不对的，是应该反对的；但在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将它突出起来作为主要矛盾来反，地方的同志就不那么容易接受。所以毛泽东在大会上以总结经验为主，这着棋是很高明的，他不但反对了分散主义，而且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也调动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性。为后人处理复杂事务，树立了典范。
第二，毛泽东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入手，来纠正调整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几年来，由于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达到泛滥成灾的程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使在“七千人大会”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不少地、县两级干部意见很大，有人反映有许多话还不敢讲，或者还没有机会讲出来，大会就将闭幕，恐怕效果不大。毛泽东立刻意识到，民主生活不健全，上下级干部之间的关系不理顺，将成为纠正过去错误的重要阻力之一。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错误就缺乏起码的基础。1月29日，毛泽东再一次做出了延长会期的决定，提议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让地县两级干部给省委、中央及中央各部委提意见；并在1月30日讲话时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对压制群众、不让群众讲话的专断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受到了地县两级干部的热烈欢迎。有不少出席大会的人说，他们来开“七千人大会”是准备来检讨的，听了毛主席的话，如释重负，心情豁然开朗。结果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毛泽东，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大区书记、省委书记纷纷检讨工作，作自我批评的动人景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时，重点批评了省委书记的专断作风，没有能够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以至他后来走向愈加专断的歧途，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带头承担责任并作自我批评，给全党干部树立了榜。毛泽东在会上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也许有的同志会说，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是比较空的，不彻底的。如果从“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方面，从根本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方面，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问题。但从当时的情况来说，处在毛泽东的地位（在绝大多数干部当中毛泽东总是正确的），在困难时刻在大会上向全党主要干部作自我批评，在人们看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不少人反映，中央和毛主席一作自我批评，我们的心一下子就痛快了。像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人物，都在作自我批评，都在揭自己的短处，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批评的。觉得毛主席更伟大了。如湖南的一个县委书记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林彪的讲话，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别有用心的，但当时相当的干部认为林彪讲得是对的。甚至有的高级干部对林彪的讲话，当时也没有觉得不对，觉得他讲得还是不错的。在那样一种氛围下，毛泽东讲几年困难他第一个有责任，甚至坦率地承认“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这个讲话所起的积极作用相当之大，使与会者很受鼓舞。据原吉林省委书记吴德的秘书说，会后同志们的干劲是非常足的。我们回到吉林，大家年也不过，就投入到生产中去了。
第四，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为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础。1956年，中国顺利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又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两项工作的巨大成功，曾使毛泽东信心百倍，以为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久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待全面危机爆发，毛泽东清醒过来，1960年夏开始承认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提出用10年的时间找出共固有的规律。到1961年夏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还需要深入探索。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不仅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知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而且提出，“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向全党干部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为克服言目情绪、急躁心理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为全党对社会主义的深入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础。
总的感觉，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起的作用，用当时田家英的话说，是“相得益彰”。通过“七千人大会”，人们一起总结了经验，弄清了当前的形势，存在的问题，明确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以及十年的计划指标，看到了从毛泽东到中央领导同志及省委领导积极承担责任的诚肯态度，有了和中央一起同心同德的意识，因此对克服困难，加快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七千人大会”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也表现了刘少奇务实的思想作风，他们相辅相成，唱出了一台好戏。
第一、二把手的共识与分歧
自出现困难形势以来，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在进行痛苦的反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着认真地探索，他们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等错误。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也基本是一致的。如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搞家庭副业，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给在“反右倾”中被反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向人民作自我批评，搞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等，均表现出相当的协调与一致。关于他们在会上的分歧，考察起来则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对过去4年的成绩和错误，以及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方面。
现在人们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时，往往都要引用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个修正主义当然是指刘少奇。但上述谈话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其原话是：“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没有谈到他所叙述的内容。1967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毛泽东极有可能用1967年的感受来说明过去的事情。我以为毛泽东当时对刘少奇产生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若说把刘少奇已经看成是修正主义，并且要推翻他，则还要做大量工作，进行研究讨论。
1964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李雪峰等谈话时，也谈到了“七千人大会”。他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四、五月更讲得严重。”毛泽东在两年半后说的这番话，联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应该说比1967年讲的更符合实际一些。分析“七千人大会”的整个情况，毛刘之间的分歧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们对大会的思路是一致的，都强调要把问题讲清楚，即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但因为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不一样，对过去的感受不一样，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在毛泽东看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刘少奇认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严重的困难。所以在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第一稿就没有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话写进报告，而在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第二稿写进了这句话。从这一点来看毛刘之间对形势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
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第一稿是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的，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没有单独来讲，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所以在大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从毛泽东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来看，从他同李雪峰等谈话的情况来看，毛泽东也显然存在着这样的看法。修改后的稿子，重点总结“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基本经验教训16条。显然是在把成绩讲足、讲够方面下了工夫；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二稿加写的，重点强调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大体说来，第二稿比第一稿较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缺点错误也讲得系统了一些，加上经验教训16条，显得丰满了许多。此外第一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写作技巧方面显得不够系统，比较零碎；第二稿则讲得比较紧凑，成绩、缺点错误、经验教训讲得清清楚楚，使人一目了然，这在毛泽东看来，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总的来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报告，既有认为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又有对写作技巧不够满意的一面。
对过去错误的看法，一般说来，毛泽东强调因为没有经验而犯错误的成分多一些，并用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描述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由30万人只剩下3万人一样，因为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刘少奇的报告也谈到了类似的话，但没有给予较充分的论述和说明。相反，他在做口头报告时讲了两个“三七”开，尤其在讲天灾、“人祸”的问题上，又使人感觉他是比较倾向“人祸”的。关于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讲过，但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人祸”更多的还是没有经验造成的，并在大会上从认识论的角度，重点阐述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问题，强调犯错误有着很大的必然性。刘少奇则比较倾向是这几年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造成的。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
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毛泽东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强调只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刘少奇则认为“三面红旗”很难解释，并不完全是具体的方针、政策没有跟上的问题，所以在大会上对“三面红旗”公开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并且还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在毛泽东看来恐怕是难于接受的。毛刘之间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态度，应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再认识的比较深刻的分歧。
那么，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所产生的严重困难，为什么没有更深层次的反思呢？以他的敏锐和洞察力为什么还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呢？
首先，毛泽东受中国大同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青年时期就曾幻想着过一种集体劳动、平均消费的生活。在整个战争年代，他所倡导的供给制、平均消费方式，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客观地讲，这种思想在战争年代、在危难时刻往往是十分灵验的，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则往往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显然忽视了这一因素。一个具有人生最辉煌经验的人，往往容易产生极端的自信，并自恋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思维模式中。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在战争年代对他来讲是一笔夺取胜利的巨大财富，在经济建设时期，则成了他前进的包袱，使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因而影响了他对新事务的探索。
其二，在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又将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农村形势确实开始出现了好转。据林克回忆：“我们是1961年初下去的，当时到了农村，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了一样。仅半年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农民吃的饱了，又开始打院墙了。我们下去的时候，猪肉五六元一斤，回来时不到一元钱一斤。半年时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那时的整个经济还没有彻底恢复，但的确是好转了。我看毛主席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据、他的估计、他的分析的，是有点来源的，是做了点调查的。”⑨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无意识地原谅自己的一面，再加上农村形势的好转，再让他去反思人民公社的方向是否正确，恐怕就很困难了。所以他在“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没有突破。
第三，他深入实际相对少一些，真正直接接触那些触目惊心的问题也比较少，这些都妨碍了他对“三面红旗”的反思。
相比之下，刘少奇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毛泽东少一些，所谓大同思想在他的理念中至少不那么根深蒂固。从建国初始，刘少奇就以主要精力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并注意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经济建设思想，毛泽东也承认他在经济方面不如刘少奇懂，同时毛泽东也自我解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⑩刘少奇由于工作的特点则比较注重生产力的问题。所以当他们两人面对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的经济建设工作时，不知不觉渐渐地就产生了这样和那样的分歧。产生分歧应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但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下，就难免发生令人遗憾的事情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否起源于“七千人大会”？在大会上有没有结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把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对“三面红旗”肯定的不够。应该说，“七千人大会”时在毛泽东那里，他感到了和刘少奇之间对过去的工作及“三面红旗”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在大会上并没有完全贯彻他的意图，因此在内心里对刘少奇产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但还没有达到结怨的程度，或者把刘少奇看成修正主义，要推翻他。倒是会议结束以后，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刘少奇等认为经济形势并没有走出谷底，因而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提法，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11），“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12）。刘少奇还说：“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3）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可以肯定地说，刘少奇的讲话，和他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决不是针对毛泽东而说的。但是，毛泽东一直在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他恰恰是持形势不那么困难的代表者。以毛泽东的精明和敏感，他听了刘少奇的话该是怎样的反应？再联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对“三面红旗”暂不做结论，以后还要年年总结，要总结十年的说法，当时的毛泽东该是怎样的感受？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误解了刘少奇，产生了感情上的分离。
总之，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七千人大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带头作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出气”，积极解答大家普遍关心并感到困惑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和十年计划（1963—1972年），使七千名干部有了和党中央一起在挫折中重新奋起的决心，为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开通了道路。同时两位领导人之间，因为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也为后来的探索留下了阴影。
注释：
①1961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问题是，搞这三年调整，气还是不壮。现在我们军队同志也感觉气不壮。我们也感觉气不壮，大家都感觉气不壮。总要有个解决办法。办法是刚才说的，好好调整，准备前进，准备继续跃进。
②《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③.该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关于党的问题。
④杨尚昆给毛泽东的报告，1962年1月9日。
⑤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页。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20页。
⑦访问胡绳同志记录，1994年8月4 日。
⑧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8日，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⑨访问林克同志记录，1994年。
（11）《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49页。
（12）（1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