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http://old.blog.edu.cn/user1/1812/archives/2006/1205319.shtml
江隆基，男，1905年生，兰州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开始遭到“斗争”，６月２５日自杀，时年61岁。
本文有三个部分。
一 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
笔者收集到三份文革初期兰州大学的人印发的关于该校文革发展的材料，可以从中发现，作为大学领导人，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相当典型。
1966 年5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革的一系列的会议之后，江隆基被中共甘肃省委确定为文革的重点攻击对象。在其他省，也由中共省委定出了这样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主要是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比如，后来和妻子李敬仪一起被打死的江苏省的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请看他们的条目），也是这样。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兰州大学召开“声讨邓拓、吴晗、田汉、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江隆基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以后校中贴出大批大字报，召开大量“声讨会”。５月２５日，中共兰州大学党委决定全校停课。在６月４日“工作组”开进学校以前，兰州大学已经贴出了两万五千多张大字报，主要矛头，指向学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就是江隆基领导的文革初期阶段。这时候他也许还并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指示下广播北京大学的一张攻击该校领导人的大字报。随即，工作组被派到北京大学取代原来的北大领导班子。中共甘肃省委在６月４日向该省高等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革命”，和北京的方式与时间都是一致的。
工作组进入大学后，原来的大学领导就“靠边站”（这是当时的用语）了。６月６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作“动员报告”，江隆基在同一会上代表中共兰大党委检查了他们领导前段运动的“右倾错误”。
紧接着，工作组组织学生等用开会和贴大字报等方式“揭发”和攻击原来的大学领导人。江隆基的问题，从领导文革“右倾”，进一步变成了“斗争”对象。
从一份兰州大学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印行的材料，可以看到，１９６６年６月在兰州大学贴出的攻击江隆基的大字报的标题有：“我校领导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剥开教育专家江隆基的画皮”，“控诉江隆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等等。从这些标题可以看到对江隆基的攻击的升级，以及对江隆基的攻击的实质内容。
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这一天共“揪斗”了７０多人。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殴打。大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
在北京大学，是在６月１８日，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当时在北京领导运动的刘少奇写了一个“批示”发到各级党委，要求制止这种“乱斗”。这个批示后来被当作刘少奇“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罪状，对这个批件的否定，则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血腥的校园暴力。其实，在当时，刘少奇在当时就不是一个认真有力的对暴力行为的制止。中共甘肃省委收到了刘少奇的批示，显然并没有理解为要“压制”暴力迫害。
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 “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强迫江隆基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
江隆基死后，７月１１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其机关报《甘肃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江隆基“罪行”的报道一篇社论，算是对江隆基的最后结论。
导致江隆基自杀的原因非常明显，一方面是他遭到的暴力性的侮辱性的“群众斗争”，另一方面是上级共/产/党组织对他的定性处理。在兰州大学，仅仅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还有６个人被“批斗”而自杀身亡，１４人自杀未死，其中有的留下终身残废。
江隆基死于红卫兵运动开始之前。虽然在“斗争会”上侮辱折磨他的是主要是一些学生，但是在他死亡的时候，文革运动仍然是在中共各层组织的严密控制和有效管理之下进行的。所谓“群众斗争”，实际上是他的上级组织和毛泽东的文革指令和理论指导的结果。除了北京的最高领导人之外，对江隆基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江隆基的直接上级：中共西北局和甘肃省委。
江隆基自杀三个月后，１９６６年９月，领导了对江隆基的“斗争”的中共甘肃委领导人汪锋等人，也被“揪出来”了，也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斗争”。文革的打击对象，进一步扩大了，原来指挥“斗争”别人的人，也落入了被“斗争”的陷阱。这不是什么好笑的故事，这显示了文革的残酷和野蛮。更重要的是，这样不讲道理的混乱的上层权力人物的争斗，给下面的老百姓带来的灾难甚于给他们自己。
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６日，中共甘肃省委给江隆基“平反”，这是在毛泽东死去一年半之后，也是江隆基死去１２年半之后。那时候给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刚刚开始不久。
二 江隆基对另一名受难者命运的责任
“纪念园”中有另一名受难者顾文选，江隆基对顾文选的悲惨遭遇，负有责任。他们二人的受害者和害人者的关系以及在文革中的共同命运，也很典型。
江隆基是资深共/产/党人，高级干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江隆基就开始担任北京大学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在北京大学，他领导了“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院系调整”，以及“反右派运动”，直到１９５９年１月调任兰州大学校长。
顾文选是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学生之一。据记载：
1957 年5月25日 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１７页）
笔者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找到了顾文选在那天会上的讲话稿。他说的是他在上大学之前，在家乡杭州，在“肃反”运动中遭到冤枉和迫害的事情。他的描述其实相当有分寸。江隆基当天晚上，就对顾文选加以谴责和警告，显然是没有查证过顾文选所讲是事实还是捏造，而且他不认为需要查证这是否事实。
由于这个发言，顾文选被北大当局划为“右派份子”并被判刑五年。刑期满了以后，也仍然不能离开劳改农场。他试图逃出中国，被逮捕，在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尽管顾文选最初的厄运是由于他被江隆基划为“右派份子”，他和江隆基却都在文革中被害死。他们二人的命运的交织，体现了文革的宽广的打击面和残忍的性质。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人被定为“右派份子”。这人数超过了当时北京大学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这些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中５８９名是学生。他们此后都受到长期的精神的和物质方面的摧残，有的人后来也像顾文选一样被枪毙。２２年后他们才获得“改正”，但是从未收到政府的道歉。
北京大学的这七百多个“右派分子”中，有５２６名是江隆基领导下整出来的。但是江隆基被上级认为力度不够。派了陆平来北大取代江隆基，再搞“反右补课”，又增加了一大批被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调陆平到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由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调任前，周恩来曾经约见陆平谈话。陆平比江隆基更为严厉地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又增加划出一批“右派份子”，以致达到了７１６人。1959年1月，江隆基被调离北京大学，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直到文革开始。（这里的数据来自上引《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制定“反右派运动”的理论和领导全国的整个运动过程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高层领导人。但是，也是经过江隆基这样的人物的手来具体实行的。江隆基曾经代表中共领导了中国的两所大型综合性大学17年。这17年中，他和其他与他身份类似的大学领导人作的，不仅仅是迫害了大批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尤其是其中大批的年轻学生，而且还对原有的大学体制作出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本来，大学只是教育机构，不是法律机构，大学对人最大的处罚只是开除学生或者教员。大学当局有权依凭学生教员的思想和言论，把他们定为“阶级敌人”如“右派分子”并实行长期的系统化的迫害，就是他们所领导的改造的主要部分之一。
江隆基和他的继任者陆平，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和职业革命者。这种镇压和迫害学生的大学体制，是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希望建立的吗？这曾经是他们的革命吗？如果不是，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他们又为什么没有出声反对？他们从来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使得他们的形象十分暧昧和缺少诚挚。
引人发问的是，当江隆基在1957年在北京大学把顾文选等589个学生划成“右派份子”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这样把一群年轻人从社会的肌体上无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应用到他自己身上？
引人发问的还有，当江隆基在文革的恶浪兴起之时结束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是否想起了在他之前和在他手下遭到迫害的人？想起了顾文选那样的５２６名“右派分子”？
希望他当年只是由于智力不够而没有能预见可能发生“反右”和文革这样残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确把对人的无情攻击作为他的人生理想和战斗目标；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杀时，不是仅仅因为作了这场残酷“革命”的失败者和失意者，而是对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本身感到绝望。
三 为什么害死众多大学领导人？
在“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有笔者从调查中发现的１9名大学领导人。他们的名字，按照他们的死亡时期为顺序，排列如下：
赵宗复，山西太原工学院院长，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日
江隆基，兰州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
高芸生，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６年７月６日
陈传纲，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中共党委副书记，１９６６年７月
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
李敬仪，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及中共党委副书记，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
李达，武汉大学校长，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
邵凯，辽宁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
田辛，华东化工学院中共党委代理书记，１９６７年８月２日
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67年10月初
魏思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３０日
唐麟，湖南大学副校长，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
彭康，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
高仰云，天津南开大学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
李广田，云南大学校长，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日
常溪萍，华东师范大学校長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５日
蒋梯云，同济大学副校长及中共党委常委，１９６８７月２７日
李秋野，北京外貿學院院長，１９６８年，
张敬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１９７０年６月７日
他们的受难故事，请看他们各自的条目。
文革前实行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共党委书记是大学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中共党委书记和校长，二者常常由同一個人担任。副校长和中共党委副书记也常常是兼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得到学校的领导职位，首先是由他们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决定的。因此，本文把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统称为“大学领导人”。
他们的遭遇和死亡模式相当一致：1966年6月间，他们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被他们的上级黨委定为“黑帮份子”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停职或者撤职，并且遭到大会“揭发”和“批判”。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之后，他们遭到红卫兵學生的暴力攻击，被殴打，被剃头，被游街，被关押，在校园里被“斗争”和“劳改”。这种野蛮残酷的迫害继续了三年。他们就在这过程中，即1966、1967、1968年间，或者被“斗争” 死，或者在遭到野蛮“斗争”以后自杀，也可能在关押中被折磨殴打而死却又被宣告是“自杀”。以上１９人名单中，只有一人是在遭到长期关押和折磨后在１９７０年死亡的，其余全部死亡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间。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发生的这种死亡模式的一致性，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发动的文革导致的，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文革领导班子领导的结果。
笔者个人所作的调查，涉及面有限，然而，仅仅在有限的对全国大学的调查中，就发现了这一長名单。而且，这个名单没有包括被殴打成残废或重病的人。这张死亡名单表明了大学负责人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如何残酷的打击与迫害。也可以从中知道，文革中在大学里面发生了多么严重的暴力迫害甚至杀戮。实际上，在文革中，所有的大学领导人都遭到了“斗争”和进过“牛鬼蛇神”队，都曾经被关押禁闭，都遭到肉体的和心理的虐待与折磨。笔者沒有發現有学校例外。
大学本来是一个社会里有文化讲文明的地方，但是，文革却使中国的大学变成大规模暴力迫害的發源地和发生地。从社會變動的角度来看，大学在文革中发生的这种巨大的变化，即校园暴力迫害的大规模发生和发展，是“文革”在剧烈改变社会传统以及行为规范方面的最成功的例子。
根据笔者的调查，文革中，暴力性“斗争会”（即用殴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遊街、體罰等方式“鬥爭”所謂“階級敵人”）、校园“劳改队”和校園监狱（即后来被俗称为“牛棚”的），都在大学裏最先开始大规模发生并且发展起来的。这些迫害手段流传全国，害死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学领导人，则是校园暴力的最严重的受害者群体之一。
在文革中，大学领导人是最早被“揪出来”并且最早遭到“斗争”的一类人。
在1966 年6月以前，“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杂文”是当局通过报纸杂志“批判”的，中共高层干部“彭罗陆杨”是在共/产/党的高层会议上被宣布免职然后被监禁的。文革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七个人写的一张“大字报”之后。
北京大学七个人大字报的标题叫做“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宋硕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校长中共党委副书记。这张大字报指责他们实行“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攻击北京大学的当权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
这张大字报把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轉到了教育界。在广播大字报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被宣布撤职。学校全面停课。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并对这张大字报高度赞扬的做法，猛然改变了文革的激烈程度。这是文革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学的陆平和彭佩云是最先被“揪”出来的大学领导人。十天之后，“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宣布校长蒋南翔（也是高等教育部部长）“停职”。全国各省的中共省委也各自“揪”出當地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各省的共/产/党党报都报道了有关消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批判斗争”，还由中央级报纸作了全国性报道。
在广播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后，很多人还是不敢反对本校的领导人。但是“工作组”进校，宣布原学校领导人“靠边站”或者 “停职反省”，校园里的情况立即就彻底变了。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成为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而不再仅仅是一些知名作家学者和最高权力圈子中的失势者。充当文革的攻击手的，也不再仅仅是少数写“批判文章”的“左派”文人，还加上了千千万万的学生。
在“工作组”的引导下，学生们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工作组”还召开大会，“批斗”原校领导。大会上有很多人作慷慨激昂的发言。往身上贴大字报，往人脸上涂墨，推人，打人，揪头发，种种暴力现象发生。有相当一些人以这种行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到清华大学领导文革运动。这是对“工作组”的权威性的强化。显然，没有她这样的高层权力人物指挥，学校里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倒”校長兼高教部長的蒋南翔呢？要知道，１９６６年时候的蒋南翔，不但有那么高级的职务，而且，他代表共/产/党在教育界的权力，这种权力之大，是其他社会制度里的大学校长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权力绝不允许学生和教员挑战和质疑。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由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决定，蒋南翔立即成了阶下囚。蒋南翔的工作班子成员和部下，经过短短时间的对上级意图的观望和揣测，了解到中央意图后，都立刻转向，站到攻击他的这一面来。
“工作组”的做法是，把大学的原有领导当作“反动堡垒”“打倒”，不管那些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资深干部，也从来不曾反对过上级党委的方针路线。但是，工作组不同意对被“打倒”的文革运动对象施加大规模的暴力虐待，同时，他们强调“斗争”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
北京大学“工作组”1966年7月3日上报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一月情况汇报提纲》明显地体现了他们的意图。
《提纲》说：“北京大学是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据点”。陆平和“原北大的反动的社会基础结合起来，依靠、重用大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人，结成反党的宗派集团，控制了校、系两级领导大权，施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北京大学已“成为一个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右麇集的顽固的反动堡垒”。《提纲》说：“618”事件“制造混乱，企图打乱工作组的作战部署”，把“文化革命引到邪路上去”。（《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47页。）
所谓“618事件”，是指在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人设立“斗鬼台”，把数十名教师和干部拉来“斗争”，包括戴高帽子，下跪，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拖，等等。1966年6月20日，当时在北京领导文革运动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要求制止学校中的这种“乱斗现象”。他不是要制止“斗”，但是要制止“乱斗”。
在“工作组”领导大学文革运动的时候，一批大学领导人自杀了。上述名单中有五人是在那一阶段死亡的。
1966 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从各学校撤出“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人数次前往北京大学。他们召开全校大会，宣称“618事件”是“革命事件”。７月２６日晚，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彭小蒙，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在江青等人面前，也是在北京大学的一万师生员工眼前，用銅頭皮带抽了“工作组”组长張承先。江青熱烈擁抱了彭小蒙。这是最早发生的在大型正式公众场合学生殴打文革运动的对象的事件，同时，这种做法立刻得到了文革高层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7月27日，在“工作组”失去权力之后执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宣布建立校园“劳改队”。7月28日，江青在中学生集会上介绍了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是考验，好人打好人，是不打不相识”的说法。8月1日，毛泽东写信对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热烈支持。
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文革领导人对暴力行动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大学负责人们，成为大规模暴力的首批打击对象，遭到了严重的暴力虐待和侮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被该校学生“斗争”和“游街”三个小时而死亡。从笔者的调查资料来看，他们夫妇是全国最早的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斗争”死亡的人。２０天后，７６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号称“长江火炉”的武汉被连续“斗争”而死亡。
１９６６年夏天，所有的大学领导人都遭到了暴力性的“斗争”。但是，非常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比起中学领导人来，他们要算“幸运”的，因为一批中学领导人被红卫兵学生或活打死。
这种暴力虐待和侮辱延续数年。１９６６年夏天是第一次迫害高潮，１９６８年是第二次高潮。在这两次高潮之间，对大学领导人的暴力迫害也一直没有间断。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在１９６６年就遭到野蛮“斗争”，在１９６８年，在连续“游街”和被逼在操场上跑圈而倒下身亡。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是作家，他在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死于学校外面的水塘之中，他被宣布是自杀，但是却没有自杀遗书。名单中其他人也都在生前遭到种种暴力性攻击并且被长期监禁在“牛棚”中。
那些活过了文革的大学领导人，也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拷打折磨。１９６８年６月，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被关押在校中的生物小楼。据说陆平在1930年代时参加共/产/党的手续不完备。为了逼迫陆平承认他是“假党员”，审讯他的人用绳子捆上他的双手把他吊起来毒打。他们连续审讯陆平，不准他睡觉。另外，还别出心裁，在牢房里安装了强光灯泡，以此照射陆平的眼睛。他们相信陆平在强光刺激和长久不能睡眠的情况下，就会神经脆弱，说出他们要的“真话”来。他们不但使用暴力，还自以为是使用科学知识来进行精神折磨。
1966年8月24日晚，清华大学校一级领导人被关在科技馆里，一个一个被叫进一个小房间，在那里逐个被毒打。他们被打得血肉模糊。第二天，他们仍被监禁在那里。到中午才给每个人一个窝窝头。而且，每个人在领到窝窝头的时候，必须先说“王八吃窝窝头”。
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剃光了头发，在高教部院子里“劳动改造”。他晚上睡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随时可能遭到羞辱折磨，连小孩子都去起哄，要他跪搓板。蒋南翔也曾经被清华大学附中和其他单位拉去“斗争”。
文革后，在解释文革发生的原因时，常常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低，愚昧。笼统而言，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因为教育水准的提高，会增加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理性思维的能力。但是这个解释在说明事实方面有很大缺陷。因为在文革中，最残忍的暴力和最荒唐的思想，不是在教育水准低的地方发生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在高等学校和一些“重点中学”里首先发生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大学里发生的种种暴行。
实际上，这些大学领导人遭到残酷的“斗争”，是由于他们是毛泽东制定的文革打击目标。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后来被称为“516通知“的一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毛泽东亲自写的部分说：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教育界”成为文革重点攻击的五个“界”之一。学校领导人成为要攻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与“５１６通知”同时发出的文件中，还有毛泽东在1966年５月７日给林彪的信，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当时统治学校的是谁呢？就是当时在中国大学里身兼校长和中共党委书记的人。他们统治学校，虽然他们其实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其中很多人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却因毛的这一指示而被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
中国现代大学，是在清朝闭关锁国的状况被打破后，模仿西方大学建立起来的。学校的课程和管理，都是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设立的。追求知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的基本原则。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一套原则在大学里已经几乎被清除殆尽了。
实际上，在文革中被残酷“斗争”的这些大学负责人，在1949年以后一直紧跟毛泽东的路线，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院系调整”、“肃清反革命”、“反右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按照毛的政策大大改造了中国原来的大学系统。
１９６６年前的大学领导人，建立了大学的共/产/党党委领导，还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他们统管学生的吃、住、行、思想，还包括毕业后的去向和职业。大学最大的变化是学校具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可以把学生教师大批定罪为“敌我矛盾”并施加惩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学领导人把大批学生和教授划成“右派份子”，送去“劳教”“劳改”。这是以前的学校从来没有过的权力。
但是，虽然中国大学1949年以后已经起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认为这种改变不够。文革是他的“继续革命”。他下令攻击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员，而且采用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即通过学生的手来施用暴力。
在社会中找出一类人来，对其实行攻击折磨甚至杀戮，然后就在这一过程中灌输他的意识并且强制实行他的意图，是毛泽东多年来一贯的做法。从“延安整风”，到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可能和平进行的事情，都用了暴力以及杀戮。文革则把这一套大规模地用到了学校里，不但用于教员身上，而且用到了的大学的共/产/党领导人身上。在１９６６年，大学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就和“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份子”一样，成为“阶级斗争”的打击对象。
至于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会造成受害者的苦难，显然不是当政者要关心的。李达是毛泽东相识４０多年的故人，他被“斗争”死，毛泽东没有怜悯之心。在文革时代留下的照片和记录电影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等文革领导人具有一种独特的在他们的年龄一般没有的得意表情，甚至显得青春焕发。这可能是修补底片的结果，但是更可能他们自己确实因拥有权力施行迫害而神采飞扬。
实际上，这种“横扫”性质的残酷迫害，在文革中屡试不爽，纵横自如，行之有效。上述大学校长们本来不是什么忍气吞声的人物，性格都强硬张扬，才可能到了那样的高位置上。但是文革中，他们被侮辱，被殴打，被糟蹋得不像人样，可是没有任何反抗发生。甚至在文革后，他们也没有抱怨什么。这是文革提供的教训之一：一个政权，越是残忍，越是能所向无敌，能消灭一切反抗，平安无恙。
这种大规模大面积的暴力和杀害，在文革后被邓/小/平解释为毛泽东对国内情况估计错误。也就是说，好像文革只是一种自我防卫过了头，是一种心理或者认识的偏差。这是一种旨在消解罪恶的说法。仅仅这里的大学领导人的这种疯狂残酷的迫害，就无法以此来解释。
这些残酷的事情在大学校园里普遍发生，至少是几个重要因素的结合产生的。第一是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计划。这个计划是非常疯狂的。他要取消货币和商品经济，他也要取消传统的学校制度。第二是他的文革中的一个“创举”，即命令学生长期停课，并且鼓励他们对师长施行暴力虐待。
一方面，毛泽东制造了一个个被迫害甚至可以说要被灭绝的群体，大学领导人是这些群体中的一个。另一方面，他制造了充当迫害人的工具的群体，学生红卫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脚色。
这种角色给学生红卫兵带来了巨大的欢愉和受宠感，直至三十年后，还有人对当年可以“斗争”老师和校长感到自豪。而没有参加过这些的人会对他们的自豪惊讶，惊讶于这些人对于做过的丑恶的事情竟然不觉得丑恶。
有人发问，为什么毛泽东要“斗争”这些大学领导人呢？事实上，如果毛泽东让当时的大学领导人改动大学结构和功能，这些人是会做的。他们确实像他们在文革后仍然表达的那样，他们是忠于毛泽东的。从他们在１９５７年的表现也可以知道这一点。既然他们可以冷酷无情地在一所学校中把几百名年轻学生划成“右派分子”把他们送去“劳改”，那么要让他们缩短学智、废除考试，改变教学内容之类，他们不会不服从的。把忠心耿耿的这批人“打倒”，还施加各种野蛮的暴力殴打和侮辱，似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很奇怪的。
但是，通过对文革后的新的大学领导人的类型的观察，可以看到毛泽东抛弃上述这样一种类型的干部的另一个原因。
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7月底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然后进驻全国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实行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其实，真正的领导是军人。军人中，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迟群、谢静宜二人是重要的人物。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静宜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和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二人还兼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
后来，迟群、谢静宜和清华的领导干部刘冰等人在工作中发生了冲突。刘冰是文革前的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的人之一，文革中遭到批判后又被“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1975年8月13日，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批评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工作。
在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里面有毛泽东的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这段话印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86页，1998。）
毛泽东所称的“小谢”，就是谢静宜。仅仅从毛泽东的行文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人的袒护有加。
迟群、谢静宜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说：迟群生于１９３４年，１９５１年参军，１９６８年时是８３４１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４０９页）。谢静宜生于１９３６年，１９５２年参军（４９７页）。这样的经历说明，他们都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也从来没有教育方面的专业经验。
另外，这本很厚的校志没有说的是，谢静宜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毛泽东的关系密切，因此毛泽东称她为“小谢”。
由于毛泽东上述这段话，迟群、谢静宜有恃无恐。迟群进而担任国务院教育部负责人。谢静宜则还当上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迟群、谢静宜继续执掌清华大学和教育部门大权，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去。也由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刘冰等人遭到“批判”，这也成为***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剥夺权力的“理由”之一。
和迟群和谢静宜这样的文革中被毛泽东任用的大学负责人对比，可以发现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的大学负责人，是相当不同的一类人。以下是部分上文写到的大学领导人的简历：
山西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1915－1966）山西五台人。又名近之。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共产国际远东红军情报系统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江隆基，（1905－1966）陕西西乡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参加中共东京支部工作。 1929年因参加爱国游行被驱逐回国。1931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经济学。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组织旅德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1936年回国后，任陕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1938年后，曾任延安陕北公学教务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副厅长。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校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初遭迫害致死，主要论著编为《江隆基教育文论》。（《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郑思群，广东海丰县汕尾镇人，1912年生。1926年参加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日本留学。1929年因“留日赤色学生总检举案”被日本政府押解出境。1931年又化名赴日。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后任共青团白区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1936年第三次赴日留学，入日本大学社会科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先后任八路军总部敌工科长、冀鲁豫抗大分校陆军中学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旅政治部主任、军区政委、代理地委书记、二野军大女子大学副校长兼政委。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校教育长，1952年10月起任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重庆古今风云人物》381—382页，重庆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吴天石（1910-1966）江苏南通人，幼年丧父，家道贫寒。1932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后回南通任私立崇英女中国文教员，因发行左联的进步刊物和“激烈”言论被国民党南通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而被逮捕，后被驱逐出省，在山东一带教书并参加救亡运动。1937 年抗战爆发后回南通教书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任苏中解放区苏中公学教育主任。1945年任苏公分校校长，后又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大学教务长、苏南公学校长等职，为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建国后历任由苏州东吴大学改建的江苏师范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为江苏的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直至文化大革命。（家人提供）
李敬仪（1914-1966）江苏南通人。建国前在苏中公学，苏南公学工作。建国后在南京师范学院工作，历任教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家人提供）
彭康，又名坚，号嘉生。1901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西萍乡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14年入萍乡中学，1919年毕业后赴日留学。1927年回国，在上海，彭康参加了著名的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并从事《文化批判》等刊物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撰写了关于文艺、哲学方面的理论文章，诸如《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新文化的根本任务》《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等文章。在此期间，彭康表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由周恩来与他谈话，经上海闸北区委批准，于192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任创造社党组成员，中央文委委员、代理书记等职。同年底，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 1929年，彭康受党委托，参加闸北区委、沪中区委工作其间，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1930年4月，彭康因收藏遇害同志的枪支不慎失密而被捕。租界临时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意图推翻国民政府，组织暴动，进行违反三民主义宣传”的罪名判刑7年。关押于提篮桥监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彭康获释出狱。，恢复了党籍。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安徽工委书记，鄂豫皖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41年4月，彭康任华中局宣传部长，主办《江淮日报》，编辑华中局党刊《真理报》。华中党校开办后，彭康先兼任该校教员，后担任副校长（刘少奇任校长）。1945年春，彭康调任“建设大学”校长。1946年4月以后，彭康又先后调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党校副校长，渤海党委副书记等职。全国解放后，彭康历任山东局宣传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山东大学校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哲学科学学会哲学分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陕西省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等职。此外，还曾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彭康便被诬为“三反分子”，遭受批斗。1968年3月28日上午在游斗中被迫害致死，终年67岁。1978年中共陕西省委为彭康平反昭雪，充分肯定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是党的好干部，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贡献了自己全部精力” （摘自《陕西近现代名人录》续集300页“彭康”条目）
陆平，（1914－ ），吉林长春人，曾用名卢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早年入清华大学学习。1933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学委书记。……。（《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是三十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他的妻子王汝琪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他们夫妇在１９３８年参加中共，１９４０年一起去延安。王汝琪１９６６年时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
湖南大学文革前的领导人魏东明，是1936年前后的清华大学学生。上文写到的唐麟，虽然没有进过大学，但是当过编辑，发表过翻译作作品。
在这里详细引用这些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前的大学领导人的生平资料，是为了显示这些人大致都属于同一个类型。从上述大学领导人的简历看，除了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以外，这些人都不是教授，既不教课也没有从事过学术研究。但是从他们的简历可以看出，文革前主要大学的领导人中，多数本人都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从大学毕了业。他们是共/产/党内资历较深的干部，而且，相对来说，他们是共/产/党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干部。
1949年以前，大学校长一直由学者教授出身的人担任，不但取得过高等学位，而且在学术上著书立说、有所建树。这也是西方大学的传统。1949年后，共/产/党人控制大学。大批原来的大学校长被撤职并且加上罪名。在一开始，共/产/党还任命早先的“左派”学者担任校长。比如，在1950年的北京大学，江隆基是中共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江在１９２７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正校长则是经济学家马寅初（马寅初曾经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１９４０年代曾激烈反对蒋介石政府）。但是1959年马寅初由于提倡节制生育被撤职之后，陆平就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共党委书记。江隆基从北京大学被调到兰州大学之后，也是既当大学的中共党委书记也当校长。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以前，大学领导人已经经历了非常彻底的清晰。领导大学的不是学者，而是共/产/党的所谓“政治干部”，但是是一批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干部。
文革开始后，大学领导人换成了迟群、谢静宜这样的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总结了一套所谓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由中共中央发送全国，指导各地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行动，导致大批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仅仅一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有２４个人被整死。
在罗马尼亚，前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司库下台之后，人们揭露了关于他的种种丑闻。其中之一是，他当了共/产/党总书记以后，用不正当的办法使其本来只是实验员的妻子得到一个化学博士学位，而实际上他的妻子甚至缺乏基本的化学知识。随后，他的妻子当上了化学研究所所长，后来又当了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等，成为罗马尼亚全国权力仅仅次于齐奥塞司库的人。（见程映虹的文章《罗马尼亚的学术女皇》，材料来源是一本英文书KISS THE HAND YOU CANNOT BIT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EAUSESCUS, BY EDWARD BEHR, NEW YORK, VILLARD BOOKS, 1991）
齐奥塞司库家族的故事当然很丑陋。但是，齐奥塞司库妻子的所为，和谢静宜的事情相比，还有相当的差别。虽然弄虚作假，齐奥塞司库妻子至少还需要费心去制造一个化学博士学位，还需要假装具有化学知识。在中国的文革中，毛泽东把他的“小谢”送去掌管大学，去取代那些已经在“社会主义大学”领导了17年的大学领导人的时候，连给她装假掩饰都不必作。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曾经指谢静宜是毛泽东的特种“女朋友”之一。把有这样关系的女人派去大学身任高职，当然更是严重的腐败。但是仅仅就她的教育程度和专业经验而论，已经远远不只是关于“小谢”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文化和价值、社会的理性组织和运作等等重大问题。假如我们完全离开道德标准而仅仅以对传统和常规的背离程度来衡量“革命”，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革命”，比起齐奥塞司库的做法，前进了不止一档。毛泽东要建立的理想社会以及所运用的手段，在邪恶程度上都超过齐奥塞司库。
在大学负责人大换代，学校教职员工遭到残酷的“审查”之后，1969年10月，以“备战”为名，全国的高等学校，大多数被命令搬出大城市。这一名目本身就是无理而可笑的。但是没有人能反抗。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高等学校下放的通知”，明令“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把大学下放。大学在城市里的校舍，很多被军队及其家属占用。一批大学被撤销解散。搬迁在一二周内就必须完成。搬运中，学校实验室的仪器大多被损坏。教员们则失去了他们的全部藏书。北京在文革前有 55所大学，文革中剩下18所。
1970年代初，停课5年之后，大学逐渐开始招生。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标语是：“上大学，改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内容，有最重要也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全国所有的大学都由“军代表”领导和指挥。“军代表”领导大学１０年多，直到毛泽东死后。１９７８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之下，才又任命了北京大学等学校的校长，也就是说，恢复了“校长”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