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的问题 （六）
1969年﹕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
要了解“一号号令”的产生背景﹐必须首先回顾中国和苏联之间那段不正常的历史。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中苏关系史上﹐1969年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的一年。这年3月﹐两国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尽管苏军的武器装备占有极大优势﹐却被严阵以待士气高昂的中国边防部队打得丢盔卸甲﹐大失面子。不甘失败的苏联当局﹐伺机进行报复。6月10日﹐苏军侵入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绑架并开枪打死我边民﹕7月8日﹐苏联边防军两次侵入黑龙江省抚远县八岔岛﹐向岛上居民开枪射击﹐烧毁居民房屋。尤为严重的是﹕8月13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一支仅配备步兵轻武器的30多人我军小分队﹐在巡逻中遭到预先埋伏的有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300多名步兵的苏联边防部队突然袭击﹐苏军还出动两架直升机助战。小分队奋勇抵抗﹐终因兵力和武器装备对比过于悬殊﹐全部壮烈牺牲。
当苏联边防部队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苏联当局还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冒险计划。他们不断从其欧洲地区向远东及蒙古集结兵力﹐企图用突然袭击手段对中国进行一场有限目标的速决战﹐同时一举摧毁中国刚刚建成初具规模的核设施。中国方面及时掌握了苏方动向﹐并认真研究了防范对策。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苏联方面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制造中国的好战形象﹐而苏联的种种反华侵略行径反倒成了不得已而采取的被动行动。这不但是为了欺骗其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出于建立国际反华统一战线的需要。在众多的反华叫嚣中﹐苏联政府于6月1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最具代表性。“声明”不顾历史事实﹐硬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领土说成“历来属于苏联的”﹐说黑龙江流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并狂妄地宣称﹐中国的北方边界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这种蛮不讲理﹑咄咄逼人的架势﹐显然是为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
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中国一直把美国视为主要威胁﹐一切战备行动也以美国为主要对象。但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将苏联与美国并列﹐继而苏联取代了原来美国的地位──情况是明摆着的﹐在朝鲜战争遭到失败和陷入越南战场泥潭之后﹐美国对中国这个对手的力量已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在尼克松上台之后﹐对华政策有了明显改变迹象﹐更何况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美国要想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绝非易事﹔而中苏关系和战略形势则与此有很大不同﹐六十年代后期两国从意识形态分歧和两党之间的论战发展到军事对抗﹐苏联的对外政策﹐带有很大冒险性﹐1968年8月﹐苏联根据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有限主权论”﹐悍然出兵突袭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随即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就是其冒险性的最好说明﹐何况中苏之间有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苏联在边界地区和蒙古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从中蒙边界到中国的心脏北京不过六七百公里之遥﹐这不能不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因而把苏联作为中国战备的主要对象自然是顺理成章。毛泽东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多次讲到战备问题﹐提出“要准备打仗”﹐就主要是针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讲的。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动乱局面﹐无疑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战备工作。在军队方面﹐繁重的“三支两军”任务﹐特别是调解群众组织之间的种种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消耗了解放军的很大力量﹐使战备工作无法落实。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命运的人们﹐对此无不忧心忡忡。
“九大”之后﹐毛泽东决心结束全国的动乱局面。继7月23日针对山西发生的问题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之后﹐8月28日﹐毛泽东又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签发了一份适用范围更广﹑措词更加严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树立高度敌情观念﹐充份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命令》共提出九项要求﹐其中很大一部份内容显然是针对“造反派”的。
过去作为“造反派”的标志被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大肆宣扬和保护的打砸抢活动﹐现在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活动”﹐要求解放军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制止﹐甚至给予坚决镇压。
“八二八”命令对惯于借制造动乱以夺取权力的“造反派”无疑是釜底抽薪﹐当头一棒。没有了上头的支持纵容﹐只好偃旗息鼓。也有不甘心的﹐立即遭到严厉打击。这次是自上而下动了真格的。困扰中国多年﹑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无政府主义﹐终于得到比较认真的治理。全国的社会治安﹑生活秩序迅速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各级革委会能够比较有效地行使权力﹐人民解放军也逐渐从内乱中脱身﹐得以集中力量用于加强战备建设。
“八二八”命令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日本等国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是在动员全国人民以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为中心﹐实实在在地进行战争准备。
可是﹐就在中苏紧关系急剧升温﹐在规模的军事冲突似将一触即发之时﹐苏联方面却突然作出缓和姿态﹕9月上旬﹐在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国传话﹐希望回国时能途经北京与周恩来会晤。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主要就缓和两国边界局势问题举行了会谈。周恩来还特别提出了苏方对中国进行核威胁的问题。会谈气氛总的还好。柯西金一再表明苏联无意向中国发动进攻。双方就缓和边界紧张局势达成若干口头谅解。但在柯西金回国之后﹐苏联方面却突然在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基础上出现倒退。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苏方托词拒绝。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警惕。
中国方面的战备工作自上而下抓得很紧。苏联如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张家口以北俗称坝上的东西─线﹐很可能成为其主要突击方向。9月中旬﹐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率领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温玉成以及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对这里的设防和其它战备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一行于9月13日出发﹐其场面颇为壮观﹐交通工具是7架直升机﹕黄永胜和郑维山以及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秘书张辉灿乘坐的是一架进口的云雀直升机﹐这种直升机不但安全性好﹐而且视界特别开阔﹔吴法宪等6人各乘一架直7型直升机──所以这样安排﹐主要是怕万一发生飞行事故﹐不致造成过大人员损失。第一站是宝昌(太仆寺旗)。此后几天﹐由东而西﹐先后到了康保﹑集宁﹑温都尔庙﹑四子王旗﹑百灵庙﹐最后一站是白云鄂博。每到一处都勘察地形﹐检查工事﹐接见驻军或守备部队领导﹐最后经过研究﹐对整个防御部署作了不小调整。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会议由黄永胜主持。27日会议结束。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接见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接见时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70多人早已成4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者多数是毛泽东所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皱起眉头﹐冲大家摆了摆手﹐一面不高兴地说﹕“不要﹐不要﹗”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口号一喊就是一个系列﹐不能中途停下。当那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领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时﹐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了─句﹕“讨嫌﹗”接着是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但是今天﹐那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而大感失望。那位领喊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以后﹐有人把林彪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成为指导部队工作的纲。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做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国庆前后──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9年金秋是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北京城一片节日欢庆气氛。
国庆前照例要发布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28条﹐其中关于战备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83字﹐已经不是口号﹐倒像是一篇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
国庆前夕﹐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某部和西郊军用机场。他见机场停放的飞机摆得过于密集﹐大为不满。回到毛家湾住地﹐立即召见黄永胜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以及副总长兼作战部长阎仲川。在会客厅﹐林彪先是批评了空军缺乏敌情观念﹐指示吴法宪立即将北京附近各机场的一部份作战飞机向外转场疏散。接着﹐林彪拿起一条1米多长的细木指示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张标有部队部署情况的北京地区大比例尺地图﹐询问北京附近地区的设防和首都节日防护工作情况。吴﹑温﹑阎分别作答。林彪不时作些简短指示﹐最后﹐他出了一个题目﹐要大家认真分析研究一下﹕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众人临走时﹐林彪再次提醒他们﹕国庆节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1969年的首都国庆活动﹐是在外松内紧的气氛中进行的。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各有关部门却已殚精竭虑﹐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作了周密安排﹕空军把一架直升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预定指挥位置转移﹔军事系统的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阎仲川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国庆节总算平安度过。但是﹐战备工作并未丝毫放松。国庆节刚过﹐林彪便由吴法宪﹑阎仲川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参谋长马卫华等陪同﹐乘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地形﹐并接见驻军领导干部﹐检查了部队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从张家口返京后﹐林彪又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林彪首先发言﹐认为历史上沙俄就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强占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最贪得无厌的敌对国家﹔现在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虎视眈眈﹐因而必须立足最严重的情况﹐做好战备工作。他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除了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有无可能袭击城市﹖在谈到他对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防备核袭击的对策时﹐林彪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他最后强调﹐“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核袭击的重要措施。”周恩来接过林彪的话题﹐对几个问题作了重点阐述。他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沙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也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的意见。康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的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作准备﹔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嗲声嗲气地叫了起来﹕“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哪﹗”
周恩来微微皱起双眉﹐望着江青﹐一时没有讲话。
江青又絮絮叨叨地讲了起来﹕“现在有人千方百计破坏‘样板戏’﹐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鸠山﹐鸠山说他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观众看到这里就发笑﹐整出戏的演出效果全都破坏了﹐实在无法容忍﹐这不改行吗﹖﹗”
林彪看了看江青那激动得像要跟谁决斗似的架势﹐知道原定的议题已讨论不下去了。如果让江青继续讲下去﹐会议不知要开到什么时候。好在他和周恩来把该讲的基本都讲到了﹐会上也没有不同意见﹐干脆散会。
“你是内行﹐”林彪先给江青戴了一顶高帽﹐“你认为不好的地方﹐修改就是了嘛﹗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阎仲川列席了这次会议﹐他还带来了部署图﹐预先张挂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江青这一搅﹐他准备的材料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根据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原则协议﹐两国政府随后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国方面估计﹐这次谈判有可能对缓和中苏关系特别是缓和边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但苏方也有可能以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不可不加戒备。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于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情况正常。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出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搬到城外山里去。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
10月17日﹐林彪前往苏州。
送走了林彪﹐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班子﹐当夜进驻郊外山区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这次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参加前指的各级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后﹐都从办公室直接向城外秘密转移。他们的家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了哪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距军委前指不远的既定位置。周恩来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是形势使然。多方面的信息表明﹐苏联确已制定了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随时可能行动﹐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甚至密报了他们侦知的苏联可能发动袭击的具体时间。形势险恶﹐不能不防。其次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决心。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主要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形势的看法和决心是一致的﹐他们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防备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事实并不像“九一三”事件之后有些材料说的那样﹐只是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过高估计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采取了“过度反应”﹔其中更不存在什么“阴谋”。这就是“一号号令”发布之前的形势﹑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