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的问题 （五）
“一号号令”发出前后
迟泽厚
凡是在七十年代经历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揭批查”运动的人﹐大概无人不知有个林彪的“一号号令”。这是人们惯用的简称。它的正式名称是﹕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难堪的沉默
事情发生于1969年10月。“一号号令”的主要内容是﹐为防备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九一三”事件后﹐这个号令被说成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的﹐“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或“反革命政变的预演”。问题如此严重﹐自然要认真清查。号令的发布者林彪已经死了﹐于是﹐号令的执行者一一部队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便受池鱼之殃﹐成为清查对象。面对这从天而降的灾难﹐那些受审查者一方面极力辩解自己与阴谋活动无关﹐同时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路线觉悟”不高﹐丧失革命警惕﹐未能识破林彪阴谋﹐盲目执行了林彪指示﹐客观上站到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边。无尽无休的交代﹑检查﹑反省﹐不同单位的不同人员﹐从形式到内容﹐竟然惊人地相似﹐好似有人从中导演一般。但是﹐这里究竟有多少由衷之言﹖他们中有不少人从一开始就对加之于“号令”的结论深表怀疑﹕说“号令”是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擅自发布”的﹐但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以领导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关心军事非同一般。新中国成立后﹐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却一直兼着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务﹐而且对军队工作抓得很紧﹐不但要求军队的重大工作均须向他请示报告﹐有时甚至一个营﹑连的调动都要经他批准﹐像发布调动千军万马的“一号号令”这样的大事﹐如何瞒得过他﹖林彪玩弄这样的“反革命政变预演”﹐岂不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真是何其愚也﹗而且﹐“号令”既然未经毛泽东同意和批准﹐毛泽东在知道后为何却又不予撤销﹖特别是在这些受审查者中不乏了解号令产生具体背景和过程的人﹐面对结论﹐他们尤感惶惑。然而﹐尽管如此﹐却始终无人敢于说出自己的内心见解或提出疑问﹐─些知情者更不敢挺身而出﹐说明事实真象﹐证明这个号令并非什么阴谋。他们深知﹐在排山倒海般的政治运动面前﹐这样做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弄个为林彪翻案的罪名﹐其结局不问可知。于是﹐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沉默。
这是不得已的沉默﹐违心的沉默﹐难堪的沉默﹐可悲的沉默。千万双眼睛在注视着这沉默将持续到何时﹖
评论这段历史﹐人们不应忽略“四人帮”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江青为首的阴谋集团与林彪虽然都同属“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到“九大”前后﹐关系已经相当紧张。近年关于林彪的一些所谓“纪实文学”中屡屡提到的黄永胜秘书李必达遭关押的案件﹐就是因为李偷听了黄永胜与叶群议论江青的电话﹐给江青写信告发而引起的。这是当时林彪与江青之间关系状况的最好说明。1970年8月﹐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笔杆子”与“枪杆子”之间的斗争﹐是林彪与江青集团之间长期积怨的大爆发。对林彪早具戒心的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砝码加到江青集团一边。从“九一三”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江青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无忌。在此期间﹐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插手﹑操纵“批林”。他们一方面要借“批林”洗刷自己﹐掩盖早年与林彪的关系﹐摆脱被动局面﹔另一方面他们自知在军队中缺乏根基﹐毫无威望﹐图谋在“批林”中党同伐异﹐扩大其在军队的势力和影响﹐为其篡党夺权创造条件。基于这样的动机和心态﹐他们在“批林”和“清查”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极左做法﹕对事﹐危言耸听﹐信口雌黄﹐例如﹐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林彪在战争中总结出来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六个战术原则”﹐也被作为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罪证遭到批判﹔对人﹐凡不顺眼的军队中高级干部﹐则罗织罪名打成林彪死党﹐予以批斗翦除。在此形势下﹐对于“一号号令”之类的问题﹐自然不可能奢望会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按说对“一号号令”之类问题的澄清﹐也属题中应有之议。但是﹐此时却又出现新的阻力﹔更何况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经过多年如倾盆大雨似的揭发批判﹐舆论早已形成﹔而少数知情者则心有余悸﹐继续持观望等待态度。
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到了1986年﹐具有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沉默﹐对已往“红头文件”的说法提出重大修正。在当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但是﹐编者在这一条目的最后还是加了一个小小的“但书”﹕“这个‘紧急指示’﹐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对“一号号令”发布的必要性似乎有所保留。为了使人们有所比较﹐了解该书作者对这一事件记载所作修正的重大意义﹐这里有必要把1981年10月出版的同一著作对此事的表述全文照录如下﹕“同日(按﹕指10月17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这段文字实际出自编号为“中发[1972]24号”的中共中央文件﹐《年表》原文引用。事隔5年﹐修订稿屏弃了原来的说法。迈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求实精神和政治勇气。
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新提法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此后的不少领导人讲话﹑官方文件﹑文学作品和名人回忆录中﹐只要一提到“一号号令”﹐依然大加挞伐。《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毕竟不是“红头文件”。
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要在“实”字上下功夫﹐作为史书﹐必须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本书关于“一号号令”的记述又有新的突破﹐它介绍了“号令”发布的国内外环境﹑背景﹐“号令”的发布过程﹑主要内容和“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文字采取了客观叙事的方法﹐没有“但书”。
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的编写者们如何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去伪存真﹐坚持据实记述“一号号令”为例﹐充份肯定了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些报刊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一些当年因“一号号令”而受审查者和知情人﹐更是百感交集。他们总算盼到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这一天﹐而这一天未免来得太迟﹐代价未免太高了。还有一些人则未能等到这一天﹐他们已经背着“黑锅”﹐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通过“一号号令”被歪曲和澄清的过程﹐不能不引起关心中国历史的正直人们的深刻反思﹕一个原本并不复杂﹑不难弄清的问题﹐为什么竟会被弄得神秘莫测﹐沸沸扬扬地炒作多年﹐谬种流传﹐将一般群众蒙蔽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呢﹖当年由“红头文件”再三肯定的问题﹐以后证明错了﹐为什么却不能再由“红头文件”加以更正﹑澄清呢﹖
“四人帮”之流围绕“一号号令”问题散布的谎言﹐集中起来主要是两点﹕第一﹐他们声称﹐林彪等人蓄意夸大敌情﹐以便为其发布“一号号令”制造借口﹐其实1969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并非十分严峻﹐根本没有必要发布这样一个号令﹐起码也是“反应过度”﹔第二﹕发布“一号号令”是背着毛泽东干的﹐事后不得已才“以电话记录形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在那舆论高度一致的岁月﹐纵然有人对这两点有所怀疑﹐也无法探问究竟﹔以后岁月流逝﹐事过境迁﹐有谁还会认真查问﹖倘若知情者也都死了﹐还不是死无对证﹗这正是“四人帮”之流自以为得计之处。
所幸﹐时间虽已过去近30年﹐当年“一号号令”的主要经办人员都还在世﹐还有大量的档案和历史数据可供左证﹐足以提供“一号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详细情况。只要不怀政治偏见﹐人们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回过头来看看﹐就会感到过去对“一号号令”的不实宣传﹐是何其荒诞不经。
“一号号令”发出前后的真象究竟是怎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