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请示毛泽东批准，亲自主持召开了针对苏联可能进犯的“三北”地区(东北、华东和西北)作战会议。中国的三北地区背靠苏联，由过去的“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最前线。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第27军主力急调张家口地区，与早在那里驻守的第65军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
他让总参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挂在毛家湾住地的会客厅。他站在地图旁边，手拿一根木棍，在上边搜寻着所关注的战略要地。叶群忙前跑后，现从空军“抓来一个摄影记者将林彪此刻的身姿摄入了镜头。林彪甚至还在住地练起了骑马。
1969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出外“转车”回来，立即打铃叫秘书。我上去后，林彪用急促的口气命令说：
“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立即到我这里来。”
我打过电话后，几员大将陆续来到毛家湾。平时林彪找人谈话或会客，一般不让工作人员在场，这次则有点特殊。叶群对我说：“你负责作一下记录。首长今天要讲凖备打仗的事，这是要立案存档的。”
在林彪的会客厅里，几员大将落坐后，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凖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说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凖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凖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工作也要搞好。关键是十月一日、二日、三日，一日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只要在这关键的几天里不出什么事，问题就不大了。”林彪问大家：“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
“林副主席的指示很重要，我们坚决照办。”黄永胜带头表态说。
“我们空军的战备没搞好，我有责任。”吴法宪抢上来说：“我坚决拥护林副主席的指示，回去后立即行动。”
其它几员大将都表示拥护林彪的指示，没有谁再补充什么“措施”。
军令如山倒。当天深夜，吴法宪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根据林彪的命令，空军在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场上停留待命的作战飞机，除少数值班者以外，其余已全部转场，其它有关措施也已落实。
这天深夜，林彪又下一道既可笑又危险的命令。他让李文普给总理打电话，说为了防止因敌人轰炸而使水库决堤，他主张把京郊几个大型水库——十三陵水库、官厅水库以及密云水库的水大部放掉。总理接到李文普的电话之后，当即表示反对。总理说，如果把这些水放掉，不用说一夜之间，就是连放几天也放不完。更严重的是，这些水下泻之后，将使附近的几十个县、甚至更多的地区遭到水淹，因此万万使不得。李文普把总理的意见转报林彪，林彪这才作罢。
但不管怎么说，林彪抓战备是认真的。他的举止有些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安全不受威胁。国庆期间平安无事，而林彪确实为它度过了几个难眠之夜。
节日一过，林彪决定视察张家口。张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首都安全的屏障。那里曾是当年平津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场，附近地形险要而复杂，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那里的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林彪此行是绝对保密的。除了主席以外，他行前连对周恩来都未打一声招呼。
林彪动身之前，叶群忙着为此大作准备。一方面，她提前派出几个先遣人员到张家口，为林彪一行在那里过夜作食宿安排。另一方面，她让空军凖备三架飞机待命。另外，由于张家口没有适合林彪坐的高级轿车，叶群下令从北京提前去一辆“吉姆”。
正式动身的这一天(10月5日)，北京西郊机场戒备森严。上午8点，林彪、叶群驱车到达机场时，除了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马卫华之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赶来为林彪送行。
在停机坪上，并列着两架“子爵号”专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我国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架专机。它是从英国进口的，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安全——据说它从出厂至今还没发生过技术事故。机身不算大，共有四个螺旋桨发动机，即便在飞行时一个发动机出了事故，另三个发动机仍可照常工作，又比较安全，因此作为短途专机比较理想。此外，机场跑道上还停着一架苏造“伊尔—18”型客机，它是为林彪的一般随员和警卫人员凖备的。林彪一行近百人，三架飞机也是满载的。
这么多随行人员中，有一个人的处境最为奇特。这个人就是吴法宪。林彪此行的目的是“看地形”和检查部队的战备工作，与空军的事关系不大。与吴法宪有直接关系的是林彪乘坐的专机是属于空军的，但已有一位空军的副参谋长(胡萍)专门负责专机的使命，再劳空军司令的大驾就属多余。外人很难设想，这里面有一段原委。这个主意出自叶群。叶群最担心的是怕林彪坐的专机出事，因此凡是林彪出行，叶群总是劝他多坐专列火车，而要少坐飞机。但林彪出于某种需要，又不能不依靠这个快捷的现代交通工具。这次视察张家口，时间紧迫，离开飞机更是不行。叶群为了确保林彪的安全，在想不出别的万全之计的情况下，就抓空军司令作“人质”。我听她不止一次地流露过：“只要首长和我坐飞机外出，必须拉空军的吴司令陪着。他必须对飞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一旦出了事，他也跑不了。”由此可见，吴法宪寄人篱下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怜而又可笑。
根据叶群的安排，林彪带上林豆豆坐上第一架“子爵”号，陪同的有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参谋长马卫华。叶群自己带着林立果，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叶群说，这样即便林彪的飞机出了事，仍可保证林家这条“根”不会断。
“林办”的工作人员也分乘两架“子爵”号。我和李文普以及林彪的内勤和8341部队的警卫值班负责人、负责专机服务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都上了第一架“子爵”号。叶群的内勤、“林办”驻地的医生和部分警卫干部、随叶群乘坐第二架“子爵”号，其余警卫人员则乘坐“伊尔—18”。
林彪座机上有两个工作人员负有“特殊”的使命。这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从空军报社临时调来的摄影记者。我的任务是记录林彪在途中的一切谈话，摄影者的任务是拍下林彪在视察途中的一切有意义的镜头。
“子爵”号的内舱，原来是个桶形，设有40多个座位。经过改装，机舱的前半部隔出两个单间：一个是工作间，另一间是卧室。工作间的一侧有个铺着白布的长方形的桌，两旁各有两个软椅；另一侧横放一个长形沙发。一路上，林彪一直坐在工作间里。郑维山坐在林彪的旁边，以便随时回答林彪可能提出的问题。吴法宪和我坐在林彪的对面，阎仲川和马卫华则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
林彪乘坐的“子爵”号平稳地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后，另两架飞机也相继起飞，它们的目标是直奔张家口。
林彪的专机腾空后，很快向西转头，朝着延绵不断的太行山奔去。由于是看地形，飞行员受命把飞行的高度压得比较低，航速也比较慢。这一天又正值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因此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桥梁隘口、庙宇村落，从机舱的玻璃窗望下去清晰可见。林彪时而拿起望远镜朝下望望，摄影记者及时抓住机会，把他的神态拍入镜头。
除了飞机的马达声外，机舱内一片寂静。因为林彪不吸烟，其余人的烟瘾再大也只能忍着。林彪不引出话题，谁也不敢吭气。
“前边就是五台山吧？”林彪终于打破沉寂。
“是的。”郑维山用手向机舱下指了指。“那就是五台山。这一带，林副主席很熟吧？”
“走过，”林彪说。“不过，现在这一带变化了。”林彪说着，又拿起放大镜，在上边寻找他所关心的地名。
“这就是五台山。”郑维山指了指图上的一个标记。“我们的飞机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上。再往前飞，这就是雁门关。”
郑维山很健谈。他初次和林彪坐在一起，开始有点拘束，但一当林彪把话匣子打开，他就滔滔不绝了。他向林彪介绍这一带的地形特点，讲到一些有条件，也讲到一些不利因素，讲到入侵之敌可能选择的进攻方向，也讲到他对防御作战所作的部署和决心。他特别有兴致地讲起了他所提倡的用步兵打敌人坦克的一种战术，声称敌人如果敢于用坦克群在他所防御的地带贸然来犯，他有决心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有来无回。郑维山年过五十，但精力充沛。他的口音既有南腔，又有北调，但很好听，也很好懂。他的口齿流利，讲起话来既精练，又有说服力。他没读过多少书，但在几十年的带兵生涯中，不但提高了军事指挥才能，而且练就了一个军事指挥员所难得的口才。一路上，经五台山过雁门关，再到张家口，往往是林彪的只字词组，就能引出他的一套宏论。在平时，林彪是不大喜欢一个下级在他面前这样侃侃而谈的。但今天，尽管郑维山喧宾夺主，并使他身旁的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副总长阎仲川无暇张口，但林彪并无反感。郑维山像连珠炮似地倾述着自己的一些军事见解，林彪一直在洗耳恭听。
林彪大概是在有意观察和考核郑维山，而郑维山却向他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案。林彪于是又改话题，进一步问郑维山的战斗经历。原来郑维山也并非等闲之辈，他自幼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直是聂荣臻和杨成武手下的一名爱将。
林彪又问郑维山：“你过去指挥过哪些大的战役？战绩如何？”
郑维山有些羞怯地回答说：“我指挥过的战斗很多。参加过平津战役，我直接指挥的最大战果是歼敌五万多。”
解放战争后期，郑维山仅是华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作为一个军级指挥员，他的战绩也算不俗。但在林彪面前，他确实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
转瞬间，张家口到了。
林彪的专机在张家口机场降落后，驻在当地的65军杨军长和贺政委前来迎接，并用车把林彪一行送到了预先安排好的住处。这里是一座灰砖砌成的三层楼房，后面是一个宽阔的大院。它装潢朴素，设施简单，当时作为张家口市政府所管的“交际处”，是当地接待宾客的一流建筑。条件低劣，好在林彪对此并不挑剔。
林彪从飞机上下来后，一直兴致很高。他在中午稍作休息，就提出要在当天下午接见附近驻军的师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接见分成三批：第一是接见驻张家口的65军的军师两级主要负责人；第二批是接见驻延庆的27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第三批接见降了格。空军在张家口有几个“543”地对空导弹营，和陆军的军师“老大哥”相比，这些营级“小兄弟”只是个基层战斗体，但林彪对空军的重视远远高于陆军，因此它们的负责人也得到了面见副统帅的机会。每次接见，都由吴法宪、阎仲川和郑维山作陪。接见一开始，先由林彪问一问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哪里人氏、多大年龄以及有关战备的一些情况，最后再由林彪就战备工作作些指示。
被接见的部队干部，特别是两个军的师以上干部，难得有一次和副统帅兼国防部长当面交谈的机会。因此他们趁着林彪讯问“部队有什么困难”时，就纷纷提出一个他们共同感到苦恼的问题：“怎样正确处理一好和三好的关系？”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提倡普遍开展创造“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完成任务)好、生活管理好”的“四好连队”运动。在罗瑞卿任总长的总参谋部和萧华任主任的总政治部的具体推行下，这一运动在头几年搞得有声有色，对于部队基层建设的加强和战斗力的提高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林彪于1965年提出“突出政治”以后，“四好”运动就越来越变形，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并且使军政干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嘴上空唱高调成了时髦，埋头搞军事技术工作的却被批判，部队的战备工作和基础建设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说是“创四好”，实际上是“突出”了所谓“政治思想好”，还是怕被人扣上“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这个问题，部队干部人人关心，经常议论，但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解决不了，这下林彪亲自来了。虽然在大首长面前说话总难免有点拘束，但人们还是鼓起勇气向林彪提出了这个问题。
然而在林彪看来，“一好与三好的关系”怎么会成为问题呢？他明明讲的是“创四好”，并没说只创“政治思想好”，他还曾讲过要以“一好带三好”，而不要只抓“一好”而丢了另外“三好”。他确实这样讲过，但下边执行起来却只有“突出政治”。据说，“突出政治”是“一突百通”，而“冲击政治”是“一冲百空”的。这些只是少数“先进典型”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经验说起来好听，照行起来颇难。这样，有少数部队领导干部越弄越胡涂。不“突出政治”不行，但不抓好战备和训练，又怎么行呢？
面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林彪置之一笑。他说：“突出政治，要坚定不移。但什么是政治呢？全局就是政治，战备也是政治。要胸怀全局，立足本职。在当前，搞好战备就是最大的政治。”
林彪讲话，郑维山代表他的下属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林彪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他稍感疲劳，早早地休息了。
但精力充沛的叶群，却不肯轻易放过仅有一宵良机的张家口之夜。天色刚过黄昏她就让吴法宪、郑维山两员大将陪着去逛当地的百货商店。这时，商店已经关门点货，但因为“大人物”驾临，只好又破例将门打开，叶群等人进了商店，街上一些过往的群众也跟着一拥而进。他们也跟叶群一样，并不是真的想进商店买什么东西，而是各有所好。叶群不过是招摇过市，借机露面以显显威风，而跟进来的人们不过是想看看热闹。
“是叶群！”人群中有人高喊。“是叶群！”又有人附和。
这几声惊叫，立刻把附近和游人和商店的工作人员都吸引过来，把叶群、吴法宪和郑维山围得水泄不通。随同叶群等人前来的8341部队警卫人员一时难以打破这堵人墙，只能暗中叫苦。“还以为大家认不出我，但还是被认出来了。”叶群眉开眼笑地对着人们说。她拿出《语录》本，举在空中挥动几下，高喊：“我代表林彪同志向同志们问好！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人群中发出一些掌声。有人带头高喊：“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又有人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这是空军的吴司令！这是北京军区的郑司令！”叶群又把她身边的吴法宪、郑维山介绍给大家。她紧接着又带头高喊：“向吴司令学习、致敬！”
吴法宪也举臂响应：“向叶群同志学习！向叶群同志致敬！”
叶群和吴法宪互相吹捧，在人群中引起一些掌声和笑声。
这场闹剧，不得不收场。警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终于设法把叶群等人护送出百货商店上了汽车，返回住地。
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参谋刘吉纯是这场闹剧的目击者。他回到住地就对我大发牢骚：“真不象话！主任给我们讲，首长这次来张家口是严格保密的，叫我们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她出去在群众场合这样大喊大叫，保什么密？谁还能保证首长的安全。”
次日下午，林彪一行返回北京。
林彪的张家口之行，使他对西北方向的地面防务稍感放心。但此时主要威胁是来自北面方向，而且主要是来自空中，而非地面。
在当时，我国的空防能力远不能完全抵御敌人空中攻击。至于对手搞的核讹诈，当然吓不倒站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但来自敌方的可能核袭击，也不能掉以轻心。林彪听讲国际动向，特别是苏联军方动向的兴趣，比过去明显增加。我这个“讲文件”的秘书也感到责任更重了。
我党中央对当时苏联方面的真正意图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管中苏两国总理的九月会晤已对中苏之间展开关于维持边界现状谈判的具体日期和双方代表团的组织级别取得了共识，但谁都不能不担心这是苏联为发动侵华战争而放出的烟幕。以库兹涅佐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之日，说不定就是苏联对中国动手之时。
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时间已经确定：1969年10月20日。10月20日，也就成了中国人民最感到吉凶难卜的一天。
当然，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把形势估计得这么严重似乎是不必要的。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谁也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当作儿戏。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在中苏谈判展开之前，将大部分中央一级领导人疏散到南方各地。10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16日至于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毛泽东去了武汉。
林彪去了苏州。
朱德、李富春去了广东。
陈云、邓小平去了江西。
聂荣臻去了河北省邯郸。
叶剑英去了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