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的问题 (一）
1969年10月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为了应付苏联有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向全军发布了几项战备指示﹐而这一指示随后被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按发文惯例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序号﹐紧急向全军发出。林彪事件后﹐这项所谓的“一号令”被当成林彪企图“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加以批判﹐军内不少将领更因此遭受无辜牵连﹐惨遭迫害。文革中一些党内老干部因毛泽东战备打仗的指示而被紧急疏散到边远地区一事﹐也被生拉硬扯地解释为是林彪一号令的缘故﹐强指林彪企图迫害这些老干部﹐为自己的夺权扫清道路。然而由于中共官方长期的宣传﹐连一些老干部对此也深信不疑﹐文革后在自己的回忆录或书中依然重复中共官方多年来对这一事件所下的定论。张云生先生为林彪当时的秘书﹐直接参与了此“一号令”的传达﹐迟泽厚先生则根据发布“一号令”的当事人阎仲川将军的回忆﹐详细披露了这份“一号令”的发布前因后果。他们的文章彻底揭开了所谓”林副主席一号令“的原委﹐为这一事件作了最好的总结。
实话实说“一号令”
张云生
林彪在紧急备战期间发出的“一号令”，“九一三事件”后众说纷纭，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让我“实话实说”。
1969年3月发生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令全世界为之一惊。中国为了显示捍卫自己领土主权的决心和顶住“社会帝国主义”压力的气魄，不惜在这块弹丸之地部署重兵，并且派一大军区副司令亲临前线坐镇指挥。珍宝岛因这一场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而举世闻名。其实，这场战斗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在军事上的意义。
我注意到，林彪对珍宝岛发生的事情，从始至终都缺乏兴趣。我向他转报有关情况，他只是听听而已。
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凖备打仗”，又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林彪仍无任何响应。“九大”召开前夕，苏联磨刀霍霍地在中国北部边境之外陈兵百万，拉开一副“大兵压境”的架势。内部情报数据不断显示，苏联高层有些“鹰派”人物极力主张乘中国正在发生内乱之机，对中国实行先发制人式的突然袭击，具体目标是摧毁中国的核实验基地(罗布泊)和一些主要战略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和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有的甚至提出动用核武器，以一举摧毁刚刚建起的中国核能力。苏联为了实现这一侵略野心，还派了一个名叫“刘易斯”的间谍去与台湾的国民党勾勾搭搭，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助威打气。这类动向，林彪听得认真，但无所表示。这大概就是他性格中的独特而又神秘之处。他似乎胸有成竹，轻易不露声色。
回想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与近日来出现的微妙变化，他的反应大都如此。
几个月前，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来访。毛泽东主席接见时，罗马尼亚代表团团长齐奥塞斯库作为既是苏联的“老朋友”，又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苏两国、两党的严重对立深感忧虑。他想当“和事佬”，奉劝中苏两党“停止论战”和对峙，以使夹在中间的“兄弟党”免受困扰。毛泽东把他的好意相劝告顶了回去，并且说中共反修、反霸的决心不会改变，中苏论战不会停止，至少还要争论“一万年”。齐说，“一万年”的时间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说：“看你的面子，那就把中苏论战的时间减去一百年，再争论九千九百年。”毛泽东的一句戏言，被罗马尼亚客人看作是中国党想缓和中苏关系的一种姿态。齐问：“我可以把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转告给苏联方面吗？”毛泽东说当然可以，不过“九千九百年”不能再减了。罗马尼亚人把这一信息当作是他们此次访华的最大成果，特意在返国途中在苏联的莫斯科作短暂停留，由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第二把手波德拉纳希亲赴克里姆林宫，将毛泽东“减去一百年”的承诺转告给了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
罗马尼亚人是认真的，但中苏两党的领袖们对此并不认真。
过后几个月，即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连续发生了两次武装冲突，并以中国边防军的胜利而暂时告一段落。
于是，苏联的军方头领想对中国施行“核报复”的叫嚷甚嚣尘上，台湾的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他“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然而由于美国的箝制，他们才没敢动手。美国当时正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它的头号宿敌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蒋介石的背后有美国在为他“反攻大陆”拆台，他勾结苏联重返大陆只是白日做梦。
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想发疯，也有人比较清醒。清醒者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柯西金。虽然当时中国的上层把柯西金也当作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首领之一，但他实际上在中苏关系上是主“和”，而不是主“战”。
珍宝岛的枪声一响，柯西金坐不住了。他担心如此发展下去，中苏两国的武力摊牌将不可避免。但局势一旦变得不可收拾，那将不仅给中国、也会给苏联造成严重灾难。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是不怕核威胁的；何况中国也有核武器，数量虽然有限，但给苏联的远东地区扔上几个，其后果也难以预料。更何况，西半球还有一个美国，中苏之间的两败俱伤，只能让山姆大叔坐收渔人之利。
柯西金这种求和怕战的心情，被中国的领袖们看得一清二楚。这应归功于总参三部的技术专家们，是他们采取特殊侦察手段，截获了柯西金通话的秘密。一份打印的柯西金通话记录，分别上呈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我作为给林彪讲文件的秘书，知道它内容的时间比林彪还要早。
“喂，你是北京的电话总机吗？”对方用的是华语，但能听得出，他的口齿并不流利。
“我是北京。你是哪里？”
“我是莫斯科。柯西金总理就在我身旁，他想和周恩来总理通个电话，请你帮助接转一下，好吗？”
“柯西金？”
“对。”
“他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叛徒！他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的周总理通电话？”总机守机员毫不客气，手一抬，把电话线切断了。
对方又“喂，喂”几声，北京方面毫无反响。
接着，对方并不气馁，他通过北京的总机又接通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柯西金本人并未出面，而是让他的翻译用俄语要到了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告诉他去中国外交部，就北京电话总机守机员的“无礼”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请中国外交部转达柯西金想与周恩来直接通话的愿望。
这一切，都由总参三部记录在案。
以后发生的事情，又使柯西金大失所望。苏联驻华全权代表果然约见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人李连庆，又是提“抗议”，又是请示外交部协助让柯西金与周恩来直接通电话。李连庆用外交辞令作了应对。至于柯西金想与周总理直接通话的事，他认为苏联方面想与中国方面谈什么，最好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
总参三部记录件中所反映的动向，受到中国高层的重视。周总理对那位守机员的表现批道：“精神可嘉，做法欠妥。”毛泽东主席则批的是：“凖备谈判。”林彪听了我讲的有关情况后，只是微微一笑。
此时，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并由毛泽东几次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即将定稿付印。报告中点名批斗苏联“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头子的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毛泽东在最后审定时将“柯西金”的名字勾了去，以示区别对待。
“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又去了井冈山。这段时间内，他很少听秘书讲文件，至于可能发生的苏联入侵，他似乎认为并未迫在眉睫。
就在不少人还在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而眉飞色舞的时候，新疆塔城地区的边境却传来了有失“国威”、“军威”的坏消息。
1968年8月13日，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派出一个30多人的小分队去边境巡逻，巡逻地块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放牧草场。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对这块领土的主权一直有争议，为了显示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又受到珍宝岛反击战的鼓舞，中国边防军对该边境的巡逻一直坚持进行。中央规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但是，由于我方有关负责人的失职，也由于巡逻人员的麻痹轻敌，这支小分队落入了敌方预先设置的圈套。敌方不但埋伏了一个营规模的兵力，而且还动用了火炮、坦克和直升机。我小分队干部、战士虽然英勇反击，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被打得血肉横飞。
新疆塔城地区发生这场悲剧时，林彪正在北戴河避暑。我当时不在北戴河，因此对林彪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从不久后林彪悠闲地重游井冈山来看，他对中苏之间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危机并不怎样忧虑。他是指挥打仗的“大手笔”，对于边境上一场武装冲突死几十个人，在他看来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林彪对苏联没有多少好感。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先后两次去苏联治伤和养病，都留下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我给他当秘书四年，只听他提过一次苏联人，而且只是那么一句话。那是1966年国庆节后，我驻苏使馆向国内报告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的情况。使馆反映，苏联高层对我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普遍感到难以理解。出席我招待会的官方代表仅是国防部副部长罗托夫大将，此人对我尚算友好，罗托夫私下对我使馆代办说，中国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看来很乱，但我相信中国同志控制形势的能力，能够控制住局势就好。我给林彪讲了这情况后，林彪说：“罗托夫当过苏联派驻中国的专家组长，这个人我认识。”对于现在的苏联，他所知更少。
林彪看到了苏联的核威胁，但并不把它看得多么严重，因为他向来崇尚“人的因素第一”，也更信赖由他倡导、并已被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所谓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对正在变化着的外部世界，他由于长期脱离实践，几乎处于漠然无知的状态。但他在外敌面前，从来不缺少自信。
因此，在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观察上，林彪远不如周恩来那样敏锐和机智，更难以做到像毛泽东那样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这不是由于他缺少这方面的天才，而是他正处于外人难以想象的病态。
1969年8月底，我情报机关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苏联军方确实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甚至透露得更加真实而具体。它是这样写的：
“据可靠消息：苏联打算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的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一则报道是真？是假？亦或是美国想对付苏联而故意打出的“中国牌”？一些专家难以断言，但它确实帮助中国的最高决策层绷紧了神经。如果说原来还对苏联的某些“鸽派”人物有一丝幻想，那么此时此刻已经完全恢复了警觉和清醒。
中国高层紧急行动起来，研究对策，以防患于未然。
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主席去世。苏联本来已派出一个副总理级的代表团到了河内，但柯西金听说周恩来总理到了河内，他想与周恩来“对话”的欲望又重新在心头涌起。为此，他取消了当天下午与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外相的会见安排，立刻乘专机飞赴河内。但当他的专机在河内机场降落之前，周恩来已飞回中国了。周恩来走后，中国新派来的党政代表团团长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对于柯西金正在扮演的角色，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充满怀疑。他的“微笑外交”大半可能是笑里藏刀，说不定就是苏联对中国进行所谓“外科手术式核袭击”前故意放出的烟幕弹。
周恩来为了躲开柯西金而提前离开了越南，但柯西金想面会周恩来的愿望仍然如饥似渴。他参加了胡志明主席的国葬仪式后，仍然留在河内没走。他通过我驻越使馆转报我国，希望在回苏联时取道北京，以便能有机会和周恩来总理会晤一次。我驻越使馆将柯西金的愿望及时报告了国内，柯西金急切地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但他催问了几次，我驻越使馆的回答都是：“已报国内，尚未接到覆示。”
柯西金想以苏联第二号人物的身份在北京降落并与中国领导人会面这一举动，决非是仅属外交礼仪之类的例行公事。但他大概不了解中国的决策所必需的复杂程序：驻外使馆给中国外交部，外交部行文报给主持外事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需行文向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请示最后由毛主席拍板定案。这些必经的决策程序靠的又是传统的“手工”方式，如此辗转，两天的时间过去了。
毛泽东主席早有“凖备谈判”的暗示，现在又看到了苏联方面有意探试中国虚实的机会，当即拍板同意：可以让柯西金路经北京，周恩来可以和他打打交道，但只限他在机场作短暂停留，不能让他走进北京城内。
我国最高层的覆电传到河内时，柯西金的专机已经在回国途中。他等了一两天，仍不见中国的答复，他怀着失望的心情拔腿走了。
柯西金是从“南路”航线从莫斯科飞往越南的，他现在照原来的路线飞回去。先经柬埔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领空，又经阿富汗，绕了半个圈子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这时他才得到回音：中国周恩来总理同意和他在北京机场举行一次会晤。于是他又绕道苏联远东地区的伊尔库茨克，从那里直飞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贵宾室与周恩来举行了1小时40分钟的会晤。
会晤结束后，我外交部及时将会晤记录印成文件分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
我将会晤记录的内容要点讲给林彪听。会晤的气氛时紧时缓，双方唇枪舌剑，但总的看是诚恳而友好的。会晤的成果是双方达成谅解：暂维持边界现状，尽力防止武装冲突，并就此举行一次副外长级的谈判，以求进一步解决边界问题上的分歧。
林彪听后毫无反应。给我的感觉是，他根本不相信苏联人的那套外交辞令，甚至怀疑柯西金是在带着“鸽派”的假面具，是想重温一年前苏联士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旧梦。
1968年8月的一天晚上，苏联的一架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机场收到了这架飞机要求紧急降落的无线电讯号，理由是飞机发生了机械故障，需要落地修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苏联的盟国，对“老大哥”的这种要求当然不会拒绝。机场打开了夜航导航灯，让飞机安全降落。但从飞机上下来的并不是善良的和平使者，而是七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土兵——苏军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他们迅即占领了机场。此后，又有数百架苏军飞机先后在机场降落。夜深后，苏军大批兵力向捷克纵深长驱直入，很快，就武装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中央主席杜布切克被苏军逮捕后解往莫斯科，他的唯一罪名就是不听苏联的“指挥棒”。
一年前苏联演出的这一出丑剧，在林彪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大鼻子”的话说得再好听，他也决不相信。
临近196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大庆，林彪更是忙碌万分。一向怕风、怕光、怕这怕那的他，此时也都顾不得了。他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身兼责任很重的国防部长，他想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几十年不打仗了，他的手也有些发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