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中：“两个估计”是怎样被否定的
苏步青问我：“你在6日会议上的发言太好了！‘两个估计’是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你发言时有没有顾虑？你的勇气从哪里来的？”
我确实没有顾虑。至于我的勇气从哪里来的？我想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责任感，是对小平同志的绝对信任，还有就是对“四人帮”的痛恨。
1977年7月，上海市委要我校派一位代表出席北京的一个科教座谈会，我有幸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出发前，党委召开了教师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为我在会上的发言作些准备。30年以后，作一回忆，我更感到这次会议的重要。这次会议以后，邓小平同志亲手摘掉了“四人帮”扣在全国教育工作者头上的“黑线专政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紧箍咒，开辟了教育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道路。
“两个估计”与“两个凡是”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地摧残教育战线。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是在张春桥控制下进行的，写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否定了解放后17年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1）“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前，教育战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2）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8月13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44号文化批转了《纪要》。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首先告诫全国人民：“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然后，社论发出号召：“凡是毛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人所皆知的“两个凡是”。
“两个估计”如同紧箍咒一样，把在学校工作的干部、教育的思想禁锢起来；“两个估计”也是广大老师、干部遭受迫害的祸根。粉碎“四人帮”后，原以为可以从这个紧箍咒中解放出来了，祸根也定能铲除，谁知又来了“两个凡是”，似乎一切照旧。教育战线上的广大知识分子在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头顶上还是一片阴霾。
小平同志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
1977年7月下旬，我校党委书记邓旭初同志通知我，要我8月初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听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可能参加，但不知是哪一位，也不清楚将讨论什么具体问题。党委领导要我对全校科研工作情况做好准备，以便争取机会向中央领导汇报。
出发前，我还被告知，上海市有4位代表参加座谈会。他们是：汪猷、严东生、苏步青和我。8月3日，我们4人同机飞往北京。到了北京机场，苏步青和我由教育部专人接待，汪猷和严东生由中国科学院专人接待。全体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
从北京机场到北京饭店的途中，教育部刘道玉同志告诉我们，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同志召开的，会议日期是8月4日到8日。当苏步青同志和我听到这一消息之后，两个人都兴奋不已。因为正是小平同志把“两个凡是”给否定掉了，现在5天的时间可以和小平同志在一起开会，而且是一个小型的座谈会，这样我们会有较多的机会直接向小平同志控诉“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犯下的滔天罪行。一路上精神振奋，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面露笑容，不知不觉汽车已到达北京饭店。
小平同志要求：畅所欲言，生动活泼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代表共33人，其中许多都是我国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是：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汪猷、钱人元、邹承鲁、张文佑、叶笃正、黄秉维、王大衍、严东生、王守武、许孔财、高庆狮、童弟周、金善宝、黄家驷、张文裕、周培源、沈克琦、何东昌、潘际銮、苏步青、杨石先、史绍熙、唐敖庆、苗永宽、查全性、程西晋、沈其益、宗永生、温元凯和我。科学院领导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领导刘西尧、雍文涛、李琦、李琦涛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
8月4日上午9点之前，代表们都已在会场内静静地等候小平同志的到来。九时正，台湾厅一侧的大门打开了，只见小平同志健步跨入大厅。当时全体代表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小平同志进入会场后，直向我们代表们走来，并绕着我们大家的座位走了一圈，和每一位代表亲切握手；随后，他走到自己的座位处，请大家坐下。大家都知道，人民大会堂的环境十分幽静，这时的台湾厅内更是绝对地肃静，30位代表（因为有3位代表在国外，在会议的后半段才赶到会场）都在认真等待聆听小平同志的讲话。
小平同志讲话了。他说：“十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全会决定我出来工作。我想了一下子，决定自告奋勇，主动向中央请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他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
小平同志说：“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挽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见初效，10年见中效，15年见大效?”(讲话内容均引自我当时记录)小平同志很注意到会代表的年龄状况。这是一次老中青相结合的代表组成。如果把56岁以上(含56岁)的划为老年，55岁以下(含55岁)的划为中青年，那么老年代表为22人，中青年代表为11人。代表的年龄分布正好是三分之二为老年代表，三分之一为中青年代表。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金善宝和杨石先，均为82岁高龄。最年轻的代表是温元凯，才31岁。小平同志说: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座谈会中有中青年代表参加。这样很好嘛!（当时我还年轻，48岁，讲师，属于中青年之列。)接着，小平同志要求代表们在会上畅所欲言，有什么好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讲1次2次，8次10次，可以随时插话，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小平同志否定“两个估计”
8月4日和5目的会议上，许多著名的老科学家和老教授纷纷揭露“四人帮”破坏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罪行，控诉了“四人帮”对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残酷迫害，反映了我国科学工作与美国的差距。小平同志仔细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插话和提问。
6日，会议的发言内容转向教育战线。那天上午我第一个发了言。在发言前的一个晚上，我认真地思考着，“四人帮”破坏教育战线的罪行真是磐竹难书，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在小平同志面前，应该反映什么内容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我感到，“四人帮”是被打倒了，但是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还没有被否定。有的时候，这“两个估计”还在起作用，它仍然是套在教育战线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我想，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要实现小平同志在8月4日上午讲话中提出的：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见初效，10年见中效，15年见大效的愿望是不可能的。其实，对“两个估计”的不满在我们学校的基层群众中己经是很普遍的事情，私下普遍议论着，甚至在基层的一些会议上也会听到不满“两个估计”的发言。但是，要想通过组织渠道提出否定“两个估计”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提出“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经过毛主席圈阅后转发至全国有关单位的。当时有一个共识，所谓毛主席圈阅就是毛主席同意，尽管这一共识并无明文规定，或是经过论证。但是在“两个凡是”的旨意下，反对“两个估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组织或个人，谁都不敢公开提出这个司题。
这个晚上，经过了一番思索，我认为抓住了关键问题，明天又是一个关键时刻，能直接向小平同志反映，教育战线的翻身也许能早一点实现了。就这样定下了我在6日上午的发言内容。
6日上午会议一开始，我第一个发言。我明确地提出问题，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主要内容是：对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和以后的11年究竟应该怎样估计？17年培养了那么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两个凡是”被否定以来，现在其他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等都已明确是以红线为主，唯独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我想不通。对“文革”以来的11年的教育革命说什么成绩很大，我是有怀疑的。我要求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这些都是一番很平常的话，由于道出了会议两天以来到会的许多科学家和教授们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一时全场活跃起来。坐在我前面一排的金善宝、黄家驯等激动地把他们的话筒传给我。其实我已经有了话筒。人家要我多讲一点，并纷纷插话，形成了一场用实际事例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高潮。
小平同志的座位在我的正对面。他听完我的发言之后，侧身转向坐在左边的刘西尧，问道:“这个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刘西尧当时露出很尴尬的样子，不知怎样回话，欲言又止。这时幸好坐在小平同志右边的方毅说：“关于17年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科技战线已经解决了，教育战线还没有解决。”小平同志听了以后，又转向刘西尧，非常严肃地说：“这个问题应该快点解决!”刘点了几下头。
关于对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问题，小平同志在6日上午即席作了回答。他说:我个人的看法，主导方面是红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嘛!又说: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这些话在他8月8目的会议总结讲话中，作为这次座谈会的第一个问题再次加以肯定。
会仪开得生动活泼，代表们畅所欲言。在弄清了“两个估汁”的基础上，代表们对教育工作又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最为突出的一例就是，代表们要求恢复高校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制度。刘西尧当场表示，今年已经是8月份了，来不及改了，明年一定改变过来。代表们强烈要求马上就改，否则又要耽误一年时间。小平同志同意代表们的意见，对刘西尧说：“今年来不及，可以把开学日期延缓几个月，回去马上就改。”
8月8日下午，小平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这一讲话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8~58页）。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座谈会，因为否定了“两个估计”，教育战线上广大教师、干部的思想得到解放，为以后的改革打好了基础，除了恢复高校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制度外，恢复教师职称、建立培养研究生制度、出国访问交流、出国留学、高校招生在政治上重在本人表现等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战线上又出现了朝气蓬勃、不断上进的气氛。人们高兴地看到，这次座谈会对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的过程
1977年9月，小平同志同当时的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在谈话中对“两个估计”作了十分透彻的分析批判，很有说服力，同时极其尖锐地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耍快，不要拖。”这个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6~71页)。
1977年11月中旬，全国各大报刊刊登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这样，“两个估计”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被粉碎了。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决定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至此，禁锢在教育战线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被彻底粉碎了。
这一过程表明，否定“两个估计”遇到了阻力，而“两个凡是”则是这种阻力的后台。这一过程还表明，如果没有小平同志这种革命魄力和远见卓识，没有小平同志亲自出马上阵，否定“两个估计”可能还要被延长相当长的时间。
结束语
会议结束了，我和苏步青同志一起飞返上海。在途中苏老问我：“你在6日会议上的发言太好了！‘两个估计’是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你发言时有没有顾虑？你的勇气从哪里来的？”我思索了一下，对苏老说：“在发言之前，我反复认真思考的是，要向小平同志反映什么情况，提出什么问题，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把问题讲得最清楚。我在4日、5日两天的会议上，还注意代表们使用话筒的效果，以便使我发言时的音响良好。”我确实没有顾虑。至于我的勇气从哪里来的？我想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责任感，是对小平同志的绝对信任，还有就是对“四人帮”的痛恨。
今天想起这件事，对小平同志更加敬仰。1977年7月，刚刚恢复中央领导职务的小平同志，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科学和教育，真是深谋远虑。20年来教育己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是离不开他老人家的理论指导的。回想一下那次座谈会上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我更感到十分亲切，更感到小平同志的理论具有无比的生命力。
（口述者：吴健中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整理：杜欣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