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习仲勋冤案始末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9月24日至26日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从北戴河会议起，遭到康生等人诬陷，被加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种种莫须有罪名，立案审查长达16年之久，制造了少有的株连数万人的旷世文字冤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由党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祸起萧墙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议题是：讨论有关包产到户问题在内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到了8月5日、6日，毛泽东先是在华东、华中小组会议上开始吹风，继而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正式讲话，接着又于9、11、13、15、17、20日的6次中心小组会议上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讲话观点。他把党内一些认识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一些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言论，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阶级和阶级斗争也自然成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

习仲勋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勋在座谈会结束以后，去北戴河休息一些日子。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于7月30日开始举行，8月24日结束。会后，习仲勋即按周恩来安排到北戴河休息。

同一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时，习仲勋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正在向他一步步地逼近。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开始给他罗织罪名，并把他和曾经共同驰骋西北战场的彭德怀元帅与所谓“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习仲勋冤案的发端，是彭德怀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正地审查和处理自己问题的长篇申诉。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但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彭德怀问题没有得到平反。刘少奇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为什么要肯定庐山“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时说：“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91页。）“都有国际背景”（同上），“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同上）。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当时插话补充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以后，即拍案而起，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他不得不对强加给自己“里通外国”这一莫须有罪名，进行辩解和申诉。4月1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的问题，不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不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自己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的军队建设，不能得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8月22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党中央，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又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借机翻案，是向党的新进攻。8月5日，毛泽东点名批评彭德怀：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也认为，彭德怀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起一场气势不亚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对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激烈批判。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甚嚣尘上的声浪中，出人意料地又多出了一个杂乱的音符。

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同时结束。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听到了有关《刘志丹》小说的汇报，即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和刘的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4页。）习仲勋是“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刘志丹》小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096页。），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由此，习仲勋的人生经历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岁月。

 

一部小说辨浊清

 

1962年8月26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在北戴河休息了两天之后，便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这时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对于康生在北戴河会议上已将斗争矛头对准了自己的情况及其险恶用心，没有丝毫的察觉和心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先期重点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两个文件，批评了所谓“单干风”；接着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文件。9月6、7日，6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并把《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联系起来，作为“翻案风”的另一个批判对象。

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议上首先提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后来又说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中心的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迅速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同上）。

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进而又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又称之为“习、贾、刘反党集团”，说《刘志丹》小说就是这个集团的反党纲领。进而把习仲勋说成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高、习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在这种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情率直的习仲勋郑重地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与《刘志丹》小说的来龙去脉。

《刘志丹》小说的写作时间要追溯至1956年之前，当时工人出版社把这部小说列为他们的选题计划。并约国务院监察部主任监察专员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的李建彤来写。由于李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延安时代的老同志，且有早期文学创作经历，所以工人出版社认为请她来写有许多的便利，特别是主人公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工人出版社认为作品题材重大，因而对作品的写作抓得很紧，并派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何家栋指导写作。李建彤开始也有思想顾虑，认为这部书题目太大，思想、艺术上都没有准备，特别是同刘志丹相连的是一段复杂的西北革命斗争历史怕拿不下来。习仲勋当时对以上情况还是闻所未闻。

李建彤为写好这部作品，专门请了创作假，与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先后在北京和陕西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在陕西省档案馆和西北党校党史资料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作者知道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又是刘志丹早年并肩战斗的战友，便拜访了习仲勋并讲了工人出版社约写小说《刘志丹》的经过。习仲勋表示，“写刘志丹同志的革命回忆录我是同意的”。（同上）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可以作为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的小说。

1958年，作者写出以记述真人真事内容的《刘志丹》初稿，继而又改出第二稿。作者在工人出版社编辑帮助下，历时三个春秋最终写成了小说体裁的《刘志丹》第三稿后，便送习仲勋审阅。

习仲勋对《刘志丹》书稿非常慎重。他还特意把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叫去谈话。提出作品要注意思想性、政治性，要能够表现“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何家栋：《刘志丹》小说写作的前前后后，2005年3月18日。）习仲勋还当面告诉李建彤：“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许多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录岂不是更好！”（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油印稿），1996年6月15日。）但作者没有认真接受习仲勋的意见，仍坚持要尝试地写出来。随后，习仲勋还约请刘景范谈话说：最好能劝劝李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没有参加过西北苏区革命斗争，不是非常了解这段历史情况，不一定能写得好。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建彤又是你的妻子，就是写得很好，也很难避免引起对西北党史分歧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像高岗这样的历史人物，很难通过小说形式把握得准确。对此，我都有些犯愁，难道你们就没有顾虑吗？（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打印稿），1996年6月15日。）

刘景范听了习仲勋的意见后，表示愿意劝说作者改变想法，但又似乎有点为难地说：她非要写，我也没办法。

1959年冬，习仲勋接到《刘志丹》小说修改稿清样，此时他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政务工作异常繁忙。他在粗略阅读了书稿后，仍然感到没有把刘志丹写好，特别是书中涉及一些史实和功过是非问题，在老同志中间存在着不同意见。习仲勋再次表示不同意写《刘志丹》小说。但李建彤还是强调说已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许多老同志如王世泰、张秀山、马明方、马文瑞等都是赞同写的。她已与工人出版社订立了出版合同，工人出版社还派编辑帮助写作。她仍请求习仲勋支持她脱产写作。这时，刘志丹的老战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也劝习仲勋支持《刘志丹》的写作。刘景范甚至颇动感情地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表示你们一定要出版也可以嘛！”（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1961年春夏之际，李建彤又送来了小说修改后的清样，习仲勋实在抽不出时间，即委托秘书田方详细审读并提出意见。田方说：“我是抱着满腔热情来阅读这部小说的，小说主要描写了刘志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从接受革命教育及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到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过程；特别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既要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又要和党内‘左倾’盲动路线进行斗争，小说还表现了刘志丹对毛泽东领导红军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十分敬仰，再三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武装割据的思想；小说还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婆，为刘志丹送鸡蛋，抚摸刘志丹双手的动人情节，来反映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还有刘志丹见到党内‘左倾’分子逮捕他的密令后，以大局为重，避免分裂，自动接受‘审查’，而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等情节，非常感人。所以我读完书稿以后，只能对文字和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意见。”（田方：《习仲勋与刘志丹的荣荣辱辱》（油印稿），1996年6月10日。）

习仲勋在听取了秘书对书稿意见以后，先后两次约请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以及作者李建彤本人，就《刘志丹》小说进行座谈。马锡五是歌剧《刘巧儿》中的“马青天”马专员的生活原型，与刘志丹同为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人，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比较熟悉陕北党组织的历史，在陕北的老同志中享有威望。习仲勋约请马锡五也参加座谈，除了希望其能对书稿中某些涉及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做出妥善处理外，还因为马锡五也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便于和这位老同志共同说服作者。习仲勋在座谈中发表了意见。他说：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把刘志丹写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把这个胜利写成是全国革命斗争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说：“写西北革命，要写整个一个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左’倾冒险最后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范民新：《十六年的苦难考验》[打印稿]，1996年6月15日。）习仲勋在谈到高岗时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岗的一些主张也是对的。但是，在书中最好不要写他。

座谈会以后，李建彤再次赴陕甘宁革命老区深入生活，并按照座谈的意见，于1962年改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五稿，在送习仲勋等人的同时报送中宣部审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时已开始发表小说的部分章节。李建彤一边广泛征求意见，一边作第六次修改，准备正式出版。习仲勋告诉李说，要将修改稿送给那些对西北党史有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审阅，宁可在出版之前让他们把意见讲出来，发现问题还来得及修改，避免在出版后引出乱子。但是，李建彤有些急，说她已取得中宣部同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还指定专人同她联系，作经常性的指导。正巧习仲勋一次在北京长安剧院看戏时与周扬相遇。周扬说，看了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样稿，觉得还写得不错，可以出版。习仲勋把周扬的原话告诉了刘景范、李建彤。刘、李自然是高兴的。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转载小说部分章节。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5页。）阎红彦认为，书中反映的许多重要问题与历史不符，便找李建彤谈话，因为话不投机，发生争吵。阎红彦又从北京饭店打电话给习仲勋，问道：写《刘志丹》小说你是否知道?习回答说：在1960年以前我是不赞成写这部小说的，后来同意了，并要李建彤将小说样本送给有关同志审阅，征求意见后再出版。习仲勋还建议阎再找李建彤谈谈。阎红彦没有再谈，便一面要求有关报刊停止连载小说；一面报告了康生。康生获此情况，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载小说。他并没有看《刘志丹》小说，却武断地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而是反党“政治纲领”问题，进而穷追不舍，立案审查。

1962年9月13日，习仲勋给党中央写信，坚决不承认小说《刘志丹》是自己主持写的，坚决不承认康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但这封信写出后的第二天就在全会的简报上刊登出来。他本想向党中央说明事实真相，为自己洗雪不白之冤，不料却招致批判的进一步升级。39年后，习仲勋秘书范民新回忆这一事情经过时说：“中秋节那天晚上，我正在中南海划船，突然接到电话，让我赶快去习仲勋家中。我去后看到刘景范、李建彤也在座，一起研究给党中央写信问题。习仲勋显然对手里的稿子不大满意，就要我重新来写。我按照大家商量的意见另起草了一封短信，习仲勋修改签名后即送了上去。他当时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晚上跳舞时遇上了康生时，他特别说明小说不是我主持写的。但康生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范民新谈话记录，2001年6月6日。）

9月19日，在全会预备会上非常奇怪地公布了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于1959年9月19日写的揭发彭德怀、习仲勋问题的一份材料。这份长达万言的材料是李力群给中央一份重点揭发习仲勋同高岗的谈话内容的信，揭发材料编造了一系列不实之词，涉及习仲勋的主要是有关“陕北救了中央”等问题，说习仲勋在谈话中煽动高岗不满。中央对这封信在当时并未予以理会，却在时隔3年之后公布，它不仅加重了习仲勋的“罪责”，也预示着对习仲勋的批判和审查不会很快结束。

后来，《刘志丹》小说重要当事人之一、曾任该书责任编辑的何家栋回忆说：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人弄出来的，弄出来以后就送给习仲勋审查。其实何必去送他审查呢？现在想想，送给他审查就不大对，既然这样的一个事，就应该叫他避点儿嫌疑，可是当时又送去了，而且习仲勋也觉得写了这么一本书还是不错的，还认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提得也没有超出常规，因为他还是说要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这实际上还就是毛主席的那些话。（何家栋访谈录，2005年3月18日。）

 

文字冤狱“莫须有”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小说问题进一步升级，批判“翻案风”浪潮甚嚣尘上，一个现代文字冤狱的铸成已经在所难免。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全会上，那个‘理论权威’（理论权威，指康生。）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向我发动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帽子，一齐向我抛来，在这种情况下，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了事实真相。”（《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与会人员也不得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看待《刘志丹》问题，会议的气氛处于异常紧张和扭曲状态。习仲勋的辩解和发言被视为“不老实”、“和党对抗”，而违心承认又招致没完没了的追逼批判。习仲勋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找到周恩来，表示向全会请假。他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习仲勋的请求，得到了中央批准。

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并没有因为习仲勋的离开而减轻对他的批判。9月24日上午，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收到了康生递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便在讲话中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他讲道，1959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6页）毛泽东这些讲话不但对十中全会作了错误的导向，而且在以后的数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帮”集团奉为批判“文艺黑线”、扼杀文艺作品、制造现代文字冤狱的“最高指示”，严重影响了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进而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

9月24日，即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的第一天，康生建议并经会议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5人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三人的案情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重大事件。9月27日下午，中央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分别组成“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任主任，安子文、张达志、王恩茂、刘澜涛、张德生、杨植林、杨静仁、王世泰为委员。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康生、安子文、刘澜涛组成，下设办公室，安子文负责。专委会成立后立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也是仅有的一次全体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全盘审查研究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活动，在适当时机作出报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1日。）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形式进行。

全会在揭发批判的基础上，初步为这桩文字狱所罗列罪状的主要内容是：《刘志丹》小说是“伪造党史”，把陕甘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小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小说中的“罗炎、许锺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随即，该书的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习仲勋被宣布停职检查。

会后，专案审查委员会指定专人清查清理习仲勋办公室文书档案，习仲勋按规定将所有文件包括历次参加会议的笔记等，全部上交中央。

这场猝然而来的灾难，使习仲勋陷入极端苦恼之中。他回到家中后，整日沉默不语，暗自伤神。这时，周恩来和陈毅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找习仲勋谈话。陈毅快人快语，首先宽慰道：“我犯的错误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来。”（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拉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周恩来、陈毅一番饱含深情的话语，在习仲勋的心头犹如一缕春风拂动，顿时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习仲勋诚恳地向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彭德怀没有出席八届十中全会，但是当他听到在全会上也以“翻案风”批判了习仲勋等人时，心情异常沉重地对妻子浦安修说：“怎么他也出事了，我的问题怎么把他也连累了。”（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八届十中全会在激烈批判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同时，也指示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集中搜集一批反党文艺作品迅速上报，一时形成了会内会外到处抓“反党小说”的浪潮。中国作协党组也不例外地进行刊物杂志检查，并决定把一批“毒草小说”报到中央全会，其中包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短篇小说《访旧》和《月夜清歌》。中宣部还根据康生的指令，追查习仲勋曾批示“同意发表”，刊载于1962年《红旗飘飘》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忆录《古城斗胡骑》。康生说，回忆录所写的地下党机关，实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会外即提出这是习仲勋“利用写回忆录进行反党活动”的又一严重事件。

 对《刘志丹》小说和习仲勋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也未结束。1965年春，党中央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委员会合并，统一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调查组，机构设在西北局机关，对外称中央组织部调查组，由西北局一位副书记任组长。调查组集中调查核实习仲勋所谓的“反党活动”。同时，陕西省委和甘肃省委也相应成立调查组，协助工作。这个调查组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于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离之前，调查组就习仲勋专案问题，向西北局书记处作了汇报，提出了极为错误的意见。调查组认为：习仲勋在西北地区执行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阶级斗争”。编造出习仲勋在高岗死后没有停止活动，要做高的忠臣，与台湾陈建中有联系等莫须有罪名。甚至提出了习仲勋不仅是反党集团的头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惩处的意见。（刘澜涛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这些意见虽然未被中央所采纳，但是，却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对被审查的人进行了更严重的摧残，并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连。“因此而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

习仲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遭康生诬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复出工作，被审查、下放、关押、监护蒙冤受屈达十六年之久。1963年他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单独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叫“西公所”的地方，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5年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参加车间生产劳动。1967年1月，他被西安红卫兵非法带到陕西，在西安、阎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十余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8年1月，在周恩来过问下，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度过了漫长的八年“监护”岁月。1975年5月，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之时。

 

冰消雪化待有时

毛泽东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是由于他的一句话，直接导致了小说《刘志丹》冤案的发生。他后来曾讲：“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人民日报》1979年4月8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批示重新审查此案。中央组织部对小说《刘志丹》案进行了复查，并于1979年7月14日向党中央写出《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提出：（1）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2）习仲勋只是在1960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此书的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边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篡党篡国的纲领”，全属诬陷不实之词。（3）习仲勋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更不应该以此定案。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把这部小说定作毒草的4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反党集团。’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党中央于8月4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并指出：“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6页。）

为了更严肃慎重处理好这一株连甚广的政治文字冤狱，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