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第１版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３日清华大学党委传达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示开始的。它是在“四人帮”煽动下由毛泽东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后来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表示信任。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１２月，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某长，参加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①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特别是自１９７４年以来江青、姚文元等人提出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国民经济更加陷入混乱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形势，邓小平从１９７５年３月开始对党政军和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文教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的整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１９７５年７月４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４期学员所作的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②
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这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正。而对经济、技术、文教等各部门的全面整顿，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全面系统的纠正。尤其是１９７５年经济战线上所发生的明显转机，又有力地证明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是错误的。同时，也启发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开始认真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种变化，触怒了“四人帮”，而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纠正。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四人帮”利用了毛泽东这种心境兴风作浪，制造事端。
１９７５年８月，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毛泽东对《水浒》一书的评论，发动了一场所谓“评《水浒》”运动。大批“投降派”，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１０月，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７、８、９三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这时，毛泽东病情加重，由毛远新担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③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从９月底以来他多次作了这样的汇报。毛远新向毛泽东反映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１?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２?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３?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提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１７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１９７２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很有分量，它对不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
１１月２日，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上述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并指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远新当即照办。邓小平提出异议说：“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对９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指１１月１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邓小平的抗争是正确的。④
１１月３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吴德传达毛泽东对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４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头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
１１月１２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了有１７００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１８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实际上矛头对着邓小平。会后，清华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北京大学也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周荣鑫、刘冰等。北京和一些省、市奉命组织干部、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两校的大字报迅速在各地不少学校传抄张贴，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
１１月２０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在原则上不让步，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１１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１３０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转达了毛泽东对刘冰信件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问题，此后，运动逐渐扩大到全国，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１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第一记书，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
１２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１２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人民日报》１２月４日转载，文章说：“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中共中央的批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报告》下发后，“教育革命大辩论”即推向全国。
１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一份《外交通报》，即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人士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１７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１７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１７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逝世。２１日和２８日，毛泽东先后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于２月３日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２月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１９７５年７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
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当前，就是要搞好批对，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⑤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毛主席重要指示》，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其中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当时，许多人思想不通，转不过弯子。会上根据《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精神，开展了对邓小平揭发、批判，解决“转弯子”的问题。在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３月２日，江青擅自召集１１个省、区会议，大骂邓小平。她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从此，在全党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为了大造舆论，“四人帮”授意并亲自审定发表了大批文章。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２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２期发表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不许为修正方义教育路线翻案》，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２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３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３期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３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３月２５日《文汇报》发表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４月１日《红旗》杂志第４期发表了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和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４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翻案复辟的自供状——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都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在各个方面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文化大革命”前１７年的学校和教育说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提出要“粉碎这股复辟１７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把邓小平关于提拔著名科学家到领导岗位的正确意见批判为“专家治所”、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把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提出的正确意见，攻击为文艺界“黑风”的风源，为１７年修正主义黑线和旧文化部“杨幡招魂”；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把邓小平提出的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今后２５年内的一个根本任务批判为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把邓小平诬为“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甚至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说什么“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还论证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并宣称：“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完全错误的，是不得人心的。在这个运动冲击下，破坏了各条战线整顿后出现的较稳定的局面。整顿中提出并施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受到错误的批判，已经纠正的错误政策和错误作法，又被恢复了。一大批坚决执行整顿方针和执行正确政策的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用，重新掌权。一些地区武斗重起，停工停产，一些铁路枢纽陷入瘫痪。全国再度陷入混乱。这个运动，使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是非颠倒，真伪不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此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各种不同形式的抵制，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反革命的真面目。
４月５日，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声讨了“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的罪行。可是，这个正义行动，却被打成“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打成“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５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通知〉１０周年》的文章，再次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击邓小平，宣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理论。文章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和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邓小平妄图把它作为今后长时期‘各项工作的总纲’，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全面整顿’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行动部署。……所谓整顿，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整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在此前后，中央报刊上相继发表了梁效的《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４月５日《人民日》?、池恒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第５期?、梁效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方刚的《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红旗》杂志第６期?、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红旗》杂志第７期?等许多“大批判”文章。实际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为“四人帮”所掌握，报刊上发表的上述带有全面指导性的“批判”文章，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组织、授意、审定的，完全按照”四人帮”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意图进行。
８月，江青等人把未定稿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作为反面材料，诬之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发动批判运动。根据江青等人的意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出版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意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个册子，在全国各地发生了９０００万册。同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掀起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新浪潮。社论把三个文件诬为“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把《论总纲》说成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把《若干问题》说成是“洋奴买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把《几个问题》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从８月１３日至１０月，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１１０篇之多。但是，出乎江青等人的意料，三个文件受到很多人的赞许，他们发动的批判受到干部和群众的广泛抵制。
９月中旬至１０月初，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１０月１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诬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说：“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正当“四人帮”得意忘形四处活动加快夺权的步伐时，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消息传开，举国欢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至此，１０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本应立即停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运动。但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坚持“左”的立场和贯彻执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一再号召继续进行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１０日８日至１５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１０月２６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两上凡是”的错误方针。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１４日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他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会上，陈云、王震等同志，抵制了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峰加以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会议简报。但他们坚持原则，反映民意的举动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
４月１０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是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５月３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７月１６日至２１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觖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为邓小平平了反。至此，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
注释：
①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第３８５页。
②《邓小平选集》?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７月，第１２页。
③何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第３１９页。
④《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５５１—５５３页。?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第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