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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回忆录

(2011-07-19 01:09:31) 下一个

“三年困难时期”回忆录

      回忆者言

    

      有了网络,于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是与非,就成了网民公开讨论的话题。然而这些关心时事和历史的朋友多数是70、80年以后出生的人,于是纷说不一争论频频。“所谓“困难时期”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有七千万人说,有四千万人说,据网上比较正统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为2158万。对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历史的是与非,历史终会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只是作为一个身历其境的“幸运者”来说,我的生命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于是,只能实实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情形记述下来,给历史一个见证,给后生一个借鉴。我向在那场灾难中的死者和今天的生者发誓:我对我所写下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负责。


     沸腾的一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岁)家庭因政治原因遭变,随大人下放到四川省泸县沙湾乡,现泸州市茜草镇联合村新瓦房。沙湾地处市郊,就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综合条件而言,应该属中等以上水平。所谓1960年—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具体时间是从1959年的国庆节以后开始,到1962年麦收之后结束。为什么要从1958年说起呢?因为从这一年的10月1日到1959年的10月1日,恐怕是有史以来中国大陆农民最激动、最轻松、最幸福的一年。同时,这一年也是给以后的苦难日子种下祸根的开始。1958年的国庆节,沙湾乡改成了沙湾人民公社。为了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乡农民放假召开庆祝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另外还请市川剧团来唱戏。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爆竹声中便从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工资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头,月月拿工资,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是天堂。而生活在幸福天堂里的农民自然无比兴奋热烈,无比高兴欢喜,那种换了人间的激动和现代人比起来,可能像是中了500万元大奖,不但自己一生享受,子孙亦得延福,高兴激动势在必然。

           现在许多农村青年跟本算不上是农民,不但不会犁耙铲搭抛粮下种,甚至一般农活都干不好。另外思想行为也大大改变,想的是咋能挖个金元宝一夜暴富,什么任劳任怨,什么勤劳俭节,今朝有酒今朝醉。而过去农民穷了几千年,早就穷习惯了。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穿,一旦有一点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给子孙积攒起来排用场。不想一夜之间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领工资*,顿顿吃食堂,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烧肉回锅肉,6菜一汤撑死不要钱,叫你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于是不吃白不吃还不能少吃,于是大家比着吃吃得满口流油嗝声连连。但是就这也吃不完啊,于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馒头红苕当成手榴弹来开仗,直砸得社员食堂的屋顶上墙上白的是馍馍黄的是熟红苕,饿过饭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见,骂我们是砍脑壳的短命鬼,骂我们糟蹋粮食不怕遭报应。在那“天堂”般的日子里,老年人还是见不得浪费粮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会有报应。问题是社员食堂一下子那来那么多吃的呢?

      第一,1958年(高、初级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为了赶种小麦许多红苕都顾不上挖,而且挖回来也愁没地儿放。于是用犁头一犁,紧大个的捡几个算几个,烂在地里的红苕比收回来的还多,不愁没粮食。

      第二,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任着浪费、任着不当日子过也要让大家吃好吃个满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产风”。成立人民公社就等于进入了共产主义。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不再分粮食给个人,各家各户之前养的猪羊家畜统统共产了去(我家有头百十斤的猪被收去,后来反“共产风”退赔了20元钱)。同时生产队也大养生猪,所以一时间才会有这么多吃的。

      开始一个生产队一个社员食堂,大人小孩8人一桌。我们新瓦房队只有一百人多一点,食堂就设在新瓦房屋基。新瓦房是从前黄姓地主的宅子,三合院正屋打通做饭厅,一开饭十几桌人嗡嗡叫。我家和邹大爷(邹海清)家合坐一桌,那时我和弟弟十几岁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不管米饭馒头大肉小炒,五抢六拖吃得稳(眼睛看得稳)、准(筷子夹得准)、狠(心肠来得恨),唰唰唰几搞撬就把菜盘里的精华一扫而光。这也不完全是我们弟兄贪吃抢吃,就是文明慢请,周家的儿子才几岁也吃不下几块肉。于是周大娘就觉得吃亏了,骂周三周四道:“没有你狗日的们要吃,有了又不吃!”把肉拈给儿子劝说:“再吃点,这不吃那不吃就等着吃亏!”有时候还硬朝儿子嘴里塞,塞得两个小家伙哇哇大哭。人幸福狗当然也幸福,我有条黑花狗,天天跟着吃食堂,月把下来长得油光水滑,肥得像头小猪见生人都懒得吠叫了。记得少年时学历史有首赞颂李闯王的儿歌,说是“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然而李闯王真要坐稳了江山,不纳粮恐怕是篇人的,不过公社食堂海吃海喝大肆浪费,倒真有些“吃他娘喝他娘,吃完喝光去他娘的”味道。

    

     祸根

      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大兵团作战,田间地头红旗招展喇叭高亢。横幅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亩产双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广播里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胜天堂”。建制也改了称谓,公社是营,管理区(大队)是连,生产队是排,小组是班。像军队一样把社员集中起来劳动和吃睡,屙屎尿尿以外不准个人行动,特别有事得请假批准才准回家。

      公社招开放卫星“擂台会”,开始不懂擂台怎么打出粮食高产来,原来书记宣布擂台赛开始,于是“嗵嗵嗵”三声鼓响,红旗闪处一个生产队的干部跳上擂台,高声叫道:“XXX生产队放卫星,保证小麦亩产500斤!”

      现代的农民可能会笑,一亩500斤算个屁!如今乱种都是八百上千斤的产量。可是那年月没有化肥,种子也赶不上现在的,就泸州地区而言,年成好时一亩田地能打上500斤稻300斤麦就不错了。话又说回来,现在的人笑笑得有道理,然而当年的人也笑,笑先跳上擂台的干部胆小保守,笑他不跃进,500斤还敢来打擂台放卫星!于是三通鼓罢又跳上来一个,哇哇哇说保证亩产800斤。领导还是不满意,一再二二再三如法炮制,呐喊声中最后卫星放到亩产二千斤以上才算过关。但是打擂台归打擂台,会开了得向社员群众贯彻的,老实的生产队干部回去面对大家开不了口,土生土长谁不懂庄稼,一亩地打2000斤小麦?不日你祖宗八辈才怪!我们队的队长叫易国华,老农民,思想不开窍,公社大队就来组织开他的斗争会,说他思想保守右倾,批判他他还倔强不服,就党内警告,叫他戴罪立功。

      水稻之父袁隆平,人家研究高产水稻是化费了几十年时间才成功了的。而1958年大跃进既没有高产良种,更没有大面积高产密植的样板和经验,说“双龙出海显神通”,就搞双龙出海。什么是“双龙出海”呢,后来我在北方才看见,简单讲就是条播。麦种播在5、6寸寛两条浅沟里,撒上土肥掩盖,间隔几寸如此类推。但是我在河南周口和安徽阜阳一带看那里的土地,和四川(泸州)的土地性质不一样,那边是存不住水的沙地,而泸州一带的土地是和和踩踩就能成水田的粘土地。人家的小麦种下去不基本上不用中耕(四川叫薅HAO),开春后拔拔草就行了。这里却完全不行,小麦出苗后至少要薅两次,不然因为土粘结板,根须就长不出来麦苗不发蔸。不因地制宜,不经过实践,瞎指挥其一也。

      再是深耕,大跃进的所谓深耕是挖地三尺,把地底下的老黄泥翻上来种庄稼。是农民都知道,土地表层的泥土是肥土(熟土),下面的是生土(冷土)。生土不但结板冷硬,而且没有有机物,就是放火烧荒开新地,也得种三年庄稼以后土地才能成为熟土,别说立时种植在冷硬结板的生泥巴上了。

      其三,我把它叫做“正比逻辑”。这种想当然的逻辑是把种子和产量以正比来计算,认为种子下得越多产量就越高。比如常规种法一亩地下30斤种子能产300小麦,为了达到高产就下210斤种,7乘于3,这样一亩地就可产出2千多斤小麦了。于是播种时一眼望去那像是在种麦,金黄黄一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晒麦呢!

      “双龙出海”使小麦不能中耕;密植过分苗间不通风;种子超量麦苗长不起来。别说多种瞎指挥,只需其一就足以使粮食减产和绝收的了。果然到第二年割麦的时候,小麦长得像瓤草,尺把几寸高,麦穗还没有婴儿的小鸡鸡长,有几颗麦粒还是瘪的,大多数跟本就没有颗粒!59年种的水稻也一样,男女老少拉着绳线插秧,干部监督着宁栽密不能栽稀了,谁敢抵触说涮话(讽刺)立马站田坎上受批判。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挥下,1958年秋种和59年的春种,造成小麦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尽管如此,宣传工作却没有落下,为了拍记录片,叫社员把“上面”检查时难看见的边角田地里随便种的小麦水稻拔来,密密地挤放在一块田地里,把几十窝红苕弄来绑在一起算做一窝,任新闻记者拿摄影机崛着屁股猛拍丰收高产景象。于是老百姓无不骂娘,于是就有先主席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却偏偏相信胡说八道,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徐水县书记张某向来视察的毛主席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年产达12亿斤,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主席听了还大加赞许。写到此处不能不感叹一下,看书上毛泽东也是农人出身,那时候他老人家不昏不愦,咋就相信了这种违背客观常识、瞒心昧己不挨边的假话呢?他难道不明白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小麦水稻根本就不可能亩产什么千斤万斤!

      其实59年至62年哪有什么大的天灾,起码泸州地区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再说了,真有自然灾害受损失的只会是大块的好田好地?上级看不见的边角背地随便种的庄稼都长得好的很!再退一步讲,一市有灾,一省都有灾?一省有灾,其它省也同时有灾?全国20多个省同时都发生自然灾害?而且这个倒霉的“连裆裤”一穿就是整整三年!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顾全关系,叫我说最多是1分天灾9分人祸。我亲眼看见那些瞒天过海自欺欺人的记者们,在沙湾公社的沙坪生产队拍水稻高产记录片,就是命令几百社员从上级不易觉察的旮旯田地里,把颗粒饱满的稻子拔来码在一起弄虚做假的。公社也大搞高产展览,把公社附近的石坑屋基住家弄走,装饰一新摆上麦穗、南瓜、水果等各种农产品给上级参观。展览馆离我家只隔一条马路,不久竟发现展览馆一到下午就没人看管,有时甚至连大门都没锁。这下可好了我等半大孩子们,或溜或钻进去桂元橘子拿着就吃,间或有人就说是来参观。也不知道为什么展品少了只是补充却没人问津,于是整一个冬天展览馆就成了我和伙伴们的免费水果店,啥时想吃了就去,不亦乐乎,只到水果烂完了方才罢手。

      还有一件很少被提起、却无比扰民的荒唐事,就是扒社员的房子。人们一般只知道大跃进炼钢铁,泸州地区每个生产队抽3、5人去叙永县大炼钢铁,家里的人也搞小高炉炼,把锅、门扣、抽屉把手凡是金属都收去炼了,赔了本钱功夫炼些没用的黑砣砣到处都扔着是,一面却敲锣打鼓地到处报喜,说是炼出了多少多少钢铁。而为了粮食增产就扒社员的房子,房子和产量有何关系呢?有研究说老墙土是上等肥料,含有这样那样多种有机物,一亩田地撒上多少老墙土可以增产多少斤粮食。且不说老墙土能不能够使小麦水稻亩产,为此把农民住了许多年的家园,一声命令就扒得鸡飞狗跳哭声不断人无居所,祖坟被挖也没有这么伤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墙土碾碎撒下地,产量没见上去被扒房的人家伤心欲绝,三家两家挤住在一起,捉襟见肘许多叨骂,夜里尿泡尿都得用内功夹着慢慢尿,不然尿尿声音大惊动四邻以为是下雨了呢。哀哉!估计研究老墙土做肥料的科学家们多半作古了,如果还活着并且能看见我的回忆文章,会不会为他的缺德研究脸红呢?至于农业机械化的所谓成果根本不值一谈,什么水耕机(耕稻田)、插秧机和用脚凳的木牛流马等,除了闹笑话没有一样是能用的。如水耕机,泸州一带多丘陵,稻田块小泥脚还深,拖拉机改装的水耕机下田去既不能耕又爬不上田坎,反而要几十个人成天拉上拉下,田坎道路整得烂翻翻不能行走,笑话百出劳民伤财莫过于此也!

      还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打狗喂牛。和老墙土肥田一样也不知是那个缺德的科研人员想出来的,说是狗肉性热,人吃狗肉御寒牛吃了也不怕冷。于是上级一声令下,每个生产队都成立打狗队,打死的狗交给养牛社员,剥皮煮煮给牛吃。可是牛们却不识好歹,只吃草不吃肉,于是就盛在竹筒里上几个人把牛逮牢,一筒一筒地硬朝喉咙里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里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屙血。反映上去干部说屙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继续灌。继续灌就继续灌,灌得牛们奄奄一息连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来“科学”不一定都科学,科研人员里边也有那种不学无术胡说八道的骗子。

    

      三,报应

      我在我的小说里曾经讲过一个关于“饿”字的故事,其原型就来自于和我家住一个院的中学生,这个比我大一点的青年人在总路线三面红旗的鼓舞下,尤其是被社员食堂的6菜一汤撑得忘乎所以,给他在叙永山区大炼钢铁的爹写信说,现在的生活真就如天堂一般什么什么,激动之余竟大提倡议,说“饿”字已经无用了,今后再也不会饿了,应该把“饿”字从字典里清除掉等等。谁知好景不长,半年后大家饿得只剩口气,那青年的爹就问他,你不是说饿字没用了?看来还真不能把这个字从字典里清除掉哦,用场不但多还得一会用哩。

      由于上年的瞎指挥,1959年主要粮食(小麦水稻)大面积严重减产。另一方面因为放卫星虚报,国家下达的公粮数字也大大提高,有点收成也远远不够交公粮。临近国庆节时队里的粮食就日见匮乏,于是食堂停止了敞开的吃法,吃定量,全劳动力一天一市斤,半劳动力妇女儿童依次递减。甑(ZENG)子饭改成缸缸饭,四两的三两的二两的按票给饭。就这也坚持不了多久,十天半月减一次,五天三天再减,只减到颗粒粮食没有了完结。干部怕社员不相信,干脆把粮仓保管室都打开让社员看。真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说变就变,广大社员从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上昏昏戳戳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摔”得穷凶“饿”极。一到开饭时间,为争一口饭吃娘俩骂爷俩打,食堂里一片骂声哭声,那种六亲不认的丑陋场景真是不堪入目!

      十月中下旬开始秋收,米面没有了红苕(北方叫红芋)也能裹腹。谁知一开始挖红苕,城里的居民都下乡来搬。居民下乡搬红苕,是因为政府把他们的供应粮指定到了农村,5斤(4斤)红苕抵一斤米粮,各家各户去公社生产队搬运回家。于是男女老少穿花裙子的穿小裤腿的,挑箩筐的背背篼的,先捡大个的红苕装,大的没了小的也要。这是过冬的救命粮啊,于是社员就不准城里人动。干部出来说是市里叫来挑的,社员说食堂没粮红苕再弄走了吃啥?干部说上级有安排,缩小城乡差距,给街上人吃红苕,换大米回来吃,3斤红苕换一斤大米。你们不是说红苕吃多了烧心讪?这回安逸了,顿顿大米饭。社员一听高兴了,三斤红苕换一斤大米当然太划算了,于是大家就屁颠颠地帮着城里人装红苕,见漂亮女孩挑不动,个别汉子还呲牙咧嘴地帮人家挑上大路,得一声娇谢像得吃了蜜糖似地欢喜不尽。收完就完,晚稻要交公,红苕换大米却不见换回来。除了种子能吃的全吃完了,眼看着食堂就要断烟火,队长易国华(已逝)就把喂猪的二郎丕(瘪稻子)叫炊事员唐矮子他们放锅里炒熟,碾碎和着细米糠蒸巴巴吃。巴巴虽粗将就能吃,只是年岁大的人吃下去屙不出来,没办法就脱了裤子泡在鱼塘里用手抠。邹海清大爷爱开玩笑,抠了起来说,日他的仙人吔,光听说麻雀吃胡豆不和屁眼商量,现而今人也不和屁眼商量了,屙不出来差点没把人涨死!人把猪饲料吃了就吃猪,先大后小放点盐当饭吃。吃猪不能对外说,上级知道了要犯错误。偷偷的吃,检查的问猪咋少了就说病死了。猪那能经吃,百十号人大大小小几十头猪十来天就啃了。眼看元旦要到了,问下来检查瞒产私分的干部,人都快饿死了红苕换的大米呢?干部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市里叫弄的找市里!社员当然不敢找市里,只到饿死人也没见换回来一粒大米。原来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怕社员因弄走了他们的救命粮闹事,哄大家说缩小城乡差别,红苕换大米,免得农民红苕吃多了烧心。

      记不清是1959年的元旦还是春节,队里分了一点碎米(估计是谷种碾的。)叫大家回去过个年。怎么就被公社知道了,就在水利工地上开队长易国华的斗争会,老帐新帐一起算,右倾思想,破坏食堂、偷吃种粮一大堆罪名,开除队长开除党籍,可怜易国华一世强悍走了麦城。易国华(绰号易六大汉),贫农成份,生性耿直责任心强,为大家受过只到改革开放的1979年,他的儿子请我给他写申诉,那时他已经病得不轻,他睡在床上说我在灯下写,写完天都快亮了。此后我也离开了生产队,听说易国华得到平反不久,人就作古了。

      1959年元旦过后食堂彻底断了烟火,树倒猢狲散,享完“天堂”福的社员们各人施展本事救命。有的卖家当买黑市粮吃(或直接换粮票),解放初从地主那里分得的胜利果实,什么宁波床、檀木衣柜、四方桌甚至棺材。家当卖了也管不几天,就和没家当卖的一起挖芭蕉头葛根吃,幼儿园的小朋友更可怜,饿得跑出来找东西吃。菜叶麦苗见啥吃啥,拔不起来菜根就趴在地上啃着吃。其悲惨场景真叫做目不忍睹,现在想起来还心被针刺般难受!

      芭蕉头啥的挖完了挖仙米剥树皮吃,树皮救不了命仙米吃了死得更快。我在我的拙作里多次说到过“仙米”,所谓仙米就是地底深处的粘土,灰白色,捏着粘手。挖回来放点水捏捏搁在锅里煎一煎,煎成两面黄吃起来沙沙的涩口倒没有什么怪味。但是这东西吃下去真要了不少命,比吃糠巴巴造成肠梗阻更厉害。又是饿极贪吃,一时间因为吃仙米就涨死了不少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吃下去屙不出来死后肚子硬得像石头一样。

      人饿猫狗当然更饿,许多猫狗都被主人打杀吃掉,狗肉放酱红烧味道不错,猫肉不好吃,尤其是老猫,熬不烂肉还是酸的。我们生产队有个叫罗匡时的国民党抗日伤兵,很会讲故事,什么日本人神风队飞机撞美国军舰,蒋界石掘花园口淹小鬼子等等,都是从他那里先知道的。瘸腿伤兵长得黑蹭蹭高大,一脸的红肉疙瘩吃起东西来土匪一般抢嘴,就因为太抢嘴最终把自己坑了。罗匡时家挨着食堂住,一天有条野狗钻进熄了火的食堂被他看见了,马上叫人来打,我正好路过自然见者有分。人进屋把门一关狗就无路可逃,虽然拼命挣扎那经得起锄头棍棒狠砸。先说剥了皮烧快些,伤兵说狗皮几斤重丢了可惜吃烫皮。于是把食堂的烂桌子板凳架火烧起,锈锅用谷草擦擦,加水烧开汤狗退毛,然后大砣小砣剁进锅没胡豆酱抓几把盐丢下去猛烧。狗也是条老狗,肉不多却经煮。狗肉才煮变色罗匡时就等不急了,拗不过他半生不熟就开始吃。我是第一次吃盐水煮狗肉,膻得很肉又不烂,但凭年轻牙口好罢了。吃到第三块的时候就听罗伤兵呜哝声叫,就见他挺起腰用手捶胸口,捶得“嗝嗝”地问他他也不说话,捶完又继续抢狗肉吃。7、8个人米西一条瘦狗一会儿就抢完了,正抹嘴见罗匡时拐棍也没杵,几跳跳跳到门口“哇哇”大吐起来。肚子里的东西吐完了吐黄水,黄水吐完还止不住吐,直吐得天旋地转人都蹲下去了。大家问他是不是被狗骨头卡着了?噎得两眼淌泪有气无力的罗伤兵半天才说好像是块骨头,吞下肚里去了。于是大家就开骂,骂他抢嘴骂他报应,狗日的老伤兵早就该卡死了!罗匡时哼哼道说他有办法,逮个猫倒吊起来,取猫涎水吃骨头就化了。于是大家又笑骂,说今天这条狗都是漏网之鱼,猫早就逮杀完了,那弄涎水给你个龟儿子化骨头。笑骂归笑骂,也不知道罗伤兵是没逮着猫,还是吞下肚的骨头大了猫涎水也化不掉,从此狗骨头就留在了胃里也没钱去医院开刀取出,许多年每每发作痛得他遍地打滚喊爹叫娘,左右邻居还拿他做榜样教育孩子:说看吗,这就是贪吃抢嘴的下场!

      在此之前我也有一条狗,黑白花公狗,是从路上捡回来的。因为小得才睁开眼,就叫它是小狗。小狗来的时候食堂正红火,随便捡一点就吃得口角流油长得很快。上学送我上大路,放学它已经在路口等着了。后来住校一星期见一次,扑上扑下亲得没法再亲了。小狗大概有猎犬的遗传因子,长大一点就机敏过狗,且听指挥,院里一群鸡叫它咬谁咬回来的就是谁,还皮毛无损地交给你。小狗长到有狗的样子时饥荒开始了,人没吃的狗们当然更没吃的,小狗一天天瘦下去,瘦得毛竖楞着走动一摇三晃。好多次我二舅要把小狗打死吃了我都不干,倒不是怕什么“今世吃狗来世讨口”的迷信,是舍不得把它活活打死。也就是最饥饿的时间,星期日回家见狗狗长好些了,不但能跑动皮毛也有了亮色。开始以为这家伙机灵逮野物啥的来吃,正喜欢着狗狗就扯我的裤脚,跟着它走到狗窝,它跳进去衔了个拳头大泥古哝咚的东西出来放在我面前,“呜呜”着样儿像是要赠送给我。我认为是个老鼠画眉鸟啥的,弯腰拾起来在地上一磕,顿时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不是老鼠也不是鸟,是一只带指头的半截小孩脚!惊吓之中我转身就跑,狗狗竟很不愿意地在身后叫起来,那意思一准是说我咋不识好歹,特地弄来招待你过星期天吃的你跑个球!再一个星期回来,狗狗就被我二舅吊在树上当面活活打死了。

我哭得不得了,他吃得香喷喷,吃就吃吧,他老人家还财迷,弄狗肉去买被“打击投机倒把”的人逮住,公社和学校门口那都贴着他搞“投机倒把”的悔过书。

      饥荒已成定局,政府有所行动,这回不讲高产放卫星了,讲“生产自救”,讲“代食品”,讲“粮不够瓜菜代”。生产自救瓜菜代是正确的,代食品就不敢恭维了。高粮杆玉米秸,弄粉碎机来打碎,筛子底下的粉末和水蒸饼给社员吃,还说含有多少淀粉多少葡萄糖,不只管饱并且十分的营养。秸杆也就罢了,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小球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员尿的尿用桶集中起来倒进大池子里,沤个多少天,沤得绿茵茵黄淡淡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结晶体。据说人在危急时刻尿可以短时间救命,想必叫吃小球藻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那东西弄来弄去的实在太恶心,反正我没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饥饿使人一个个面黑筋露,寡骨脸上突兀着两只无神悲伤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人饿到极处会发肿,当年有个谚语叫“三肿三消,严王报到。”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很普遍了。政府一方面带领社员生产自救,另外还拨些粮食下来救命。只是不多,大人一天二市两,小孩一市两。于是食堂又恢复起来,小食堂改成大食堂(一个大队一千来人),一天两顿菜稀饭或菜糊糊把命吊着。然而有的人能吊有的人就受不了,于是就不断的死人。具体到我们生产队,非正常死亡人数能回忆起来的有:稻场嘴李四爷和他两个小儿共三名。稻场坝葛学珍的小女儿一名。和我家住一院的易国华小儿子(易四)一名。我二舅孙炳银一名。新瓦房屋基易大爷一名。太平场屋基杨七爷一名。檀木帮屋基张幺娘和女婿孙聋子二名。唐矮子(唐银兴)一名。鳏夫孔祥辉一名。李嘴白大娘一名。够了!一时也想不清了。反正那时我们新瓦房生产队人口110人左右,死了13个占10%以上已经不算少了。网上资料说,当年一亿人口的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一千万人,我们沙湾乡属城市郊区,生活环境和挽救措施比起其它县区要好得多,以其死亡率估算“一千万”这个数字应非妄言。

      有个今天想起来仍感觉奇怪的事也顺便说说,就是我们队非正常死亡的13个人中,除孔夫子的后人孔祥辉解放前是卖膏药的(成份是自由职业)之外其他全是贫下中农及其子女。而全队5、6家地主富农反革命黑五类,大人小人近30个竟没有饿死一个。按说贫下中农祖辈吃苦几千年,其承受力应该大大强于黑五类,谁知竟然经不起考验就匆忙而去了。

    

      四,校园生活剪影

      我在《泸州武斗亲历记》里开玩笑说我这人命大,得几次死里逃生。想想60年何尝不是如此呢,要不是59年去上中学,说不准也会落得个“非正常死亡”。本来我就愚笨不爱上学,56年就没考上初中,生产队劳动,修泸(州)合(江)公路、茜草公路,学打炮眼放炮都干过。两年以后也就是困难将至的1959年秋,公社办农中(现在改成沙湾职业中学),我却神戳戳地想上学了。一学期没完就开始饿肚子,先以为是有病,头晕光想喝水,找医生看医生说不是病,要说病就是饿病。一说饿还真就饿得不行,幸好学校周围是农村,下课放学不管是生麦生豆瓜果蔬菜,只要是能吃的就偷来朝嘴里塞。但是学校再饿也比家里断粮吃代食品好多了,学生和城里人一样每月多少还有定量粮食供应。之前城市居民(成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学生好像是30斤。从59年元旦后开始减少,最后减到每月18斤、15斤。还不完全是大米,有红苕、玉米面、古巴粉(吃起来有沙,后来听说是从外国进口的猪饲料。)政策都是针对被执行者而制定的,限制人口发展,就宣传晚婚晚育;没有粮食,就说小球藻代食品粗营养。其他中学我不知道,我就读的学校为了严肃校规就以饿制饿,以表现好坏决定吃多少饭。不是饿吗,就用饿来惩处学生,调皮捣蛋是不是,就用扣饭的办法来治理。

      说来也苦,一班40来个学生吃饭要评4个等级: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吃饭分等级是啥概念呢,一天两顿菜稀饭,馆子里用的长把勺(一勺有一小碗),每顿饭特等四勺,甲等三勺,乙等两勺半,丙等两勺。这个四勺和两勺哦,整整多一倍了,谁都是学生,谁都是肚子,你说整人不整人?现在想起来还牙痒痒地!什么吃特等的表现优秀,学习还不如我,是会舔班主任屁股的。甲等是学习中上听老师话的。像我这样学习马虎但很不听话,只配吃个乙等。丙等个孬种学习自是不行,还瘟笨得用袖子擦鼻涕,不饿这种蠢货饿谁!每一次开饭等于受一回罪,饿得肚皮贴背心了还要列队唱歌,唱什么“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哎,丰收歌声满山响哎——公社社员干劲高吔——今年要收唉——万担粮哦喝万担粮哦喝喝——”唱了才排队盛稀饭,吃特等的四勺有一大号缸子,当然吃得饱喷喷的了,我虽说是乙等两勺半,盛时一个劲叫炊事员满点满点,结果和甲等三勺也差不多了。丙等就干两勺,哭浠浠几口喝完转背又饿了。

      吃红苕更气人,我个子矮,排队紧接女生。而我前面的女生是个人高马大的女生,为得好处就和炊事员套近乎送秋波。我还记得那女生姓聂名智秀,瓜子脸瓜子脸的比我要高一个头。聂女生个子虽高除了讨好老师炊事员没其他本事,吃饭和洒家一样同是乙等。问题是同是8市两熟红苕,她的两条红苕硬是比我那两条红苕大得多。回回如此顿顿如此,一看一比那人就气得想哭想骂。终于有一天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我把我那两条背时红苕摊在手上质问炊事员老白,说:

      “白师傅你是咋个称的红苕?咹,你看看我这两条红苕,能塞进聂智秀那两条红苕的肚子里头,做人多少得凭点良心讪!”

      人小声高,我这一闹不打紧,白炊事就去校长那里反映我,大女生女聂智秀哭一路向班主任告我,说我要把啥塞进她肚子里。弄得我又是写检查又是解释,说聂智秀你误会了,不是要把啥塞进你肚子里头,是我的红苕小,你的红苕大,我的红苕能装进你的红苕的肚子里。也不知道解释了多少遍,她个大洋马才饶了我。而心里却说,我才十几岁能把啥塞进你肚子里头?就算能塞,你想干老子们还嫌饿人哩!

      校长老师也没良心,说是同甘共苦背着学生就多吃多占,而且师出有名。因为饿就把晚自习取消了,学生7点钟睡眠,这时校长一班人马开会学习也该结束了。开会学习多是摆样,吃加班饭是真,吃饱喝足了叫学生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学校有土地,不等麦子蔬菜成熟就得有人看守,又是学生遭殃。值夜看守,凡两小时一个班次。学生本来就饥饿,上半夜都够受的就别说下半夜了。开始两夜还好,很快就出问题了。拧闹钟。比如该两点接班4点交班,而轮值的学生守了不到一小时就把钟拨到4点上,叫下一班的人上岗然后高枕去也。你也拨他也拨,这样一来下午6点至第二天早6点,12小时共六个班,还不到半夜12点所有的班次都值完了。轮值的学生心照不宣,教导主任等检查时不见人影自是大发雷霆,查不出道道就统统扣饭,再改成一个小时一班。那年月扣饭比割身上的肉还伤心,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本不偷自家(学校)东西吃的学生就监守自盗。先是被扣饭的偷,很快大家都偷。半熟的麦子摘来搓搓就吃,豌豆胡豆(蚕豆)也是一样,才有点嫩籽籽就活剥生吃了去。至于黄瓜蕃茄更不在话下,校领导问怎么不见红蕃茄?大家就学猪装象,说是啊,咋个没看见有红蕃茄,可能是种不好,结几个根本没有会长红的。麦子也一样,刚半熟地里就成了鬼剃头,一片一片有麦杆没麦穗,黄瓜茄子是光开花不见果。所谓法不责众,校领导也无可奈何。还有就是偷食堂的稀饭,食堂是个敞口厅,炊事员把稀饭煮好就舀来倒在厅里的大盆里。我和同学伍先明值5---6点班时(天未亮)发现有可乘之机,拿缸子来趁老炊转背舀两缸子开溜,呼呼吃了身暖肚饱侃封神演义,偷吃了许多次竟从没被逮住过。

      一月十几斤粮食二两菜油,长时间没肉吃,蔬菜等副食品很少还经常没有。没有菜吃时每顿就给学生半汤勺盐下饭,夜里饿得睡不着同学们就起来冲盐水喝,一边喝盐水一边逮身上的虱子比个大个小,一个个涨得肚子发亮还砰砰砰地看谁拍的最响。啥叫苦中作乐?这应该算是最精彩的苦中作乐了吧。

    

      五,关于粮票作废

      1960年9月1日的清晨,整个四川省的天气普遍不是很好,愁云淡淡淫雨霏霏,雨点在凉风的裹挟下向等待购买早点的人们的身上、脸上砸去。店门终于打开了,当一涌而进的食客们挤到卖牌子(先要买牌子,才能领到所需的食品。)的柜台前,只见那瞌睡未醒的女服务员张开满是黄牙的厚嘴,从喉咙深处发出一串令人涩心的古怪声音,然后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坐下来边打开面前的抽屉边说:“新粮票。买东西的拿新粮票来。”

      “新粮票”——长长的队伍一阵燥动:

      “新粮票!啥子新粮票?”

      “大清早闯鬼吆,新的旧的不是一样的用法?”

      “锤子喽,这个婆娘日仗得很,卖个稀饭馒头有啥子了不起的!”

      女服员从柜台里面撑起身子,引颈怒目朝说她“日仗”的小伙子吼了过去:“蛋子子都没长圆说话干静点哈,别说老娘没跟你娃儿打招呼!”

      “卖吆卖吆扯啥子婆唆经呕!”

      “卖啥子卖?拿新粮票来!”女服务员一屁股坐回椅子上,乜了柜台前那人一眼,喷鼻子道:“拿新粮票来!从今天起,以前的粮票统统作废,要吃东西拿新粮票!”

      又饿又急的排队长龙顿时炸了锅,这当儿一个难得一见的胖男人走了过来,鼓眼睛上的两撮扫把眉黑得像漆漆过似地。胖子把围攻服务员的人们劝开,两手鸭子扑水般叫大家静一静,说:“各位同志们个位同志们,不关我们饭店的事,旧粮票真的停止使用了,昨天半夜市里头才通知的……”

      ……….

      顺便编个段子,像不像那回事反正旧粮票不能用了,哭也好咒也好日爹骂娘也好,就是买不到东西吃了!

      看得有那么点儿幸灾乐祸,谁说不是,反正我一两粮票都没有,见有粮票买东西吃的人就流口水,这下作废了好,作废了看你有粮票的龟儿子们还那啥子来眼气人!

      我没有看见过政府的公告,也不知道有没有作废粮票的公告。如果有,想必也是强词夺理不得人心的东西。经过网友证实:1960年8月31日之前的四川省地方粮票(包括各市县发行的粮票证卷),于9月1日起全部停止使用。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特好,事先竟毫无风声,等民众知道时所有的粮票全部变成了废纸。粮票少的人摇头叹气自认倒霉,粮票多的人的人捶胸顿足哭天抢地。而值政府的公信度于不顾、几乎是草菅人命的一道指令,从寒交迫的四川人的肚子里刮走了不知道多少亿斤粮食。粮票的背面有说明——无价证券。但是,粮票无价而粮票所代表的粮食不只是有价,拥有它就意味着不受饥饿,甚至意味着拥有生命!遭遇强盗似地掠夺的人们除了几声哭泣、几声骂娘以外,从没听说去向当局抗议要个说法啥的。结果是党、政府的威信陡峭下降,同时也再一次地验证了: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不过粮票作废对农民没什么影响,都吃食堂,除了有城市亲戚给点粮票其他人少有。也就是粮票作废的那两天,上晚自习时同班的一个女生兀自哭泣,呜哝半天才说她的一斤粮票作废了,早知道就买东西吃了。整整一斤粮票啊!听她这样一讲,劝她的同学都生气,说你不是天天叫穷讪,给你借你还说没有,活该!于是女生像死了妈一样哭得更起劲。和我家住一个院的亲戚,耕读教师,婚后(丈夫是机关的)生一对双胞胎,母亲没奶天天磨米浆喂婴儿,粮票突然作废饿得两个孩子白天黑夜不断地啼哭,所幸没被饿死,但是营养不良造成弟兄俩畸形,头大脸尖像外星似地,直到长大成人也没恢复过来。

      总而言之,“粮票作废”这件事做得很绝很缺德,如同银行破产,把危机转嫁给了无辜民众,被坑过的人现在提起来还余气未消。

      世界上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一分为二”的哲理,“三年困难时期”也有好的方面,男人饿得没劲女人饿得绝经,于是性犯罪行为几乎绝迹。还有就是在尚未提倡计划生育的情形下自动绝育,极少有怀孕妇女,农村人口成为负增长。法院公告上除了反革命犯罪都是抢窃犯罪,穷凶饿极为了一点吃的就能杀人。离我家十来里路的蒙子坳,一个姑娘去城里走亲戚回家,筐里有点米被同路人看见了,案犯就用姑娘的辫子把她勒死抢走了米。许多农民离开家乡周游城市舔盘子,所谓舔盘子就是在饭店餐馆一角呆着,等吃食客的残羹剩水,哪个饭店餐馆都不少于4、5个舔盘子的,往往食客还没走人便一涌而上抢起来。还有一种绝活,从买熟食的人手里抢馒头包子饼干一切能吃的东西,抢成年男子的要被痛打,就抢妇女儿童,瞬间从抢过来“哌哌哌”朝食品上吐几口唾沫,就造成个“既成事实”,就算还你你也不愿要了。这种事儿多如牛毛,妇女被抢了还能骂,儿童只会哭,哭得撕心裂肺凄凄惨惨凄凄。时候长了泸州人把“舔盘子”当成了蔑视别人的口头语,两口子吵架一说就是:看你龟儿个B样子,只在得住(配)去舔盘子云云。总而言之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丑态都暴露出来。史记上就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三年困难时期”活人吃死人的事也屡闻不鲜。

    

      六,应该记住一个叫邓自力的人

      我在网上看到过泸州赵永康先生关于邓自力君的介绍,字里行间无不对这位曾任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老前辈充满敬意。1959年前后我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青少年,是从大人口中知道邓自力这个名子的。邓自力所以名噪一时妇孺皆知,并不因为他是泸州地委书记,是因为他倒了霉,成为泸州地区的“右倾复辟”的总指挥。报纸、广播、开会传达批判,才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

      我最佩服3个人:彭德怀、马寅初、邓自力。彭德怀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天下皆知;马寅初乃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因著《新人口论》一书在反右斗争中挨批。马寅初不承认他的《新人口论》有错误,黄炎培等人相劝,周恩来做工作,叫他写个检查,应付一下就可以过关都不肯写。此公有一段名言大概是这样说的:

      “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检查什么,把正确的东西检查掉,把错误的东西留下来?”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真知识分子也!我们国家这样的胆识之士太少了,太少了!少得使错误的思想行为为所欲为,所以才坎坷跌宕国运维艰。历史证明,如果按照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早抓计划生育,大陆人口起码会减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房价就可能没有这么贵,失业率、教育费用就没有这么高,贫困人口就没有这么多,各方面的事就好办一些了,人民生活就好过一些了。

      彭帅、马老虽是高风亮节忍辱不屈,但离我们远了感知恨晚。而邓自力却似一棵流星,虽然一闪而过,却使包括我在内的同代人感受到了他的光焰和热度。我无缘见到邓自力先生,至今都不知道此公高矮胖瘦。然而这个名子几十年来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可能把自己的名子忘了也不不可能忘掉邓自力这个名子。

      如上所述,1959年元旦过后的泸州农村,已是一片饿殍遍野生命倒悬的状况。改鲁迅先生的诗就是:忍看亲朋成新鬼,哭向荒丛捉鼠吃。老鼠也不容易捉到,有次捉到一只中等大的老鼠,怕浪费了就用开水烫皮,又去生产队偷(又是偷)了几个萝卜白烧(没油爆也没酱油),兄弟姐妹和参加捉老鼠的邻居6、7个人共享,连尾巴骨头都嚼吃了的,还说好吃得很,比吃九大碗还好吃。好吃吗,现在我还能回味出那背时老鼠的膻味来。这样说并不意味老鼠肉不能吃和不好吃,主要是没经过爆炒又没作料,就是最稀罕的唐僧肉也不会好吃的。


      1960(61年?)年春夏之交,上面忽然有政策,“解散食堂”,“划自留地”,“恢复自由市场”(成立公社后乡场集市都取消了的)。农村社员得了土地赶紧种瓜菜粮食救命,却不知道这个“上面”不是上上面,而是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和他的一班人在“顶风作案”。好景不长,仅仅收了一季农作物邓自力就倒台了。只到这时,包括社员群众才晓得撤食堂划自留地是邓自力搞的。邓自力搞“右倾复辟”,邓自力“挖社会主义墙角”。邓自力胆大妄为破坏“总路线”。邓自力瞪着眼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撤职查办。但是,几十万泸州地区的农民却因此收获了一季救命的庄稼。就这一季庄稼:高梁、玉米、南瓜、绿豆……救活了多少人?!假如没有自留地里的这一季庄稼呢,又该多饿死多少人?!所以我十分佩服邓自力,感恩邓老,我想凡是熬过那场劫难的泸州人尤其是农民,都应该对邓自力同志有所感恩。

    

      六,刹小偷小摸风

      1962年上半年,中央终于调整农村所有制等政策,撤消社员食堂,给社员划分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瞎指挥、共产风、一平二调等错误得到检讨。两季庄稼下来农民生活有了基本上的保证。可是“困难时期”害上的一个病,却没有随着生活的改善而康复。这个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个偷病,又被叫做“小偷小摸”。困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小偷,偶尔互相碰上了假装不认识各偷各的。麦熟偷麦稻熟偷稻,没有锅就用坛子罐子煨。一家人煨的煨放哨的放哨(怕被捉住),水开十来分中赶快把明火熄掉,余火一闷麦饭闷开了花,吃起来奇香无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难看,端着被烟熏黑的坛或罐站在食堂的四方桌子上挨斗争,斗了还要扣饭。今天你挨斗明天他挨斗,斗来斗去大家都不要脸皮了。于是斗归斗偷归偷,白天挨斗夜里照偷,反正不要脸了又犯不上死罪,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饿着,于是就落下了个偷病。社员偷干部当然也偷,社员是各自为阵偷山上地里的,干部则商量着偷仓库保管室的,只不过“刹小偷小摸风”的时候,只整社员不整干部罢了。

      撤消食堂以后我们联合管区改成联合大队,记不清是62年还是63年冬,“刹小偷小摸风”的批斗会在新庙子召开,每个小队都得抓一两个典型杀鸡给猴子看。之前我才辍学务农,恰遇一队长亲戚偷了我家唯一的一只生蛋母鸡被发现,年轻气盛的我去他家要回被拧死了的鸡,并捉走了一只兔子于以抵偿。不久“刹风”开始,队长亲戚四处放风说被斗争的名单上有我。按说我才从学校回来,虽偶有作案罪莫小焉,但干部要斗你还真没商量,惶恐之下每次开会前就在家里用棉花先把膝盖头包上,寄以跪地的时候能够减轻些痛苦。

      第一个被抓出来斗的是新庙子生产队的地主崽子万XX,绰号万人MR(MR---意同娃。糟蹋人的话,骂别人是上万个男人干出来的)。万人MR高大膀圆,问他偷了多少东西多少回,说不记得,问他和那些人伙着偷他说都在偷。刚才说杀鸡给猴子看,既然被抓出来了承不承认都得挨打,话不投机三拳两脚就把万人MR个家伙吊上楼欠,一阵乱棍打得鬼哭神嚎,打完拖走再打下一个。共8、9个小队连续斗了十来天,棍打高吊棕绳抽,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就是把衣服剥了用活麻蹭肉身。活麻是一种很厉害的野生植物,能像蝎子似地蜇人。别说用它蹭人的身体,就是牛走进活麻丛中都会掉头跑开。人一但被活麻蹭了,蹭到那里那里就起火红疙瘩,奇痒无比奇痛无比,厉害了能要人命。每次开会看别人挨斗挨打,我就提心吊胆地想下一个该是我了下一个该是我了……然而十分幸运,直到斗争结束竟然没有我的份。那种感觉岂止一个幸运了得!侥幸万幸,轻松幸福,老子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阿弥陀佛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我为什么漏网了?不知道。后来听说其他公社太过火把人打残废了,于是市里下指示叫收场。

      所谓“刹小偷小摸风”可能是地方性的,其他省份还没听说这样搞过。不过这次杀鸡给猴子看的“刹风”行动,比开会批评教育管用多了,许多年的小偷小摸行为一下子就给镇住了,真是乱世典重刑,不打不触及灵魂啊!

      1963年之后,人民公社实际上名存实亡。“队为基础单独核算”,自留地,自由市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顿时高涨。经过三年的努力,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粮食、副食品和生活所需的工业产品应用尽有。然而刚刚好起来,突然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闹得百业凋蔽。70年消停下来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学大寨斗私批修,搞人造平原,“一平二调”大兵团作战的老毛病又死灰复燃。一言以蔽之,从文化大革命到土地下放的十几年间,人民的生活又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自是更甚,长期地处于半饥饿状态,饿得四川女人满“世界”乱嫁,弄得几千年的天府之国名声狼籍,被全中国人笑话。

      1980年后我进入邮电部门工作,时不时遇见来邮局寄信且乡音未改的四川女人,问她们是四川哪个地方的,有彭山的泸县的,竟还有来自成都平原上的。说你们咋这样子蠢呵,成都平原鱼米之乡,彭山泸县哪都比安徽这个西北利亚(阜阳地区)好,嫁到这里来吃红芋片子馍安逸啊?四川女人的回答都一样,说你们工人阶级知道个啥子哦,生产队一年渣渣毗毗(毛粮)人均二三百斤,半年都不够吃,饿得心慌撩乱伤心死了,这里吗红苕杂面倒底要好一些讪。说起家乡,那些已近半老的四川女人无不眼泪区区地。其实,她们说的那些情景我何尚不知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因饥饿,难见亲爹娘!呜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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