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作为执政党，中共不断发动群众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其中最令世人瞩目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政治的原因，国人（包括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比较充分，研究也相对深入，但是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思考和研究却始终没有展开。到今天，那场与文革相比同样是震动社会、摧残人心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人们需要、也希望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样发生的。
其实，从毛泽东的思想历程来看，反右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反右就是文革的预演，文革就是反右的继续。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那时发动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笔者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在1956年和1957年，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理念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过程。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执政党认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下一步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经济建设，尽快实现工业化。为此，就需要调动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积极因素。恰值此时，苏共召开的二十大提出了一套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方针，进一步刺激了中共的思考。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十大关系”，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主张，而这些方针和主张在中共八大被确定下来，构成了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中国似乎要走上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然而，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危害以及东欧各国民众的反抗情绪，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恐慌。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可能丧失。这种危险的主要根源不是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而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一旦这种情绪蔓延和膨胀起来，势必为国际阶级敌人所利用，进而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于是，毛泽东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共产党内，并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调整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此则需要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主张遭到了党内多数干部的反感和抵制，而他倡导的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做法则受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拥戴，再加上在毛看来，经过几年的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已经归顺了党的领导，于是，毛泽东决定邀请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实行开门整风。然而，民主党派座谈会召开不久，毛泽东就敏感地认为，这些鸣放的言论有两个危险倾向: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在中共中央“引蛇出洞”策略的引导下，鸣放言论越来越激烈，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学生运动同农民退社、工人罢工搅在一起，使毛泽东感到“中国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中共高层一致决定，必须重新开展一次群众性阶级斗争，坚决打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于是，党内整风便迅速转为全社会的反右运动。
概括起来，波匈事件-党内整风-反右运动，这个三步曲大体上构成了那场政治运动如何缘起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本文的研究是以充分的史料为依据的。笔者首先研究了大量文献史料，特别是有选择地查阅了北京市、上海市、吉林省、陕西省、云南省五个档案馆有关整风反右的档案材料。[1] 同时，还利用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当事人回忆录。作为当时的新闻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很重要，但在笔者看来，在报刊类中，最值得注意的应属新华社发行的《内部参考》。至少在反右运动进入高潮之前，这个刊物的报道还是尊重事实、实话实说的。[2]要梳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当然需研究他在此期发表的讲话、报告、指示、文章，但这类材料很多，且虚实兼备，更因对象不同而各有侧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因此，在考察和理解毛的公开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时，笔者重点利用了两个史料。一个是毛泽东秘书林克的日记手稿，那里记载了不少毛泽东私下谈话的内容。[3] 一个是毛泽东修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稿（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经过和具体内容。[4] 这是观察毛泽东此时思想变化的两个极其重要史料:一则，就真实性而言，毛对他身边人员透露的心声大概比他的公开讲话更可靠；二则，毛本人把《正处》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修改时反反复复，字斟句酌，不厌其烦，而这个过程恰恰与整风向反右转变的过程同步。所以，毛泽东对局势估计、对问题认识的变化，应该比较真实地反映在这些史料中。
在仔细梳理和认真研究上述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客观地重现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中国政治局势变化的复杂过程，向人们提供一幅反右运动缘起的真实画面。
一、中共中央对波匈事件的反思
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5] 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唯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
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众闹事现象？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出来后，中共的主要精力在于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执政方针和路线。通过召开八大，这些目的已经达到。现在突然又冒出一个波匈事件，而且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前者。那么，中共在波匈事件中究竟看到和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6]
1、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刘少奇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后，11月10日，中共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共296人，分为9组。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了6天。[7] 会议由刘少奇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共讲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的问题；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共的方针。
刘少奇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是社会主义内部的问题”，接着提出这两个事件性质不同:“波兰事件非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领导权”。在详细介绍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经过后，刘少奇对这次“共产主义内部最严重的事件”分析了其发生的远因和近因。远因之一，波兰和匈牙利都是苏联解放的，在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没有把工人和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也没有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改造；肃反中犯了错误，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却没肃清；工农缺乏阶级觉悟；对待民族问题也同样没有阶级观点。远因之二，重工业投资过多，不重视轻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没有改善；领导人有特权，人民生活苦，群众不满。远因之三，搞教条主义，照搬苏联不灵，便失去信心；苏联干涉其内部事务，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近因之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在党员群众中引起混乱；二十大后控制不住，煽起反苏、反斯大林的浪潮。近因之二，事件发生初期，苏联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进行煽动。谈到中共的立场，刘少奇说:我们的方针，第一点是中苏两党团结。第二点是做好我们的工作。第三点是给兄弟党提意见要谨慎。[8]
关于如何以波匈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免重蹈覆辙，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少奇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关于防止新贵阶层出现的措施，刘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对反革命阶级、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对人民群众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当然，这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讲的大民主、无领导的民主。”
其次，“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这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特权等。还谈到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在这方面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他列举了美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的例子，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最后，刘少奇讲到了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强调说:“我们工业建设的速度要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不至于上街游行，不至于闹事，还比较高兴，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他赞同陈云的意见，也主张经济建设速度宁可“慢一点”，“稳当一点”。[9]
刘少奇的倾向是明显的，即在共产党内部找原因，所谈的预防措施，重点也是改进执政党的某些制度、政策、方法。报告把问题的落脚点锁定在经济方针，把波匈事件的教训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联系起来。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先谈了波匈事件的两个教训:第一点，在中国，对周围兄弟国家也有个别大国主义的做法，对兄弟民族也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周恩来特别指出，中国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第二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周特别强调后者，提出:“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但“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由此谈到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周恩来说，中共八大提出建设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来，时间可能还要长一点。周恩来委婉地指出: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可以放慢一点，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他以钢产量指标为例:原来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年产3000万吨，照现在的速度不可能实现，所以八大确定的指标是2000-2500万吨。从减缓工业发展速度的设想出发，周恩来又提出，八大建议的经济指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都还“只是个建议”，也是可以修改的。周认为:“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
为了制定1957年的经济计划，周恩来认为应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正确的评价。周提出了“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而形成的看法:“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周重点讲了错误:“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10] 周恩来还专门讲了1956年的冒进问题。他说，从1955年年底反右倾保守开始，经济领域就刮起冒进之风，1956年势头更猛。虽然国务院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一再刹车，效果却不理想。周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冒进了一些，就是数目打大了”，“各方面要求是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不容易控制”，失去了平衡。
关于1957年的计划，周恩来宣布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方针: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适当收缩。周恩来特别提醒说:“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下来，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因此，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生产控制数字，适当收缩，主要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还要减少国防和行政支出，冻结编制、预算以及国防和地方的结余，注意平衡物资，安排就业，再大力开展一次增产节约运动。[11]
第三个报告的是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1月11日晚上，陈云在全会上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全会专门提出粮食、猪肉、食油这样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是因为当时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出现了紧张局面，并引起社会不安。首先是粮食紧张。陈云报告说，明年粮食将有50亿斤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12] 副食品里猪肉供应紧张最为突出。
陈云提出，增加生猪生产的方针就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饲料问题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陈云还集中讲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交流，推动了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改革。尽管开发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解决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在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开价格和管理。[13]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14]
仔细阅读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15]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至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最后，毛泽东提到阶级矛盾问题和对民主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6] 这显然是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社会动荡而言的。
全会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看法。[17] 首先是关于经济方针，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里。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针对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基本正确，成绩很大，错误不少”的估计，毛说:“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特别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有关冒进的提法，毛告诫道:“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因此建议，把国务院预算报告中“稳妥可靠”的讲法改为“充分可靠”。
对粮食、猪肉供应这类民众生活问题，毛泽东也感到问题很大，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不过，与刘、周、陈主张尽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泽东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针对东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来。11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李慎之还具体提出，应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他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8] 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准备加以利用。不过，毛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八届二中全会是波匈事件后中共高层第一次全面讨论如何应对东欧风波在中国的反应。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的分析，党内没有分歧，转到中国问题后，不同的声音便出来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认为主要是解决执政党本身的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同时也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必须防止执政党发生异化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不过刘、周集中谈的是改革制度，而毛更强调加紧思想教育。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如何调整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反复提出应减缓发展速度，压缩基建和积累指标，以更大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止出现东欧式的社会动荡。毛泽东对此则不以为然，尽管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意见，但他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
2、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波匈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发表了一篇演说，又在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一阵风浪。与苏共、中共的判断不同，铁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是“不必要的”，而第二次出兵虽然可能有必要，但却是“错误的”。铁托反驳了南斯拉夫应对匈牙利闹事和事态扩大承担责任的看法，认为这些观点来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分子”。由此，铁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问题。在铁托看来，尽管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但其认识却有相当的局限性，实质问题不在斯大林个人，而在斯大林建立的制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做到的事。”[19]
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作为苏共中央喉舌的塔斯社19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铁托的演说同南共联盟领导机关此前不久的相关说法“格格不入”，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演说“流露出一种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的倾向”；把共产党分成“斯大林主义者”和“非斯大林主义者”的党，在客观上“只会危害共产主义运动”。苏共还特别批评了铁托关于个人崇拜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与西方“反动宣传”相提并论。[20]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蒙古各国党报群起攻之，意共和法共领导人也相继发文章或做报告，谴责铁托及南共联盟。[21]
中共领导人同样特别关注此事。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毛泽东说，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指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而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毛提出，我们要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会议认为，如何对待斯大林和犯错误的同志，是一个分清敌我的根本问题。铁托要把犯错误的人赶下台，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是完全错误的。[22]
铁托演说后，苏联和东欧各党纷纷表态，进行指责。为了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11月29日毛泽东提出，中共也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可以叫“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第二天，毛泽东将会议上讨论的意见归纳为四个基本论点: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第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铁托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把这些同志称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
在12月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文章的设想和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斯大林主义。应明确地讲，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问题。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关于文章题目，毛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最后，毛泽东指定他的两个秘书胡乔木和田家英以及吴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商议分工之后，各写一部分，最后由胡乔木通改全稿。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文章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见。经胡乔木等人修改后，政治局于19日和20日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该修改稿。会议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一、对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提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文稿关于群众闹事是可以避免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因为“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但群众是无罪的。回避苏联第一次出兵的问题，而明确肯定第二次出兵是正确的。二、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结果造成右倾危险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毛泽东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应该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三、毛泽东反复强调:“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四、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的共同道路。
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集中点”。会议认为，在指出错误的同时，文章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斯大林虽然有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其中都有他正确的一面: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只是扩大化而已；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还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兄弟党，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特别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毛泽东强调:“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的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
这次会议“讨论得非常详细”。归纳起来，中共领导层进一步在思想上明确了以下逻辑链条:苏联以往的错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问题；但是，又必须为斯大林辩护，因为保护斯大林就是保护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缺点；苏共二十大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搞非斯大林化，才引起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泛滥；所以，波匈事件的关键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镇压和肃反不彻底。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考虑敌我矛盾的大背景。
文章按照这个思路又修改了两天，12月22日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认为可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23和24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采取分段议论的方式，再次对文章提出修改意见。主要有:修正主义思潮的要害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强调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继续明确“以苏联为首”，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多中心论”；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又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从理论层面解释波匈事件的起因，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明如果处理不好，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二是再次明确指出要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成就辩护，并强调现在只有中国有资格出来辩护，因为中共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些新的做法”。此外，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决定删去文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一段文字。此时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主要有两点不同看法，即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大概是想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解决前者，而避免引起苏共的争议。
从12月27日下午到28日清早，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文章最后定稿。毛决定，28日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时，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23]
中共最高层如此重视一篇文章，数度开会，反复讨论，八易其稿，除了1945年和1981年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原因在于，这不是一篇一般的文章，而是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思考的结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共必须应对苏共二十大、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铁托和陶里亚蒂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西方政界人士和舆论媒体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从理论上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阐述。
与《一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相比，《再论》反映了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变化的轨迹。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高层在议论中虽然也提到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思考的重心在批判教条主义，强调如何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24] 波匈事件及其引发的国际风波，迫使中共的思路转向，把批判的“主要锋芒”对准修正主义，强调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当然，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并且正要继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毛泽东，并不是要改变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路，因为很显然，即便是强调“共同道路”，毛也没有忘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是，波匈事件的震动，铁托“普拉演说”的发表，已经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道路本质上同苏俄经验、列宁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是一致的，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苏俄的经验，否定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也就否定了中共自己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同沿袭苏联经验、移植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相比，否定苏联道路、抛弃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是更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中共第一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尽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中共高层的讨论中可以确定，所谓修正主义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此后，“修正主义”的概念在中国被官方沿用二十余年，成为著名的政治批判符号。
《再论》发表后，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普遍反响，各国共产党机关报刊先后转载。反应最为强烈的是苏联。《再论》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就几乎全文转载。在1956年的克里姆林宫除夕联欢会上，赫鲁晓夫特意走下主席台与中国大使刘晓拥抱、接吻和干杯，称赞这篇文章“非常好”，他本人“完全同意”，还请刘晓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坐在一起。其他苏联领导人也纷纷表示赞许。[25] 苏联民众对《再论》的反应更加热烈。转载《再论》当天的《真理报》发行了约2000万份，之后还印发了100万册单行本。文章刚一刊出，苏联国内就有许多读者打电话、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表示对文章“非常满意”。有读者说:“我参加共产党三十年了，据我评判，这样的阐明斯大林功过问题深刻地符合我们内心感觉，符合每人的心意，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读者说:“我不能不对中国同志表示感激，他们这样公正地评论我党。”一些读者认为《再论》“给目前国际形势和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走的历史道路以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巨大的意义”。《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告诉中国记者，“许多宣传员认为这篇文章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问题的典范”。[26] 苏联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斯大林和铁托问题的分析，他们完全同意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有的说，《再论》说出了我们人民心里的话。还有的说，如果斯大林尚在，波、匈事件不可能发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看出中共和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歧，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结论。[27]
从中国驻苏记者的报道看，苏联各方高度评价《再论》，主要是因为它充分肯定了苏联的基本经验和斯大林，在对匈牙利事件和南斯拉夫铁托演说的问题上，保持了与苏联基本一致的立场，在一片反苏的国际舆论中，这对苏联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正如苏联读者所说“这对于打击目前反苏叫嚣很有作用”，“是中苏巩固友谊的再一次宣言”。[28] 中共在历史上受过斯大林的压制和怀疑，也对苏共的某些做法进行过抵制，而现在既坚持苏联道路和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反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又有分寸地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给人的感觉是立场坚定、态度公允、目光远大。《再论》的发表，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威信。无怪乎有些苏联人在盛赞的同时，表示出对自己领导人的不满，说赫鲁晓夫应该到中国去学习。甚至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伟大的列宁继承者毛泽东，苏联人民已由斯大林崇拜转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拜了。[29]
尽管中共领导人赢得了如此赞誉，但他们同波兰、匈牙利执政者一样，也需要应对国内的复杂局面和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
3、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波匈事件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其他社会主义各国，除执政党外，整个国家也在积极思考。就中国社会而言，对波匈事件作出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基层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民主党派和私营工商业者，不过，这些人只有言论而无行动。相反，一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虽然对东欧事变没有表现出浓厚兴趣，甚至也不大了解，但是对切身利益的关注使得他们中许多人采取了与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非常类似的举动——退社、罢工、罢课、请愿和游行。这确实给执政的中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基层干部、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他们对波匈事件的反应最为敏感，产生了许多疑问。
人们对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普遍感到意外——在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也会发生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并且提出了许多疑问:匈牙利的暴动如果是反动的，为什么有许多群众参加？如果是合理的、正义的，为什么政府又要镇压，苏联军队也出来了？开始报上说是暴乱，后来又说是革命，到底革命对象是谁？纳吉说要保卫革命的果实，是指匈牙利建国以后的果实，还是指这次事件的革命果实？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去波兰是否妥当？匈牙利请求苏军帮助平息叛乱是否合适？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是否做得有些偏激？他们提出要求独立、主权是什么意思，难道苏联妨害了他们的主权和独立？他们提出要求苏军退出波兰、匈牙利，是否会使华沙条约组织陷于瘫痪？如此等等。[30]
在感到意外和疑惑的同时，人们对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也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匈牙利的党已经被资产阶级篡夺了，党已经变质了，建立了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被颠覆了，这都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打击得太厉害引起的后果。但更多的人认为事件源于苏联对外政策的错误，如果苏联早一些检讨和改正过去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错误做法，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对于苏军在布达佩斯出兵镇压的行动，很多人认为有干涉内政之嫌，给帝国主义以借口，而且容易激起匈牙利的民族情绪。清华大学有教授说，波匈事件是革命输出造成的后果。上海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争论也很大，有人认为苏联出兵是“走错了一着棋，很被动”，这样做“不符合华沙条约规定，因为华沙条约是对付外来侵略，不是对付内乱的”，“苏联出兵是把小国当作自己的支部一样”。[31]
无论把事件起因归结为苏共二十大还是苏联对外政策，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很多人的看法已经深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上海一些职工、干部、工商界人士就认为，波、匈共产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不关心群众生活，结果“官逼民反”。还有人认为是党内不团结，同中国的高饶事件差不多。更有人挖苦说:“天天夸社会主义，夸了半天闹成这样。”
最敏感的议论是，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尽管不少人认为中国党处理问题稳妥，对于斯大林问题比较慎重，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但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国内存在的同样问题。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33] 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报》，指责中国报纸对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封锁消息，他说:“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出给读者”。“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只有报纸来提供这种自由”。他严厉地指责《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暴动以及波匈事件的报道“粉饰现状”，报喜不报忧，“令人作呕”。信中表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大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坚决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发扬，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忠实地遵从这些原则，才能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人民群众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变得聪明，成熟，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热爱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来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34] 胡伯威的来信已经超出当时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程度，但还有更为极端的言论。比如，在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就出现了粉笔写的标语:“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35]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表露，东欧的动荡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属机关共收到来信5200件，普遍反映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满。[36] 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遍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反映:“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37]
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还仅仅是对中共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则主要表现为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继续发展，甚至日趋严重。
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民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38]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情况，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9月29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524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另据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从2月以来，已经批准退社的小业主有535人。有一个五金联社，退社的小业主涉及到50个基层单位，共计398人。[39]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6月到9月已经发生了6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发生了60多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12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53个合营工厂1834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10个厂，116人；怠工的有3个厂，60人，请愿的有2个厂，29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38个厂，1629人。[40]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400多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体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还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此外，还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10月底，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2
月下旬，陕西省少数学校的学生发动了集体签名，强硬要求用罢课或绝食等办法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抗议。[41]
波匈事件后，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确有扩大趋势。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42] 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朝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农民和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管理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和反抗。[43] 纵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困惑、不满、骚动，与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