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发生的“闹事”和社会问题，中共在召开八大时已经有所察觉。这一点，在中共八大的各项报告以及大会发言中均可看到。[44] 对于前述一些地方党委的报告，中共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和转发。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新疆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这两个报告，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精神。[45] 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实际上也是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一些地方报告，并发出一些相关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农业合作社在当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包工包产不合理、劳动报酬定额不够准确的问题加以清理，在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制度时，采取多奖少罚的原则；对入社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的问题，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对农业社干部的报酬，应该根据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合作社章程规定，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适当的调整。[46] 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河北省委、广东省委的报告，在批示中告诫各地党委，“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因此让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对坚持退社的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可以允许他们退出，不必勉强把他们留在社内。批示还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难户的问题，要求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可暂时给以土地报酬。[47] 时近年末，中共显然希望通过调整年终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开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粮、请愿风潮，缓和农村基层的矛盾。
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同时，中共还着手解决城镇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场放开后，个体手工业营业“突然兴旺起来”，这对合作社社员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后，手工业社员收入减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评某些合作社组织，“没有认真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积累，后工资福利，把积累额定得过高，致使社员收入下降；在生产上不顾客观条件，把不该集中的也集中起来，甚至高度集中，社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业务不能开展，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业主的使用上，没有量才录用，或者给以适当安排；在技术手段上，追求机械化、工厂化，把公积金定得过高，处处向现代化工厂看齐。文章提出要对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积累比例偏高的，要适当降低；不该集中而又已集中起来的，要迅速分开；对小业主和辅助劳动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调整；工资不合理的，应当适当调整；管理机构庞大的要精简；对其它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加以改变”。[48]
与退社现象相联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体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49] 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批评了中共内部“左”的空气:“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毛承认，公私关系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还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工厂能够发展起来，这说明“社会有需要”。应该“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毛泽东以制衣业为例，主张私营工厂与合作社竞争，并把这叫做“新经济政策”。“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50]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同工商界人士谈话，肯定“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熟悉了，更加靠拢了”。还说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对与会者提出的许多问题，毛说对他帮助很大，而且承诺政府会和他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51]
12月17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说: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就有200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上，副委员长黄炎培发言提出私人开厂的问题时，刘少奇又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
“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52] 刘少奇的话同毛泽东的谈话如出一辙，甚至比毛更放开。一个细小却涉及实质的差异是，毛认为自由市场的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刘则认为私人工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过在当时，这样的差异还没有影响到中共领导人对私人开厂的看法。《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公开表明对个体户的态度。社论肯定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无害的事情”。[53]
三个月前，中共八大刚刚宣布“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又说“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这不能不说是政策性的重大调整。
缓解社会紧张，平息各地“闹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国民生活问题。1955年起，由于过分偏重国家基本建设，日用品生产受到挤压，加上各地争抢高速度，导致物价上涨，商品供应紧张。以大城市上海为例，“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所带来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发展农业四十条纲要草案提出以后，全国农业的生产劲头很大，纷纷购置各种生产资料和文教卫生用品，带动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上海市场提出了大量需要，原来上海认为积压的一些商品，很快定购一空，成为紧张商品。”当时国营商业部门曾想了不少办法开辟货源，满足生产方面的需要。下半年，上海的生活消费品供应也跟着紧张起来。8-9月间，全国范围内在提高工资基础上的工资改革陆续结束，增加工资后的社会购买力，很迅速地集中投入消费品市场。再加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上半年定息也在这一时期发放，更增加了对消费品市场的冲击。呢绒、绒线、针织品、家具等供不应求，部分高级消费品如自行车、无线电、手表、钻戒等，也畅销起来。工业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和紧张。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特别是猪肉来源较紧，减少了供应量，居民发生排队抢购的现象。[54]
面对压力，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计划时强调注意人民生活。12月18日，因周恩来出访而任代总理的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了“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的观点。他主张“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还提出要找出一个“民生和建设正确关系的标准”。[55] 虽然很难说这是要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针，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作为权宜之计，国民生活也已经被国务院摆在了基础的位置。其主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国民生活。八届二中全会前，各地上报汇总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为243亿元，全会决定调低到135亿元。陈云对这个指标仍有疑虑，于是在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提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削减。[56] 会后，国家经委经过仔细计算，果然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还可以削减。12月27日、30日，陈云两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主张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到114亿元，还说“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陈云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样做“可以避免犯东欧国家的错误”。[57]
为了解决企业职工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由刘少奇主管。12月17日，刘少奇召集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开会，座谈劳动调配、工业基础、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问题。刘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工厂用人可以考虑采取“劳动合同”的方式；“建立新工业基地，要研究轻重工业的配合问题”；企业管理可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管理委员会，“它又是领导，又是监督，主要是监督，是权力和监督机关”，并且不无担忧地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出乱子”。刘少奇还告诉与会者，中央要“全面讨论”工人问题，要求各种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能解决的应作出决定加以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有交代。[58]
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自然也是安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上半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在内部系统开始了一次检查工作。从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反映看，不仅对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有意见，而且对各单位内部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更多。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26日作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重点转移到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主要检查这些单位中的中共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中共承认，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在党派关系上，我们的许多同志不承认或者不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或者加以歧视和排斥；在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内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上，很多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想积极工作而不可得；在民族关系上，许多同志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指示要求各地和各单位“一边检查，一边解决检查中发现的问题”。[59]
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共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了某种“让步”的姿态。不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毛泽东看得比较严重。
5、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问题。[60]
毛泽东在1月18日的讲话似乎非常严厉，他一开头便指出:“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出现在党内，如争名夺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党内有所发展，一些领导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优越性有怀疑态度，反映富裕中农思想的单干风有所抬头。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学校里学生闹事的背景，一是学生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富裕中农家庭者占80％，一是受国际事件影响，“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毛特别指出:“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随后，毛泽东便用主要篇幅专门讲国际风潮对党内和国内的影响，从尖刻的言词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他是毫不留情的:苏共二十大“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子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接着，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中共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无非是要推翻共产党，结果就暴露出来。“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所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最后提出:“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的讲话，毛泽东重点谈了“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毛泽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闹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地主、资本家闹事是因为他们心怀阶级仇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议论纷纷是因为他们都讲唯心论，大学生闹事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至于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发生的少数人闹事的原因，一方面是“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一方面“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存在”。由于对立面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对待“闹事”的态度，毛泽东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他以匈牙利为鉴说:“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便成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闹得对的，就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闹得不对的，就驳回去。既“不能步步后退，好恶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也“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不能学段祺瑞”。应该耐心地做大多数闹事者的分化、引导和教育工作，而“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至于那些没有行动，只有言论的人，毛泽东主张后发制人的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总之，毛泽东最后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学问，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看，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在设计“引蛇出洞”的“阳谋”。显然，当时中共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在这里。从波匈事件后中共召开的几次会议和应对国内局面采取的方针可以看出，作为执政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共面对着三个问题，即中共各级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这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由于中共政策方针的偏差可能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不过，工农大众不会反对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会随着执政党自身的作风改变和政策调整而得到解决；党内外知识界（包括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奇谈怪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但由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搞得比较彻底，所以他们的力量和影响都有限，不会闹出大乱子。因此，要避免中国社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危机，首先要解决的是前两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执政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开展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设想和推动的党内整风运动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61] 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看法，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实设想并发动过一次整风运动。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执政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1、毛泽东试图通过整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鼓动和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共产党政权；国内根源则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中共就感到有必要在党内开展以学习理论为主要形式的整风运动了。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62] 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63]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八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64] 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八大召开前，毛泽东在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就提出:“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65] 在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66] 在此前后，报纸上开始报道各地开展整风运动的消息。[67] 刘少奇甚至向印度共产党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经验”。[68] 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最初提出的整风方式主要是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且是在党的内部进行，这与后来开展的邀请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的整风运动是有重大区别的。第二，之所以选择“学习文件”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进行整风，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与苏共相比，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69]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11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70] 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的，“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71] 可以印证这种判断的是，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72] 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73] 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做出决议。[74]
然而，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执政党再犹豫了。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而后者的存在往往是导致前者出现的主要原因。
情况确实如此。据新华社的报道，当时中国社会上大量出现的罢工、罢课、退社和游行请愿等现象，究其根源都在于执政党本身的错误和问题。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关于中共干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报告骤然增加。如江苏省少数基层干部“作风恶劣、横行霸道”，内蒙古农村干部“强迫命令非常严重”，河北沧县专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存在“命令主义倾向”，湛江市部分机关和干部“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江苏省少数机关“强占民房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兰州市一些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官僚主义很严重”，河北省县级以上机关、企业部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天津国营工厂“干部的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作风严重”。[75] 进入1957年后，情况更加严重。新华社福州1月12日讯，中共莆田县委召开三级扩大干部会，与会的504名区、乡主要干部中，70%左右都有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情况，致使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暴露得更多。江苏省震泽县没有一个统战对象，却设有统战部；江都县没有山林地区，但却设有林业科；淮阴专区有些县没有工厂，也成立了工会，还要收会费。浙江省吴兴县部分乡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程度:如乡干部捆绑、吊打群众，私设监牢和公堂，任意关押村民，甚至游街。[76] 还有报道说，湖北省部分农村干部中存在较严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阔气、比排场；怕下乡、怕进落后社、怕进山、怕劳动。[77]
现在，毛泽东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如何改变执政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