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泽东决定提前开展党内整风
根据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回到北京后， 4月9日，审阅和修改了这个决定。毛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最后都没有下发。[136] 其原因就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显得太迟了。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提前开始整风，并拿《人民日报》作突破口。《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长时间对双百方针没有进行主动宣传，报道也很少。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道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关于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的这两次会议，《人民日报》的报道异常简单。最高国务会议开完后，《人民日报》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不足200字的消息，还是安排在一篇关于经济问题的社论后面，位置并不显要，而对毛的讲话只提了一句。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报上连个消息都没有发。[137] 这就是毛泽东在杭州质问陆定一的原因。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怒气未消，决定对《人民日报》“动手术”。4月9日晚上，毛把胡乔木找来谈话，严厉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兼社长邓拓说:“《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党外很活跃，党外报纸或青年报纸很活跃，唯独党的报纸保持沉默，有异己倾向，己是马克思主义之己。新华社不知怎样？是否报导了这方面的消息，谁领导。我早说过，邓拓要走路，到别的地方，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只好让人走路。”[138]
胡乔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便登出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当天看过报纸后，就把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报社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还特意请来了社论的执笔王若水。毛泽东一上来就大发雷霆:“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还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邓拓赶紧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紧追不舍:“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毛泽东对邓拓发了一通火后，把话题转向了知识分子问题，说:“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还说:“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最后，毛泽东又批评党报不如非党报纸:“《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这次出去看一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毛还给几家报纸排了队:“《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 [139]
指责《人民日报》“抵触”中央方针、同中央“唱反调”，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党报4月10日以前很少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新方针，却是明显的事实，而这恰恰反映了党内多数干部的情绪。毛泽东迁怒于《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时的感受使然。
党内多数干部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冷漠处之，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就有一肚子火，看见《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赞同鸣放，针砭时弊，感觉到“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积郁的不满才爆发出来。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140]
毛泽东当然不只是发火而已，为了推动整风，他一连气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
4月17-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开会。[141] 会议的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很可能就是讨论整风问题，因为4月19日这天，毛泽东亲笔拟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并把讨论中“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各级领导的意见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写成报告”，在15天内用电报（外地）和书面报告（北京）送中央。[142] 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调查之广泛、详细，要求之严厉、急迫，足见其急于打开党内局面的心情和决心。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这几天中共高层的活动，不过，从周恩来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立即开始整风的想法已经得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周说:“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为此“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 [143]
不等各地、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泽东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
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文件。[145] 同日，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作为“吹风”，发至基层党委。文件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146] 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稿作了修改，并批示:“准备5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147] 29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周、陈、邓、彭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148] 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很满意，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该文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149]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紧接着再发出修改稿，又做了几处文字改动。[150] 文件首先批评党的许多干部“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泽东两个讲话传达以后，“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151]
尽管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显得情绪激昂，比前几次更加放得开，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
整风即将开始，毛有些得意地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讲到大鸣大放，毛更加乐观:“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至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毛说:“规定非党员自原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152] 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此前的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5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153] 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心对执政党发动一次整风运动的思维逻辑是:经过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是不多了，旧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大多数虽然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们对政权已经没有威胁，而思想改造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内，在执政党本身；只要通过整风，改变执政党的作风和形象，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巩固，就会发展。
然而，一旦这个逻辑的前提发生变化，毛的估计和自信受到打击，所谓整风就必然会转向性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场运动。
三、党内整风是如何转向反右派运动的
如果承认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确实是针对执政党内部问题的，那么在反右运动史研究中，留给人们的最大悬念就是:整风运动为什么会转向反右运动？这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哪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改变了他以前的估计和判断？或者可以归结为一个人们常提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和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众说纷纭，各种解释不胜枚举。[154] 从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全党整风的指示，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击右派的号令，前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各大城市、各个阶层、党内党外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且错综复杂。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将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整风事态发展的过程，一是毛泽东思想变化的过程。
1、毛泽东积极倡导实行开门整风
毛泽东所以倡导开门整风，是出于他当时对知识分子[155]的这样一些认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数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必须长期改造，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因此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他们一定的民主和自由；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方法就是整风。在这方面，因受到党员干部的抵触而需要知识分子给以帮助。于是，就出现了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氛围中进行开门整风的背景，其方式就是在会议上和报纸上“大鸣大放”，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由原来设想的“和风细雨”变成了“急风暴雨”，由原来设定的“小民主”变成了“大民主”。这一切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一手造成的，尽管他的本意或许并不在此。在毛泽东看来，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这次整风能否取得成效关系甚大。他有意在中共中央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登报前一天发表的长篇讲话，对于党内是吹风，对于党外则是动员。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当然是为了配合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社论没有提到双百方针，没有提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显然是忽视了毛泽东4月30日讲话的意图和精神。无论这样做是有意还是无意，社论的发表迎合了多数党内干部的心理，并立即在地方上有所反应。
5月3日云南省办公厅发出整风通知说，“省委酝酿的精神”是:第一，肯定要学习，在这个重大关头，“一定要跟着搞”。第二，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劲头一来了，就搞个大民主轰一下”。所谓有步骤，就是5-6月只能传达中央精神，“至于认真地从思想上系统地检查，看来要到7月”。[156]
面对如此状况，5月4日，毛泽东又专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毛首先肯定开门整风已成事实，且效果良好，应该继续。又说:“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着指出了整风正式开始以后的做法:“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157] 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文件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在逐步形成，理由是毛泽东在此提到“暴露”一些人的面貌，以利于“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158] 其实，这不过是毛泽东开展思想斗争的一贯做法，错误思想没有暴露，如何对它进行改造？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提法:“即使是错误的意见……”。毛的主旨是强调“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是“极为有益”的。因为对这种已经出现的形式感到满意，毛泽东才正式在党内指示中提出，并希望继续下去。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还在中共中央整风运动指示发表之前，社会上非党人士在座谈会和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意见。如4月1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10位教授举办的座谈，4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的中共上海市委接连举行的科学家座谈会，4月26日《光明日报》报道的上海知识界鸣放的情况，以及4月30日和5月1日在郭沫若邀请下举办的科学家座谈会。[159] 《人民日报》还在4月份专门开辟两个专栏:“科学家谈党对自然科学的领导”和“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刊登一系列知识界人士的文章。毛泽东5月4日的指示下达后，中共更是主动组织各种座谈会，特别是非党人士座谈会，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5月6日和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清华大学召集座谈会，研究高校里中共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关系问题。主持座谈会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发表了颇为开明的讲话。他说，各民主党派要求发挥更多的作用，在政治生活中，他们不仅要参与“设计”，还要参与“施工和检查”，“这是对的，应该肯定”。李维汉指出，要重视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允许争、放，解除某些压力，克服中共党内的宗派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掉中共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鸿沟”。李甚至鼓励说，“校务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可以同党委的意见不一致。共产党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方案，民主党派也可以提出方案，个人也可以提出”。[160]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也召开了作家座谈会，对文艺作品少、文艺创作概念化和公式化的现象，特别是党的文艺干部的宗派主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批评。[161] 这一阶段的鸣放言论，基本上是针对基层单位的，所批评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都是具体工作中的表现，而且完全没有超出毛泽东历次讲话指出的范围。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些都是可以接受和容忍的。
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毛对这些言论的一些反映。如4月24日谈到冯友兰、贺麟的文章时，毛说:教条主义学问不多，未摸清旧知识分子的底，而旧知识分子被压迫了一下，他们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摸清了我们的底。因此，现在应该压一下教条主义，埋头几年学些学问，纠正教条主义，将来主要还靠他们。现在旧知识分子尾巴翘起来了，但最后教条主义纠正了，用说服办法来说服旧知识分子。现在旧知识分子威风了，教条主义抬不起头，会不会乱，不会乱，因为群众有鉴别力。[162] 很明显，对于教条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毛泽东内心是有远近亲疏之分的。但说到他们之间的分歧，毛在这里指的显然是学术思想争论方面的问题。对此，他没有任何担心。5月6日的日记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针对当时社会上有关“钓鱼”的说法，毛泽东说，“钓鱼，有人很怕，说百家争鸣是为了钓鱼。这看如何理解，百家争鸣是方法还是目的？为了认识真理，那么也可以说是钓鱼，不过是钓两条鱼，而不是一条鱼，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的鱼，一条是非马克思主义之鱼，不仅是钓鱼，而且是撒网。”[163] 毛在这里有些戏言，不过讲的还是在两种世界观之间明辨是非的问题，而不是政治运动的策略。这里所说的“钓鱼”与后来的“引蛇出洞”完全不是一回事。
从这段时间毛泽东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稿的修改，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根据秘书胡乔木整理的记录稿，4月24日到5月7日，毛泽东改出了“自修稿第一次稿”。
其中增加的内容主要有:“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我国私营工商业改造“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密切相关的”；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无论是共产党，或者是民主党派，监督它们的首先是人民。再则，政党的党员又监督政党的领导者。现在我们加上一条，各个政党互相监督，这样岂不是更有益处吗？监督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是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方法，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是解决一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保留了原讲话处理闹事的四条原则: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又加了一句:“应该把群众闹事看作在特殊情况下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手段。”5月8日毛泽东又接连改出两稿，补充的相关内容主要有:不能把维护社会秩序的行政命令与说服教育的方法混为一谈；人民群众决不会“无故闹事”，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重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但民主和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164] 从上述增加的内容看，对群众闹事、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双百方针等问题的论述，与5月4日的指示精神都是一致的，而在言词上显得更加放得开。这说明毛泽东对整风运动开展一周前后的情况是满意的。
2、毛泽东感到事情起了变化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警觉的？到底哪些言论让他感到不安了？
关于毛泽东开始警觉的时间，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是5月中旬。这个说法应该可以接受，但是过于笼统，因为就是在这几天当中，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究竟怎么变的，绝不是一个“5月中旬”可以解释的。况且，很多论著提出这种说法的依据是靠不住的。人们最常引用的是李维汉的回忆。李维汉说: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决定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165]
李维汉的这段记忆很不准确。统战部的报告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这应该是事实。[166] 但是第一，目前所有（内部和公开）的资料都不能证明在5月15日前的座谈会上有谁发表过“轮流坐庄”、“海德公园”之类的言论。像这样刺激的言词大概不会逃过记者的眼睛，而当时统战部对各种报道又均未作删改。[167] 第二，从座谈会一开始《人民日报》就有详细报道，而不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汇报后才开始的。第三，罗隆基说“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番话，是在1956年民盟工作会议期间，而不是在1957年座谈会上。[168] 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更是早在整风运动之前就有，毛泽东曾多次提及，并认为有一半道理。[169]
李维汉所说的毛泽东5月15日“写出”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正是他和其他许多人判断毛泽东何时决定开始反右的依据，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这篇文章发出了反击右派的信号”。[170] 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该文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刊载时，所署时间确是5月15日，但编者有题注称:毛泽东在第一次审阅样稿时注明:“此文是5月中旬写的”，署名“中央政治研究室”。同时对清样作了少量文字修改。这次修改和批注的时间是6月11日。6月12日，该文印发党内。在阅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毛删去了原来的题下说明，改署名为“毛泽东”，改时间为“5月15日”。[171] 如此看来，第一，此文应是5月中旬起草，6月11日定稿的，所以人们看到的文字反映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毛泽东5月中旬的想法，而是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想法。第二，此文原是毛泽东准备为《人民日报》写的评论员文章，后来才改作党内文件，所以其用意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因此，这篇文章根本就不能作为判断5月中旬毛泽东有何想法的依据，而作为发动反右的“信号”更是无稽之谈（文件是反右开始后发出的），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修改这篇文章时标明的日期——5月15日，很可能反映了他思想转变的时间。[172]
至于哪些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很多研究者和当事人的推断都是:“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等，认为毛泽东受到这些言论的刺激，才决心反右的。[173] 不错，这些说法可能最令毛泽东恼怒和反感，后来也确实成为反右派运动集中批判的靶子。但是，在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反右和“引蛇出洞”的指示之前，上述言论都还没有发表，因此不可能成为引发毛泽东改变主意的依据。
李维汉有一个说法很在理:“中央当时发动这一场斗争，有一个酝酿和发动的过程。”[174] 笔者将能够找到的有关文献、史料按时间顺序排队进行分析，希望能看清毛泽东这段时间思想变化的轨迹。
首先是5月12日林克的日记，这则史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可以说明毛泽东最初思想变化的证据，故极为重要。这一天的日记如下:
毛主席在同我谈话时说，目前全国已经争鸣和齐放起来，知识界争得最响。民主党派不那么响，工商界最先神气，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争名夺利的本质也有所暴露，像定息20年。自1956年算起可以说是一种典型。有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来到，各种蛇也开始动起来了。民主党派某些人及资产阶级某些人的鸣放，并不增加他们长期存在、共同监督的资本，相反某些言论会使它[他]们在群众中丧失威信，这样就不是长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张奚若谈得好，己不正焉[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毛主席还谈到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问题。他说，“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但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有左的片面性，他们克服了片面性会大进一步。他们所以宁左勿右，他们是要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人则比较危险。
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争鸣和齐放的限度是什么？限度就是不能火烧房子。批评应该:（1）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2）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党的领导。而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决定性的。
毛主席在谈到新闻自由问题时说:新闻就是要控制，新闻应该服从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为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服务。例如:1956年上半年农业合作化时，只能宣传发展合作化的方针，不能存在（宣传？）削减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党内存在两条方针就会为工作造成损失。……[此处几句字迹不清]更不允许煽动性报道。
目前有三方面情况不报道或加以控制:（1）肃反案件；（2）物价；（3）外交政策。
关于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多登一些，这有利于我们。
由此可以判断，这时毛泽东已经发现鸣放中有问题了，虽然不是多严重，但主要有两个“危险”倾向:“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有所表露”。核查被点名的这几个人当时的言论，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应该是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章伯钧、章乃器关于改变机关党组制和要职要权的言论，陈铭枢和罗隆基改变学校党委制的言论，以及罗隆基要求给予民主党派“平等、独立、自由”的言论。[176]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鸣放的三个“限度”，核心是党的领导。还有，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各种蛇”开始动了，又说“反社会主义言论，可以多登一些”，表明他这时开始产生了“引蛇出洞”的念头，虽然具体做法还只是“放”蛇出洞。再有，对新闻报道提出三个禁区，说明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有些担心了。不过，这里也有一点疑问:张奚若讲“先要正己方能正人”是在5月13日（《人民日报》14日刊出），毛如何在12日就引证呢？或许张奚若以前也说过这话，或许林克习惯第二天追记日记？这倒不是很重要，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毛泽东这时肯定还没有看到张奚若5月15日关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发言，否则就不会以赞许的口气提到他了。总之，毛泽东此时还只是有些疑心，他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甚至没有同其他领导人进行沟通。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两篇文章表示情况如常。一篇是读者来信《不能强迫非党同志参加整风》，一篇是《解放日报》5月9日社论《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批评党内干部对大鸣大放的错误认识。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谈职工闹事》指出:“凡是闹事的地方，大都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的地方；职工不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法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被迫走闹事这条路。”至少到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做出新的决定。从各方的文献材料看，政治局10日开会通过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后，直到13日，毛泽东没有召集过会议。还有，13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其中指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要求“各地各部门应在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予以揭露，组织力量，抓住重点，进行系统地检查、纠正”。[177] 电报的口气和内容，也丝毫没有脱离中共中央整风指示的框架。
14日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在白天。这一天毛泽东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阅读5月10日《解放日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上海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毛泽东写了批语:“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又批示:“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178] 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运动出现的危险倾向。[179] 这个解读恐怕有些偏颇。仔细翻阅这份《解放日报》可以发现，报上所载言论虽然数量很多（整整一版），但涉及的都是基层单位、下层领导和具体问题。[180] 同《人民日报》刊登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发言相比，上海中小学教师们所提意见要温和得多，且没有涉及政治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经济方针、历次运动遗留问题等。如果毛泽东要提醒中共领导人注意极少数人的错误言论，完全可以指出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发言，正如他本人注意到的那样，而不必举上海教师座谈会为例。笔者认为，毛泽东要求刘少奇等人“过细”地看这张报纸，其用意还是在于说明发动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内问题的严重性。或许毛泽东想以此证明发动整风运动是正确的，但更大的可能是，毛泽东在意识到危险倾向开始出现的同时，仍然认为执政党本身的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也是危及政权的重要因素。
5月14日晚上9时至次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81] 尽管目前没有关于会议的任何材料，但可以肯定他们在讨论整风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内容是:
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近来我们许多党报，对于一些反共的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
但是，在报导中，有三类言论必须加以领导和控制，即:（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包括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以上各点，请即召集党报负责同志加以布置，至要。[182]
解读这个文件应该看到:第一，中共高层领导这时已经一致认识到，整风运动中暴露出一些“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第二，应对这一现象的措施是让他们继续暴露，在报道时不作任何删节。这与毛泽东12日私下谈话的思路相同，“引”蛇出动的策略尚未最后形成，但呼之欲出；第三，区别使用“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这两个概念说明，在未来的斗争中，还是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前者属人民内部矛盾，后者属敌我矛盾；第四，对舆论的领导和控制还是限于毛泽东12日谈话指出的三个方面，只是顺序调整一下:物价、外交、肃反，显然是有些担心出现社会动乱。看来，毛泽东把《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写作时间改为5月15日不是没有道理，但其用心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解释了中央的指示，他强调说: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183] 这个讲话贯彻了14日指示的精神，但使用的是“右派”这个概念，说明此时还是把这些人作为人民内部问题的。
5月16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1时20分，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天，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184] 文件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仍然强调的是发动整风运动的宗旨，言语之间透出一种急迫的心情。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最后提到了干部调动的问题，这与动员时所说重在思想教育，不做组织处理的原则就有差别了。显然，毛泽东急于看到转变党内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恢复党的威信的结果，以便按照原来的部署，在结束党内整风后，进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界整风。对于这一阶段的鸣放言论，毛泽东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就连傅鹰那样言辞激烈的“鸣放”，都认为“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傅鹰在北大一个小型座谈会发言时，情绪激昂，口无遮拦，非常引人注目。中宣部派往北大蹲点的龚育之当时听了发言后，即认为“内容尖锐”，“十分重要”，且“因为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且有不同看法的代表性人物”，故坚持整理出全文刊登在《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上。[185] 可以断定，如果不是毛泽东的金口玉言，傅鹰这个发言在反右时必定被作为典型的右派言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指示中特意对这样一个“代表人物”点名保护，一则说明他当时还是有意保护大多数鸣放者的——他们毕竟是在毛的鼓动下站出来给党提意见的，二则说明他当时对哪些人属“右倾分子”或“右派”是心中有数的——因为他们的言行超越了毛一贯坚持的政治界线。文件第二部分正是针对这些人的:“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处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与14日指示相比，这段文字显得明确而严厉。说这些“右翼分子”或“右派”具有“反动面目”，“带有反共情绪”，又说他们“企图”把运动“引导到错误方向去”，表明毛泽东更加深了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仅“不要反驳”、“不加粉饰”、不要“删节”，而且还要“放手让他们发表”，表明运动进行到这时，中共高层开始酝酿反击“右派”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也已露出端倪。
就在这一天，行动开始了。到5月16日，统战部召集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已经开了7次，按照原来的计划，这时应该结束座谈会了。5月12日统战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时就说，座谈会“再继续两三天即可结束”，并准备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结束会议:一、恢复以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基础的座谈会，讨论国内时事政治问题、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问题和国际问题；二、根据民主党派的要求成立一个有关党派事务问题讨论会，由各党派和统战部负责人组成，研究各党派之间的相关的问题和需要统战部帮助解决的具体问题；三、将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整理为两类，分别交给上述两个座谈会处理。同时采取个别交谈、中层座谈会等办法继续听取意见；四、对座谈会提出的各种批评和意见，统战部准备分为三类，分别供中央考虑、由中央统战部处理和交有关部门考虑。[186] 这些安排，分明就是要进入下一阶段工作——处理这些鸣放意见了。然而，在16日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却突然宣布: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与会者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因为座谈会“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187] 在此前一天，统战部还联合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
这一切表明，是5月8日至11日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时间应在12日。14日中央统一了思想并决定让右派继续暴露，从16日开始，“引蛇出洞”的策略正式实施——整风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