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本文将着重分析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诉求，莫斯科的反应，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同盟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1957年11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虽然被《莫斯科宣言》称为“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但实际上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开始显露——中共对于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大有取而代之的架势。这种分歧首先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毛泽东在事先没有通报苏联的情况下突然炮击金门，并导致远东危机的升级，显然是对苏联对美缓和国际政策的挑战。赫鲁晓夫对此强烈不满，并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援助。[1]不过，莫斯科此举虽然引起中共高层的严重关注，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决定与苏联决裂。真正使毛泽东不能接受的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国内政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怀疑和反对的立场，毛泽东决心为此而向莫斯科宣战。显然，当中苏双方都感到不能再容忍对方的政策方针时，同盟的破裂就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的真实目标是赶超苏联
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于1957年11月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立刻提出了中国的奋斗目标: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2]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3]实际上《人民日报》11月13日的社论就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大加欣赏。[4]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5]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他指出，“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6]在毛泽东看来，如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已经到了东方。[7]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8]表面上谈的是赶超英美，实际上的目标是要超过苏联。在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把眼光盯住了莫斯科。他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5月18日毛泽东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9]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10]6月23日，毛泽东在一次军队干部座谈会上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11]
为了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
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即把公社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北戴河会议正是这样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的。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2]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毛泽东11月在郑州一次讲话中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而苏联只是吹牛，“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13]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14]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苏联一步了。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中共中央，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将在经济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同时又为人类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只要这一切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莫斯科被迫保持沉默的态度
对于“大跃进”，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但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对于人民公社，苏联一些基层干部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而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
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份长篇报告对“大跃进”作了全面评价。报告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反映了中国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报告的结论不仅肯定中共执行了一条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15]因此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16]
说到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苏联社会最初的反应是感到新奇。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17]
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不过，更多的人是希望了解人民公社。《真理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很多苏联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
的确，苏联媒体很少对于人民公社运动进行报道。《内部参考》多次转引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做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在苏联报刊发表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国庆的文章中，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文学报》。在莫斯科电台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的演说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领导层的谨慎态度。1958年9月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为此，“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同时还应该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18]研究的结果是，莫斯科将面临尴尬的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因此，苏共中央决定，“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19]
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那一天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20]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尽管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对此，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大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21]就赫鲁晓夫的个性而言，大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留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苏联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22]
半年之后，赫鲁晓夫终于还是公开谈出了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与二十一的报告相比，这个讲话也没有提到中国，而且措辞更为缓和，本不该引起什么强烈反应。但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在7月21日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而且选择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那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为彭德怀的万言书发火，这个讲话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
毛泽东决定向赫鲁晓夫宣战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23]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当时的心态。
毛泽东希望他的创举得到国内外，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然而，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以及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和非议。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
毛泽东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党犯了错误。毛泽东强压怒火，不动声色地向会议印发了这些材料。[24]就在这时，7月28日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25]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了。
经过一番思考，8月19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等人，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又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26]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看到一篇苏联学者写的文章，并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27]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了他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28]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至10月4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
尽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中苏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两国的同盟至关重要，但又同时又都认为对方的错误是必须改正的。于是，1959年10月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传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
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
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
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帐”。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
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
最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
于是，出现了苏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不顾众人反对，决心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主义盟国之间，不仅要求对外政策的统一，而且强调对内政策的认同和一致，否则就会被指责为破坏团结和友谊。
其标准是看谁处于同盟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则无疑加剧了同盟的不稳定性。问题的实质大概就在于社会主义同盟关系中固有的某种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