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周秉德：“‘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七妈告诉我的。”
《家国光影》，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载《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 周海滨/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勤奋和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甚至是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秘书们逐个请示和汇报工作，并且当场答复秘书们提出来的问题。在上卫生间时，他还在审阅或者批改文件。在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周秉德疑惑地问道。
邓颖超解释说：“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
“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
其实周恩来早年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在东北几年的经历让伯伯有了很好的锻炼，早在南开上学的时候，他就非常注意体育锻炼。所以，伯伯冬天的时候穿大衣、毛衣、毛裤这些厚的御寒衣物比较少”。
1965年3月，罗马尼亚的一位共产党领袖病故邀请周恩来去参加葬礼。此时东欧正值天寒地冻，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葬礼要步行。周恩来只是穿着大衣、中山装，仅比往常多穿了一件西服背心，送葬人群中其他人都是大皮帽、皮大衣，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好奇，这五个小时的步行送葬，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气，中国总理穿得却这么少？其实我们自己的人也非常担心他会感冒，但是他却安然无恙。那个时候他的身体非常好，但是在‘文革’中他太劳累，也非常痛苦。”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号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
周总理亲自签字批捕养女和弟弟
有一次聊天，邓颖超对周秉德说：“我和你伯伯只有三个干女儿，而她们的命运都是非常苦的。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女儿叶扬眉，与父母一起搭乘那架后来坠毁的飞机，很小的年纪就去世了；另外一个是他在南开时同学谌小岑的女儿，在延安因为窑洞坍塌而被砸死。”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里，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是个身材苗条、脸蛋漂亮的大姐姐。
孙维世是孙炳文E烈士的女儿。孙炳文早期与朱德一样都是军阀时期的军人，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跑到欧洲，去找伯伯。伯伯和他们谈了一夜，知道他们是诚心诚意追求共产主义，为人民利益考虑，于是就毫不犹豫的介绍他们加入了共产党”。
回国之后，孙炳文担任了黄埔军校的部门主任，主管后勤。“‘四一二’事件时，国民党特务抓住了孙炳文，在上海龙华广场实施了腰斩酷刑，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孙炳文就义后，夫人任锐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后来任锐带着孩子到武汉找八路军，被伯伯认出来了，当时维世姐姐只有十五六岁。最后这两个孩子都被接纳下来，伯伯、伯母都挺喜欢这个小姑娘，就认了维世做干女儿，一块儿来到延安”。
1939年，周恩来因为手臂受伤要去苏联治疗，孙维世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后也一起去了苏联。她留在苏联学了六年多戏剧，新中国成立前与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林伯渠的女儿林利一起回国。
“‘文革’过程中，我父亲以及伯伯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指令都是伯伯亲自批下来的，最后维世姐姐去世的消息是七妈告诉我的。”
1967年9月，孙维世之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陈伯达认定为“坏人、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投入狱中。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时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我从小的时候就和维世姐姐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的难过。我的思想当时非常单纯，觉得伯伯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没有人会去难为他，哪知道当时就有人想要把我的伯伯打倒呢！”
因卷入“刘少奇专案”，周同宇被捕入狱，七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周同宇是在1968年2月份被抓的，“当时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几个红卫兵说父亲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等五人有个‘反革命聚餐会’，关系特别好。其实就是这几人常会在一起吃吃饭。红卫兵抓到他们后，上纲上线说他们成立了一个反革命聚餐会”。最初，谢富治批示拘留周同宇，周恩来后来更改为拘捕。周恩来就这样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
当时香港的报纸就有些议论，“说我伯伯无情，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弟弟都抓起来了。但现在看来当时抓起我父亲，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保护，因为要是落到红卫兵的手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对我们来说还很担心，伯父要求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经过调查之后会有一个清楚的结论。直到1982年，我父亲才有了彻底平反的结论。”
平祖坟：死人不能占活人的地方
1964年，周恩来率先提出“平祖坟”，但是当时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伯伯倡导首先在淮安落实这件事情，但他不愿我父亲去执行，担心当地政府出面接待，增添当地负担”。周恩来便嘱托回家探亲的侄儿周尔萃，把淮安的祖坟平掉，那里的祖坟埋着周恩来的生母等13位亲属。为此，周总理还汇去70元。在汇款人简短附言一栏内，写有“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
周恩来家的祖坟在祖籍绍兴还有一处，但是祖坟是一个大家庭的，不光是周恩来这一支，还有别的支脉在那里埋葬，别的支脉的远房亲戚就非常反对平祖坟。在平绍兴祖坟时，遇到周恩来一位婶母的“阻挠”，老人在感情上一直无法接受平祖坟一事。平坟的事一直拖到了总理逝世之后。1977年新年刚过，周恩来堂兄弟周毓燕便通过周秉钧接到了邓颖超要求平坟的“政治任务”，周毓燕和爱人刘淑媛多次从杭州赶到绍兴做工作，之后终于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平了祖坟。
“我伯伯和七妈的骨灰都撒进了大海，我的公公和婆婆都效仿总理进行了海葬。我和老伴也这样商量，说死了之后不占活人的土地。这样我就四次去海边送走了亲人，我的七妈、公公、婆婆、老伴。现在很多大墓地占据了太多的土地，但人口越来越多，建设用地越来越广，今后我们吃粮食到哪里去种呢？实在应该像我伯伯那样提倡尽量从简。”
我与伯伯最后的通话
1972年，周恩来因为膀胱癌住院。直到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才知道。
跟随丈夫在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了9年之后，周秉德才于1974年回到北京。5月31日，七妈给她打电话，说伯伯喊她去吃饭。出现在周秉德眼前的伯伯，跟往常很不一样，平时衣着整齐的伯伯穿着睡衣睡裤。当时周秉德不知道伯父已经得了癌症，她一听还高兴，说：“您平时那么忙，总是没有时间休养，现在能下决心去住院了，身体调养好，就又能好好工作了。”
伯伯还送给她两张在大寨的照片，说给你留个纪念吧。那时候，她没听明白这个纪念的含义。“因为他经常送给我东西。上海表刚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块坤表。当时他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的民族工业能够生产自己的表。‘文革’时伯伯给了我很多像章，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很多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他送我东西很随便，就没在意。哪里知道伯父自知病重给我留下的念想呀！”
周恩来病重这段时间是不允许探望的。按照规定，除了邓颖超去探望不用批准外，“别人去看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或者‘文革’小组来批”，“我想我就是个小人物，不能惊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后来只给他打了电话。”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拨通了电话。
“是秉德吗？”
“是我，伯伯您好！”
“你工作单位定了吗？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最近回家去看看了吗？你爸爸妈妈都好吗？”
一连串的问题，出自一个重病老人的口中，我们看到了总理对这个世界有着太多的牵挂。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1975年这一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华国锋等领导人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罗青长等各部门负责人谈话127人次。
“1976年1月8日我刚好在上海出差，早晨从广播听到了伯父去世的噩耗，当即晕倒（在地）。马上买了机票，戴着黑纱回到了西花厅。我以为七妈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我，我抱着她痛哭，她没哭，还对我说：‘别哭，要坚强，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周秉德说，“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976年5月24日，周秉德下班后没有回家，乘103路电车到府右街，去西花厅看望七妈。
自从1949年6月，12岁的周秉德被伯伯接进中南海，在西花厅这个院落出出进进已经26个春秋，对西花厅十分熟悉。“若说院内的景色，今天仍然是绿草青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只是失去了伯伯，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我不愿多看，更不敢多想，因为那海棠树、芍药花和园中小径，分明都有伯伯的身影，都回荡着伯伯朗朗的笑声”。
七妈坐在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皮夹子在沉思。见周秉德进来，伸出双手拉着她，要她靠在身边坐下。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地说：“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它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七妈从皮夹子里掏出伯伯三十多年前写给她的三封亲笔信，一封一封给周秉德解释信的背景和内容：这是你伯伯在莫斯科治疗手臂时写的，这两封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写的……然后，“把那个边已经磨损了的旧皮夹子递给我”。
周秉德郑重地接过皮夹子，皮夹子里没有一分钱，但周秉德却视为无价之宝。“我打开皮夹子，意外地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不觉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我轻轻地抽出来看看背面，发现还有伯伯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现在仍然清晰可见。”
“伯伯去世后，我跟七妈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七妈把伯伯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睡衣上面补了几十个补丁，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周秉德看了以后非常内疚，当年资助自己家，而伯伯还穿着这样的衣服，说着说着，周秉德泪光闪闪。
1977年1月，“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国家博物馆的人就找我七妈，要伯伯的遗物。这件睡衣就都捐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