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是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长达22年之久。中共的“双百”方针，与陆定一具有直接的关系。“文革”发动伊始，他成为所谓“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长期身陷囹圄。
退休以后，他继续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得出了不少深刻的结论。2006年是陆定一诞辰100周年，长子陆德整理了陆定一晚年的文稿，共分为十个部分，主要包括（1）如何看待历史问题；（2）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我也有分；（3）对林彪提出的“四个念念不忘”的反思；（4）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5）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6）对自由民主的认识；（7）共产主义事业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过去理解的过于幼稚，犯了急躁病；（8）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9）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市场原教宗”理论的第三条道路；（10）最终遗言。
尽管我对其中的有些观点尚有保留意见，但是从总体上还是十分欣赏他的这种做法的。当前我国面临着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可是由于各种原因，真要深入地探讨起来，难度和阻力都却很多。作为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既有以往的切肤之痛，又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加之深厚的理论功底，探讨和其他一些已经离休的高级干部一样，他们的理论反思以成为当前全党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看完之后，颇有感想。只是片言只语，信马由缰写来，备忘而已。
一、如何看待历史问题。
中共党史向来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学术领域。不仅有政治风险的问题，也有学术难度的问题。大量历史文献尚未公布，各种道听途说千姿百态。为了统一人们的看法，中共中央先后于1945年4月和1981年6月通过了两个历史决议。进入新时期以后，很多人提出再搞个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史的决议，但是至今尚未出台。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实践证明，用政治决议来解决历史问题的分歧，只能实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也有负面效果：一是不利于进一步进行学术探讨，二是不利于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很多历史问题，现在从学术上已经搞得很清楚，只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政治条件，同样一个问题依然是各说各话，甚至水火不容。政治是多变的。如果过于依赖这种手段，历史决议的学术性自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离开了学术的严谨性，政治决议的权威性迟早要减低。这是我们应该始终牢记的一个常识。
二、如何看待腐败问题
陆定一言简意赅地提出，惩治腐败光靠自律不行，还得有他律。毛泽东一生都是从人治的角度认识和看待腐败问题的。他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应该允许人民起来造反。可是，这种造反即使成功也还是无法解决不了腐败问题。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况且，“文革”式的造反不仅只能治标不治本，而且带来各种更加严重的问题。得不偿失是显而易见的。民主法制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如果民主法制不能及时满足群众清除腐败的要求，那么“文革”的反腐败理论就仍然有市场。中国历来都是官逼民反，可是农民造反之后往往还是效法被推翻的封建王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对权力的诱惑力远远大于毒品。光靠自律消除腐败，好比靠个人个人意志戒毒一样。难于上青天。
三、“双百”方针的二元论。
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人，也没有万能的组织。陆定一提出应该正确处理“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关系，并且认为社会属性反映阶级政治的要求，自然属性体现客观规律的要求。违背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也无从实现。对于科学和学术问题，轻易动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手段，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必然产生更大的新问题。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把阶级属性当成知识分子的唯一属性，是能使社会主义成为不毛之地。
四、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
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在推进这些价值观念传播和发展取得了巨大贡献，就将它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简单地予以否定。资产阶级政权可以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能加以继承和扬弃。
五、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这是陆定一的最后遗言。没有知识文化，人再多也是群氓；没有言论自由，说再多也是奴隶。群氓的增加，奴隶的多产，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